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 莊沐楊
大熱倒灶的《艾米莉亞·佩雷斯》？
隨著歐美電影頒獎季的進行，又一年的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名單也已經出爐。其中，法國導演雅克·歐迪亞（Jacques Audiard）執導的《艾米莉亞·佩雷斯》（Emilia Pérez）一片獲得了最多的13項奧斯卡提名，一舉超越《臥虎藏龍》和《羅馬》成為獲提名最多的非英語電影，且女主角卡拉·索菲婭·加斯科恩（Karla Sofía Gascón）也成為首位提名演員類獎項的跨性別演員。而早在去年5月份的戛納電影節上，《艾米莉亞·佩雷斯》也已經在口碑和獎項上迎來雙豐收——影片獲得了評審團大獎，且包括加斯科恩、賽琳娜·戈麥斯、佐伊·索爾達娜和阿德里安娜·帕茲在內的幾名演員也共享了最佳女演員的殊榮；著名的“墨西哥三傑”之一吉列爾莫·德爾·託羅也盛讚這部影片是真正的“電影”（cinema）。
《艾米莉亞·佩雷斯》海報
這部影片講述了一位墨西哥毒梟在一位律師的協助下，不僅偽造了自己的死亡，還進行了變性手術，成為一名女性，並以遠房親戚的身份嘗試回到妻子身邊生活。可以說，《艾米莉亞·佩雷斯》一片在選角和題材上都體現了相當程度的性別平權意識，這一點自然也為歐美自由派人士所褒獎，先後在戛納、金球獎以及奧斯卡金像獎等斬獲重要獎項，正是其受歡迎乃至“政治正確”程度的體現。不過，近來該片卻先後遭遇多重爭議，導演歐迪亞和主演加斯科恩紛紛捲入其中，進而使得這部影片的口碑遭遇滑坡，其在本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成績成色或許也將大打折扣。
有關導演歐迪亞所引發的爭議，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和《對話》（The Conversation）等多家歐美媒體都已經有所報道。簡言之，這是一部將故事背景設定在墨西哥，並由法國導演執導筒的影片，但其中潛在的文化、語言和政治差異卻並未得到來自創作者的足夠關注。導演歐迪亞曾坦承，在影片拍攝前和拍攝過程中，他並沒有對墨西哥做過太多研究；並且，儘管他不會說西班牙語，但還是選擇使用西班牙語劇本，用西班牙語作為這部電影的語言。更有甚者，他在接受一家法國媒體採訪時甚至頗顯傲慢地宣稱，選擇西班牙語是因為這是“發展中國家、窮人和移民”所使用的語言。實際上，一位導演選擇拍攝並非自己母國題材的影片，包括使用非自己母語或不熟悉的語言作為影片語言都是電影界常見的事情，但歐迪亞的表態顯然擴大了這種不同語言、文化乃至位階之間的差異，以至於在輿論場上，尤其是在墨西哥觀眾那裡挑起了諸多矛盾。
此外，儘管《艾米莉亞·佩雷斯》是關於墨西哥的故事，但主創人員中墨西哥裔人士的參與程度也引發質疑。例如，共享戛納最佳女演員獎項的四位女性主演中，只有帕斯是墨西哥人，而其他三位中，獲得金球獎最佳女配角獎的佐伊·索爾達娜亞擁有多明尼加血統，但出生在美國；加斯科恩是西班牙人，儘管她曾在墨西哥電視臺工作過很長時間；最後一位、也是名氣最大的賽琳娜·戈麥斯是美國人，而她雖然擁有墨西哥血統，但似乎也是透過參演本片才重新拾起了西班牙語。
在影片的故事和拍攝手法上，《埃米莉亞·佩雷斯》面對的來自墨西哥觀眾的質疑也越發增加。該片的主角是一位跨性別的毒梟，而他/她的轉變背後，無疑也指向了墨西哥政壇四處瀰漫的腐敗現象如何引發多重暴力，而對這一情況的抨擊則是透過歌舞形式來傳達。但對許多墨西哥人來說，這感覺像是把關乎他們日常生活乃至安全的嚴峻問題簡化了。一些墨西哥觀眾更直言，影片未能認識到該國暴力事件背後的多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強鄰美國對非法毒品的需求，以及美國槍支問題延及墨西哥之後在眾多暴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學者奧斯瓦爾多·薩瓦拉 （Oswaldo Zavala）曾撰寫大量有關墨西哥販毒集團的文章，他在觀看完這部影片之後就敏銳地指出，《艾米莉亞·佩雷斯》延續了一種慣有的觀點，即拉美國家應對本國的販毒暴力事件負全部責任，而此類觀點恰恰又為美墨邊境需要強化軍事化管理的主張背書。對此，歐迪亞和索爾達娜近來也開始擺低姿態，前者向感到被冒犯的墨西哥觀眾致歉，後者則稱非常榮幸能夠使用自己的母語參演這樣一部影片。
從上述批評中，我們也不難了解為何《艾米莉亞·佩雷斯》在2025年1月登陸墨西哥院線之後就遭遇票房滑鐵盧，更有不少觀眾要求院線退款，甚至引發政府有關部門介入。一些觀眾仍會為影片對於跨性別人士的聲援而鼓掌，但飾演跨性別毒梟的加斯科恩則在某種程度上使得影片在這一議題上的亮點也變得暗淡。她在社交媒體上的性別歧視甚至排外傾向的發言被不斷挖掘出來，包括對同為本屆奧斯卡影后競逐者的巴西女演員費爾南達·託雷斯以及共演的賽琳娜·戈麥斯進行嘲諷。此外，她對於非裔美國人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暴力執法致死事件的表態，也體現出了非常嚴重的種族歧視立場。另外，她對於自己祖國西班牙的穆斯林群體也毫不客氣，言語間盡是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蔑視。
如今這些帖文自然是被加斯科恩刪除光了，且她也試圖在致歉宣告中，亮出自己作為“邊緣群體”的一員這一張牌，以挽回些許輿論陣地。然而，在頒獎季高規格且高強度的公關攻防下，加斯科恩的過往言論無疑大大降低了《艾米莉亞·佩雷斯》收穫重要獎項的可能性。包括髮行平臺奈飛和導演歐迪亞在內的多方也在風波驟起後與加斯科恩保持距離，以維持住影片在即將到來的奧斯卡金像獎上的競爭力。奈飛方面也儘可能地在公開場合力挺歐迪亞和他的作品，並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選擇，他們不會放棄製作這樣一部影片，並表示眼下圍繞加斯科恩出現的各類爭議實際上模糊了焦點，因為參與這部影片製作的還有百餘名工作人員，因為一個人過往的爭議言論而抹殺掉全體人員的付出也難談公允。
近來，《衛報》文化版副主編蒂姆·瓊澤（Tim Jonze）也刊登了一則為《艾米莉亞·佩雷斯》助陣的評論文章，稱在一系列爭議之外，這仍然是一部極富創意和野心的電影，因其具備荒誕性和顛覆性，其中反映的議題依然值得更深入的討論。當然，與瓊澤持不同意見的評論也不在少數，尤其是當上述爭議發生之後。在即將到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這部提名階段的領頭羊最終會有什麼樣的收穫，或許多少也折射出當下美國自由派及相關政治生態的可能走向。
《黑箱日記》的刪減風波與倫理爭議
日本記者伊藤詩織和她的《黑箱日記》已經成為日本乃至世界範圍內的標誌性事件。在2015年遭遇日本TBS電視臺華盛頓分社前社長山口敬之致其昏迷並對其進行性侵犯之後，伊藤詩織決意採取法律行動，賭上自己的媒體工作前途，並經受必須反覆回憶受害經過帶來的精神折磨，以及保守的日本網民帶來的肆意謾罵，在2016年檢方以證據不足不予起訴之後，依然選擇走民事訴訟渠道，並於2019年勝訴。
《黑箱日記》書封
如今中文世界的讀者或許已經對伊藤詩織撰寫出版的《黑箱》一書頗為熟悉。這部記錄了伊藤自己遭受侵犯以及後續一系列事件的著作在2017年於日本出版，後續也被翻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多國語言，中文版更是將其定名為《黑箱：日本之恥》。英國廣播公司BBC對此事件的紀錄片則同樣將名稱定為了“日本之恥”（Japan’s Secret Shame），與事件發生後持續追蹤後續進展的《紐約時報》一道，來自英文主流媒體的跟進報道也在國際輿論上為伊藤詩織提供了相當程度的支援。2018年，伊藤詩織與瑞典女導演阿奎林（Hanna Aqvilin）共同成立一家影視製作公司，在2024年推出了《黑箱日記》這部影片，將伊藤詩織調查自己遭受性侵案件的經過呈現在銀幕上。這部影片不僅入圍了同年的聖丹斯電影節，更在近來獲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提名。
將近10年間，伊藤詩織經受住了多方壓力，不過日前她的《黑箱日記》卻因涉及紀錄片倫理問題，只能在經刪減之後才得以在日本上映。而指出這一倫理問題的，則是長年為伊藤受害案件辯護的律師西廣陽子。當2015年伊藤詩織決定追究山口敬之的法律責任開始，西廣陽子就是她的代理律師。但據西廣陽子的指控，她事先並不知道自己和伊藤詩織關於案件的對話會被對方用作成片素材放進《黑箱日記》中。這段素材使用了山口作案酒店的監控錄影，伊藤詩織方面曾經承諾不會將其用於法律訴訟以外的任何用途，但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她顯然違背了這一承諾。同時未經許可就被收入成片的還包括案件偵查人員的音訊。儘管《黑箱日記》由於在日本遭遇重重阻隔而一度難獲上映的機會，但未經西廣陽子同意而拍攝的段落顯然已經在海外多達57個國家或地區公映了。
紀錄片的倫理問題幾乎是長期以來都讓紀錄片製作者、被採訪物件乃至研究者都感到頭疼的議題，尤其是在涉及隱私話題的拍攝段落中，如何徵得被拍攝物件的同意或者讓對方知情，包括讓被拍攝物件認同創作者的理念與意圖，對於不少紀錄片導演的表達來說都是難以忽略的問題。儘管拍攝者和被拍攝物件達成一致是最理想的狀態，但也有不少紀錄片導演往往會為了自己的表達而有意無意忽視被拍攝物件的權益，這背後不僅有議題本身的敏感度因素，也指向了紀錄片拍攝過程中的權力不對等問題。據西廣陽子所述，自從去年10月份以來，她一直在就未經自己同意的畫面被放入《黑箱日記》成片中抗議，但伊藤詩織一方則不予認同。
西廣在去年12月接受一家報紙採訪時表示，如果該片能夠獲獎，就會為類似的有悖紀錄片倫理的行為大開綠燈。對此，伊藤一方提出抗議，稱西廣陽子的言論背後可能存在擾亂放映的意圖乃至惡意，甚至要求西廣陽子致歉，否則將不得不採取適當措施應對。此外，針對西廣的指控，伊藤的代理律師也一度辯稱，西廣的言論對伊藤構成了誹謗和侮辱，並且酒店監控錄影“是出於對伊藤隱私考慮而使用CG製作的”。但隨著此事近日在日本繼續發酵，伊藤詩織方面也曾在2月19日由其現任代理律師向西廣陽子方提出調解申請，但西廣陽子的代理律師拒絕了，並表示這是伊藤方面試圖對西廣陽子採取封口措施。在2月20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西廣陽子稱自己過去多年來與伊藤詩織並肩作戰，也對伊藤抱有足夠的信任，眼下的事態令她感到痛苦。
西廣陽子也不是唯一一個與伊藤詩織因《黑箱日記》而對峙的日本女性。在2月10日，伊藤詩織就曾對《東京新聞》的記者望月衣塑子提起訴訟，後者在媒體上發表了關於西廣陽子相關指控的報道，但被伊藤方面指控妨害名譽，《東京新聞》也修改瞭望月文章的標題和正文的部分內容。不過，望月衣塑子在後續接受《產經新聞》採訪時也強勢回應，表示文章的內容本身沒有錯誤，但仍儘可能回應伊藤女士作出修改。在望月衣塑子看來，此次伊藤對她個人提出指控，而非起訴刊登文章的媒體，其實是意圖將相關責任負擔轉嫁到個人身上，這未免給人一種試圖扼殺言論自由的感覺，“確實令人遺憾”。
而根據多家日本媒體的更新報道，《黑箱日記》在日本上映時也確定將會刪去相關爭議段落。在公開宣告中，伊藤詩織承認自己沒有得到酒店的許可，因此對相關監控錄影鏡頭採取處理，並放入到成片中。當然，伊藤詩織也堅持，這些段落被放到成片中，是為了更好地曝光藏匿在黑箱之中的性犯罪的惡行。最後，對於那些並未同意拍攝但仍被成片暴露個人資訊的人們，伊藤詩織也致以歉意，表示在最新版本中會盡一切可能保護相關拍攝物件的個人資訊，並在未來的海外放映版本中也做出必要的修改。
比起在即將到來的奧斯卡頒獎典禮上的獲獎機會，伊藤詩織和《黑箱日記》此番惹出的紀錄片倫理風波對於伊藤個人聲譽帶來的損害或許才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在與山口敬之對抗的過程中，伊藤會因為自己各種正常的舉措、穿著打扮乃至過往言論而被守舊、厭女的日本民眾無限放大並上綱上線，進行無下限的蕩婦羞辱。如今伊藤詩織犯錯，也給了她的批評者們繼續對其展開圍剿的契機。實際上，伊藤詩織及其過去的鬥爭得以成為標誌性事件，也在於日本社會長期以來的性別歧視和職場霸凌傳統根深蒂固。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紐約時報》的跟蹤報道，光憑山口敬之在日本媒體業界乃至政界的地位，伊藤詩織能否最終在日本法庭討回公道還兩說。同樣，在日本偶像界巨頭傑尼斯爆發出來的前社長長期性侵旗下藝人的醜聞，也是在作惡者逝世之後經由BBC等英文主流媒體報道才得到更加公允的對待。此外，去年引發日本富士電視臺高層集體辭職的前傑尼斯偶像中居正廣，也被曝光長期性侵女藝人和主播，還與富士電視臺形成權色利益輸送鏈條。可以說，伊藤詩織的確打開了黑箱，並使得後來者得以讓更多醜惡暴露出來，對伊藤此次錯誤的評判，自然不應該擴大為對其過往行為的又一輪審判。然而，考慮到她一度曾拿揭露更多黑箱裡的罪惡為由，為自己有違紀錄片倫理的行為辯護，可能也會讓追求完美受害者的人們多了一個繼續否定她的理由。
（參考資料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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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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