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婚姻市場，正在拯救無數女性的命運

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讓許多女性看到了跳出命運悲劇迴圈的可能。

全國婚姻市場，正在拯救無數女性的命運

文/鄭渝川

來源/學術星球

2000年、2020年的全國出生人口比分別是117和108.3，雖然20年間出生人口性別比有所下降。但長期存在的出生人口比失調，必然意味著每個年齡都會有相當比例找不到配偶的光棍存在。他們主要集中在農村。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楊華在其所著的《鄉爭》一書中分析指出，農村出生性別比顯著高於城市，尤其是在80後進入適婚狀態後，這一現象表現得更為突出，不僅是因為他們在高性別比下出生，而且人口流動中，適婚女性可以進入城市擇偶，以至於加劇了農村地區適婚男性擇偶競爭的壓力。

從本地婚姻市場到全國婚姻市場

在農村尤其是父母包攬為兒子解決婚姻大事的北方農村，擇偶競爭尤其激烈，適婚男性不得已甚至要在下一個年齡段尋找結婚物件，或者上一個年齡段找二婚女性。

當然，這種競爭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婚姻成本提高。過去很長時間內，各地農村中生養男孩尤其是突破計劃生育政策生育多個男孩的家庭，都有多子多福的期許，但等到孩子到了適婚年齡，婚姻成本則成為了這類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婚姻成本不僅包括飽受爭議的彩禮，還有為兒子成家建房、買房、買車以及後續生養孫輩的經濟成本、撫養時間成本。《鄉爭》這本書認為，傳統通婚圈記憶體在因自然和經濟條件地區之間的擠壓，比如山裡鄉村的姑娘嫁到平原地區，平原農村的姑娘嫁到城郊，城郊姑娘嫁進城裡。也就是說，優勢地帶可以因此彌補超常規性別比帶來的適婚女性不足的問題，而同時放大劣勢地帶適婚女性的緊缺。很顯然，優勢地帶農村的適婚男性家庭，還可以因此對沖降低相關的彩禮等成本。

現在的問題是，全國婚姻市場其實已經形成。一些地區過去構成通婚優勢地帶的鄉村，相較於更為富裕、男女平等觀念更為深入人心的地方，對本地劣勢地帶女性嫁入的吸引力下降。而這些地區的劣勢地帶，適婚女性外嫁“流失”的問題更加顯著。

正如書作者所說的那樣，浙東、蘇南等地區，雖然農村男性找外來打工女性結婚肯定不是首選，但終歸不用打光棍，因而這些年來，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光棍現象減少——所對應的，肯定是適婚女性流出地的農村光棍現象在加劇，而即便已經婚育的農村家庭，離婚率也有顯著升高。

一些地方光棍現象變得更為突出，影響社會安定，這肯定構成相關的問題。但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應該說積極效應要遠遠大於問題。

不在少數的地方（無論農村還是城市）長期以來因循著將女性定義為生育機器，家族、家庭中女性社會地位很低，在家庭中需要完全聽命於丈夫以及公婆，需要承攬幾乎所有家務，加之生育政策的影響，使得農村家庭普遍抗拒生養女孩，女嬰因病因故夭折的比例也超出正常值。

全國婚姻市場的形成，讓許多女性看到了跳出命運悲劇迴圈的可能。即便留在本地選擇適婚男性結婚的女性，自立意識也大大增強，公婆等長輩以及夫家其他成員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意欺壓媳婦。而且，隨著二孩、三孩政策的出臺，很多家庭不再那麼排斥生養女孩。

天價彩禮究竟遵循著什麼邏輯？

《鄉爭》書中指出，近年來各地農村地區的彩禮水平線顯著提高。但彩禮比較高的地方，光棍現象就不那麼突出——也就是說透過彩禮的交換，一些農村地區成功地保留了原有的、傳統的通婚圈，將適婚女性留在了本地。反之彩禮較低的地方，光棍就比較多。

這也意味著，近年來一些地方的基層部門力推對天價彩禮現象進行打擊，但在全國婚姻市場形成、農村適婚人口性別比難以短期平衡的情況下，這種舉措要麼淪為一紙空文，要麼就反而加速使得本地農村女性外嫁，“製造”出更多的本地光棍。

一些在本地結不了婚的男性會透過種種方式，“引入”諸如越南、緬甸等國的外籍女子。有意思的是，這種現象往往也會因有關部門的清理整治而式微。

如《鄉爭》書中所說，彩禮行情與父代對子代的婚配責任有關。在南方地區，父代的婚配責任最低，甚至而言，當子女滿了30歲還沒有結婚，親族、朋友會對子女而非父母進行非議，認為這樣的子女沒有責任心，應當自己想辦法儘快結束單身結婚。而在中部地區，婚配責任呈中度狀態，而在北方，婚配責任最高——催婚壓力最終累積到了父母一端。

在南方不少地方的農村，因為高度融入全國婚姻市場，父代對子代的婚配責任又不大，所以彩禮很難上漲到比較離譜的地步。但一些個體條件有問題的男子，也確實因此無法獲得父輩以及親族其他成員的幫助，無論如何都找不到婚配物件。

而在北方，村莊通常由多個小親族組成，彼此之間構成激烈競爭。基於過去長久的生存邏輯，成婚男丁（及其繁衍後代的能力）是親族在競爭中獲勝的關鍵。因而父代在子代婚姻中的責任變得特別重大，如果不積極履行，周遭親族成員會施加很大壓力。這種情況下，北方地區農村的女方家長會越發感覺到自己的優勢地位，會提高彩禮要價。而同時面臨著本地和全國兩個婚姻市場壓力的男方父母，則在可承受範圍的極限內，儘可能滿足女方家庭的要求。

也正因為此，北方一些地方農村每到過年期間，就出現批次化的閃婚現象，從相親到洽談，再到訂婚、結婚擺酒，甚至在十多天內都完成。這就使得許多婚姻缺乏感情基礎，一旦觸及相關的矛盾，就很容易走向離婚。不僅如此，北方農村的男方父代，還必須擔負著過去難以想象的後續為子代購房購車、家務、撫養孫輩等重任，並不能像過去那樣隨便呵斥上門媳婦。

天價彩禮的例外，為什麼？

《鄉爭》書中提到了山東濰坊——與河南、甘肅等地有著較強的父代責任，但彩禮水平卻並不高。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例外？

濰坊農村地區的工農業發展較好，市場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富裕，因而本地勞動力總體上在本地就業，較少外流，還有一些進入當地就業的外地年輕適婚男女。這就總體上修補了當地的男女性別比，擇偶相對容易。

更重要的是，一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較好，因而女方家庭通常並不需要依託嫁女兒收穫彩禮，來籌集為兒子娶媳婦準備的彩禮；二來，就業相對容易，且收入相對較高，使得本地適婚男女具備了成家立業的基礎財力，不必“啃老”；三來，無論是男方家庭還是女方家庭，老人都可以透過各種非正規就業機會就業，帶動了家庭的整體經濟收入。所以，父代支援子代成家立業，不必“畢其功於一役”，而可以透過長期細水長流地進行投入。

另一種例外，出現在四川省的成都平原農村。據書中所說，成都平原農村相對缺乏較強的血緣地緣認同（四川盆地範圍內的現有城鄉居民，多數是清代中期以後由省外遷徙而來的移民的後代），因而適婚男女是否結婚，在當地被純粹界定為兩個家庭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就是兩個人的事情。村落、家族、親族即便有人催婚，壓力也不會太大。

有趣的是，在成都平原農村，結婚後，非但夫妻小家庭的獨立性很強，對於雙方父母以及各自的親族圈、朋友圈依附性很小，而且夫妻之間的獨立性也很強，有很多家庭的夫妻財務都是獨立的。這就使得婚姻締結和解除的各種障礙都被無形之中去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