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 | 《蒼穹之昴》劇照

過年期間，北京的公園非常熱鬧，12家市屬公園及中國園林博物館共接待遊客308萬人次，其中頤和園遊客最多，人頭攢動，年味十足。但你知道嗎，對於清朝官員來說，去頤和園是件苦差事，因為那意味著早起和漫長的通勤。

今天是正月十一，很多朋友已經回到工作崗位，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照顧好自己和家人，又成了我們日常所面臨的問題。

藉此機會，和大家分享一篇關於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文章，正如歷史學家楊聯陞所說，一個人工作和遊憩時間的比例，是他在社會中所取所予的一個指數。我們的取與予，就是上述問題的答案。

來源：《貓眼看人：歷史如何「反常識」》

作者：楊念群

出版方：鳳凰出版社

平常我們讀史，讀的都是「大歷史」，對於古人的起居生活是啥模樣很少有了解。

如果你問：一個混跡官場多年的清朝官員會如當今的白領那樣坐班嗎？他因公因私的作息時間分際應該劃在哪裡？恐怕沒什麼人能答上來。作息時間就像條波瀾不驚的枯燥流線，瑣碎平常，流淌不息，很難尋出什麼意義。

可是有人偏不這樣看，楊聯陞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帝制中國的作息時間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個人工作和遊憩時間的比例，是他在社會中所取所予的一個指數。楊先生髮現，中國古代王朝，越到後期官員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則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官員處理的事務越來越煩劇，繁文縟節不斷增加；二是皇帝權力高度集中，皇帝自己都忙得夠嗆，還能輕易放過手下的這些官員嗎？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皇帝上朝時間之早令人驚訝，一般都在早上五點到六點，如果上朝時間延至七八點舉行就被認為相當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頤和園視朝，許多官員為了準時到達，必須半夜起床。皇帝相當忠實地遵守早朝的時間，說明這是個恪守規矩的王朝。

最近我讀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員惲毓鼎的日記，其中的一些記載也驗證了這個判斷。只是日記裡對上朝時間的描述更加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如光緒廿二年二月的一天，光緒皇帝要見官員，惲毓鼎必須四點鐘就到景運門朝房等候。三月初的日記則說某次上朝三點鐘出門，因為道路泥濘，抵達東安門時天已黎明。也就是說，從家裡趕到上朝地點，中間可能要走兩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如果遇到冬季下雪天，道路泥濘，車輛顛簸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裝置，容易讓人染上寒氣，身體不適。

惲毓鼎有一次見到光緒帝時感嘆「天顏清減，深以為憂，竟無人敢以攝養之說為聖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臉色不好看和上朝過早脫不了干係，這聲嘆息頗似感同身受。如果是去頤和園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給慈禧祝壽，惲毓鼎一點半鐘起床，先到東宮門外詹事府帳篷歇息一陣，再向頤和園進發，到達時見頤和園內燈火通明，光彩如晝。

在上下朝途中，由於時間充裕，官員可以在車中選讀一些書籍，惲毓鼎就讀過諸如《困學紀聞》之類的經典筆記。他平常還兼懸壺行醫，在車中閱讀的書目也包括《難經疏證》《脈學輯要》這類醫書，有時兩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見在馬車顛簸中閱讀的效率不算低。

日記裡的一些記載也會改變我們對宮廷生活的刻板印象。

比如一次在頤和園仁壽殿赴筵宴，所上菜品很多帶有滿洲特色：斟酒和奶茶各一巡後，選單中有羊腿四隻，一大盤滿語稱為色食牡丹的食品，蘋果、葡萄各四盤，荔枝、桂圓、黑棗、核桃仁各一盤，五色糖子四盤，五色餑餑二十盤，牛毛饊子三盤。

比較好玩的是，等宴會結束後，官員可以用袋子把吃剩的食物打包。惲毓鼎記載說，除了蘋果、葡萄可吃，其餘或是過生，或是被蟲子蛀過，讓人難以下箸。還有一次皇帝宴請蒙古王公，選單更加簡單，王公行叩禮後，各賜酒一杯，宴會上只有白肉火鍋、一大盤醬油鹹菜和兩盤饅頭。

宴後進入表演程式，先奏滿洲樂，然後是高蹺、竹馬、射箭和摔跤表演，由皇帝在摔跤手名單裡隨意點兩人比試。再後是奏僧樂、回民樂及表演各式歌舞。可見皇家平常宴請客人選單比較簡單，並不如今人想象的那樣都是滿漢全席，讓人大吃特吃。

皇家上朝時間雖然很早，不時逼官員天沒亮就匆匆趕場，但若據此斷定清朝官員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人不償命，那可就錯了。因公勞累只是個假象，一個關鍵證據是早朝完畢後官員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遠不及當今的白領打卡那般辛苦。一旦早朝結束，官員可以立刻回家睡上一大覺，直到日落才醒也沒人管你。如不打算睡覺，剩下的時間也完全歸自己支配，真可以說是想幹啥就幹啥。

拿惲毓鼎的作息時間表來說，他的詹事府職務相當於史官，負責編纂皇帝的起居注，也就是記錄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書，按理說應該隨侍皇帝近旁。

但除舉辦例行儀式時他作為起居注官會陪伴皇帝左右，其餘時間只是偶爾光顧史館，平常都是史館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給他審閱，交還的日子好像也沒有嚴格的規定。審稿範圍包括《儒林》《文苑》這類官修史書的稿本，也包括一些地方誌。

對於上朝這等公事，甚至也可以自行商量排班。如光緒廿三年年底詹事府規定有十二班，惲毓鼎自己選擇四班上朝，其餘班次即可免於參加。這四次上朝中，還有一次因起床過早，一點鐘起來頭暈嘔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光緒卅一年，對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員好像也沒有了處罰的規定，以至於有時上朝陪侍的官員稀稀落落，讓人感覺不成體統。

與上朝這類公事相比，惲毓鼎大量時間花費在與科舉同科或鄉親好友之間的團拜上面，寫一些私人應酬的書法也會消耗大量精力。比如有一陣很多人送來扇面要求題字，惲毓鼎桌面上扇面常常堆積如山，應接不暇。此外，回覆信函和閒逛琉璃廠淘書也是重要的活動。據他自己在光緒卅四年十二月統計，一年就收到各省的信件五六百封，內容全是委託辦事、謀取差缺等。這些信雖不必一一回復，但拆閱處理也耗去相當的時間。

其他一部分時間會用來懸壺行醫。惲毓鼎早年行醫多是被動的，屬於給朋友幫忙，後來由於經濟拮据，才逐漸成了謀生手段。日記中對中國式的治病氛圍有很好玩的描述，如一次給朋友的妻子治病，他診斷是實熱，家人和病人自身卻認為是虛寒。從表面上看確實是虛寒的症狀，但惲毓鼎憑經驗堅持按實熱開方治療，服藥後，「熱象大現」，才使眾人信服。治病時中國大夫往往不具有西方醫生的權威地位，病人和家屬有權對病情指手畫腳，這是中醫與西醫處於不同的倫理情境的緣故。醫生冒著風險堅持己見，要承受相當的壓力，但惲毓鼎有自己的信念：「病重藥輕，其殺人與庸醫同罪。」

表面上看，官員受公事牽扯精力並不像預想的那樣多，但私事應酬如一張大網，常常罩得人喘不過氣來。

從日記中看，趕赴私人飯局幾乎佔去惲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幾乎到了煩不勝煩的地步，而且多屬人情世故之舉，不可輕易拒絕。

有一次從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無日不有應酬，無日不有吃局」，以致「疲睏浮動，頹然病矣」。所以日記中時常發出自責的聲音。在光緒卅一年三月的一則日記中，惲毓鼎就自責說：「自去冬至今，會無謂之客，赴無謂之局，終日徵逐，身心俱疲，求六時靜坐看書而不可得，以致胸懷擾攘，往往夜不能寐。十餘年所用心性工夫幾全數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將為小人之歸矣。」也就是說，再這樣消耗下去，和小人沒什麼區別了，這可是相當嚴重的一個事情。有一次惲毓鼎連續接待了十幾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舉步，他情不自禁地開罵起來，覺得自己「究竟無一正經之事，無一關係之言，費光陰，耗精神」，發出「真冤苦」的抱怨。

光緒卅二年二月二十日午前惲毓鼎連續接待了五撥客人，感到頭暈氣短，客人剛離去，就嘔吐起來。於是發出了一陣感喟，說西人見面時就事論事，聚會後也不迎不送。宴會上則談論閒情私事，公事免談。中國人恰恰相反，那些來訪的人，明明有想說的事，卻先說無數浮泛的言辭加以鋪墊，廢去許多口舌後才進入正題，已耗去無數精神。等談到該說之事，說起來又拉里拉雜，沒完沒了，喋喋不休，聽起來讓人厭煩無比，其實幾句話就能說清。如此下去，主人哪裡會不困，哪裡會不怕會客？

他說遇到一個朋友託他辦事，翻來覆去說了七八遍，送到大門，又照說一次。他感嘆這種人必不能絕大疑成大事。所以他「每懸想荒江老屋，耕讀自娛，不復問人間事，恐生平無此清福也」。

我們從一個清朝官員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裡發現，處理公事其實只佔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時間會消耗在私事應酬的漫長程式裡。這些私事有些是自己能支配的行為，有些則如無法擺脫的勞役，其中甘苦只有當事人自己才能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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