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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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第一財經周艾琳

近期，離岸家族信託再度引發熱議。事實上，近年來，多位富豪、企業家設立離岸家族信託“翻車”並引發重大法律、稅務糾紛。

這些案例清晰反映出：信託不等於絕對安全，尤其在結構設計、控制權安排和法律合規上稍有疏忽，就可能導致“信託被擊穿”或資產不保。

針對離岸家族信託設立可能遇到的各種雷點，第一財經記者採訪了多位離岸家族信託的委託人、受益人、家族信託管理機構等。

現金信託和股權信託差異大

離岸家族信託（Offshore Family Trust）是高淨值人群（特別是企業家、富豪）常用的一種財富規劃工具，透過將資產轉移至設立在境外［如英屬維京群島（BVI）、開曼、澤西島、新加坡等］受託人名下，來實現一系列法律、稅務、繼承與資產保護目的。

近期，坊間不乏信託資金被非委託人、受益人提取的案例。跨境服務機構TC GROUP創始合夥人、執行董事陳東超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排除信託未被正式設立、委託人資金來源不當導致信託被擊穿等問題，那麼這類信託很可能是設立在BVI的“股權信託”。

現金信託和股權信託的控制權差異巨大。現金信託（Cash Trust）是直接存放在受託人名下的信託賬戶，資金流動需經過受託人（例如滙豐等外資銀行）同意，受託人負有法律責任，委託人無法隨意轉移資金，信託具有良好的資產隔離與合規性。

股權信託（Share Trust）則不同。京華世家家族辦公室董事長聶俊峰對記者稱，股權信託的資產是委託人設立的BVI或開曼等離岸公司的股權——這類公司的實質是信託的SPV公司（特殊目的公司）。公司賬戶通常是以該公司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如果SPV公司董事仍由委託人或其家族“年長子女”某一人擔任，或賬戶操作權還在該董事手中，那麼在信託未規定具體“代位”機制的情形下，就會導致資金被授權代理人支取，但可能違背委託人信託目的的情況。

例如，已故委託人的某位年長繼承人可能可以繞過受託人，直接在信託控股的SPV公司操作資金。此外，信託獨立性存疑，存在“名為信託，實為自持”的法律風險。一旦發生訴訟、稅務審查、資產執行，信託保護功能可能失效，被法院或監管機關“穿透”。

就信託設立地點而言，聶俊峰認為，因早些年信託法侷限、本地受託人多為“賣方”大金融機構等原因，中國香港其實一直不是離岸信託熱門地。香港諸多財富家族很早就選擇了家族信託，以此作為資產保護、管理與傳承的頂層設計和基本架構，但更多是在BVI等“避稅天堂”。不過，開戶銀行在香港的情況並不少。

早在2003年，香港仍然沿襲原信託法，不僅信託存續時間只有80年，而且深受英國信託法“反永續、反收益累積”的影響。2013年12月做了重大調整，允許信託無限期存在，加強受益人利益保障，以讓在稅率上已不佔優勢的香港信託與其他離岸地進行競爭。

離岸稅務需提前安排

除了進行股權隔離、接班、規劃代際財富傳承與隔離風險，離岸家族信託還具備稅務最佳化與規劃的作用（須合法合規）。

對部分稅務居民（如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可以實現延期納稅、跨境稅負最佳化；但美國稅務居民或綠卡持有者使用離岸信託風險高，需特別設計，否則會觸發“Throwback Rule（回溯規則）”、“CFC規則（受控外國公司規則）”等而面臨重稅。

京華世家家族辦公室合夥人李南對記者稱：“如果信託受益人是美國稅務居民，那麼委託人理性決策情形下采取的離岸信託形式大機率是FGT，即外國授予人信託（Foreign Grantor Trust），這類信託在委託人去世後會轉變為FNGT，即外國非授予人信託（Foreign Non-Grantor Trust），由此信託中的未分配利潤帶來觸發Throwback Rule的回溯風險等稅務風險。”

聶俊峰提及，如果委託人去世後較長時間未進行調整，則可能稅務調整的最佳時間視窗將關閉，這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在實操中，通常會做好備用架構或是清晰的B計劃，以備用時處變不驚。

上述信託結構的稅務“雷區”在於，委託人去世後未及時調整結構，導致美國受益人未來承擔高額稅負。因此，把握好“時間視窗期”進行調整是關鍵。一旦FGT信託轉為FNGT後，信託變為“非透明”，自身為納稅主體。如果未來才將“累積的未分配收益”分配給美國受益人，將觸發回溯規則，即累積期間按年度平均收入回溯徵稅，從收益產生年度起加收復利，實際有效稅率可能高達50%~70%。

保留實控權等為常見“雷區”

除了上述情況，近年來富豪、企業家設立離岸家族信託“翻車”的典型案例，包括俏江南創始人張蘭等，都是因為踩了幾大“雷區”——保留實控權、忽略稅務合規、資產來源不清、設定時機錯誤、信託條款不專業。

陳東超表示，信託架構設計可能只佔成功落地的10%成本，執行才是關鍵，包括是否嚴格遵循信託安排、管理是否合規、是否發生實際控制權混同等。

關鍵問題在於，許多中國家庭對信託制度的“理解和認知存在偏差”，即中國企業家常常不願真正放棄資產所有權。但在英美法系中，設立信託必須放棄對信託財產的“所有權與控制權”。

動機錯位也時常發生。許多信託設立是出於避債、避稅等目的。一些人設立信託的動機並非真正為了傳承，而是想隱藏資產、逃避債務或避稅。這樣的動機容易導致“動作變形”——行為偏離了信託本質。

例如，張蘭的案例就是典型，其信託安排最終未能有效保護資產。當年，張蘭將其持有的俏江南股權放入BVI設立的離岸信託結構，以期實現財富隔離和家族資產保護。張蘭為委託人和主要受益人，透過信託控制BVI公司，再持有俏江南。

“翻車”原因是，張蘭同時為信託結構內控股公司的董事和賬戶控制人。在與CVC資本合夥人的糾紛中，法院認定張蘭對信託資產具有實質控制權。法院最終“擊穿”信託結構，裁定其控制的BVI公司名下資產可被強制執行。

陳東超還建議，法律體系與資產所在地相匹配也頗為重要，境外信託控制境內資產風險極大。境內資產（如人民幣現金、房產等）如果被納入境外家族信託架構，在法律適用、匯兌和控制執行上存在嚴重不匹配問題，容易導致信託安排失效或“被擊穿”。例如，境內人民幣現金難以被境外信託合法控制，即使透過公司或股權間接控制也存在複雜性和監管風險；境內房產可透過設立境內公司並轉讓股權間接納入信託，但結構複雜。

最佳做法是“內外分離”，即境內資產由境內信託控制，境外資產由境外信託控制，這樣可以確保法律體系與資產所在地相匹配，增強信託的合法性與可執行性。不過，紅籌公司是例外。對於如小米、龍湖地產、阿里巴巴等境外上市的紅籌企業，創始人可透過離岸家族信託持有其境外流通股股權，因其資產本身即在境外、股權流動性強，法律關係相對清晰。

聶俊峰則建議，在中國以50後、60後企業家為代表的兩代高淨值人群步入暮年之際，科學理性、公益向善的家族財富管理和傳承理念對未來的中國社會至關重要。其中的核心認知便是科學看待家族信託和家族辦公室，系統性認知、設計傳承架構安排。避免碎片化“資訊繭房”和零散決策導致的信託“翻車”。

微信編輯 | 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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