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於5月6日將38名來自緬甸的羅興亞難民驅逐出境，其中包括15名教會信徒，這些難民被遺棄在公海上，只能自己游回緬甸。
近兩個月過去了，那些被印海軍拋入大海、後來游回緬甸的羅興亞教會信徒難民的親屬，仍未收到任何訊息。
“如果有人能夠告訴我們他們是生是死——這種對於生死的焦慮快要把我們逼瘋了。”薩迪克·沙洛姆（Sadeq Shalom）這樣說道。
這些親屬本身也是來自緬甸的難民，自從印當局於5月6日將38名羅興亞人——其中包括15名信徒——驅逐出境後，他們就一直遭到德里警方的追捕。
警方在德里的烏塔姆納賈爾（Uttam Nagar）和維卡斯普里（Vikaspuri）地區拘捕了這些羅興亞教會信徒難民，同時還從德里其他地區搜捕了23名穆斯林羅興亞人。被驅逐出境的羅興亞人被遺棄在公海上，只能自己游回緬甸——那個他們原本為了躲避種族滅絕而離開的國家。
“印度當局既沒有提前通知他們本人，也未告訴家屬任何資訊，”納西爾·大衛（Nasir David）說道，他年邁的父母已被遣返回國。
沙洛姆表示，被遣返的15名信徒都在印度留下了家人。5月6日，警方抓走並遣返了沙洛姆的哥哥約翰·安瓦爾（John Anwar）。他是被海軍人員於5月9日強行投入海中的15名信徒之一，這15名教會信徒包括5名女性和10名男性，其中還有3位老年人。
安瓦爾的妻子也在這15名被驅逐出境的教會信徒之中，她在4月份經歷過一次流產。
“我的嫂子當時不僅在面對情緒和心理上的挑戰，還正在經歷身體上的康復過程，”沙洛姆說道，並補充說，還有一名被遣返的女性也經歷過流產。
大衛指出，當局在驅逐老年人時，既沒有為他們提供日常所需的藥物，也沒有給他們足夠的錢用於購買藥品。
“我的母親有糖尿病，父親需要服用高血壓藥物——他們每天都需要按時服用藥物，”大衛在接受採訪時說。“我母親因為血糖波動常常暈倒，我一想到他們在緬甸沒有錢、沒有藥物、也沒有食物，究竟該怎麼活下來，就嚇得心驚膽戰。”
大衛還表示，包括他的父母在內，幾位被投海者甚至不會游泳。
沙洛姆告訴《晨星新聞》，這場磨難始於2月26日，當時印度當局召集了大約150名羅興亞信徒採集“生物資訊”，如指紋以及其他用於身份識別的體貌特徵。當局當初未採取任何行動便將他們釋放了，但到了5月6日，警方通知其中15個人，稱他們的生物識別資訊出現技術錯誤，需要重新採集。
沙洛姆表示，警方將他們一處接一處地轉移，試圖重新登記生物資訊，但每次都因網路連線問題而失敗。在此過程中，當局強迫女性接受妊娠檢測，男性則要接受體徵識別檢查。最終，官員將他們帶往印德爾洛克拘留中心（Inderlok Detention Centre），並在此沒收了他們的手機。
“在手機被搶走之前，我們還能偶爾透過家人發來的訊息得知他們的下落，但自從他們的手機被收走之後，我們就徹底失聯了。”沙洛姆說道。
第二天，沙洛姆接到了一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是他哥哥安瓦爾。安瓦爾匆匆告訴沙洛姆，當局正帶他們去機場，準備將他們遣返回緬甸。
“那是一個僅持續了17秒的電話，卻把我們整個家庭震撼得天翻地覆，”沙洛姆說。
三天後的5月9日清晨5:30，沙洛姆再次接到了哥哥安瓦爾的電話，他游上了緬甸岸邊，並借用了一位漁民的手機撥打電話。
“安瓦爾講述了他們所經歷的那段可怕旅程和悲慘境遇，”沙洛姆說，“聽完以後，我們都徹底崩潰了。”
據安瓦爾及媒體報道，印度軍方先是用飛機將這批羅興亞難民運送至位於安達曼和尼科巴群島的斯里維賈亞普蘭（Sri Vijaya Puram，也稱布萊爾港Port Blair）。抵達後，官員沒收了他們的聯合國難民檔案、現金及隨身物品，然後將他們轉移至印度海軍艦艇上。
安瓦爾告訴沙洛姆，海軍人員用繩子綁住他們的雙手，並用布矇住他們的雙眼。
“他們被綁了大約四個小時，安瓦爾的手腕都被勒破流血了。”沙洛姆說。
安瓦爾還告訴他，自己因為T恤上印有十字架圖案和全名“約翰·安瓦爾”（John Anwar）而遭到毆打。海軍人員問他有多少人是基督徒，他如實回答了人數。
隨後，海軍人員指控他們參與了4月22日發生在查謨和克什米爾的“帕哈爾甘恐怖襲擊”，並莫名其妙地稱他們為“巴基斯坦人”。
接著，海軍官兵向這群難民提供了兩個選擇：要麼返回緬甸，要麼被送往印度尼西亞。由於擔心被強制遣返回緬甸，這些難民選擇了去印度尼西亞。但在5月8日午夜過後，海軍人員解開了他們的捆綁，分發了救生衣，並命令他們跳入大海。
“他們被要求留在水中，並被保證會有人前來救援，”大衛說。
但在水中漂浮了一段時間後，沒有任何人出現，於是他們決定嘗試自行遊到岸邊。
“會游泳的人拖著那些不會游泳的人一同前進，”大衛說。
抵達岸邊後，他們看到一些男人，“擔心自己因越過國際邊境而被當場殺害，他們迅速靠近這些人並擺出投降姿態，”大衛說。但當他們靠近時才發現，對方是當地的漁民。
“所有游上岸的人都震驚地發現，他們並不在印度尼西亞，而是回到了緬甸。”沙洛姆說。
這是沙洛姆接到的第一通，也是最後一通來自安瓦爾的電話，電話中安瓦爾確認他們“活著回到了緬甸”。
大衛說他也與自己的父母通了電話，但那也是最後一次聯絡。
“直到今天，我們仍不知道他們是否平安、是否安全，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活著。”大衛焦急地說道。
不確定中的信仰
大衛在接受採訪時分享了他對家人和社群的憂慮與恐懼。
“作為兒子，我感覺自己像一個沒有生命的人，被悲傷撕裂；而作為我們社群的代表，我承受著重擔，為我們人民的安全與未來深感憂心，因為我們一直活在恐懼中，”他說。
沙洛姆表示，那些子女被遣返的父母無法自我安慰。
“他們反覆地說，‘如果我們能收到一點關於孩子的訊息——他們是生是死都好，但我們現在一點都不知道他們的情況。’”他說。
大衛表示，讓他能夠撐過每一天的只有對於主的信心。他請求大家為他們以及印度禱告。
“我們相信主是掌權的，也相信祂在最黑暗的幽谷中仍然看顧祂的兒女，”他說。
他們如今輾轉漂泊，等候主為他們開路，希望能在一個可以“無所畏懼地生活”的國家中獲得政治庇護。
“我們呼籲所有教會、教會機構和善意之人與我們一同禱告，並給予一切可能的幫助——無論是金錢支援，還是代表我們與大使館及政府溝通，協助我們重新安置。”沙洛姆說道。
儘管處境絕望，大衛仍努力持守希望。
“即使我今生再也見不到我的父母，我仍然緊緊抓住那永恆的盼望，我們將在天堂重聚，在主的懷中，每一滴眼淚都將被擦去，不再有憂傷。”
長按上圖 進入讚賞
美文精選
—如果喜歡，快分享給你的朋友們吧—
我們一起愉快的玩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