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白事件引發輿論風暴長達一週之後，終於有了一篇建立在採訪之上的正式新聞報道——《真實世界裡的逝者沙白：對話沙白父親、朋友、前同事、學生、鄰居》。至此，公眾終於可以確認沙白（真名鄭豐）身患紅斑狼瘡20餘年、並於10月24日在瑞士結束生命一事為真。在眾人講述中，“沙白”的面目更加立體豐富，沙白父親也解釋了沙白母女關係的謎團等。

作為一樁現象級的公共事件，目力所及居然只有一篇新聞採訪報道刊發，一些最基礎的事實資訊到這時才終於得以確認——這在我做記者的時代，是難以想象的。我至今記得當年還是特稿記者的我，每回出去採訪“大事”，都會被我的頭兒再三叮囑：同城各家媒體都去了，你一定要挖掘出深料。而如今的“新聞現場”卻唯餘荒涼。環顧四周，沒有“對手”。

這似乎再次印證了“新聞已死”的時代趨勢，但它也同時提醒著時代中的我們：新聞不能死。

沙白事件帶給社會的反思當然不止於此。從輿論風暴中的沙白和沙白事件上，我們看見時代，也看見了歷史境遇下的個人。

後真相（post-truth）這個詞，在2016年因特朗普當選和英國脫歐公投而使用率飆升，入選《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它被定義為：“訴諸情感及個人信念，較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換句更直白的話講：“真相不再那麼重要，不同的人群只選擇相信符合他們各自偏好的資訊。”

時任牛津詞典部總裁的Casper Grathwohl說：“後真相”或將成為“定義我們這個時代的詞彙之一”。8年過去，他的這個判斷依舊適用，特朗普也再次當選為美國總統。

在後真相時代，我們唯一能夠百分百確認的真相大概就是：沒有絕對真相。關於“沙白真相”，亦如是。不同的人眼中有不同的沙白——無論是真實世界中，還是網上。你眼中的“沙白”什麼樣，取決於你所“摘選”或接觸到的“沙白片段”，以及你的個人視角、立場、三觀，乃至當時的情感、情緒。即便沙白本人對自己的認知（比如她在個人影片中的呈現和表達），也經過了她的自我篩選、自我闡釋。

如尼采所言，沒有事實，只有闡釋。“後真相”一詞的思想資源，也的確包含尼采的“視角主義”。視角（perspective）決定事實。客觀真相本不存在，你以為自己是在“看見或認知”真相，其實不過是在“製造”真相。

沙白事件中的“沙白”，亦是被“製造”出來的。無論是讚揚她的人，還是批判她的人，都是從自己的視角出發，有意或無意間依據自己的“偏好”摘選、重組了“沙白片段”，“構建”出自己眼中的沙白。

不同視角之下，意見分歧是必然的。但分歧並不可怕，也無需迴避，它恰恰提醒我們要保持開放，願意去理解其它視角的生成原因，以及，合理性。公共議題中的“沙白”，其作用更像是一個容器，也是一面鏡子。在她的“議程設定”之下，也的確引發了很多重要的、有價值有見地的思考和討論。當然，承認這一點，也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全然認同沙白的所有言論和做法。就比如我個人，我尊重她的個人選擇，但並不會讚美她，她的有些價值觀和言論我也不認可。

關於沙白事件，我們還要承認的一點是：伴隨著傳統新聞業的衰落、自媒體的全面崛起，“後真相”的時代特徵愈發顯著。在人人渴望被聽見看見的自媒體時代，越來越多的人為了放大自己的“音量”和影響力，在刻意地運用“後真相”規則，選擇性地忽視人與事的多面性、複雜性，選用片面資訊匯出片面觀點，再以情緒做燃料引爆輿情，從而謀求儘可能多的“轉贊評”。甚至，還有謾罵羞辱誹謗造謠的。這些，對於逝者沙白和她的父母很不公，也是傷害。

批評沙白的人和讚美沙白的人，我認為他們的核心分歧，其實非常適合放到“社群主義-自由主義之爭”的框架下來看，兩派觀點都有深厚的思想資源做基礎。

讚美沙白的人，主要是認可其高度忠實於自己的內心，在生死、診療、生活方式上，堅持了充分的自主性。她始終將自己放在首位，是個堅定的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用薩特的話來講：你是你自己唯一的立法者，也為自己的選擇承擔絕對的責任。用當下中國的流行語來講，就是“我的地盤我做主”，“我命由我不由天”。如果理解不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支援沙白，不妨想想上面這兩句話是否曾經打動過、至少是在某些時刻打動過你。

而批評甚至審判沙白的人可能會有多重理由，其中很核心的一條批判便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是典型的社群主義視角。

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也譯作共同體主義、社群共同體主義、合作主義。它雖然正式出現在1980年代，但思想傳統可追溯至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它主張將個人的善與社群的善統一起來，並用這種共同的善作為評價社群生活方式的標準，因此共有價值高於個人自由選擇的價值。”社群主義強調群己關係，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和社會利益的平衡，為了國家和社群的利益甚至可以犧牲個人利益。社群有大有小，家庭是最小的社群單位。許知遠在《十三邀》最新一季中採訪的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就被學界視作社群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備註：桑德爾在國內最廣為人知的作品是《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

《蜘蛛俠》裡那句經典臺詞——“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就很社群主義。再看好萊塢的主流英雄片，雖然很個人英雄，但往往都在讚美推崇為了個人幫助和拯救“社群共同體”（親朋、社群、部落、民族、國家、世界），甚至不惜為此自我犧牲的精神。

雖然社群主義-自由主義之爭發軔於上世紀80年代的西方，但這兩種思潮對當下中國社會無疑都有深刻的影響，何況中國素有儒家傳統，有集體主義的思想基礎。

從目前已知的資訊來看，沙白是個頗為典型的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在某些地方還有“唯我論”的傾向。結果就是，她嚴重冒犯到了社群主義者所珍視的一些價值觀。比如，她將自己的個人利益和個人享受，優先於父母和家庭責任之上，沒有顧及自己的選擇對父母親造成的情感創傷。她以一面之詞在網上抱怨母親在她病後“不聞不問”，甚至問責母親將有病的基因傳給她。而她父親接受採訪所披露的資訊，也並未替她挽回多少“人心”，反而是更加深了這部分公眾對她“精緻利己”的印象：她在市中心的住處是父母提供的，她在市中心的工作室原是父母的住所，父母為了支援她創業才從市中心搬去了郊區，甚至她的創業啟動資金也是父母提供的。她是得到了父母很多愛與支援的。連她的父親也會說：這時候再去抱怨媽媽就沒意思了。沒有她同意，他一個人也給不了這些。

在我看來，無論是批評還是支援沙白的人，各有思想資源和倫理依據，也各有其合理性。我們也得承認，任何一種思想流派都有其進步性，也有其侷限性，而不同思想之間的爭論其實恰恰起到了互相“矯正”的作用，讓彼此都有了自我調整發展的可能。比如新社群主義者就會注意到社群可能是壓迫性、權威性的，可能侵犯到個人，二者之間應該有一個平衡點。如果我們尊重現代社會的自由、平等、多元三原則，我們就可以用一種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來看待這些分歧，更加願意聆聽。連學術界最傑出的大腦之間、哪怕是同個流派同個譜系的學者間，尚且互相argue爭論不休，我們普通人存在分歧、表達分歧也再正常不過。表達自由，讚美自由，批評也自由。不論是學界爭論，還是此番圍繞沙白所展開的爭議、討論（謾罵攻擊羞辱除外），恰恰形成了開放社會中必要的“對話”關係，構成了維繫社會均衡所必須的張力。對話與張力，都非常珍貴。

“對話”，無論是如哈貝馬斯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還是如查爾斯·泰勒這樣的社群主義者，都會高度強調它的重要性。無論是“自我的構建”，還是社會共識、共有價值觀的達成，基礎都是開放平等自由的對話。為了達成有效的“對話”，哈貝馬斯更是有創見地提出了著名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雖然從爭吵不休的輿論現實來看，溝通理性在各個社會里其實都很稀有，但它至少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正如哲學家本雅明所言：“正是因為那些沒有希望的事，我們才獲得希望。”

在“熱點”快速更迭的時代，沙白事件的所謂熱度已然過去，但我依然想要完成這篇文章，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我個人會覺得，沙白事件帶給社會最重要的反思，不止是關於人可以如何死，更是人要怎麼活的追問。生命的意義，於每個人而言都是最深刻、最基本的問題，但也是現代語境下最難的問題。

上帝已死，人從上帝那兒奪回了主體性和自主性，看似擁有了自我創造、“成為自己”的自由，可自由同時也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償付自由的代價，這是現代性的困境。當消費社會不可阻擋地來臨，人們不知不覺地陷入馬爾庫塞所說的商品拜物教，陷入了“舒適的不自由”。消費主義用消費和享受來“賄賂”大眾，用滿足無盡的消費慾望來“收買”普通人。人們不自覺地陷入單一的生活模式思維模式，在“努力賺更多錢”和“享受更優越的消費”之間無盡迴圈。消費主義社會“製造”了一大批“單向度的人”。

講真，我在追求自由的沙白身上的確看見了耽於消費和享樂的“舒適的不自由”。當她驕傲地講述自己擁有兩個獨立衣帽間、悉數自己擁有多少大牌的包包、衣服和鞋子時，我在她身上看見了時代的印痕。而桑德爾所批評的精英的傲慢，沙白的身上也有。比如她認為哲學不是什麼人都能學、都能懂的，將自己和“普通人”之間劃出了界限，帶著階層和智識的優越感。這些特質，顯然不獨屬於沙白，它們指向個體背後的社會結構。而在這些細節上，我個人贊同那些批評意見，因為它們是對“讚美”的矯正和平衡。到底怎麼才算“我過了極好的一生”，它應該是個開放式問卷。

我一直覺得我們的社會還是太缺少關於“生命意義”的教育和探討。我們小時候經常被問的是：你長大後的夢想是什麼？答案往往是成為各種“家”，或者從事什麼職業。它指向的是一種世俗約定下的成功觀，最多也就是關於未來職業的想象。我們當然也有美德教育，但它似乎又很少和生命意義相勾連。可我們其實特別需要直截了當地對孩子問出這個問題：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這裡我想特別提下日本作家吉野源三郎的《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它入選了日本小學教科書，也是日本中學教師票選“送你一本書大獎”的第一名。曾經深受此書影響的宮崎駿，還以此書為靈感製作了同名電影。這本書是真正把孩子當成了“生活哲學家”在對待，既關乎倫理學，也關乎認知方法論，它鼓勵孩子思考生而為人、思考貧富差異和怎樣理解對待所謂窮人，如何理解自我和他人，如何看待人的過錯與偉大等等。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這種終極問題或許需要我們用一生去回答，但重要的是早點埋下問題的種子。因為，真的有很多人甚至一生也沒問過自己這個問題，無識無覺中就這麼過完了一生。從某個層面講，我們的社會系統愈來愈趨於把“人”只當做“人力資源”來看待，它把人看做社會機器的一個“零件”，並不真正鼓勵人思考“意義”的問題。但越是如此，我們就越要警惕陷入無識無覺，不是嗎。而所有的“反思”，都只能來自於對話——我們與自己心靈的對話，與他人和外界的對話。而聆聽，是所有對話能夠發生的基礎。共勉。

謝謝你耐心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