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計算與干預螺旋
——第7章《奧地利學派》（4）
文/菲利普·巴格斯 譯/可二
簡介
此文是菲利普·巴格斯（Philipp Bagus）教授的新作《米萊時代（The Milei Era）》的第7章《奧地利學派》第9節《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第10節《干預主義理論》和第11節《福利國家》。
此書不是一本流行政治明星的流量傳記，而是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為一位從政的專業經濟學者寫的政治經濟思想評傳。
菲利普·巴格斯是德國經濟學家，現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經濟學教授，奧地利學派代表性學者。他師承米塞斯與羅斯巴德思想，主張自由市場通貨緊縮有益經濟發展，反對主流經濟學對通縮的恐慌。
其代表作《為通縮辯護》（In Defense of Deflation，國內譯作《通縮之問》，已有中譯本）系統批判通縮危害論，提出價格下降可促進生產與福利；
《歐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Euro）剖析歐元制度缺陷，揭示其內在的“公地悲劇”與政治集權化本質。其著作被譯為15種語言，獲奧派多項學術獎項，並影響區塊鏈與貨幣理論領域。
巴格斯教授論米萊的文章，本號曾經翻譯過一篇，題為《米萊絕對不是新保守主義者》（點選可開啟），其評述準確且中肯。
另：此書已獲作者巴格斯教授授權，譯文將先以文章的方式在本號連載。為提高閱讀效率，連載時註釋從略。
本連載打賞超過100元的朋友，可在連載結束後收到最後精校、詳細註釋和精美排版的中英雙語電子文件供學習交流使用。（本人微信：woodcloudyyy）
現實中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
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在他的關於真正的社會主義中的經濟計算的開創性論文（1920）中探討了中心化的國家計劃問題。
社會主義沒有像它的衛道士最初設想的那樣帶來更多的繁榮，而是必定以混亂告終。
在國家是一切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現實社會主義中，經濟計算是不可能的。
所有生產資料、原材料、交通工具、基礎設施、中間產品、機器和工廠是國家擁有的。
沒有交易生產資料的企業家，因為它們都在國家手中。
因此，沒有原材料、交通工具、基礎設施、中間產品、機器和工廠的價格。
甚至勞動力也沒有價格。
沒有市場價格，經濟計算就是不可能的。
收入和支出無法基於價格進行比較。
生產成果是不是比生產成本更有價值？是創造了還是破壞了價值？
在市場中，企業家可以根據市場價格計算其盈利和虧損。沒有經濟計算，這是不可能的。
資源浪費是不可避免的後果。
應該生產什麼，以何種方式生產，也沒有一個指南。
價格作為不可取代的導航工具缺失了。
讓我們想象一下，一個開明的社會主義中央委員會想要在交通上連線兩個城市。
然而，兩個城市之間橫亙著一個湖泊。
中央委員會的顧問和專家提出了四種可能性。
第一，建一座跨湖大橋。
其次，建一個可以攜車輛和乘客跨湖的擺渡口。
第三，可以建一條湖底隧道。
第四，建一條繞湖公路。
中央委員會可以支配整個經濟體中的所有生產資料，並選擇四種可能性中的任何一個。
每一種可能性都有不同的建造時間，需要不同的生產資料組合。
除了許多工時以外，首先，這座橋就需要石頭。
擺渡船需要造船材料，例如鋼鐵、天然纖維、焦油等。
隧道的完工需要鏟子和挖掘機。
道路的完工需要推土機和瀝青。
但是，何種選項最佳？
在這個問題上，計劃師是在黑暗中摸索。經濟計算無法幫助他們。
在有市場價格的市場經濟中，有可能計算每個選項的成本是多少，然後以此為基準作出決策。
然而，在現實的社會主義中，不存在鋼鐵、石頭、瀝青、焦油、鏟子或推土機的市場價格，因為國家擁有這些生產資料。
鋼鐵、石頭、瀝青和焦油不在市場上交易。
沒有資本市場，無人知曉利率，而利率使不同的建造時間具有可比性。
例如，如果委員會就某個選項達成一致，決定建橋，那麼，委員會也無從知道該專案是會創造還是破壞價值。
由於這座橋，你能更快抵達另一個城市。但是，這種好處超過了成本嗎？
畢竟建築工人在這座橋上花了許多時間。
他們的工作時間和石料本來可以用於其他地方，而非用來建橋。
本來可以建造居民住宅來緩解住房短缺，或者建造一間劇院，來在閒暇時間取悅公民。
如果選擇了其他選項，情況也一樣。
同樣的資源可以用來造幾艘漁船，而不是擺渡船。
是創造了價值還是破壞了價值？
沒有經濟計算的幫助，社會主義計劃師無從知曉答案。只有盈虧計算能夠表明，橋樑或擺渡船是創造還是破壞了價值。
而價值的破壞意味著不得不放棄更重要的目標。
在現實社會主義中，經濟計算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於生產資料掌握在國家手中，它們不存在市場價格。
但是，即使在當今的社會中，經濟計算也被扭曲了，因為價格被監管、稅收和補貼扭曲了。
這種經濟計算的扭曲，是國家干預造成的，它導致了錯誤投資。
為了讓經濟計算恰當地起作用，需要自由市場價格來計算哪個投資專案創造了價值，哪個摧毀了價值。
此外，當國家自己採取行動時，我們的社會中還存在社會主義孤島。
國家計劃師將其活動的成本轉嫁給納稅人。
此外，國家範圍內的行動者不追逐利潤，而是為維持和增加權力而努力。
我們以醫療保健部門中的國家活動為例。
如果國家接管了向民眾提供醫療保健的人物，自然會產生許多問題：
國家應該有多少家醫院？
越多越好，因為鄰近醫院更多，床位更多。
但是，一個城市一家醫院夠了嗎？
每個區一家會不會更好？
每條街一家，會更好吧？
為什麼不是每棟房子挨著一家醫院呢？
國家可以將全部國民收入花在醫療保健上。這可能有好處，但也有壞處。你怎麼計算好處大於壞處呢？
在醫療保健上花得越多，留給滿足諸如安保（警察、軍隊）、教育（學校）、食物、衣服、休閒、住宅、度假、文化等等其他需要的資源就越少。
只有二選一。
如果國家決定將多少比例的國民收入用於醫療保健、教育、安保等等，這種決策總是武斷的。
如果在醫療保健上花得更多，國家計劃師就無法知道是不是有像教育這樣更迫切的需求必定因此沒有被滿足。
這就是國家主義中的經濟計算問題。
國家的強制決策的替代選項是，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和平地決定他們投入多少資源滿足其各自的需要。
在市場過程中，個別公司的盈虧給出了重要的訊號。
例如，如果建了太多醫院，而學校建得太少，那麼醫院會虧損，而教育部門的利潤會暴漲。
經濟計算以其同步的盈虧訊號表明，應該在何處投資更多，在何處投資更少。
干預主義理論
有時，人們認為，現實中的社會主義是糟糕的，但同樣糟糕的還有另一個極端，資本主義。
因此，需要一種中間立場——干預主義。
在干預主義中，國家干預市場經濟，以糾正市場的結果，首先，就是使之更加公平。
然而，干預主義是不穩定的。（米塞斯2013）
經濟活動中的國家干預讓情況更加糟糕。它們導致扭曲，扭曲導致進一步的干預。
從計劃師的角度看，這些後續的干預也會導致不可取的問題，要用進一步的干預來與之鬥爭，直至整個經濟體都被埋葬在干預螺旋中，並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
我們以最高租金，即租金管制為例。
住房出現短缺，租金急劇上升。
租金管制的目標是確保即使購買力不高的人也能夠負擔他們的傳統公寓。
從干預的擁護者角度看，這不可避免會導致不可取的後果。
由於租金管制，房東將撤回他們的公寓，不再出租。
然而，從干預主義者的官方角度看，這是事與願違。
因為住房短缺會進一步惡化。現在有兩種可能性。
要麼消除租金管制，透過漲價來移除人為的短缺，這使得生產新公寓更有吸引力。
要麼國家回以進一步的干預。
例如，它可以懲罰房東，如果房東閒置他們的公寓的話。
一旦公寓破敗，沒有動機去翻新。
建新房子無利可圖。
為了再次讓造房子有吸引力，國家可以繼續轉動干預螺旋。
為了讓新公寓的建造有利可圖，國家可以管制建築工人和建築材料的工資，併為之設定最高價格。
沒有這種干預，房屋短缺會繼續增加。
對所投入的建房要素的價格監管使造房子再次有利可圖，但是製造了一個新問題。
因為建築工人和建築材料所有者現在會在其他經濟領域，在價格尚未被管制，可以賺更多的領域尋找替代性用途。
生產要素將從建築部門流向更有利可圖的專案。
對干預的倡導者來說，唯一的選擇是撤回干預或繼續透過管制其他經濟部門的價格進行甚至更多的干預。
最終，每個部門的所有價格都必須按照干預主義者的想法來設定。
然後，工人和生產要素所有者也必須被強迫工作和銷售。
由於干預螺旋，中央計劃已經成為現實；經濟體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告終。
因此，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穩定的制度存在；第三種方式，干預主義是不穩定的，總是會倒向一邊。
福利國家
國家主義者喜歡把他們的再分配計劃稱為福利國家。
畢竟，誰會反對福利？
在民主國家，這是非常誘人的。
誰不會支援一年兩個月的假期？
誰不會非常喜歡一週四天工作制？
為什麼不是一週工作一天？
為什麼不將最低工資設定為5000歐元？
為什麼不給三倍福利？
為什麼我們沒有早點想到這一點呢？
民主制下，政客用他人的金錢購買選票，它發展出一種動態趨勢，導致一步步滑向國家主義的深淵。
國家主義者認為，是富人在為福利國家付費。
但是，真正為這場盛會付費的，是中產階級和更底層的階級。
德國的稅務自由日（Tax Freedom Day）是在7月底，在那之前，德國人都是在為國家工作！
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福利國家的代價。
國家養老制度是建立在脅迫基礎上的龐氏騙局，它強制招募新的供奉者，這些人幾乎被剝奪了20%的收入。
這些收入不會被節省下來，相反，一切都會直接支付給退休老人。
由於人口結構，這個制度越來越難以維繫。
俾斯麥引進國家養老保險時宣稱的目標是讓德國人依賴國家。
他們不被允許經濟獨立。就像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年邁時，德國人依賴國家。
對教育體系的控制權也符合國家的利益。
為什麼人們要服從國家？
為什麼他們願意為國家工作大半年？
他們是在自願為奴嗎？
另一方面，因為他們習慣國家監管他們，直至一切生活細節。
另一方面，是透過持續的洗腦和宣傳實現的。
發號施令的強人，給自己籠罩上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氛圍。
過去，神聖不可侵犯的是法老，他也是神；在專制主義時代，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上帝的恩典，如今是民主和人民主權，它神化了國家的指令。
有一支知識分子衛隊在為統治者辯護，並將國家合法化。
教師和教授、新聞記者和接受補貼的藝術家。
國家用麵包和馬戲娛樂臣民，使他們的人生依賴於國家。
福利付款和失業保險製造失業。
一方面，它們削弱了找工作的動機，另一方面，增加了僱主的崗位成本。
工作就是這樣被摧毀的和沒有被創造出來的。
補貼貧困會創造貧困。
美國總統林登·B·約翰遜宣佈以福利國家和“偉大社會”的曙光向貧困宣戰之後，美國的貧困增加了。
對單親母親的補貼導致單親媽媽數量飆升。
同樣，發展援助正在摧毀第三世界。
在這方面，米萊在其就職演講中引用了西班牙的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的觀點：“反貧困計劃製造了更多貧困。唯一的出路是更多的自由。”
對於窮人，不應授之以魚，而應授之以漁。
這就需要資本和儲蓄，以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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