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黃生教授在中歐EMBA新知講堂、中歐CMP俱樂部2025年會的主題演講。筆記俠作為合作方，經主辦方和講者審閱授權釋出。分享嘉賓：黃生，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學教授、副教務長、EMBA課程主任、中歐企業與資本市場研究中心主任。
高階筆記達人 | 李雲責編 | 柒 排版 | 拾零第 8913 篇深度好文：12354 字 | 31 分鐘閱讀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發表講話，宣佈對幾乎所有全球貿易伙伴徵收“對等關稅”。甚至，對中國部分商品關稅加到了245%。
這一訊息引發了各個經濟體的強烈反應和深深擔憂，其中也包括美國國內的民眾和經濟學家。
對中國來說，中美貿易戰是無可避免的。一方面，中國有向產業價值鏈上游遷移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帶來其迴歸實體產業的強烈要求。
從目前的局勢來看，關稅戰成為了中美邁向脫鉤的實質性一步。這其中，對中國影響幾何？對美國影響幾何？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就從關稅戰的底層邏輯來了解已經發生、正在發生的那些事情背後的真相。
對於關稅戰中的細節、各方的反應，想必從各種渠道都有所瞭解。但我們要從這些表面的資訊中看到背後的真相和基本的邏輯。
1.中國對美貿易的依存度在降低
據統計局資料，2024年美國市場佔中國對外出口總額的14.7%，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出口國（地區），第一是東盟（不到20%），第二是歐盟（15.2%）。從這組資料來看，這是一個相對多元化，且不是非常集中的市場格局。
但在貿易戰前的2018年，美國市場佔中國出口貿易額的資料是19.2%。在貿易戰開打之後，透過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等各方面的努力，已經把對美國的依存度降低了4.5%。
從橫向對比來看，中國對美國貿易的依存度也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如英國、歐盟）對美國的依賴。
英國非常希望美國完全取消所謂的對等關稅，甚至連10%都不要加，因為這10%，會讓英國非常的難受。而歐盟同樣如此，馮德萊恩發表的最新觀點表示：歐盟希望談判，如果談不攏，將會採取報復性反制。
那麼反制針對的物件會是誰？首當其衝的，是美國的七大網際網路公司。這些公司的最主要的收入都來自於海外市場，而且是服務性收入，而海外市場中最大的地區就是歐盟。因此，這將是歐盟作為關稅談判的籌碼或者反制的有力武器。
其實歐盟對這些網際網路巨頭早有不滿，在資料隱私方面，歐盟對Meta（Facebook）進行了重罰，如果歐盟關稅增加到60%，就連這些網際網路巨頭也會感到非常難受。
中國對美國貿易的依存度也低於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如越南。越南可能是第一個在關稅戰中妥協的，如果美越談妥了，對中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在越南有相當多的投資，美越達成協議，對中國的投資也會有一定的好處。
但我們也要看到，關稅戰打響之後，中國股市一天跌掉了開年以來的漲幅。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我個人認為有兩點：
第一，這具有象徵意義，意味著中美脫鉤邁開了實質性的一步，中美之間未來不確定的關係，給市場帶來了恐慌情緒，在股市中表現出來也屬正常。
第二，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秩序的變化帶來了全球性衰退的預期，美國這麼做，不但美國自己受損，大家都好不了，全球都會陷入經濟衰退。
中國是外向型經濟，非常依賴全球化，如果其它國家不行，那中國自然也好不了。
為什麼是這兩點呢？
我們專門研究了對美國業務曝光度比較高的A股上市公司（即大量業務來自美國市場的公司），按道理，美國現在推行了這樣的關稅，這些公司的股價跌幅應該遠遠多於曝光度比較小的上市公司。
但是，研究結果顯示，它們的股價跌幅並不顯著高於其他上市公司。換句話說，現在是上市公司的股價普遍下跌。
股價普跌，那就不只是跟美國的貿易問題了，應該是對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與全球衰退的擔憂所帶來的。
2.美國資本市場上的反饋
在我看來，不管是什麼戰，第一戰場永遠是金融戰。
為什麼？因為金融是反映未來預期的，所有實體的結果現在還沒有資料，金融市場已經先反映了大家對未來的預期。
金融市場不只有股市，還有債市和匯市，而美債市場更關鍵。
① 美國股市：全球化市場與財富管理
首先，美國股市是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金融市場。
如何理解？美國上市公司，業務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特別是標普500的公司，海外業務佔比達到了40%。在對等關稅下，美國公司自身的海外業務也會受高關稅影響，這將推動美國公司在海外本地化建廠與運營，與美國政府希望推動美國公司增加國內投資的初衷背道而馳。
另外，美國公司的供應鏈也是高度全球化的。以蘋果公司為例，如果美國對自家蘋果公司的iPhone徵收高額關稅，那麼美國消費者購買iPhone將會變得極為困難。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自特朗普發起貿易戰以來，美國股市大幅下跌。畢竟這種貿易戰可謂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因為美國企業在全球貿易戰的衝擊下，也遭受了重創。
因此，像蘋果這樣的跨國公司會爭取關稅豁免。所以，關稅方面或許會有調整。
其次，美國股市更是美國居民進行財富管理的關鍵陣地。
與中國相比，美國普通民眾的財富與股市的關聯程度要高得多。
在中國，雖然股民數量眾多，但民眾投入股市的資金規模遠不及投入房地產市場的資金量。其中，賬戶資金在20萬以下的投資者佔比就超過95%。
此外，中國與股市相關聯的退休金、養老金制度尚處於起步階段，以個人養老金為例，才推行兩年，每人每年繳納金額僅12000元人民幣。如此一來，即便個人養老金全額投入股市，對股市漲跌的影響也較為有限。
真正緊密關聯中國老百姓財富的，是房地產市場。這也正是過去兩三年中國經濟面臨困境的原因之一，房地產市場下行帶來了較大沖擊。
反觀美國，民眾財富與股市高度繫結，美國民眾持有的股票、指數基金、共同基金、退休金、401K計劃，甚至保險金等，都與股市緊密相連。股市漲跌產生了顯著的財富效應，也因此形成了股市下跌對消費抑制、消費減少影響企業和經濟表現、從而進一步影響股市的惡性迴圈。
一旦股市下跌，產生負面財富效應，民眾便會削減消費支出。而美國經濟又是典型的消費驅動型，消費減少推動經濟下行，會進一步帶來股市下跌。
有一組資料顯示，在美國成年人當中，高達62%的人的財富與股市存在關聯，這一比例遠高於中國。還有資料表明，自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消費支出增量的20%源於股市的財富效應。
由此可見，股市下跌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會從消費端層層傳遞。
為了讓大家更直觀地瞭解美國民眾財富與股市的緊密程度，我們來看這樣兩組資料：
在收入最高的10%的美國家庭中，股票佔其淨資產的比例在2010年為26%，到2022年已攀升至32%，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要知道，這可是美國最富裕的10%的家庭。
而這最富裕的10%的家庭，其消費支出在美國整個社會消費支出中所佔的比重極為驚人。目前，這部分家庭的支出佔美國總支出的50%，同樣處於歷史最高水平。
透過這兩組資料，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10%的人群對股市的參與程度，反過來對美國消費有著重大影響。
再看看不同群體在疫情以來（2020年起）的累計超額儲蓄情況。疫情期間，收入最高的那部分人群的儲蓄基本保持穩定。
然而，其餘90%的人群儲蓄則呈現出先上升後下降的趨勢。起初儲蓄上升，是因為疫情限制，人們無法外出消費，沒地方花錢。但疫情管控放開後，美國人又恢復了以往的生活方式，盡情消費，儲蓄隨之下降。
這90%的人群對於美國消費而言也佔50%，可在當下股市下跌的情形下，他們遭受的損失同樣慘重。
截止到2024年，美國工薪階層的401K養老金繳存人數和額度均創下歷史新高。
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家庭金融資產中股票的佔比達到了43%。這一資料充分顯示出股票在美國居民金融資產配置中的重要地位。
② 美國債市遭受拋壓，債券收益率快速上升，美元下跌
債市可以說是美國的立國之本。
美國債券在這一波貿易戰以後也同時遭受了拋壓，10年期和30年期的美債收益率快速攀升。
特朗普雖知曉關稅政策會影響美國大公司進而導致股市下跌，但這種下跌在貿易戰中也較為常見。通常美國資本市場在這種情況下，資金會尋求“flight to safety”，即流向安全資產，美債往往就是這樣的安全港。
一般來說，美國政府發行債券，股市下跌時美債需求增加，價格上升，收益率隨之下降，美國政府的融資成本也會降低。
以往，美國政府似乎總能在各種經濟狀況下佔據優勢。經濟繁榮時，股市向好，財富效應明顯，消費旺盛；經濟不景氣時，債券收益率下降，政府發債成本低廉，能夠透過舉債增加財政支出，進而擴充就業，這是美國此前看似無懈可擊的經濟邏輯。
因此，市場上盛行“美國例外論”，無論經濟形勢如何，美國都不會處於經濟風暴的中心，除非是像2008年那樣由自身引發的危機。
如今情況卻發生了變化。債券市場面臨巨大拋壓，價格下跌，債券收益率上升，因為全球對經濟衰退的恐慌預期以及美國債務上限的不可持續性已然展現。
當GDP增長速度低於債券收益率時，投資者認為投資美債缺乏保障，於是紛紛拋售，美債的避風港效應開始消失。這一變化導致了流動性收緊和風險溢價上升，債券收益率進一步攀升，市場對美國資產的信心大幅下降。
甚至一些美國對沖基金的大佬公開呼籲拋售所有與美國相關的資產，這充分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其結果是，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也開始下降。
此前，由於各國對美元資產有需求，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十分穩固，但貿易戰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使美債和美元在人們眼中不再是無風險資產。美國股市、債市和匯市的“股債匯三殺”，是關稅與貿易戰在金融市場上最直接的體現。
過去30年間，美國資本市場一旦遭遇重大危機，最終往往需要政府與美聯儲攜手應對。若債券市場形勢持續惡化，美聯儲就會出手購入債券，以此推高債券價格、壓低債券收益率。
就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而言，我們也能觀察到一些變化。他近期有所退縮（back down），原因就在於他也難以承受貿易戰引發的金融戰所帶來的放大效應。
3.貿易戰對美國實體經濟的反噬
貿易戰對實體經濟的衝擊，雖然由於關稅剛剛生效，其影響的顯現會相對滯後，但它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
首當其衝受到影響的是那些自身實力較弱的小企業。這些小企業現金儲備有限，缺乏足夠的緩衝空間，此前它們享受著自由貿易帶來的紅利，如今卻成為最先遭受衝擊的群體。
而且，它們在與上下游企業的議價過程中，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向上遊採購時難以壓低價格，而當試圖將成本轉嫁給下游客戶時，客戶往往也不會買單。在小企業受到衝擊之後，中型企業也將難以倖免。
此外，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還導致全球對美國的投資陷入觀望和停滯狀態。從實體投資的角度來看，在當前局勢下，做出在美國建廠的決策變得異常艱難。企業通常會選擇在關稅和貿易戰局勢相對穩定之後，才會考慮進行投資。
一旦投資停滯，中小企業面臨困境，通貨膨脹就會隨之而來。因為民眾的需求具有一定的黏性，短期內不會大幅下降，但供給端卻會因貿易戰受到負面衝擊，產品供應減少，價格必然迅速上升。
需求一定的情況下，商品價格上漲，會增加居民商品消費開支，從而擠壓其服務消費需求。而據美國商務部資料，在美國居民的消費結構中，服務消費佔比超過70%。服務消費需求的下降，會影響服務業企業，進而影響美國整體就業水平，因為據美國勞工部資料，製造業在美國私營部門中的就業僅佔10%左右，服務業是居民就業的主要來源。
通貨膨脹疊加企業倒閉、就業問題，經濟陷入停滯狀態，這也就是宏觀經濟中所說的“滯脹”。
所以，在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都面臨巨大壓力的背景下，美國一直秉持的“美國例外論”的根基似乎也被動搖了。此次美國想要獨善其身，似乎並非易事。
基於此，個人大膽猜測，特朗普發起的貿易戰，最終大機率會以美國和全球其他國家達成妥協、談妥條件，但中國是個例外。
雖然美國最終不太可能對中國加徵高達125%以上的關稅，因為正如我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所說，那樣只是數字遊戲，毫無實際意義，但美國對中國徵收的關稅可能仍會高於其他國家。
毫無疑問，中國那些原本依賴出口的企業，目前正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也會帶來就業、消費和國內競爭等問題。
1.中國內部的政策“工具箱”
一直以來，大家都對我國政策“工具箱”的使用與實際效能有所期待。事實上，早在關稅戰剛剛拉開帷幕之時，我國政府就已明確表態：請大家放心，我們政策“工具箱”裡的工具儲備十分充足。
在宏觀調控方面，我們擁有豐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手段。而且，我國政府的負債率處於較低水平，這使得我們有足夠的空間透過適當增加政府負債、擴大政府赤字來進行投資或促進消費（例如，發放消費券等方式），以促進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關於股市，可以明顯感覺到，決策方現在更加重視股市的穩定性。
過去，政府各部門在採取一些針對企業的監管或調控措施時，可能較少考慮這些舉措對股市產生的影響，以及股市波動進一步對實體經濟所帶來的衍生效應。然而，近期可以發現，政府對股市的關注度顯著提升。
在兩會報告中，首次提出要採取一定措施來穩定股市和房市，這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一步。房地產市場關乎老百姓的財富根基，而股市不僅僅涉及到眾多上市公司，更重要的是它向整個社會傳遞著對未來經濟發展的信心，因為股市反映的是市場對未來的預期。
為了穩定股市，一系列的組合拳已經逐步推出。儘管沒有公開宣稱設立平準基金，但我們已經看到，像匯金和國新等國有機構已經在二級市場上大力買入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
同時，監管方還對上市公司提出了相應要求，鼓勵上市公司進行股份回購。若上市公司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國有銀行也會提供必要的支援，為其提供貸款。
總之，就是要全力穩住股市。正如美國股市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一樣，在中國，股市的穩定同樣意義非凡，對實體經濟的穩定和發展起著關鍵的支撐作用。
2.中國的外部應對舉措
在外部應對方面，中國應採取怎樣的策略呢？無疑也是大家密切關注的焦點。
有一種思路是“you go low，we go high”，即當美國奉行孤立主義，與世界眾多國家經貿關係緊張之時，中國可以抓住契機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
例如，對於非美國的國家和地區，我們是否可以考慮降低關稅？當美國大幅提高關稅時，我們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對東盟、歐盟等地區降低關稅，甚至可以做出未來5-10年內實現零關稅的承諾。
此外，在市場準入方面，一直以來，我們都在倡導公平競爭，那麼不妨取消對企業的市場補貼，營造更加公平、市場化的競爭環境。
當美國在某些方面表現得不夠市場化時，我們卻能夠展現出更加開放、自由的市場姿態，這難道不是一種有效的應對策略嗎？
但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應對外部挑戰的關鍵還在於自身的結構性改革。這裡所說的結構性改革，主要是指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從過去依賴投資和外貿驅動，轉變為以消費驅動的內迴圈發展模式。
這也並非什麼新鮮的觀點，長期以來，眾多經濟學家一直在呼籲推動這樣的變革。外憂當前，相信決策層也已經充分認識到了自身進行結構性改革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最終，改革的成效將取決於國內的內需市場能否真正得以啟用，以及民營企業的活力能否得到進一步提升。
1.分工協作是全球化的底層邏輯
在我看來，全球化的底層邏輯本質上是分工協作。由於各個國家在資源、技術、勞動力等方面存在稟賦差異，這就使得各國之間具備了互補性，並形成了各自的比較優勢。
基於這種情況，不同國家根據自己的資源稟賦生產不同的商品並進行貿易。短期內能夠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因為各國都充分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然而，這種模式也帶來了價值鏈的分化問題。
在整個產業鏈條上，並非所有企業所獲得的價值分配都是均等的，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的“8億件襯衫換一架波音飛機”，鮮明地體現了不同產業在價值獲取上的巨大差距。
在以往的全球化程序中，這樣的模式給美國帶來了顯著的好處，用四個字來概括就是“美元迴圈”。
所謂“美元迴圈”，具體表現為美國的經常賬戶方面存在大量逆差，而在資本賬戶上卻有大量順差，進而造成全球經濟的失衡。
中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都在為美國生產商品，並將這些商品源源不斷地銷往美國，這必然會導致美國產生大量的經常賬戶逆差。而當其他國家將商品賣到美國後，會獲得大量的美元。
這些美元如果全部拿回本國兌換成當地貨幣，很可能會引發通貨膨脹。因此，這些美元通常會被作為外匯儲備保留下來。
而外匯儲備需要進行投資以實現保值增值，由於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這些資金往往都投向美國，比如美國的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
這一行為在客觀上更強化了美元的國際地位。
由於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甚至成為各國主要的儲備貨幣，市場對美債的強勁需求促使美債利率不斷走低。美國政府長期依賴低利率環境進行債務融資，得以維持日益龐大的債務規模。
當全球商品和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美國，既為美國消費品市場提供了充足的商品，又透過購買美債等方式使資金迴流至美國金融市場，使得美國在消費和政府融資兩方面均佔據優勢，享受著低成本融資與消費旺盛的雙重紅利。
美國政府的大量財政赤字用在哪裡了呢？推動國內就業，透過實施各類財政補貼政策，創造就業機會。當美國經濟結構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失衡，國內製造業相對萎縮，為保障居民收入，維持社會穩定，就業成為了關鍵。
因此，美國政府藉助財政赤字大規模投資於就業促進專案，這也是美國失業率可以長期維持在較低水平的原因之一。
因此，美債市場的波動，尤其是美債價格下跌，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小覷。這不僅關係到美國政府能否繼續以低成本獲取融資，更會對美國整體經濟，特別是就業市場產生深遠的衝擊。
在全球經濟格局中，還存在著其他深層次問題。處於價值鏈上游的國家，普遍面臨著國內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逐漸下降，而資本收入佔比持續上升。
美國尤為明顯，美國國民收入中相當大的份額來源於資本收益，而非勞動所得。
而處於價值鏈下游的國家（如中國），有著強烈的產業升級需求，力求擺脫單純依靠低附加值產品生產的局面，向價值鏈高階邁進，不再侷限於諸如襯衫製造等低利潤產業。
這一過程體現了全球經濟格局動態調整、再平衡的趨勢，各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根據自身的經濟利益和戰略目標，不斷尋求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重新定位與升級。
最終的結果，導致了美國越來越中國化（美國要改變供給），中國可能越來越美國化（中國要改變需求）的趨勢。
2.逆全球化，美國越來越中國化
美國要改變供給，推動製造能力的提升。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就大力倡導製造業迴歸，到了拜登時代，這一理念進一步延續，提出推動製造業迴流，力圖擺脫經濟過度虛擬化的困境。
然而，這裡存在一個普遍的認知誤區。當下，不少人認為美國製造業迴流只是一句無法實現的空話。他們覺得美國人難以適應工廠流水線那種艱苦的工作環境，製造業根本不可能再大規模迴流美國。
但經濟學家透過資料分析發現，美國製造業就業崗位的大量流失主要集中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十年（即2000年至2010年期間）。
自2010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呈現出結構性分化態勢：在高階製造業領域，如精密電子、機械化工等行業，僱傭人數和就業人數呈上升趨勢；相反，在低端製造業，像玩具製造、傢俱生產等行業，就業人數持續下降。
這表明美國製造業迴流並非毫無根基，例如將臺積電遷至美國，儘管有效率方面的挑戰，但一旦成功落地，對於創造高階製造業的就業崗位將產生顯著影響。
從經濟層面和國家安全層面來看，美國推動製造業迴流有其內在考量。此前美國勞動收入佔比下降、資本收入佔比上升，如今重振高階製造業也是為了重新平衡收入分配格局。另外，高階製造業對於原材料、國防工業等國家安全戰略產業也至關重要，因此製造業迴流勢在必行。
為了推動製造業迴流，美國採取了一些以往曾批評中國採用的“國家資本主義”手段，開始實施產業補貼政策。在傳統認知中，產業政策被視為計劃經濟的產物，與美國之前所倡導的市場經濟理念相悖。
此外，美國還面臨著財政赤字的難題。理論上，解決財政赤字的關鍵在於在國內增加稅收。然而，特朗普政府卻背道而馳，選擇在國內減稅。
不僅如此，美國還增加了國防開支，這使得美國財政赤字在短期內根本無法下降。從經濟邏輯上講，若要真正解決美國當前面臨的經濟問題，透過國內加稅來降低赤字率，將有助於重塑全球市場對美元資產的信心，讓世界相信美國政府具備穩健的財政狀況。
而現實情況是，美國財政赤字持續高企，且在國際貿易端四處樹敵，這無疑引發了全球市場對美國經濟穩定性的擔憂。
3.中國越來越美國化
倘若中國能擁有像美國那般龐大且強勁的消費市場，再憑藉自身強大的製造能力，實現經濟內迴圈將易如反掌。
屆時，外部市場無論如何變化，中國都能憑藉廣闊的國內市場從容應對，做到對外部干擾的“免疫”。
因此，中國需要改變需求，應致力於培育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要讓中產階級有能力、有意願、有機制進行消費。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賴投資驅動，未來則需轉變思路，使消費在經濟結構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這並非簡單的週期性調整，而是一場意義深遠的結構性改革。
從對外經濟層面來看，中國憑藉完整的工業體系、勤奮進取的企業家、工程師紅利，形成了遠超國內消費需求的製造能力，因此供給亟待向外輸出，這就促使中國企業必須“走出去”。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走出去”的過程中，鍛造“全球勝任力”成為關鍵。能否具備跨國經營的能力，是擺在眾多企業面前的一道難題。
儘管部分企業已開始積極嘗試，但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面臨的挑戰依然巨大。然而，無論困難多大，全球經營能力將成為中國企業未來發展的必修課。
在對外貿易方面，我們應高舉自由貿易、自由投資的大旗，透過降低關稅、放寬市場準入等舉措，積極推動貿易自由化。
從國際政治層面考慮，中國一直堅定奉行多邊主義，倡導全球化，堅決抵制美國的孤立主義政策。
與此同時，培育全球治理能力成為當務之急。透過一些資料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任務的緊迫性。
在各大國際組織中，中國僱員的比例與中國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佔比極不相稱。以聯合國為例，中國僱員比例僅為2.3%，目前僅有700多人在聯合國工作（雖然相較於過去已有一定增長）。
隨著年輕一代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他們也在助力中國更好地融入國際舞臺。
當然，從現實情況來看，美國在全球治理方面逐漸“擺爛”，而中國想要完全擔當起“世界老大”的角色，目前來看還存在一定難度。
1.全球化，是中國企業破局關鍵
當面臨高關稅的國際貿易環境時，中國企業全球化經營的重要性愈發凸顯。企業不能再僅僅侷限於在中國生產和銷售，而應將目光投向全球市場。在全球化經營過程中，風險控制至關重要。
其中，市場多元化是關鍵策略之一，這一理念在資本市場上已被反覆強調，“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對於企業全球業務佈局同樣適用。
目前，中國企業在這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例如在東盟、歐盟、美國等主要市場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全面佈局，業務分佈相對平衡，沒有過度依賴某一個地區或國家的市場，這無疑是一個良好的發展態勢。
這種市場多元化的佈局，也是其他國家企業在全球化程序中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策略，同時也對中國企業出海模式的選擇產生著深遠影響。
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最終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稅政策走向。因為這也將影響中國企業在其他國家的投資、運營佈局。
2.中國出海企業概況
單從披露海外收入的A股上市公司資料來看，2004年有388家公司進行了相關披露，到2023年，披露海外收入的上市公司數量已增長至3522家，增長了約9倍。
這3522家上市公司的數量佔整個A股上市公司數量的三分之二左右，這充分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國際化程度已相當高，絕大多數公司都擁有海外收入。
從出口產業分佈來看，中高階製造行業佔據了主導地位，機械裝置、電子、化工、醫藥、電力裝置等行業在其中佔比較大。
相比之下，像玩具、衣服這類低端製造業在資料中並不顯眼。儘管義烏小商品市場依舊活躍，但在整個中國上市公司的出口結構中，已不再是主流部分。
這些行業的海外業務在2023年為上市公司帶來的收入貢獻已達到8.7萬億人民幣，與20年前相比增長超過了50倍。而同期A股上市公司營業收入合計增長了20倍。
由此可見，海外業務收入的增長速度要高於國內業務收入的增長速度，這也很好地解釋了為何中國上市公司積極尋求拓展海外市場——因為海外市場的增長潛力更為可觀。
從2023年海外業務收入的來源構成來看，電子、汽車、電力裝置、建築裝飾等行業佔據了較大份額。
我們不能僅僅依據業務規模來評判，企業海外業務盈利能力更是重要指標。資料顯示，2023年中國上市公司海外業務的毛利收入為1.47萬億人民幣，在主營收入排名前五個地區的收入中，海外收入的毛利佔比達到了15%，這一比例並不低。
不過，與美國或西方的跨國公司相比，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例如通用汽車、谷歌等公司，其海外收入佔比通常都在50%以上，而中國公司目前僅為15%，這表明中國公司在全球化程序中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中國公司海外毛利的來源主要集中在科技和製造業領域，這些行業的海外毛利收入佔比超過了20%。而一些本土屬性較強的行業，其海外毛利貢獻相對較低。
在披露美國市場收入的上市公司中，其在美國市場獲得的毛利率要高於在中國大陸市場獲得的毛利率。這充分體現出美國市場對於中國企業仍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自特朗普宣佈對中國開始大量加徵關稅後，那些對美國業務依賴程度更高、業務曝光度更大的公司，其股價跌幅更為明顯。
這一現象表明，市場對於美國關稅政策可能給中國上市公司帶來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擔憂情緒。
3.出海模式
當跨國經營已成為企業的必修課，對出海模式以及成功經驗的總結非常重要。然而，並非所有出海嘗試都能成功，分析潛在風險與失敗教訓同樣不可或缺。
基於不同型別企業、所處行業及發展階段，企業出海模式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其一，併購模式。聯想、吉利等企業早期透過併購拓展海外市場，但受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近幾年中國企業海外併購規模遠不及2017年及之前幾年，該模式目前可行性降低。
其二，海外建廠和本地化經營模式。福耀玻璃、海爾、傳音、比亞迪、TCL等眾多企業採用此模式，即將研發、生產、銷售環節佈局在海外當地。
企業選擇該模式的出發點各異，福耀玻璃為利用當地資源、貼近客戶；海爾為最佳化成本；傳音為快速響應非洲當地需求；比亞迪為規避關稅風險；TCL為保障供應鏈安全。不過，這種模式對企業的國際化運營要求不低，也面臨諸多挑戰。
其三，合資模式。分為產業與產業合資、產業與資本合資。例如，李寧與紅杉合資開拓海外市場；零跑汽車與Stellantis成立合資公司，以技術入股佔49%。此模式能節省資金、控制風險，但對公司未來發展方向的掌控力相對較弱。
其四，技術授權模式。這種模式近年來才興起，風險較低但收益相對有限。寧德時代近年有技術授權案例，奇瑞與韓國KGM簽訂聯合開發協議，由奇瑞提供技術，產品主要供應韓國及其他海外市場。
其五，資產置換和股權合作模式。以天合光能為例，將海外資產出售給美國Fryer公司，換取約20%股權、部分現金和優先票據，並委派董事、COO和CSO參與運營與戰略制定。在光伏行業面臨美國高額關稅壁壘的背景下，這種方式既能實現海外生產，又能保障自身利益。
其六，品牌和IP全球化模式。泡泡瑪特、米哈遊等企業透過打造具有影響力的品牌和IP走向海外，但需充分尊重本地文化才能取得成功。
其七，跨境電商模式。曾經發展迅猛，然而受小包裹政策等因素衝擊，目前發展受限。
其八，本地化特許經營模式。這種模式在餐飲、飲料行業應用較為廣泛。
多數公司並非單一採用某一種出海模式，而是根據不同市場環境和自身發展階段，靈活運用多種模式，因地制宜。
例如，比亞迪出海初期依靠商用車開啟市場，進入乘用車領域時先採用合資模式，2023年開始海外建廠；寧德時代經歷了從海外建廠到技術授權的轉變；安踏從併購品牌逐步轉向品牌出海。
4.中企出海成功的策略
企業出海成功的策略主要包括：
聚焦產品技術革新，確保產品和技術具備超越海外公司的優勢；充分利用電商平臺，實施本地化策略，如貝昂科技在中東市場對技術、商標進行本地化調整；
積極引進國際人才，獲取國際認證；大力投入社交傳播，大疆、安克等企業在當地社交媒體平臺宣傳力度較大；構建使用者社群生態，這對企業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5.中企出海的普適性挑戰和成功共性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出海也面臨一些普適性挑戰：早期投入大，導致投資回報低；人才招聘與管理難度大，比亞迪在巴西曾遭遇勞工問題；存在跨文化管理和勞工關係問題；面臨合規和法律風險；內部管理和效率有待提升等。
綜合來看，中國企業出海成功的共性要素有：具備技術和差異化優勢，擁有獨特的技術與產品；具備本地化能力，涵蓋管理、社交媒體、商標等多方面的本地化運作；秉持長期戰略耐心，即便短期內面臨困難甚至虧損，仍能堅守長期主義發展理念。
雖然目前形勢還在演變，但對未來的影響已悄然埋下。
首先，資本市場已經形成了反饋機制。市場對貿易戰的反應迅速且直接，透過股價、債券收益率、美元匯率等指標的波動，直觀地反映出市場對貿易戰影響的預期和判斷。
其次，就美國而言，面臨著經濟與民主政治的雙重壓力。貿易戰對實體經濟的衝擊不可小覷，投資停滯、通貨膨脹預期升溫，美國民眾生活成本上升，消費能力下降，從而影響到企業經營和就業，這必然會影響到美國政府的聲譽。
選民會對政府相關政策表達不滿並施加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恐怕也會不得不做出調整。在極端情形下，美聯儲必定會有所行動。當市場陷入極度恐慌時，美聯儲為了穩定金融市場、維持經濟的正常運轉，不會坐視不管。
回顧過去30年，美聯儲在應對各類經濟危機和市場動盪時，表現出了較高的決策智慧和行動力，大多能夠成功扭轉局勢。
從全球範圍來看，貿易戰最終會聚焦於中美之間的貿易爭端，其核心本質還是中美之間“脫鉤”的問題。
目前的形勢是，美國在貿易戰方面的動作已接近尾聲，後續更多地將面臨國內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挑戰。
對中國企業而言，跨國經營已是一門必修課。在經營過程中，除做好常規事務，加強原創性創新也極為關鍵，這恰恰是中國企業目前的短板所在。
2023年，中國研發投入佔GDP比重達2.64%，但這些投入大多集中在產品開發層面，基礎研究投入佔總研發投入比重不足7%。
儘管如此，我對中國企業出海前景保持樂觀，堅信未來必將湧現大批成功出海案例。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成功意義深遠，不僅能收穫經濟收益，也能借此傳播中華文化，向世界展示和弘揚中華文明，有力提升中國軟實力。畢竟，文化與價值觀是最強生產力要素。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筆記俠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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