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編輯｜王珊
2025年1月21日下午3點20餘分，江西九江市郊芸匯商業廣場一樓的“好想來品牌零食”店依然是一副熱鬧的景象。離春節還有幾天，採購年貨的老老少少提著白色購物籃，在一排排碼放整齊的零食貨架前轉悠挑選。身著紅色工作服的店員們則在倉庫、貨架和收銀臺間奔走，腳不沾地。
餘俊凱是其中一位店員。他剛進店裡幾分鐘。在一所職校讀書的他，8天前開始在店裡打寒假工。這天他是晚班，要從下午3點半上到晚上11點半。在“好想來”的這份工作是剛滿16歲的他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活計——外地工廠招聘普遍要求工人年齡在18歲以上，如果不能跟親戚一起外出，家長也不放心孩子單獨去外地。而在九江本地，通常只有超市、餐館等地需要短期工，但工作繁重、環境不算好。
事發的“好想來”零食店（陳銀霞 攝）
這幾年在九江密集出現的零食店，提供了一個新選擇。“最近三年，量販零食店在縣城遍地開花。”九江市下轄縣城一家“好想來”零食店店長李娟告訴本刊，零食店主營各類零食飲料，以低價獲客，平常在超市賣八九元的雞腿，在零食店內只要5元。“500米就有一家零食店，3年內我們縣城開了有11家。”“好想來”零食店官網顯示，截至2024年7月，在全國範圍內，其門店數量超過7000家。
“年前一個月是零食店最忙的時候。”李娟說。她所在的這家136平米的“好想來”零食店，平常營業額為6000元/天，年前平均能達到2-3萬元，最高有4萬餘元，“結賬的隊伍從門口排到路邊，20多米長，還是兩排，上貨都忙不過來。”有時營業時間甚至會延長到晚上12點以後。但忙碌的時間只持續1個月，李娟說出於成本的考慮，店裡一般會選擇招兼職。“零食店乾淨體面，沒有技術門檻，能搬貨理貨就行，很多年輕人願意來。”李娟寒假也找了兩個臨時工。
附近小區居民張妙的親戚在餘俊凱所在的這家“好想來”零食店打寒假工。她從親戚處得知，年前店裡至少來了5名寒假工，都是年輕的小孩。他們實行兩班倒，每班8小時，早班從7點半到下午3點半，晚班從下午3點半到晚上11點半，一天工資80元。張妙見過餘俊凱幾次，他身高一米七出頭，微胖，常穿黑色棉襖，見到顧客總笑眯眯的。張妙聽到店員喊他“小胖子”。餘俊凱的爺爺餘太峰告訴本刊，餘俊凱這次打零工，是一位與他年紀相仿的羽毛球球友約他一起去的。
零食店內，每包零食都要整齊碼放（陳銀霞 攝）
兩個年輕的孩子做的是理貨員的工作。這份活不算清閒，“好想來”零食店內的貨品種類在1000-2000種之間，每種貨品被擺放在25x30cm的透明塑膠盒內，每盒必須一包包整齊碼放2-5層，直至超過盒子邊緣高度，“缺一包都要補貨”。也因此，店員們沒有停歇的時候，整天都在碎步小跑，查缺貨拍照，然後去二樓倉庫搬貨，補貨。補貨的精度細緻到缺幾包，“每天微信步數幾萬步”。
1月21日到店後，餘俊凱被店內一名員工喊去二樓的倉庫拿梯子。該店一位店員告訴本刊，這家零食店租的商場一樓層高約6米，店主將其隔成兩層，下面是門面，上面做倉庫。店內左側盡頭開了兩個小門，一個門內架著一個鐵製豎梯，但爬豎梯上下樓取貨並不方便，店員們多選擇用升降機搬運貨物。餘俊凱從升降機的門口進入。悲劇隨後發生了。3點28分剛打完卡，張妙的親戚聽到員工大喊，他們跑過去，看到餘俊凱的頭部夾在正在上升的升降機和二層樓板之間，“只有指頭那麼大的縫隙”，已經沒了氣息。
李娟零食店內的升降機（陳銀霞 攝）
46歲的徐凱從2011年開始從事升降機行業。他告訴本刊，升降機原本主要用於工業場所，垂直運輸一二樓間的原料和成品。2014年，升降機不再納入特種裝置的安全監管範圍，超市、零食店等零售業開始大量購買使用。相較於電梯，升降機安裝不需要經歷漫長的審批過程，且成本低，一臺只需1-2萬元，而安裝電梯需要十萬左右。但徐凱觀察到，出於省錢考慮，很多店主在尋找廠家定製升降機時，並未製作安全防護裝置，比如圍欄門、超載保護、防墜裝置、緊急停止按鈕等，並不適合人員乘坐。徐凱參與處理過十多起升降機事故，均涉及到裝置防護不到位的問題，徐凱猜測，餘俊凱的意外，應該也與此有關。
從餘俊凱工作的零食店出發，沿351國道向東直行3.6公里，就是他和父母居住的城西港安置小區。小區很大，分ABCD四個區，一排排低矮的6層樓梯房，黃色的牆皮斑駁，銀色的防盜窗生出鐵鏽，凹凸不平的紅黃色地磚上落滿黑色的細小枯葉，老舊而略顯雜亂，有些樓齡已超過20年，到處充斥著衰敗的跡象。小區北側是密集的工業區，有大量電子廠、機械廠和金屬材料廠。九江日報2017年的一篇報道《城西港區安置小區784戶居民喜笑顏開》提到，這裡是江西省最大的集中拆遷安置小區，截至2017年9月，已有14000多戶拆遷居民入住。
城西港安置小區A區（陳銀霞 攝）
拆遷前，餘俊凱一家原屬於永安鄉的愛國村，有上千戶人家，如今全散落在小區的各個位置。餘俊凱家的房子位於沿街樓棟的5樓，樓下開滿了各類小飯館、小賣部、旅店、足浴店等，往北走幾步路，就到了城西港A區最熱鬧的環形交叉路口，道路兩側擺滿了賣蔬菜、燒烤、水果的地攤和小推車，三三兩兩的老人坐在球形石墩上曬太陽。白天，小區內鮮少看到年輕人的身影，他們幾乎都在上班，家裡多是老人和小孩。
小區附近一家小賣部店主告訴本刊，餘俊凱是個嘴甜的孩子，每次經過店門口，都會喊她一句“婆婆”。在出事前兩天的下午三四點鐘，餘俊凱曾走進店裡，說要換些錢。他從兜裡掏出80元紙幣遞過去，請她幫忙轉入他的微信裡。紙幣有些新，一張五十，一張二十，一張十元。現在想來，“可能是剛發的工資”。她隨口問餘俊凱最近在做什麼，他說在打寒假工，“掙點零花錢用”。小區一位菜市場雞肉攤的員工告訴本刊，餘俊凱喜歡打羽毛球，經常跟他的孫子一起打球。孫子說，餘俊凱想掙點錢買羽毛球拍。同齡人裡，大家用的拍子大概是80元/支。
餘俊凱常到3公里外的碧桂園小區內的免費球館打球（陳銀霞 攝）
“原先他們家條件還不錯，後來孩子爸爸賭博，就差了一些。”餘俊凱父親餘水發的一位同學說。多位原愛國村村民告訴本刊，拆遷之前，愛國村整體生活就已經不錯。愛國村從上世紀70年代試種蔬菜，1985年成為江西省的無公害蔬菜基地。中國江西網2012年的一篇報道提到，在上世紀90年代初，愛國村每畝蔬菜平均年收入達四五千元，是“江西省有名的富裕村”。餘水發家屬於愛國村二大隊，村民眼裡，餘俊凱的爺爺奶奶踏實肯幹，家庭條件“蠻不錯”。上世紀90年代，餘家已經蓋起了2棟二層小樓，像其他村民一樣，外牆貼上白瓷磚，地上鋪滿地磚。
餘水發今年40歲，初中學歷，年輕時他並沒有留在家裡務農，而是跟村裡同齡人一起到外地當電焊工。他們去的是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在船舶上工作。電焊是個苦活，夏天在船艙裡悶著，出來時“衣服能擰下來半盆水，冬天海風吹著又凍得慌”。愛國村村民張友良2000年左右曾跟餘水發一起幹過活，“他活幹的一般，是不能吃虧那種，但也踏實肯幹。”
城西港安置小區（陳銀霞 攝）
2007年開始的拆遷改變了村莊原來的運轉模式。當年，在沿江（長江）開發的背景之下，九江市啟動城西港區開發建設專案，計劃徵地15,600餘畝，拆遷房屋26萬餘平方米，依託港口建設工業園區。愛國村上千戶村民的土地和宅基地陸續被徵收，“每畝地補償2.7萬，一戶能分到1-3套安置房，補償款單戶十幾萬至30萬元不等。”不少村民抱怨“虧了”，他們提到後續其他村莊拆遷前，村民們會提前蓋房以分到更多安置房，“我的親戚家，一戶就分了10套房。”在這次拆遷中，餘家2棟房子拆遷，分了3套房，餘俊凱的爺爺、爸爸和叔叔各住一套，另外還有徵地補償款。
突然到手的資產以及拆遷後工業園區建設帶來的工作機會，促使許多像餘水發、張友良這樣的電焊工，回到本地務工。那幾年，張友良在本地做小包工頭，把工人帶到工地，就能有幾萬的進賬。人群迅速聚集，錢包乍然鼓脹，慾望也跟著膨脹起來，不少人開始賭博。張友良記得，賭博最兇的是2012-2014年，“僅A區就有至少四五十家麻將館，打牌的、摸麻將的、賭博的。”張友良說，五六十人圍在地下室的一張賭桌前，密密麻麻五六圈，前排坐著，後排站著，最後一排踩著凳子擠在別人肩頭下注。開始時下注十塊、二十塊、五十塊的零錢，到後面賭急了眼，就是一百兩百往上壓。
僅三四年時間，張友良包工程掙的錢，都流進了賭場，“少說有一兩百萬”。不少村民提到，很多人將房子全部輸光，妻離子散。本刊採訪時，走在小區裡，理髮店、炒貨店、小賣部的門簾後面，都是搓麻將的聲音，連足療店的地下一層，透過窗戶也能看到幾桌麻將，煙霧繚繞。張友良說，拿到拆遷款的餘水發也頻繁去打麻將、打撲克，幹活也挑肥揀瘦，“工價高的活才幹，工價低的就不幹。”有居民聽牌友說，餘水發賭博輸了幾十萬。
拆遷的村民在小區空地上種菜（陳銀霞 攝）
家庭的重擔壓在餘水髮妻子身上。原先在家帶娃的她，後來去汽車城做倉庫管理員，還要照顧兩個孩子。樓下的小賣部店主常常看到她大清早從門前經過，乘坐19路公交上班，晚上大家吃過飯後她才回來。她常常會去對面一家麵店買兩份面，“她比較胖，可能減肥不吃，只給兩個兒子帶。”餘俊凱一個同學提到，餘俊凱心疼母親，有一次母親提出要給他花錢補課，他不願意浪費錢，堅決不去。
餘俊凱的爺爺奶奶家在餘俊凱家對面樓。餘俊凱的爺爺已經65歲，在工廠打散工，沒活時就在街上開電動三輪車載客。1月21日，他接到俊凱出事的電話時，正在交警隊處理一起交通事故——拉活時，他與一個打寒假工的學生相撞。等他處理完趕到現場時，已經是下午4點半，周圍拉了一圈警戒線，只允許孩子父母進去。一直到凌晨兩三點，協商好賠償事宜，孩子才被拉出來。
下墜
15歲的李奇是餘俊凱的好友，剛剛得知俊凱去世的訊息時，他“不敢相信”。他覺得，如果不去打零工，餘俊凱就不會出事。他告訴本刊，在他們小區，通常只有沒考上高中的孩子才會在寒暑假去打工。李奇跟餘俊凱一樣，都是去年初中畢業後進入職校就讀。今年寒假，李奇的母親告訴他，等他滿16歲，就去她所在的工廠打暑假工，提前適應社會，“鍛鍊一下”。而餘俊凱去“好想來”零食店打工前一天，是他16歲生日。
作為城西港安置小區的孩子，小學時李奇和餘俊凱共同就讀於B區南側的九江市港城第一小學，是同班同學。李奇說餘俊凱和他小學時成績不錯，總分300分，能考到280分，處於班級中上游。但對於學習，兩人也談不上熱愛。李奇對於餘俊凱的印象，幾乎都是兩人一起玩的場景，下課後他們常常第一時間衝出教室，玩抓人、跳房子游戲，有時也一起打籃球。
餘俊凱性格有些暴躁，同時又敏感脆弱，別人未經同意拿了他的筆，或者打球時嚴防死守不讓他進球，他會忍不住與人對罵，“但最後他反倒是哭的那個”。但對朋友，他也十分友好，李奇的父母工作忙，午餐讓李奇買麵包吃，餘俊凱常常邀請李奇去他爺爺奶奶家吃午飯。
城西港安置小區的籃球場，餘俊凱以前會在這打籃球（陳銀霞 攝）
小學畢業後，兩人升入九江市港城中學唸書。學校就在餘俊凱打工的零食店旁邊，回家坐公交需半小時，7成的學生都是住讀。初一的餘俊凱成績中上游，在全班四五十名學生裡排名十幾名，學校按照成績排座，他的座位在中間。但到了中考時，李奇記得，中考按照成績高低排考場，12個考場，餘俊凱分在了9考場。他變得“有點混，不願學習”。
改變發生在初二。這一年，餘俊凱的成績直線下墜，在班級倒數，坐在倒數第二排，與劉炫做了同桌。在劉炫的視角里，這與玩手機遊戲有關。劉炫說，學校禁止學生帶手機進校，初一時學生們還都遵守，到初二，開始有學生偷藏手機在宿舍，約他們下晚自習後一起打遊戲。餘俊凱和劉炫之後也將手機帶進學校，11點宿管查完寢後，他們常常熬夜打遊戲到凌晨兩三點，有時還會通宵。白天上課時，兩人都趴在桌上補覺。
劉炫記得，餘俊凱原先還會認真完成作業，後面就放棄學習了，“初三的體育中考，他都沒來參加。”劉炫明白那種“不想學”的心情。他說，以數學為例，知識點一環扣一環，有幾天的課睡覺沒聽，“後面就像聽天書，很難聽懂，學的很累”。中考總分830分，李奇只考了520分，距離私立高中的分數線還差十幾分，被分流進中專，他說餘俊凱考得更差一些。
城西港安置小區（陳銀霞 攝）
住在城西港安置小區的家長們很難注意到孩子變化開始的細小訊號。在九江，不少地方的家庭模式是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一方在家陪讀，早中晚三餐接送孩子，晚上監督孩子寫作業，持續到初中畢業甚至高中。但在城西港安置小區，拆遷後從外地回來的許多父母都在本地務工，由於工資不高，通常需要夫妻雙雙工作，才能維持家庭基本開支。愛國村一位50多歲的村民王科說，拆遷後他在九江做水電安裝，早出晚歸，妻子在北邊的工業區做流水線，早八晚八兩班倒，兩人湊在一起月薪才9000元。學校離家遠，孩子只能住校，孩子的養育也傾向“放養”。
《奇蹟笨小孩》劇照
王科的兩個孩子初中也都是住校。大兒子27歲，初二時也經歷過與餘俊凱類似的成績下滑。王科記得，有天他到工地不久，就接到兒子老師的電話，說兒子在晚上11點多，被宿管查出與幾個室友一起玩牌。後來，兒子開始玩手機遊戲，不服管教，王科只能哄著他，主動給他買新手機，條件是每天控制玩手機的時間。後來，他才勉強考上高中。
在本刊的採訪中，城西港安置小區那些沒有邁進高中進入職校的孩子，無論是家長還是孩子自身都覺得，學習的路已經走不通，擺在眼前的只有打工一條出路。也正是這部分孩子，成為打寒暑假工的主力軍。即將滿16歲的李奇也很願意去，他計劃掙到零花錢，可以用來買衣服鞋子、請客吃飯，“吃一頓火鍋每人都要五六十塊。”
出事後，該店內員工使用豎梯上下樓取貨（陳銀霞 攝）
出事後，餘俊凱工作的零食店拆除了升降機，已經正常營業。店員說，店主計劃將豎梯改成七字型步梯，方便員工上下樓搬貨。為了生活，餘俊凱的爺爺已經出去跑車，與本刊通話的晚上8點多，他還在拉客。他最後一次見到孫子，是在1月18日。那晚11點10分，他開車前往孫子打工的零食店接他下班時，他還在忙著搬貨理貨。那天下班後，爺爺問他累不累，餘俊凱說“不累”，“他願意幹（這個活）。”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排版： 初初 / 稽核：雅婷
詳細崗位要求點選跳轉：《三聯生活週刊》招實習生、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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