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洋，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北京郊區的農民們，以及重慶的安置社群裡的人們，慢慢地變成了為發展讓路的人。讓路並不意味著他們跟城市化無關，他們往往會拼盡全力參與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但最終會發現，因為自己的弱勢，他們很容易成為承擔高風險後果的那群人。
過渡之地
2024.12.21 廣州
大家好，我叫戰洋，是一個人類學研究者，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學工作。
在過去的十幾年裡，我的研究主要關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特別是被城市變遷所改變的人們的生活。
為城市化讓路的人和地方
在中國的城市化程序中，我們感觸最深的也許是那些激進的建設奇蹟、拔地而起的高樓、巨型的基礎設施，以及在我們身邊不斷出現的大型專案。但是還有另外一些經常被我們忽略的過程，就是過渡之地的形成。
什麼是過渡之地呢？總有一些地方要為大型專案讓路，總有一些人要為我們所看到的城市奇蹟讓路，所以我們會發現，城市化也在不斷生產一些終將消失但又尚未消失或尚未完成的地方。城市之中沒有絕對的邊緣之地，那些要為別的空間讓路的地方就是邊緣。
我的第一個田野地點在北京，我在那裡已經做了18年的田野工作，2006年我第一次進入這些城中村，直到現在還經常回去。2018年後，我的田野又延伸到了重慶、深圳等城市。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研究中的一個線索，或者說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農民如何遭遇城市房產。
這顯然不是我拍腦袋想出來的一個議題。在過去二三十年裡，我們的城市化實際上是由土地、資產和房地產專案拉動的，這一點大家應該都深有感觸，我們每個人也都被捲入其中。
講故事的人往往是消費城市房產的中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們也跟土地這一發展要素緊緊地聯絡在一起，所以他們跟城市房產的勾聯也非常緊密。
在等待拆遷的村莊種房子
這張照片拍攝於10年前的北京，照片中就是我們說的農民房，也就是農民開發的房地產。
這裡所說的農民不是工作和勞動意義上的農民，只是在制度意義上他們還有農民的身份。實際上，我在這個村莊裡遇到的農民早就已經是房地產的經營者、資產的管理者了。
這個村莊是北京當時最大的外來人口聚居村之一，容納了5萬左右的外地人。我在這裡待了很長時間，經常有人跟我說：“有一個大專案就要來了，這裡肯定是要被拆除的”。聽多了以後我就意識到，人們對拆遷的期待非常強烈，特別是本地人，他們早就做好了準備，等待被拆遷的那一天到來。
期待拆遷不僅僅是因為他們能拿到補償款，也跟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有關。很多老人跟我說，“拆就拆了吧，拆了以後我就輕鬆了”。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個過渡之地上也有很多糾結，而在拆遷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人們就像是活在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當中，大家都非常積極地想把自己跟土地的關係迅速變現。
本地人把房產建設、開發和管理的過程叫作“種房子”，我在村裡最深的感觸是種房子不等人。
大家都很焦急，不知道什麼時候拆遷就要來了，在那天到來之前，大家要好好利用這個時機。所以村裡會出現建設的熱潮，就像這張圖片所呈現的那樣。
種房子時大家經常會使用造價比較低的材料。村裡有一個小樹林是堆放建築垃圾的地方，有村民不斷地從中篩選磚塊、石塊、預製板以再利用。
房屋的建設速度非常快。當時我租住在一個二層樓上，從我的窗戶向外望去，就能看見樓下的瓦房正在被拆除。我一覺醒來，瓦房已經拆完了。三天之後就已經挖好地基，蓋起了二層樓，這個速度當時對我來說非常震撼。
村子裡房屋租賃的開發者和管理者大多數都是老年人。為什麼是老年人呢？我覺得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時間。村莊裡的大部分老年人沒有城市工作，所以他們有充足的時間來計劃和處理房產開發的相關事宜。
第二個原因是，老年人在村莊里居住的時間比較久，對村莊足夠了解，所以在發生問題時也更有能力出來調解。這種非正規的房地產開發經常會涉及到一些糾紛，比如有人把房子蓋到了集體用地上，有時候鄰居之間會因爭奪土地的使用權而發生衝突。在這種情況下，老年人往往能起到很好的調解作用。
第三點是因為老年人比較容易獲得家庭的信任。種房子是一個以家庭為基礎的事業，老年人可以協調家庭成員之間的利益分配，有了他們就不需要再僱用外人了。
無論種房子多麼有利可圖、多麼地受本地人青睞，它其實都難以持久。在這個必然要消失的土地上，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並不樂觀，所以早在拆遷發生之前就已經透過教育或就業離開了村莊。
我認識一個馬阿姨，她非常希望孫女能來幫忙，但她的孫女很猶豫。2013年馬阿姨的孫女從職業學校畢業，一直沒有找到工作。我問她會不會來幫忙，她說，我可以幫一個暑假，但我總得找點別的事情做，否則拆遷的時候我怎麼辦？
因為缺少年輕人的參與，老年人經常面臨人手不足的問題，經常需要外部的支援。他們會先在自家的土地上建房，然後把房子的整體經營權轉包給外地人。外地人則需要有較為雄厚的資產，還要跟本地人有比較緊密的關係，才能參與進來。
李阿姨是我認識的一位房東，她有四個孩子。以前她跟老伴共同管理著40間出租屋，2010年老伴去世之後，李阿姨就感覺力不從心了。
她找到了外地人陳氏兄弟，把40個公寓都承包了出去。陳家兄弟當時也下了很大的決心，掏出了20萬，這是兄弟倆打工七年攢下的幾乎所有積蓄。陳家兄弟仔細檢查了每一間房屋，如果生意順利的話，他們一年能賺到20萬左右。
城中村裡的三代出租房
城中村的暫時性塑造了大家的生活，也影響了村民的投資行為和邏輯。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村莊要消失，為了減少損失、降低風險，一個常用的策略就是減少投資的金額，同時增加投資的次數。
從2006年到2018年，我發現城中村裡出現了至少三代出租房。
第一代出租房，本地人把它叫做大院單間。大院單間比較簡單，勞動力投入和資產投入都相對較低。村民把家裡空餘的房子收拾出來，擺上傢俱，就可以出租給外地人了，房東和房客往往要共享生活空間和設施。
大院單間在90年代就已經出現了，2000年左右村莊裡又出現了另一種出租屋，叫作單間。單間是專門為外地人設計建造的，造價比較低，同一層的租戶需要共用一些公共設施，包括廚房、廁所，甚至還需要用到村裡的設施。
2010年左右又出現了第三代出租屋，公寓。相比前兩代，公寓更受年輕人的歡迎。因為公寓會配有獨立的上下水、電錶、廚房，還有室內衛生間，更重要的是有網路。
公寓的經營投入相對較高，2014年我得到的資訊是，公寓的投入在20萬到100萬之間不等。投資規模變大，風險也就相對較大。
剛才我講的這三代住房，就像是農民自己推動的一種非正規的、本地計程車紳化（gentrification）。
在這個過程中，居住空間出現了迅速的分化和多樣化，在同一個區域，租金的差別可能非常大。比如大院單間只要150元，而公寓的租金可能達到1500元，相差了十倍。
越買房越回不去
由於週期性的投資，出租屋不斷地更新換代，本地人的盈利是增加了，但是外地人的生活卻越來越不穩定，他們可能隨時被房東趕走。我在研究中把這個過程叫作加速的暫時性或急速的不確定性。
那這些外地租客怎麼辦呢？
其實這些租客從來到這裡開始就已經做好了要走的打算，當時很多人都跟我說，他們努力工作最大的願望和目標就是能在家鄉附近的縣城買房。
這裡有一個互相加強的邏輯。在北京，他們跟土地沒有關聯，跟這個城市的聯絡也非常鬆散，再加上暫時性的生活，這一切都強化了他們在家鄉購房的願望。反過來，在家鄉購房的願望也導致他們在北京生活時傾向於推遲消費，節省開支。
我認識一對夫婦，劉偉和李靜。劉偉是做展板的，他的工廠就租在一個大院裡。生意好的時候，他每個月大概可以賺6000到7000。他的愛人李靜平時打零工，有時做保姆，一個月也能賺2500元左右。
我一直認為以這樣的收入，夫妻倆租一間650到700元的單間應該不成問題，但他們只願租250元的大院單間。在他們看來，在北京為居住額外花錢不值當。他們的原話是，我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錢去買一個獨立的衛生間呢？根本不值得。
他們的願望是儘早在家鄉買一套房子，但這件事也非常矛盾。在北京打工越成功就越想購房，可是購了房之後為了還房貸要更賣力地打工，所以越買房就越不可能回到自己所購買的那個房子裡去居住。
2019年，這個村莊被拆除了一半，但是人們還是在廢墟上做著生意。當時是下午5點左右，天色還很亮，被拆除的空地上，陽光照著沙土閃出了金光。我深刻地感覺到，他們在此時直面了生活中的不確定性。
2022年的冬天我又回到這裡，村莊已經被完全拆除了。大雪覆蓋了地面，掩埋了人們生活過的所有痕跡，以及關於這裡的記憶。
2023年的秋天，那個大家都在等待的專案還沒有發生，但是為這個巨型專案讓路的人們卻已經沒有了蹤影。我走在這裡驚奇地發現，經過了18年，我可能反而成了這個村莊裡待得最長的人。
搬進安置社群的農民
我在重慶的研究是在一個安置社群進行的。這個區域從2009年開始建設高新技術產業園，大量的農地變成了工業用地，農民被搬遷進了安置社群，這張圖就是安置社群的樣子。
我發現失地農民搬進安置社群後，他們的流動性就有了改變。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時候，這裡40歲左右的成年人超過80%都在外務工。但是安置社群建成之後，大約有一半的農民都回來了，那他們如何謀生呢？
吳大哥出生於1968年，17歲進城打工，23歲離開重慶去了雲南，開始了在眼鏡店長達12年的打工生涯。
2011年他又回到重慶，不僅搬入了安置社群，同時又買了一套安置房，改造成了一個家庭小旅館。一共有5間房，大的房間收費150，小的收費120，每月收入在4000到6000左右。旺季的時候，他們甚至還需要僱傭一個全職員工來幫忙。
吳大哥的姐姐也在安置社群裡找到了新的生計。吳姐在社群樓下襬上了桌椅，開了一個戶外茶室。她會給來打撲克、打麻將的人泡茶，每個人收10元錢的茶位費。雖然設施非常簡單，但這個戶外茶室在社群裡還挺受歡迎的。
吳姐拒絕把這件事叫作生意，她說這只是消磨時間的一種方式。在跳廣場舞的時候她就會把茶室收起來，有時還會招攬跳舞的小夥伴們一起在茶室聊天。
吳家的叔叔和阿姨已經70多歲了，他們在安置社群裡也沒閒著。他們一開始希望在社群周圍開闢一片菜地，但很快就發現了更好的場地。在離社群步行大約15分鐘的地方，還沒開始建設的高新技術開發區中有一小塊空地，他們就把它開闢成了自家的菜園。
吳叔叔每天都要去照看這些蔬菜，他非常自豪，覺得這樣的蔬菜沒有打農藥，是最安全的，他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很多老年人都在社群裡種菜，甚至有些老年人會把多餘的蔬菜拿到社群裡銷售，補貼家用。
激進的投資與爛尾的承諾
為什麼大家的生計都慢慢地集中到了安置社群呢？答案就在於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本身。
開發區建成後進來了很多世界500強企業，但這些企業的工作並不是面向本地農民的，往往要求高學歷和豐富的經驗。留給當地人的只有保安、保潔等低工資的工作，大家對這些工作也不是那麼感興趣。
另一方面，因為高新技術開發區建成，過去一些小型的非正規企業慢慢地都被關停了，包括砂石廠、水泥廠等等，這也是政府清理汙染企業措施的後果。
隨著小生意和非正規行業的消失，當地人實際上經歷了雙重排除，他們的生計機會越來越少。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一邊悠閒地種菜、開茶館，另一方面，因為手上有了房產，大家的投資也變得越來越激進。
比如吳姐的女兒在搬進安置房之後，很快跟丈夫商量，把自己的住房抵押獲得了15萬元，又跟朋友合作，一共花了60萬購買了一輛水泥罐車。他們把水泥罐車出租給當地的建設工地，進一步參與房地產和城市開發。夫妻倆對這項投資相當滿意。
安置社群中不少年輕人都抵押了自己的房產，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有的做小生意，還有的就乾脆去購買更多的房產。
參與投資的不只是年輕人，也有老人。這張圖片中有三個建築物，最新最高的是售樓處，旁邊還沒有完成的磚樓是已經爛尾的商品房，最前面的簡易帳篷是曾阿姨的居所。
曾阿姨把自己和老伴攢了多年的30萬積蓄，交給了一個親戚。親戚告訴她因為房地產開發有時候需要資金週轉，所以這樣的借貸很普遍，這30萬過兩年回到她手裡，可能就變成了40萬甚至50萬。
顯然房子爛尾之後，事情就不像他們想象的那麼簡單了。這個房子爛尾了七年，曾阿姨和老伴也就在這個工地上的帳篷里居住了七年。
從積累性時間到機會性時間
我剛才講的這些故事從研究者的角度看，有一個重要的啟發，城市中的中國人跟時間的關係似乎發生了變化。
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有一句話叫作“時間就是金錢”，你做得越多賺得越多，你幹得越多，未來也就越光明。積累性的時間主導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那些進城的打工者。
但是因為房地產市場普遍的、彌散性的影響，我們會發現，很多普通人開始試圖超越積累性的時間，他們試圖尋找機會性的時間。對他們而言，time（時間）遠沒有timing（時機）來得重要，所以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投資的人，甚至是投機的人。
無論是北京還是重慶的故事裡，我們都可以看到其中湧動的關於投資、風口，關於下一個機會的想象。在吳姐開的茶攤上，大家經常聚在一起談論下一個投資的機會在哪裡，手上的這筆錢應該往哪裡去。
顯然投資獲利沒有那麼容易，很多人就像曾阿姨那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失去了所有儲蓄，很難再繼續想象爛尾樓之上的未來。
城市奇蹟中的農民故事
剛才我講到的這些北京和重慶的農民，他們都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普通人。對於普通人而言，在今天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對未來的想象，只有城市才能給我們一個關於未來的承諾。但如果細想我們就會發現，這個承諾是以高度不均衡的方式傳遞給不同人群的。
這些故事裡的農民往往被看作城市化的反題，北京郊區的農民們，以及重慶的安置社群裡的人們，慢慢地變成了為發展讓路的人。
當然，讓路並不意味著他們跟城市化無關，他們往往會拼盡全力，努力地參與到城市發展的過程中，但最終會發現，因為自己的弱勢，他們很容易成為承擔高風險後果的那群人。
在這樣的條件下，許多農民實際生活在具有過渡性質的空間中。這些空間是為城市更宏偉的專案做預備的，有時候也是為城市專案託底的，是讓那些宏偉的高樓大廈成為可能的基礎。
這些普通人的故事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城市的重要知識和命題。城市在這裡顯然不只是一個地點，它應該被理解為一個複雜的過程。這個複雜性就在於，它涉及到資產、福利、市場等諸多因素，人們的生活被不斷地重構，常常處在糾結當中。
其實很多外地人會對我講到的這些農民非常不滿，他們會覺得這些人從城市化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依靠土地從外地人身上賺錢，在拆遷中白白地得到了房產或鉅額補償。甚至有人會把他們叫作食利階層。
但是把故事的時間拉長，我們會發現，資產在市場中當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因為這是買斷農民跟土地關係的資產，農民之後並沒有辦法進入到城市制度、城市文化和城市權力的核心，這些資產很容易就在市場當中消散了。煙消雲散之後，他們只能在城市裡繼續艱難地掙扎。
感謝大家今天聽我講這些農民的故事，希望大家從中也能看到在中國城市化程序中沉浮的自己。
謝謝大家。
內容策劃丨恆宇啊
影片剪輯丨大凱
鳴謝丨宇軒 雨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