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夢龍

大家都知道，印度人剛剛吃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虧。這個虧雖然是巴基斯坦人的手筆，但自居南亞之主的印度人肯定不會向老對手低頭示弱。不用說，高貴的巴拉特精英，肯定又要在小本本上，給幕後黑手，萬惡宿敵的老中狠狠記上一筆了。

對大多數當代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來說，印度，尤其是當代印度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國家。同樣，印度是一個非常經常被拿來和中國做進行對比的國家。這種對比，幾乎在任何時候，都會變成對印度的無情嘲諷，使印度人本該理所當然的自豪成就，一下就顯得黯然失色。

我們設身處地地想，當你把對方當作宿敵，對方卻根本不怎麼拿你當回事的時候，這種感覺肯定是很不美好的。就好像這一次，在談論印度空軍大敗時，大多數國人關心的，其實是本國戰機的技術水平明顯壓倒了傳統歐洲強國法國的戰機。從象徵意義來說，這可是近代被西方的堅船利炮敲開國門以來，中國在先進武器領域，面對西方列強，一次標誌性的後來居上。至於身為直接受害者的印度，反而顯得無足輕重，大家都習慣它鬧出笑話了。

幾乎沒人能否定，當代印度是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南亞霸主，古老印度文明體系無可爭議的長子、繼承者。但這一切偉大，唯一不能做的，就是拿來和它東邊那個超規格的鄰居做對比。

這種不對付，在我們國內的民間輿論上也挺明顯的。印度奇聞算是中文網際網路常年流行的一個熱門獵奇題材。尤其是涉及兩國曆史恩怨、經貿糾紛和種種社會發展的對比。民粹氾濫、夜郎自大、眼高手低、見利忘義、格外善於睜眼說瞎話，以致無可理喻，幾乎是年輕國人對印度的普遍印象。

當然，這只是大體而言。中印兩國的社會精英一旦脫離公開和國別立場，私底下以見過世面的人自居，相談甚歡，甚至共同嘲笑印度的情形也不少見。而極端者，比如著名的賈揚特·班達裡。這位仁兄在外發跡後，回印投資被痛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日夜在網上以中國為鏡，瘋狂羞辱那幫恨鐵不成鋼的同胞，成為著名的印度非國民。

但總的來說，當代國人對印度多有不喜，是帶有普遍性的。這種不喜不完全來自現實層面兩國的恩怨糾葛，利害交關。如果細究，兩國人的這種互不對付，尤其是國人的不舒服，存在一種意識形態，文明底色上的天然對立。這使得雙方始終有一種自然的，幾乎無法跨越的思維隔閡，註定難以互相接受對方。

大家應該知道，印度精英分子一直有一個主張，就是把印度的正式國名改為巴拉特。這個建國伊始，直接寫進憲法的夙願對印度精英階層顯然有特殊意義。我覺得不妨提出一個暴論，巴拉特是一個未降生的印度，印度精英理想中的印度，即使在開國超過四分之三個世紀以後，至今也還沒有建立起來。印度從上到下，存在的大量問題，國人難以理解的內外表現，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我們還是從具體的角度來談這個問題。我們以印度的民粹為切入點好了，尤其是莫迪時代以後，這種情形外溢得尤為嚴重。印度本身有沒有驕傲的資本？實際上是有的。雖然印度人一直試圖把自己塑造成古老帝國的繼承者，但當代印度確實是一個只有不到一百年曆史的新國家，這和幾乎同時建立政權的當代中國是完全不同的。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直到英國殖民者征服了整個南亞，才把印度從一個地理概念，真正整合為一個政治實體。

構建當代印度的政治精英當然明瞭這種狀況，但也不可能在明面上接受這種敘事。他們從一開始就使用了復興者的國家敘事。不過，他們也從不掩飾自身作為英國治理體系繼承者的身份。這甚至是他們在印度這樣一個鮮明的種姓社會里，高貴的根本來源之一。

哪怕今天的印度，日常以殖民受害者自居，以印度教為意識形態融合劑，也不妨礙其社會精英在另一些場合對內宣揚自己繼承成自殖民者的現代文明精英屬性。這種理論上相互衝突，實際上並行不悖的極端實用性做派，在中國人看來可能難以接受，但確實符合印度的社會和歷史傳統。畢竟，印度的歷史，就是征服與消融的歷史。

然而，無論印度的統治精英對國家認知的公開口徑是什麼，它都不能掩蓋這樣一點——當代印度不但是一個新造之國，還獲得了大量新徵服地區。這些地區，包括開國後被吞併的大量土王邦國和遠超傳統德里治理範圍的廣大異族，異文化地區。即使印度的統治精英，勉強用印度教這面大旗去掩蓋，其內部的分化也是動輒以千百年計，以千萬條人命計的，甚至異端比異教恐怕還可恨。當然，其中最頑固，最無法措手的部分，已經透過印巴分治被切割出去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印度就建成了。

到了今天，新德里的統治者通過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已經很有效地把印度，印度人這個概念，植入了這一廣闊帝國國民的頭腦裡。但這種粘合效力，有多牢固，始終是可疑的。這也是像1962年邊境潰敗那樣的事件，會在幾十年裡，始終對印度人造成極大困擾的原因。當時的中國既無打算，也無可能真打到新德里。這件事，其實不能用單純的軍政影響來理解。它揭示了一些本質的東西，觸發了一些幾千年來已經深入次大陸居民靈魂的恐懼。

一個印度精英會輕描淡寫地告訴你，1962年中國人給與的恥辱，印度人已經在1967年討回了，不再困擾於此。但轉過頭，他又會苦大仇深地怒斥中國人何等蠻不講理，乃至背信棄義，給印度造成了多少大的傷害，並至今賊心不死。

中國這個強鄰，當然是這種強弱二相性的一個有效假想敵。本質上，印度精英們是有危機感的，民粹的本質是內虛。印度的中央權威是建立在力量和態度的雙重強勢上，尤其是對內。印度歷史上充滿了這樣的教訓，露出虛弱者必然要陷入廣泛的分裂失能之中。強盛往往轉瞬即逝，帝國總是脆弱的，稍不留神就會碎成一地。這種經驗不僅僅在指導中央的決策，也深植於地方的執行之中，隨時可能像徘徊幽靈一樣突然冒出來。

當代的印度政府，憑藉時代進步之力和幾十年來治理者的苦心經營，無疑是次大陸幾千年來最強勢，最堅固的存在，值得格外自豪。但印度的中央政權是不是把整個印度看作一個平等的國家整體？它和印度人早已習慣的征服者政權，在有限的核心區域之外有多大區別？更關鍵的是，它已經在多大層面上消滅了印度人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那種分裂特性？這幾個問題，實際上都是非常可疑的。

所以，我們常常嘲笑印度人，總在贏贏贏，不肯面對現實，但另一個層面上，這是真正印度的胎教與催生曲。相比中國長達兩千年的大統一史以及近代危機以來用無量血肉重鑄的國家認同，繼承了舊主遺產的印度，更像是一個沒有經過充分燒煉的大瓷器。誰也不好說，一敲之下，它會露出多少裂紋。一個國家並不是建立了，就可以長期存續下去的，近代以來這樣的教訓數不勝數。

當然，這種胎裡病也不是不能克服。只要印度政權穩固個一兩百年，有條不紊地釐清內部問題，實現一輪印度人自己的再征服，各種問題就會減輕很多。遺憾的是，印度開國之初，原本一帆風順的歷史程序，已經在1962年因為尼赫魯的輕率愚蠢被斷送了。

從那時起，直到今天，印度政府依然在不停地進行再征服與國家構建，也取得了很多成就，這是應該肯定的。但身處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現代化在賦予國家機器更強大力量的同時也並非全無代價。中央權威的推進與工業化的都會加劇傳統社會的崩解，加速不同地區的分化，使曾經的妥協變得難以維繫。無論外部世界的劇變，還是內部長期矛盾的長年集聚，都使得德里政權，特別是當前的莫迪政權，其實沒有多少可以退的餘地。

至於說，像印度人的見利忘義，急功近利，社會治理的效率低下，相比以上的核心危機，其實都不太算個大事。見利忘義與急功近利本身就常見於落後的封閉社會。本質就是做一錘子買賣，能宰一個是一個，餓太久了，眼下能吃飽，誰還管明天如何。如果結合印度人長達千年的被征服史和種姓社會下的極端階級隔離，並不難理解。

我們說不好聽些，很多時候就是中國人把外國想太好了。中國社會即使是最糟糕的時候，在文明發展程度上也是很高，高到很多國家至今都望塵莫及。

但就像我一開始所說的，中國人和印度人是一種格外不對付的狀態。這種狀態超越了利害層面，已經進入思維底層的天然對立。換而言之，就是當代中國人天生受不了印度人，甚至很可能是全世界最不能忍受印度人的存在。這一點，不要看巴基斯坦人視印度人如仇寇，他們反而在極大程度是能互相理解的。

一個常見的情形，就是中國人很容易注意到，印度人在贏贏贏的敘事中，有一種非現實感。大體來說，就是我們會注意到，如果在討論話題的時候，在交流過程中，印度人容易表現出無法抑制的唯心性。類似受印度文明影響的地區都會有類似的現象，那就是虛實不分，想象和現實往往交融在一起。而且這可不僅只是停在嘴上，現實中，印度人也不時會壓抑不住唯心的傾向，以此指導現實問題的解決。這就很讓中國人覺得驚訝甚至驚恐了。

這是典型的宗教辯論思路，爭論的焦點往往不是證據本身，而是觀點的對撞，超越。觀點並非自證據中提煉，而是透過證據反證已有的觀點。一貫世俗化的中國社會，完全不能接受印度贏學這種證據的非現實性，甚至試圖以非現實的證據來支援觀點以作用於現實世界，這是荒唐胡鬧，痴人說夢。中國自秦漢以來，文化基調，社會運作基本是唯物的。但印度文明的範疇內，務虛則是一個重要工作，它是文明傳承的基礎，是社會執行的基本法則。雖然兩國人都喜歡拜神，但遇到神明不中用的時候，中國人喜歡把神像丟進水裡，而印度人則會把信徒丟進水裡。

同樣，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中國人普遍不能接受印度的種姓制。這一點其實有點奇怪，因為種姓制是中古以前頗為普遍的存在，比如新羅的骨品制度。一個典型的文化衝突現象，就是作為最為中國人熟悉的印度文明產物，佛教在傳入中國後，很快就產生了眾生是否都有佛性的一闡提之辯。中國僧人其實在還沒找到印度原典支援的基礎上，就自發否定了一闡提說，而在印度本土，五姓說則始終流行。甚至連後來用刀劍滅亡佛教，征服了次大陸的穆斯林，也在這裡獲得了種姓。

大體而言，如果站在其他民族的角度看，或許真正奇怪的，其實是中國人。就像我在前面所說的，中華文明的發展是非常早熟且先進的，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社會的很多觀念在中古時代才是罕見的。像中國人對王侯將相寧有種，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種階級流動，從上到下的廣泛推崇，在世界其他地區是頗為少見的。

相比之下，印度文明被困有限的地理格局內，既無法實現跨越性的大一統向外擴張，更無法有效抵禦外敵，不斷被迫在一輪輪屈服與消融外來者，進而開展一輪又一輪的逆向淘汰，簡直可以看作傳統華夏文明的反面映象。

當然，當代中國人對印度人極大的不適應，更可能是來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的救亡圖存運動和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深刻影響。這一系列鬥爭，使中國人對平等的訴求，對效率進步的訴求，對落後就要捱打的恐懼，幾乎深入骨髓。

從某種程度上說，中國人本身相比1840年之前的傳統中國，確實有巨大的不同。這也是很多當代國人在面對傳統文化時，始終覺得有所隔閡的原因。典型的一個例子，絕大多數國人其實很難真正適應呼奴使婢這種傳統享受，反而會有些不舒服，並傾向於對社會下層抱有同情態度。

相比堪稱站在作為當代現代化發展頂點的中國，印度文明迄今的發展，就像把中古和現代無過渡地焊接起來一樣，完全是另一條不同的道路。印度為什麼在國人眼裡顯得獵奇，這種反差感是一個重要原因。

你找不到任何主要大國，能像印度這樣保留如此之多的糟粕，並在不斷想方設法把這些和現代化格格不入的東西儘量拖入現代化。但在另一個層面，印度社會的穩定，恰恰是建立在傳統印度的病態之上，有一種病態的旺盛生命力。

美國肯定比印度要強大，要是不計代價地硬幹，大機率有能力把印度重新打回一個地理概念。但美國文明是不是比印度文明更堅韌呢？即使一個統一的印度不存在了，印度文明籠罩下的印度大陸也會存續下去，就像一千多年來的被征服史一樣。在西方文明已經明顯衰落的當代，後現代的風無處不在，印度卻展示了另一種堪稱恐怖的堅韌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