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縣城開網咖，日入過萬”

文圖丨李一鳴‍

編輯丨雪梨王

網咖總像是舊時代的產物，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我對它的絕大多數記憶存在於十幾年前。那時候，微信還沒取代簡訊，流媒體還沒取代入口網站，開機要刷身份證——當然，沒有也可以。

移動網際網路隔斷出兩個時代。十幾年後，手機取代了主機，“網癮”不再是小部分人的症候，“上網”從一個動詞變成所有人的生活狀態，網咖似乎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一家開在縣城裡的網咖讓我意識到這個判斷或許是錯的。2025年，網咖依舊是一門掙錢的生意，支撐它持續運轉的，是那些將網咖作為生活方式的人。雖然網咖不再代表著社會的灰色地帶，但它仍然托住了社會里那些非主流敘事的章節——一部分人的人情或者生計。

人是社會動物，在這個時代，網咖承載了一種公共生活。

跟網沒關係

油膩的鍵盤和滑鼠，燈光昏暗，空氣中盡是香菸混雜著泡麵的味道。歡呼與咒罵齊飛，紅牛罐可樂瓶，一槍爆頭，是兄弟就來砍我。

這是很多人對網咖的刻板印象，包括我在內。但它們基本都成為過去了。

高吊頂，新風系統，有大廳有包房，還有檯球和街機。網咖、電競館、娛樂綜合體。這是郝文博的網咖定位。在河北廊坊香河縣，這個常住人口50萬左右的縣城，郝文博和合夥人總共開了5家店，基本壟斷了這塊土地上的網咖產業。其中四家，是近兩年新開起來的。

此時此地，網咖絕對是門掙錢的生意——郝文博給出肯定的答案。

郝文博是東北人。當過兵，跑過外賣，搞過直播，到現在成為老闆，算是成功上岸的勵志樣本。如今他不再需要插手具體的經營業務，巡巡店，剪點短影片，一天就這麼過去了。工作日下午三點，二樓臺球案子傳來球體碰撞的聲音，樓下的60臺機器亮著一半。郝文博點起一支荷花煙——2013年後，河北稍微有點身份的人開始抽這種香菸，牌子比中華響亮。

身份的改變仰賴於網咖這門生意的成功，而網咖的成功，就在於樓上樓下的這些人——跟郝文博一樣不用按點上班的人。他們要麼穿著Polo衫，要麼穿著灰色的校服褲子。後者可能是下了課也可能就沒去上課，前者要麼是開傢俱廠的，要麼是做餐飲的。這個曾經火熱的傢俱之鄉因為環保治理等原因冷淡了不少，工人離去，老闆們也閒下來了。也有那種幹日結的人，掙兩天錢再用兩天全部花掉。下午六點鐘後，店裡更加火熱起來，穿校服的三兩結對，書包丟在椅子邊；穿工服的，擰開飲料按鍵開機，坐到晚上十點，媳婦出現在身後，不用廢話，耳機一摘，結賬，騎上電動車回家。

網費最低8元一小時，充300送500。郝文博會記錄這幾家店每天的總收益——根據最近半年以來的統計，最低每天收入一萬出頭，基本保持在1萬到3萬之間。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當日營業額達到了6.35萬。在客流高峰期，單間包房或連排都需要提前預訂。

〓一家縣城網咖的前臺

家家戶戶都有電腦了，為什麼還會有人去網咖呢——這是我的疑問。

“在家玩跟在網咖，那意思絕對不一樣。”郝文博給出的答案是，“在家你媳婦管著，孩子要帶，玩遊戲玩不消停的。”郝文博最大的娛樂除了做影片就是裝機，家裡的電腦配置也不錯，“但你在家玩有的時候會難受，會孤單。”

從這個角度看，網咖和圖書館似乎承載了同樣的價值與功能。

就像打球時旁邊有沒有人看著會影響運動表現一樣。“比方說你玩吃雞（《絕地求生》，一款大逃殺射擊遊戲），要是自己在家，你五殺了，你吃雞（勝利）了，沒什麼太大感覺。”郝文博說，“但網咖不一樣，即便旁邊是你不認識的人，你也會興奮不少。”

從硬體上看，在網咖也確實更容易打贏一場遊戲。作為經營者，郝文博明白，當電腦推出了更新型號的配件，那網咖必然要更新換代，“不然沒有競爭力”。“我不信有那麼多人敢買一臺五千塊的顯示器往家一放就打遊戲用。”他指著一排排機器說。網咖門口的玻璃櫃裡，展示出店裡使用的顯示卡鍵盤滑鼠等裝置型號：“你用普通的2K顯示器，我在網咖用卓威400，同時開槍，我就是能先打死你，因為我顯示器的重新整理率比你高。”

“跟網沒關係。”郝文博說。螢幕前方鍵盤滑鼠嗒嗒作響，不時傳來歡呼聲。人們不只在享受遊戲——這也是種公共生活。

網咖1.0時代

郝文博經歷過那個“經典”的“網咖時代”。上初中的時候，他和媽媽住在自家花店的隔層上，晚上捲簾門一拉，他就翻窗戶跳出來，去網咖找同學一起玩。熬一個通宵，第二天上學坐在最後一排趴下就睡。學校裡的關係會延伸到餐館、球場、街巷，當然還有網咖。網咖兩三塊一小時，包宿更便宜——到現在都是。彼時，網路遊戲被視為洪水猛獸，楊永信被稱為“專家”，QQ是年輕人的名片，暱稱和簽名飄著火星文。

十年前，他也在網咖幹過。“沒學歷，沒見識，沒家。”郝文博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2014年12月，退伍回到黑河老家時，他面對的是一個消散的家——父母在他童年時就離了婚，如今賣了各自的房子，一個去了廣西，一個去了浙江，徹底離開了他的生活。

“用他們的話說，（我）繼續在老家待著只能等死。”郝文博說。

退伍安排的工作是超市收銀員。那陣，電視裡在播《北京愛情故事》，郝文博受了感染，想要“北漂”。到北京後，他發現，好像大多數工作都需要本科學歷。他初中輟學，當兵前只讀了一年中專，沒拿著畢業證，找不到什麼正經工作。最後，他坐上了938路公交車，將北漂旅程歪去了河北——京津之間的廊坊市香河縣，進了網咖當網管。這行不需要學歷，工作也簡單，除了開機子，就是刷廁所。

剛退伍的人身上有股勁，廁所也比別人刷得乾淨。郝文博跟我說，退伍前他們宣過誓，保證回到地方後，要帶著部隊裡的精神繼續積極建設。他忘了具體講了啥，反正挺感動，“熱血沸騰的”，也就真帶著這股勁兒回到了地方。在網咖打雜打了一陣，他主動提出試著做經理，最後還真當上了。

〓網咖裡通常拉著窗簾，晝夜不分

當經理一個月3000多塊錢薪水，周圍人天天跟他“博哥”“博哥”叫著，也算福利——這份福利僅限網咖內部兌換，出了門啥也不算。幹了三年，郝文博決定跑外賣。外賣也不好跑，顧客說讓帶包煙就得帶包煙，不帶就是差評。一看要超時，心裡就更慌。錢是賺了，一個月一萬多，但福利沒了，尊嚴也沒了。郝文博說，那幾年，他被磨成了一個“誰都能欺負的人”。長期不跟人說話，說起話來直打磕巴。但他也有夢想，比如做嗶哩嗶哩上的up主。他買了電腦、相機，開始學剪輯，幹吃播——芥末漢堡、黑色炸雞，都試過，“就差吃屎了”，最後也沒火起來。

送了兩年外賣後，因為幫父親解決其被捲入的一個案子，郝文博賠光了所有積蓄，賣了電動車，一無所有。郝文博說，他真想過跳樓。

最後，他試著給一家自媒體公司投了份簡歷，居然應聘成功了。他一下從跑外賣的變成了“坐辦公室的”。公司是做直播帶貨的。郝文博說他是自學的pr，覺得剪輯就是把拍的東西拼到一起，老闆看完片子說不錯，自己就喜歡“野路子”。這人比郝文博小兩歲，靠這行已經開上了路虎。

那不是直播帶貨最賺錢的時候，但也算踩上了風口，郝文博最多的時候一個月能掙三萬。

一種逃離

靠網路完成了一些原始積累後，郝文博又回到了網咖。對他來說，網咖的意義更在於一個“逃出去”的去處——不只是逃出兒時那個廚房和廁所連在一起的小隔間，還有家庭和學校裡充斥著暴戾和打壓的氛圍。

在郝文博的記憶裡，沒有一個固定的家。住處總在換，有時在村裡，有時在棚戶區的出租屋，光幼兒園就上過四五個。母親只顧著賺錢沒時間管他，一旦沒考好或者闖了禍，解決方式就是打一頓，用掃把頭，甚至菜刀，都比劃過。上初中後，郝文博遭遇了校園霸凌——當時還沒這個詞——成了被校園小團伙欺負的物件。有一次，他因為穿了件“花花的衣服”又被一幫人圍起來，這次他沒忍，找了下手最狠的那個，過去一把掰折了他的手指頭。

郝文博因為這事留了級，轉了學，初中也沒念下來。同齡人都在上學，就他在外頭蕩著。和他一起玩的，都是些“混社會的”，比他大個八九歲。郝文博跟他們在網咖裡認識，《反恐精英》、《地下城與勇士》、《夢三國》，玩著玩著就混熟了。社會關係帶來行為上的慣性——最開始他討厭別人在網咖抽菸，後來自己也學會了。

“那時候網咖裝修沒現在好，但人情味足。”郝文博說。他幹網管那幾年，香河傢俱產業正紅火，外地人多，來網咖玩的人也多。有在廠裡上班的，有開豪車的老闆，機器放得也擠，兩層樓能放一百六七十臺。“那時候網咖比現在還好乾，一天能掙個一兩萬。”幹管理的秘訣是提供好情緒價值，打個招呼，免個臺費，送瓶飲料，“讓人覺得自己有點兒地位”。有個江西的老闆跟郝文博混得熟，有一年郝文博過生日，老闆為他包了一整個夜場。

支撐網咖這門生意運轉下去的也是些不想回家的“閒人”。無論年景好壞，這種人都不少。在縣城和小城市裡，人們沒有太多娛樂方式。KTV湊不夠人的時候，他們就抓住滑鼠鍵盤和檯球杆。管理網咖的經理，有時也會和客人一起打檯球。郝文博說，以前來上網的，有錢的沒錢的都有，現在後者居多。但只要這個“基本盤”還在，網咖就不會倒。網咖是個場子，圈住人的除了娛樂還有人情。

〓很多人把網咖當成家，吃住都在這裡

郝文博是2023年年初入局的。他之前工作過的那個網咖老闆說是房租到期了，準備換個地址重新裝修，順便更新下配置。郝文博就借這個機會，湊上幾十萬入了夥。縣城裡，能挺過那三年的網咖不多，除了他入夥的這一家，另一家是在2019年下半年更新的裝置，寒冬一過，立馬紅火起來。郝文博一直眼紅那家店，一百多臺機器成天爆滿，網管從早忙到晚，“生意是真好”。他相信，自己做起來的那家網咖，也能這樣紅火。

需求起來了，網咖不夠用了。天眼查資料顯示，2020年，全國總共12888家網咖倒閉。截至2021年2月，存續在業的網咖總量為124818家。從2023年到現在，郝文博投資的網咖品牌在全縣又開了四家，城東西南北都有店。他總在影片平臺釋出“在小縣城開網咖”為主題的作品，有人向他諮詢，甚至請他去幫忙開網咖。天南海北的人都有，訊息多到回不過來。

003號機

有開網咖掙錢的，也有靠網咖掙錢的。對這些人來說，網咖是生意，是單位，是家，是放置一部分生命的地方。

郝文博總觀察那些來打檯球和上網的人。有些是和曾經的自己差不多的人——“社會閒散人員”。“你初中不念了，你幹嗎呢？你也不上學，那你就出來溜達唄。”

外面都在說失業，但在郝文博看來，掙錢似乎也不難。“找個班上，廠子的或者別的什麼，幹倆月不幹了，就出來玩兒。”他一指檯球案子，“球打得好的，就靠打球賺錢。找人打比分，一分20塊到100塊，一打打一天。沒有這幫人，檯球廳開不起來。”

店裡的經營系統統計，每張檯球桌平均一天只空置6個小時。

郝文博說，在縣城，不少家庭都是父母去大城市打工，孩子留在老家上學。他拿黑河老家舉例，村裡十五六歲的少年，平時家長不管，有些女孩拉夥賣淫，男孩結伴偷車偷手機店。“這些孩子來網咖玩，家長反倒放心——如果他不在這兒玩，指不定出去幹什麼。”郝文博說，縣城裡有檯球廳，小孩們鬥毆鬧事，老闆聯絡家長，家長的回應通常是，“我管不了，愛咋處理咋處理”。但他們也不一定就此沉淪。郝文博當網管的時候，認識了不少“網癮少年”，沒幾年翻了身，幹成了一番事業。

有靠檯球掙錢的，也有指著遊戲掙錢的。比如不遠處的分店就有一個，吃住都在網咖，郝文博每次去，都看見他坐在相同的位置，沒見下過機。郝文博管他叫“大神”。他說，“大神”跟家裡關係不好，喜歡在網咖生活，每到一個城市就找家網咖待著，沒多久就跟網管收銀混熟了，成了網咖的NPC。

〓劉國偉在003號機器前坐了整整一年

我找到“大神”的時候，他就坐在003號機器前，一進門的位置。他叫劉國偉，27歲，在這個位置坐了整整一年。確實如郝文博所說，劉國偉在網咖的身份不只是顧客。前臺不在的時候，他會幫著結賬，甚至拿起掃把掃地。每個員工他都能搭得上話，也會有服務員溜到他身後觀戰。

劉國偉是北京人，認為二環裡才算北京的那種北京人。他家最早住舊鼓樓大街，之後一直換地兒住。“小時候我們家樓下就是網咖。”劉國偉說，他家裡人基本不管他，他沒事就去網咖待著。去了老闆就給我安排在最裡邊的位置，靠著廁所——未成年人禁止進入網咖是至今仍然有效的規定，一來檢查就躲裡頭。

“（郝文博）非說我是大神，我哪是大神啊。”劉國偉點起一支菸。他也抽荷花，比郝文博抽的那款便宜點。他從大學開始就靠打遊戲陪玩掙錢了，最開始在一個遊戲陪玩平臺，抽成太多，100塊錢到手只有三四十塊。乾的年頭長了，積累下來幾個“大客戶”，行話叫“老闆”。如今幾乎每天都有老闆點他，他的單價是650元四小時，打四小時送一小時。他說自己這個月“懶了”，但到手也有一萬四五。掙得多，但開銷也大，郝文博說，劉國偉點的外賣比他貴不少。

“網咖掙錢網咖花，一分別想帶回家。”劉國偉總把這話掛嘴邊上。

家

我挺好奇為什麼一個北京人會來河北上網，並且不是在某個週末造訪，而是在此常駐。

“縣城的網咖，配置更新反倒比北京有些地方快。”劉國偉告訴我，更重要的是比那些全國連鎖的電競網咖便宜。至於到香河，還有個原因就是，他一年前玩遊戲時談了個物件，女生在香河上學，他就跟著過來了。他騎著摩托車，一個多小時就能到女生的學校。

假定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家”的概念，那對於劉國偉和郝文博來說，網咖就是那個“家”。他不願意多講家裡的事，偶爾吐槽兩句，說自己以前總給家裡錢，幾千幾萬的，但等自己沒錢想找家裡要的時候，母親總會拒絕，並責怪他這麼大了還找家裡伸手。他隔一陣還是會回，或者說去一趟北京，但基本是去京郊和摩友跑山——舊鼓樓大街那片兒時故地，摩托車禁行。

打遊戲的劉國偉是技術流。他大一就加入了學校的電競隊，練《坦克世界》。他說當時本來要去俄羅斯打錦標賽，但因為簽證出問題沒去成，再之後他超齡了，成為職業選手這路也就斷了。剛開始陪玩的時候，他以為比賽贏了就行，客戶快“死了”也不去救。結果客戶在平臺投訴，說我找陪玩不是找個爹。投訴就沒單錢，劉國偉後來總結出門道，陪玩的精髓是情緒價值，“你要讓他先看到你的技術，再說點委屈巴巴的話，喚起對方的保護欲。”

他也嘗試過做直播，但收益不高。“看你花裡胡哨的裝備，崇拜你，給你刷錢。結果這錢你取出來用了，又有一堆什麼律師的給你打電話，叫你退。”劉國偉說，直播間好多都是小學生，刷完禮物動不動就找家長退錢，“太麻煩，沒勁”。

他的陪玩事業和網咖復興基本處在同一時期，大環境好了，什麼都好了。最低谷還是那三年，點陪玩的老闆大多是開廠子的，生意不好，也沒錢沒心思找他打遊戲。那段時間，他接過一陣零工，比如去商場店鋪幫忙搞拆除，300一天，幹一宿；還去過方艙當過“小白鼠”試藥，一次1500，那藥用完了就拉肚子，一個月試六七次。我說你把身體搞壞了怎麼辦，他說你別想那麼多，“窮比任何病都可怕”。他身材精瘦，喝酒的時候鞋一脫，盤腿坐著。

〓在這個時代，網咖承載了一種公共生活

2022年，劉國偉在北京也開過網咖，結果因為違反疫情相關規定私自開業被查封了。他總結說，一線城市網咖不好乾，還得是小城。他去過不少地方，曹縣濮陽宜賓，“那些地方的網咖一開就是七八家連鎖，在當地直接壟斷。”

劉國偉是長在網咖的人。從高三下學期開始，他就基本泡在網咖了，大學去了武漢也還是照舊。網咖是他的課堂，交的朋友，也都是在網咖長駐的人。在香河，他的生活半徑還是以網咖為中心——吃飯點外賣，洗澡在旁邊的公共浴室，和女朋友待會兒，就在網咖對過的酒店。

晚上七點多，劉國偉去了趟超市，拎回來六瓶雪花啤酒，他管那個叫大綠棒子。“你知道為什麼喝大綠棒子，勁大，量大。”他逐個起開。過去發生的好多事，劉國偉都記不清了，他將此歸因為大綠棒子。前些年他騎摩托車帶倆女生，那天晚上他喝了十一瓶大綠棒子——這數記得清楚——跨上車，風一吹酒勁上來了，旁邊過了輛車開得挺快，劉國偉把一歪就摔了出去，撞上馬路中間的隔離帶。那之後，他的記憶力就不行了。

剛到河北時，也是因為喝完大綠棒子騎車，被查到酒駕，在看守所待了一個月。出來一看，出租屋被房東收走了，女朋友在他進去轉天就跟別人跑了。

打那以後，劉國偉沒再租過房子。他在網咖裡找了個能平躺的電競椅，搬到003號機前頭，困了就直接放倒睡覺。003號機相當於他的工位，吃住都在。顯示器後面就是“倉庫”，剃鬚刀頸枕加溼器打火機都塞在裡頭，塑膠兜裡裝著黃瓜和小蔥。他說營養均衡很重要，上火了說不出話沒法接單。劉國偉認為003號是整個網咖最好的位置，在空調下邊，離門近，通風好，挨著前臺，裡頭坐著他的網管女友。一年前剛一進門，他就挑定了這兒，當時有個小孩正在這臺機子上打遊戲，他掏出張一百塊的鈔票，那小孩拿上錢，關了機子就走了。

重返公共生活

如果要打個比方，我會覺得網咖更像是洗浴中心——在家也能洗澡，但對有些人來說，跟好多人一起在大池子裡泡著，雖然互不相識，可就是有家裡比不了的感覺。網咖就是那個池子，24小時不滅燈。有洗澡的，有服務的，也有劉國偉這種附生其內，給其他池子裡的人按摩搓澡的。

在這個原子化時代，這樣的場域提供了一種越來越珍貴的需求——“共同體驗”。一排電腦螢幕前，上網的人可以在遊戲裡並肩作戰。在系統裡擊殺，在電競椅上吶喊。劉國偉最常接單的遊戲還是《絕地求生》，這意味著他需要組起一支4人小隊，帶領幾人在相互為敵的20多支隊伍中存活到最後。他的客戶離開了現實世界中的生意、飯局、家庭，在這支賽博戰隊中，無條件地信任彼此。

用郝文博的話說，網咖為人們帶來一種歸屬感，一種集體意識。

003號機的作息很固定。每天下午開始接單陪老闆打遊戲，打到晚上七八點喝酒，喝完酒有時睡到半夜12點有時睡到凌晨兩點，起來繼續打，打到早上七八點。酒是必需品，用來助眠，“你喝完酒別人在那嚷嚷你也能睡著”。

也有加班的時候，最長一次他連續玩了五天六夜，困了就稍微眯一會兒。陪玩這行的成本是網費，一天算下來兩百多，劉國偉基本不會主動結賬下機，賬上快沒錢了就往裡續。他給我看他的結賬記錄，最多一次結賬時顯示一萬三千多元。下機要麼是喝酒睡著了沒及時續錢，要麼是停電。他說香河老停電，颳風下雨都可能會停。

劉國偉的同行不少。《2024年中國遊戲陪玩行業白皮書》顯示，截至2024年6月，國內遊戲陪玩從業者數量超過120萬人。曾經有個在網咖認識的小孩，說自己也想幹這行。劉國偉不建議，跟他說除非有富婆看上你，但這是萬里挑一的機率，“女陪玩好賺錢。玩得好的女陪玩，一小時四五百。”

“從有錢人嘴裡面摳錢難著呢，”劉國偉啃了口黃瓜說，“你得提供情緒價值。”他現在主要服務的九個大客戶，有浙江的有東北的，家裡都有產業。去年五一，他身上沒錢了，找到一個女老闆說先預支一點，結果那人“啪”一下轉過來一萬，說五千先花著，另外五千當存單。還撂下一句，五一要跟老公一塊出去玩，別給她發微信。在這行做得越久，劉國偉越能把握好維繫客戶關係的門道，“也有人點完陪玩讓我過去找她，我心裡都明白，見面了玩一下，膩了，回去之後她就不點我了，又換個人，還不如細水長流。”剛才那位女老闆，劉國偉其實也接她老公的單，用變聲器。

當愛好變成職業，遊戲也就失去了娛樂的意義。凌晨兩點睡醒接單，打到五六點鐘，差不多一天的活就幹完了，這時他會吃碗餛飩刷刷短影片。他最近總能刷到一個在佳木斯賣豆腐的——買豆腐的人一直不斷，豆腐一屜屜好像總也賣不完。他一邊吃一邊琢磨，這買豆腐的是不是都是托兒。

早上8點整，網咖到了交班的時候。劉國偉在前臺幫忙盤點，包夜的人走了，包早的人又來了。他把落地窗上的遮陽布拉下來，網咖裡陽光很少進入，因此晝夜不分。忙完一切，“003號機結賬下機。”前臺的喇叭自動播報了一句。

他走出網咖，說他又要去買酒了。網咖依然亮著燈，鍵盤敲擊聲起此彼伏。在這裡，天亮不亮，似乎沒那麼重要。

（為保護隱私，文中所涉採訪物件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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