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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哲按:
大家好，我是愛哲，今天作為《無慮人聲》的主持人，我們有幸邀請到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徐兵醫生，為我們講述出生在醫生世家的他，如何在行醫路上遇到各種導師和機遇，一步步地發掘出自己的興趣和抱負，把個人成長和治癒病患變成互相成就的上升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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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徐兵，今年 58 歲，離退休還有兩年，我從事血液病的診斷、治療和研究工作已經超過 40 年了。小時候，我在部隊醫院長大，父母都是醫生，所以我對醫院有著很深的感情。醫生這個職業一直讓我心生敬畏。一方面，醫生能夠救死扶傷，這讓我覺得醫生是非常重要的職業；另一方面，穿上白大褂的樣子也很帥，所以我從小就立志要成為一名軍醫。
1983 年，我考上了第一軍醫大學。那時全國有四所軍醫大學，而第一軍醫大學就位於廣州。我的成績算得上不錯，除了我對醫學的興趣讓我學習比較用心，我的記憶力也比較好，而學醫需要記憶大量的知識。
到了大五，我們開始實習。那時，我的領導問我想去哪實習，我回答說：「廣州待了這麼久，想換個地方。」領導安排我去了 301 醫院，大家都知道301醫院是我們部隊系統內最頂尖的醫院，也是全國最好的醫院之一。它是唯一一個四所軍醫大學都會派學生去實習的地方，對我來說，這既是一個挑戰，也是一個機會。
第一次去 301 醫院，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裡的大主任查房，真的是浩浩蕩蕩，一群人跟著主治醫師走進病房。我們接觸了很多國內最頂尖、在中國醫學界數一數二的大咖專家，記得那時，病歷寫得不好，真的是會被從視窗扔下去的，你要下面去撿的。因此，那段時間，我不僅學到了很多先進的醫學知識，更看到了中國醫學最前沿的技術。
在 301 醫院實習期間，我有幸接觸到了血液科。當時，我的帶教老師是朱軍教授，大家都知道他，北大腫瘤醫院的黨委書記。我們倆的組合很特別，他個子不高，而我身高在北京算是高的，我們倆一個高一個矮，在病房裡倒成了道風景線。朱教授對我要求非常嚴格，這讓我對血液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回到廣州後，我的領導依然很照顧我，問我想去哪工作。我原本打算回家去 180 醫院，但他鼓勵我留在學校繼續發展。我想繼續從事臨床工作，但學校建議我做教學工作。其實，我從來沒有想過當老師，我的目標就是成為一名醫生，去治病救人，而不是做基礎研究。因此，我還是選擇了留在血液科。
我的導師周淑芸教授是上海聖約翰學校畢業的，曾在北京協和醫學院讀書，是一位非常有聲望的專家。她身材瘦小，個子也不高，但她的學識和醫術讓我非常佩服。剛進入血液科時，我就接到了一個挑戰性的病例——一個來自湖南的血友病患者。患者的傷口一直無法止血，傷口深達 20 釐米，且裡面已經潰爛。由於當時血友病還沒有八因子，只能依靠輸新鮮血漿來進行治療。
周主任告訴我，這個病例非常複雜，需要我想辦法去解決。我開始每天換藥，把所有的油紗條一層層填到傷口最深處，慢慢止血，幫助傷口癒合。這項工作很艱難，傷口每天都有膿水，臭氣熏天，但我每天都堅持做，每次換藥時，都小心翼翼地把傷口的一點點膿液清理乾淨，等著傷口慢慢癒合。這個過程持續了近兩個月，傷口逐漸癒合。患者很感激我，周主任也對我越來越認可，也是這段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了做醫生的不易，讓我更加堅定了繼續做一名醫生的決心。
一年後，我轉到內科進行輪轉，回來後，我被任命為住院總。當時，我是我們醫院最年輕的住院總。這段經歷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要繼續在醫學這條道路上走下去的決心。
住院總就是住院總醫師，擔當這個職責，基本上就是 24 小時在病區待命。工作辛苦，責任重大，任務繁重。
我記得 96 年，碩士剛畢業那年，老太太把整個病房交給我管理。從那時起，我開始失眠，睡不著覺，精神始終處於高度緊張之中。並不是因為害怕出事，而是責任感太重了——那個病房裡有六七十個病人，而我下面的醫生大多數是進修醫生，經驗不足、能力有限，很多時候都要依賴我一個人來處理。所以，晚上經常醒來，我會從第一個病人開始，逐一過一遍所有病人的情況，確保沒有遺漏。
白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體力和精力都消耗得很厲害，總覺得自己會在某些細節上疏忽。這時，我會趕緊打電話給值班護士，不能打擾其他醫生，但護士是不會睡覺的，我就會向她詢問病人的最新情況，確保自己沒有遺漏任何細節。就這樣，我開始依賴安眠藥，每天都要吃， 30 歲那年開始，到現在已經習慣了。
雖然工作辛苦，強度大，但徐兵醫生的臨床經驗也迅速得到積累。同時徐醫生的科研也沒落下，那幾年，他基本上把中華開頭的醫學期刊投了一個遍，前後有二三十篇論文發表。他工作的第一軍醫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後來改名為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因為臨床和學術兼優，徐醫生先後陸續升為南方醫院最年輕的副高和正高。後來徐醫生讀了博士，他希望自己多做些課題，瞭解國外的科研是怎麼做的。
後來，我聯絡了在英國的師兄，決定去那做課題。課題的工作非常忙碌，早上 8 點到晚上 8 點，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剛開始師兄給了我教授的身份，但我還是儘量省錢。教授餐廳的午餐 9 英鎊，當時匯率高得離譜，我吃了一頓之後，再也不敢去吃了。
為了省錢，我通常帶著自做的便餐——兩片面包中夾一塊煎雞蛋，早上煎一個雞蛋吃掉一個，另一個夾在麵包裡，中午用實驗室的水喝點水，快速吃掉麵包和蘋果，10 分鐘吃完後繼續工作。就這樣，我吃了整整一年的苦，最終憑藉努力我完成了課題併成功發表了第一篇 SCI 文章。那時，我開始接觸到國外的科研方法，也意識到自己在科研方面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方。
回國後，我逐步走上了正軌，帶起了自己的團隊。2009 年我回到國內，2010 年就成功拿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從此，臨床、科研和教學三方面逐漸穩定發展，逐步迎來新機遇。
2015 年，父親的健康狀況開始下降，母親年紀也大了。那時，我的孩子已經上大學，我覺得應該盡一些孝道。作為閩南人，孝道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於是我決定回到廈門。第二個原因是我知道閩南地區醫療資源的匱乏，很多病人需要外流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看病，造成了極大的經濟負擔。我想為家鄉的百姓做點什麼，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第三個原因是我一直很敬佩我的導師周淑芸教授，她將南方醫院的課題帶到了國內頂尖水平，我也想嘗試複製她的成功。
回到廈門後，面臨的壓力比我想象中還大，剛開始我看到的病床甚至比病人還多。我在廣州工作時，病人每天都在等著出院，病房總是滿的，醫生和病人都忙得不可開交。我每天查房時，主治醫生會告訴我：「徐教授，今天有幾個重病人必須收進來，剩下的病人得趕緊出院。」如果病人不願走，我就親自出面勸說他們。而回到廈門後，我卻要眼巴巴地等病人來，病人少得可憐，醫院的情況和廣州完全不同。
有一位病人讓我印象深刻。她是一位老太太，長時間發燒，去過很多醫院，包括上海的大醫院，但一直查不出什麼病。她的病情持續了幾個月，最終我們為她做了皮膚和肌肉活檢，診斷為血管內大壁細胞淋巴瘤。這個型別的淋巴瘤非常難診斷，但我們最終還是成功找到了病因。診斷出來後，她就被從其他科室轉到了我們科。當晚，她出現了嗜血細胞綜合徵，伴隨高燒和細胞因子風暴，這種情況死亡率很高，接著她還出現了癲癇大發作，病情變得更加複雜。
面對這樣的病情，我和她的家屬進行了溝通，告訴他們要相信我。第二天，在病情非常危急的情況下，我們決定為她進行化療。雖然病人的情況極為嚴重，但我們評估認為化療是唯一能挽救她的辦法。幸運的是，化療後，她的體溫逐漸恢復正常，病情也有所好轉。故事並未就此結束。兩週後，病人的腦部出現了累積症狀，儘管我們按標準劑量使用藥物，但她因為基因突變無法代謝這些藥物，導致中毒。藥物中毒傷害了她的黏膜，嘴巴、胃腸道全都潰爛，腎功能也出現問題。
我知道，這個病人必須搶救成功。我決定親自盯著她的治療，確保她得到最好的護理。我們進行了透析、血漿置換等治療，直到藥物濃度降到正常水平。整個過程持續了近兩週，最終病人的情況得到了控制。
一直到現在，老太太的身體恢復得都很好。
除了治好疑難病人，徐醫生也去當地的廈門電視臺做名醫大講堂，給患者講解白血病、淋巴瘤和骨髓瘤的知識，他的講解非常受歡迎，成為這檔節目開播來收視率數一數二的幾期。慢慢地，徐醫生的口碑在廈門打響，一傳十十傳百，甚至開始有病人從別的省份打著飛的來看病。
有一例特別的病例，讓我印象深刻。那是疫情期間，來自內蒙古的一位 30 歲左右的懷孕患者，她已經去過北京的一些頂級醫院求診，當時被診斷為濾泡淋巴瘤。問題在於，她的白細胞很高，骨髓也有累積病變，這時治療和懷孕的選擇變得非常複雜。面對這樣兩難的局面，最關鍵的問題是：她該如何決定自己的未來和孩子的未來？
當時，我並沒有急於做出決定，而是從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綜合考慮她的處境。我認為，濾泡淋巴瘤的治療不至於立刻威脅到她的生命，可以繼續觀察；但如果她選擇現在就開始治療，卵巢功能可能會受到影響，未來再懷孕的機會可能會更小。所以，我建議她先把孩子生下來。我跟她說：「你已經懷孕了，這是一個生命，你可以選擇把孩子生下來，之後我們再開始治療。我們會全程在線上為你提供指導。」因為當時疫情的原因，她不能親自來醫院，所以我們透過線上進行溝通，關注她的檢查結果。
幾個月後，她順利生下了一個健康的寶寶。孩子生下來後，她便專程從內蒙古飛到廈門接受治療。每次飛來飛去的治療費用不小，機票也很貴，但她堅定地選擇了繼續治療，效果也非常好。她很高興，治療後，病情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作為醫生，我經常強調，我們治的是病人，而不僅僅是治病。每個病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個體，他們的需求、生命經歷、情感和生活環境都各不相同。我們不僅要考慮疾病本身，還要綜合考慮病人的生物學特徵、生活質量和人文因素，才能為病人制定最適合他們的治療方案。這是一個綜合的思考過程，只有這樣，才能為病人提供最好的治療，最適合他們的治療，而非「最好的」治療。
現在，我們每週都有很多線上諮詢，尤其是濾泡淋巴瘤的病人，不僅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病人，也有許多遠道而來的患者。濾泡淋巴瘤是一個惰性較強的疾病，患者可以活得很長時間。所以我的治療理念是：用最低的代價，獲得最長的生存時間和最好的生活質量。我不僅關心病人的生存時間，更關注他們的生活質量。透過這種綜合的治療理念，我能更好地幫助患者，讓他們在治療過程中保持更好的生活狀態和情感狀態。
有了醫院團隊間的配合，才能更好地給為病人開展治療，病人配合醫生、「遵醫囑」往往也決定了治療的成敗。不過，並不是每位病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在血液科，徐兵醫生經常會接收到淋巴瘤的病人。而淋巴瘤裡最常見就是瀰漫大 b 細胞淋巴瘤，全國有很多醫院都在開展這方面的治療，但是排名第二多見的濾泡型淋巴瘤研究者相對比較少。針對濾泡型淋巴瘤國內普遍存在誤診率高、治療過度或不足等問題，徐兵牽頭成立「中國濾泡性淋巴瘤工作組」，開展了一系列高水平的真實世界研究和轉化研究，還牽頭制定了《中國濾泡性淋巴瘤診斷與治療指南（ 2023 版）》。 如今，徐醫生所在的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被業界和病友譽為國內濾泡性淋巴瘤治療領域的「天花板」。徐醫生每次看到被自己治好的病人，都會成就感滿滿。
廈門這個地方不大，我的生活中經常能遇到一些病人。其實，我住的小區裡就有一位病人，他住在樓下。我們偶爾見面，常常聊一聊。這個病人也挺有意思的，他罹患的是中樞神經淋巴瘤，曾經在北京的天壇醫院治療過。治療後，他的病情有所好轉，後來到了 60 多歲，他病情復發轉到我們這邊治療，已經有兩年多了，效果也不錯。每天，他都會帶著孫子在樓下玩，偶爾碰到我，總會跟我打招呼，聊兩句。每次，他的妻子都會說：「徐主任，多虧了你，我們老李現在這麼好。」聽到這些話，我心裡特別溫暖。整棟樓的鄰居都知道我是這個病人的主治醫生，他們親切地稱我為「守護神」。有時候，鄰居們對我特別客氣，我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其實，像這樣的病人，我們治好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人都說當醫生非常忙碌、累人，確實，工作的壓力也不小。但我從小就喜歡這份工作，做醫生對我來說是非常幸運的事情。儘管日常工作非常繁忙，但因為我熱愛這份事業，忙碌和辛苦對我來說都不算什麼。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哪怕再累，也不覺得辛苦。
治病救人，是一個醫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但沒有醫生是萬能的，不是每個收治的病人徐醫生都能治好，但那些不能挽回的病人恰恰是最能鞭策徐醫生不斷精進自己醫術的動力。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我記得有一位中學老師，得了淋巴瘤，那時候還是 90 年代。老師知道我在廣州，於是來找我看病。後來病情復發，需要接受大劑量的化療。由於年紀大了，他已經 70 多歲了，化療的負擔非常重，我們只能給他使用減劑量的二線治療方案，但併發症相當嚴重。最後，他決定放棄治療，覺得太累、太辛苦，而且治療的費用也不小。你知道，老師退休後的收入有限，費用負擔很大，最終他選擇回家不再治療。沒過多久，他就去世了。這件事讓我很難過，也讓我深刻體會到治療的無力感。
另外一件事也是發生在 90 年代，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時，我大學同學的兒子得了白血病。我們是老鄉，一起考進大學。因為當時是獨生子女，他兒子的病情讓全家都陷入了巨大的困境。我同學把兒子帶到廣州，肯定是我親自接手治療了。經過一段時間治療，效果也很好，孩子病情有所緩解，回家了。但由於沒有及時複診，病情又復發了。我們制訂了更為積極的治療方案，但還是沒有辦法挽回，最終孩子去世了。這個孩子當時已經 16 歲了，治療並沒有成功，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痛苦和遺憾。
這兩個病例對我影響很深。一個是我自己敬重的老師，另一個是大學同學的兒子。那時候，很多治療手段都還不夠先進，缺少像今天這樣的靶向藥物和免疫治療。尤其是那個孩子，16 歲正是人生的花樣年華，如果能有今天的治療手段，我相信他能活得更好。
作為醫生，總會遇到一些無法挽回的遺憾。但正是這些遺憾，讓我們更加堅定要不斷提升自己，追求更好的治療方法。學醫的道路很辛苦，我們一生都在學習和進步，不斷地鑽研、提高。
回顧我的職業生涯，我感到非常幸運。首先，我從事的是我喜歡的專業，這份工作讓我充滿了幸福感和成就感。其次，我正處於一個非常好的時代。從80 年代到現在，醫學技術不斷進步，我們的治療手段日新月異。最初，治療淋巴瘤只是靠化療，現在有了靶向藥物、免疫療法，甚至是更有效的併發症處理方法。這些進步讓我看到我們的療效不斷提高，能夠治癒更多的病人。對我們醫生來說，最大的成就感就是能夠幫助更多的患者恢復健康，看到他們重新過上正常、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感到非常幸運，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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