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北京大學的學生聯絡上他，邀請他到夏令營做講座。李琳中專唸完就外出打工，這場夏令營，大家討論的“數字鴻溝”，他還是第一次聽說，“我教他們用智慧手機，也是跨越數字鴻溝”。
作者 | 黃曉穎
李琳在江蘇徐州吳邵村開了家手機店，常和老年人打交道，距今16年了。接到北京大學第七屆“京港澳臺”人口老齡化專題夏令營的邀請時，這位店主脫口而出：“你們不是騙子吧？”
被邀請是因為他在社交媒體賬號釋出了一系列為村中老人解決手機難題的短影片。
在一條很具有代表性的影片裡，李琳對來修手機的老人說，使用奈米技術維修，“5分鐘就好”，不過需要幾十元。
“那你給我弄。”老人深信不疑。
修好後，他不要錢，但要讓老人“喊個口號”。於是，影片結尾留下他和老人“買手機上哪兒來”“上李琳手機店”的一問一答。老人的徐州話把“手機”說得像“燒雞”，無意間踩中了網路流量密碼，有網友乾脆把線上地圖上的手機店都改成了燒雞店，李琳成了燒雞店主。
老人帶來的手機“故障”五花八門：手機突然不吱聲、找不到返回鍵、微信來電沒有鈴聲……在李琳看來，這些都是小問題。
他發現，使用手機，年輕人覺得很簡單的事，老人並不懂，他能清楚地意識到，在智慧手機普及的過程中，有部分人“被忽略了”。部分網友也有同感，在他釋出影片的評論區寫道：他們推動了時代的列車，自己卻沒有了車票。
2009年，22歲的李琳結束在徐州市區的打工生活，在父母的支援下花一萬多元接下村裡這家手機店，他的想法很簡單，“自己創業，當個老闆好結婚”。那一年，中國進入3G時代，初代蘋果手機剛剛進入中國市場，智慧手機的時代尚在醞釀之中，諾基亞和摩托羅拉還賣得熱火朝天。但在農村，李琳知道，大家手裡的錢不多，他賣的按鍵機、翻蓋機“都是雜牌”，均價不過四五百元。
不過，雜牌手機售後維修率很高，賣出去100臺，其中一二十臺都需要維修，顧客不時找來，讓他感到頭疼——挨個送回原廠太耗時間，他就一邊在技術論壇上找教程一邊自學維修，從拆機開始學，時間長了才積累了些經驗。
當老闆後不久，李琳結婚了，考慮到高維修率容易給顧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和品牌機談起合作，品牌機的價格要1000元左右，為了說服村裡人購買，“長期的服務、售後都要做好”。好在品牌機質量好、耐摔、維修率低，店裡的生意漸漸好了起來，最多的時候，“一天能賣三四十臺”。
李琳在教到店購機的農村老人使用智慧手機。受訪者供圖
2013年，4G技術來了，手機店迎來智慧手機換機高峰。據李琳觀察，買了智慧機，老人不會用是常有的事。到了2020年，“一齣門就得掃碼”，又一批老人換了手機，不會操作。
李琳一度心疼這些顧客：“有了智慧機，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網上交電費，但他們沒有年輕人那麼強的學習能力，村裡也沒有很多學習資源，他們不瞭解手機功能，甚至不會打電話，交電費更是不會。”
吳邵村有6321位村民，外出務工人員佔就業人員的60%以上，年輕人大部分都出去了。李琳在吳邵村長大，他發現，村裡的樓房多了、路寬了，但白天街上能看見的，大多是老年人。
李琳給到店裡買手機的老人從基礎操作開始講，教他們註冊微信賬號、掃碼支付、存電話號碼，短影片平臺興起後，他還教刷影片。有一次，一位老人拿著按鍵機到店裡維修，李琳怕他無聊，遞過去一臺智慧機。“我教他往上劃，喜歡時還可以點小紅心。”李琳記得，老人一邊劃拉螢幕，一邊“樂呵”上了，“其實很多老人可能也希望用（智慧）手機，但不會用，因為沒人教”。
村民劉冬梅是店裡的老顧客，今年50多歲，找李琳換過幾次手機，還經常去店裡列印檔案。在她的印象裡，李琳為人熱情，“見人就笑”。她發現，李琳啥都教，“還挺仔細”，不會的都可以問他。“有的老人學完就忘，再去找他，他也非常有耐心，不會不耐煩。”
李琳記得，剛拿上智慧手機時，自己的父母也不太會用，“現在已經用得很溜”。他說村中的老人，很多都是看著他長大的，“現在他們老了，遇上問題，能幫就儘量幫一點”。
2020年，李琳開始嘗試用短影片宣傳手機店。他想利用演算法的機制，“熟人推薦給熟人”，進一步提升銷量，因為沒有經驗，他最初拍攝的影片內容簡單直接，比如宣傳店裡的優惠活動，“沒什麼人看”。後來他無意間發現，有同行用他從未聽過的“奈米技術”修手機，他清楚，那只是個賺錢的噱頭。
“說是奈米技術，其實就是我們平常做的，比如給手機清個灰塵。”李琳發現，有些同行打著這個幌子，輕鬆要價幾十元，“其實是騙人”。20元對年輕人來說只夠買一個漢堡，但卻可能是“老人幾天的伙食費”。
他不願用這樣的方式賺錢，但那個“噱頭”給了他新的創作思路，還能順便“科普”。就這樣，李琳的短影片主頁出現了一系列公然“行騙”的影片。
有網友看了影片標題“農村老人太好騙了”，沒看完影片就發私信罵他，李琳讓對方先看完再說，過了一會兒，對方就發來“對不起”。
48歲的董建立是李琳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他在工地幹活兒，總穿一身積灰的藍色工裝。董建立的兒子在南京上班，舊手機不用了，“淘汰”給他，因為手機充不上電，他找到李琳。李琳稱要使用“奈米技術”清理插孔，要價100元，最後卻只要了一瓶飲料。董建立家離李琳的手機店不遠，遇到問題，騎著電動車就跑到店裡，家裡人有換手機的需求，他都找李琳。
一天晚上，村裡的老人李建華手機連不上網，李琳發現，手機沒問題，於是跟著老人回家檢查網路，重啟了路由器後，網能連上了，老人放了心。在一段影片中，老人笑著說：“有事就去找他，夏天熱，去他店裡，空調屋涼快。”
2024年6月，李琳的影片突然火了，來店裡求助的老人越來越多。有聽力不好的老人來買助聽器；一位大叔帶著自家插座壞掉的電子秤前來維修；一位戴著草帽的老人說，自己最近吃得少、不想動，問這裡有沒有藥。
能滿足的需求李琳都滿足——查工資、量血壓、修改網銀密碼、代買火車票、醫院掛號。有一次，一位大叔要外出打工，來店裡找李琳開“無犯罪記錄證明”。李琳一查，發現他真的能幫忙在網上開。為此，他特意又錄了一期影片。有網友看完後，將李琳手機店稱為“民辦政務服務大廳”。
事實上，短影片拍下的，只是李琳多年來和老人相處的很少一部分。
剛接下手機店時，生意不太好，李琳注意到村裡的老人交電費要去離吳邵村10公里之外的鎮上，一些腿腳不好的、不會騎車的老人實在不便，他便找機會與郵局談合作，在手機店裡代收電費，每戶他收一元手續費，趕上高峰期，店裡來交費的人排成長隊，他一天能掙幾百元。
那時李琳一家就住在手機店樓上。夏天天亮得早，常有老人一大早就到店門口轉上一圈，發現沒開門，過了一會兒來，還沒開門，乾脆衝著樓上喊，“李琳開門”“都幾點了，怎麼還不起”“我要辦卡”“我要充話費”。
有時他一大早開張，門口已經站了好幾個趕集回來的老人，買好了東西，三輪車停在店外。“聽見了就趕緊起來，做生意嘛，人家喊你，你聽見了不答應，也不是那麼回事。”最多的時候，手機店每天營業14個小時，很多老人都會給李琳帶自家的水果，他去趕集時，也有相熟的老人給他多塞上一把新鮮蔬菜。
去年下半年火了之後，李琳經歷了一段異常忙碌的生活，有一天他接到300多個陌生電話。有網友打車到店裡找他，他忙前忙後，買水、安排吃飯，人來得太多，他擔心服務不好。村裡交通不便，他開車送大家到十幾公里外最近的地鐵站。也有被拍到影片裡的老人找過李琳，說自己“長得醜”，或是覺得自己“沒換衣服”不合適。還有老人的孩子刷到影片後，要求他馬上刪除。
2024年7月，李琳受邀到北京大學演講。受訪者供圖
2024年6月，北京大學的學生聯絡上他，邀請他到夏令營做講座。李琳中專唸完就外出打工，這場夏令營，大家討論的“數字鴻溝”，他還是第一次聽說，“我教他們用智慧手機，也是跨越數字鴻溝”。
知道要和教授們一起演講後，李琳更是“緊張”。他專門準備了演講稿，改了5版，最終的版本接近5000字，在家時，他每晚都拉著妻子和女兒試講，“一次就要讀40分鐘”。主辦方安排學生和他對接，在年輕人的建議下，李琳還設計了互動環節。
2024年7月，站上北大講臺的那一刻，他緊張極了，介紹完自己，他講到熟悉的內容，很多老年人不知道怎樣接打影片電話、不會關閉彈窗廣告，講到有老人把手機螢幕亮度無意間調到最低，送去維修，最後居然被坑了兩百元。
他慢慢不緊張了，講到自己的思考，比如是否要開發簡單易用的手機應用程式、提供詳細使用說明，是否應該考慮老年人的生理特點，比如眼睛看不清、耳朵聽不見。
臺下不時傳來掌聲。李琳感覺，他每天遇到的事情，對於北大的學生來說“有些稀奇”。他還記得，剛聯絡上他時，北大的學生希望他能來分享農村老人的生活狀態和經常遇到的問題，“看能不能透過學術研究來解決一些問題”。
李琳從不認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學歷不高，沒大本事”是他在社交媒體中的自我介紹。聽完演講，有人向李琳提問：如果店裡同時來了修手機和買手機的顧客，要先處理哪一個？
“開店要先賺錢，賺了錢，才有額外的精力服務，如果只服務，不賺錢，（店）馬上就倒閉了，就沒辦法服務了。”他說。
今年春節，正月初二一早，李琳開門營業。春節期間是手機銷售的旺季，他只休息了一天。如今，記者的電話不再打來，生活恢復平靜。他也能明顯感受到，流量正在遠去。
但他認為，這樣的狀態反而更為“舒服”。在和記者談話的間隙，有老人找上門來，他下意識地問：“你手機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