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六姊妹》的時候，梅婷和楊曉培有時會聊起這些，有時也會把對家的種種情感加之於作品。兩個走過夜路、承受過痛苦的女性，各自在家的滋養之下，慢慢找回對生活和人生的把控感，變成如今的樣子：成熟、獨立、有力量。因為擁有足夠多的愛，便更能給予愛，於是，又有了那兩個被大家記住的「大姐」。
在社交媒體上，「小姨」曾在很長時間裡是備受年輕人喜愛的符號，她意味著時尚、新潮、叛逆以及自由。相比之下，「大姐」往往和傳統、包容、讓渡或是控制等詞彙聯絡在一起。
但在《六姊妹》的戲裡戲外，梅婷和楊曉培重新定義了「大姐」的內涵。不是付出和犧牲就夠了，也不是決絕斷親、封心鎖愛便能解決一切，而是消化了生活的複雜性，依然選擇愛與連線。
文｜王雙興
編輯｜楚明
攝影｜張博然
攝影助理｜王東嶽
後期｜Bop Studio
製片｜#1105
美術｜橋田
梅婷妝發｜鄧皓文calsito
造型｜GB
尋找「六姊妹」
從江都遷徙到淮南的何家，陸陸續續生下六個女兒。從上世紀60年代到本世紀初，六姊妹被時代浪潮推著，走向各自人生的分叉路口。同時她們的命運又彼此映照，相互交織。這是一部年代劇，也是一部女性群像戲。
製片人楊曉培決定要拍這樣一部關於六姊妹的女性群像戲。
「碼盤子」是個漫長的過程。最初，買下原著《六姊妹》的版權後，出於「保留原著底色」的考慮，她希望這部小說的作者伊北能來擔任編劇。
在此之前，伊北的小說《熟年》、《小日子》等都被拍成了影視作品。雖說，作者轉編劇，幾乎是順理成章、或早或晚的事，伊北此前也接到過一些邀約，但他「一直都望而卻步」。
一方面考慮到當編劇和寫小說不一樣，後者，埋起頭寫就是了，但前者，難免要面臨很多的溝通和磨合；另一方面，影視專案龐大、漫長，伊北覺得這就像所有人共同上了一輛火車，一旦開始，就要奔著抵達終點去，為此，要確保相處的和睦，也要確保沒有人提前下車，「所以要非常慎重，非常慎重」。
但楊曉培想叫他上火車。她向他承諾：作為編劇會有很大的自由空間，不需要對接太多人，也不會有太多人來干擾你的創作。伊北決定試一試。
劇本有了，接下來是找到合適的演員。楊曉培一邊看劇本，一邊在腦海裡建構角色的樣子。
老二是個「平淡如水」的角色，越淡越難演，她去找了此前一直想合作但沒能成行的演員高露。出於對楊曉培的信任，高露都沒有看劇本，就把自己「預定」給了她。
老三在那個年代很先鋒，同時又愛美、有想法，楊曉培突然想起，穎兒早就看過這部小說。得知西嘻買下版權後，穎兒主動給她發訊息說，「有合適的角色想著我」。兩個影子在腦海裡合二為一，楊曉培覺得挺合適。
受訪者供圖
老四是家裡最聰明、學習最好的，但因為一場事故被毀容，所以身上那種深深的孤傲和深深的自卑交織在一起，楊曉培想到了在各種場合都喜歡一個人待著的吳倩。吳倩來了。
老五是個沒心沒肺甚至有點「虎」的姑娘，同時又敢想敢做、敢愛敢恨，楊曉培把她交給了演員曹斐然。
最難的是老六。上邊的五個姐姐個性各有各的精彩，而她乍一眼看上去好像有些平凡。該找到怎樣的一個演員，讓大家記住她，甚至需要接受她的「恃寵而驕」，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有一天，楊曉培和平臺的朋友聚在一起聊天，說起老六選角的事，對方建議：「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啊。比如，老么就是和姐姐不一樣，長大後她發現自己沒有幾個姐姐出眾，只能抱媽媽大腿，把媽媽給其他人的愛都奪到自己身上來。」說著便推薦了幾個演員，李嘉琦就在其中。李嘉琦長得討喜，但這些年她嘗試的角色卻不拘於此，非常多樣，這其中的反差感常常讓人覺得眼前一亮。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有張力的演員，把老六交給她，或許能收穫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和高露一樣，劇中父親何常勝的扮演者劉鈞同樣沒看劇本就來了。他和楊曉培有過一次合作，是在拍《煙火人家》的時候。那部戲殺青當天，楊曉培就和劉鈞說，後面還有一部年代戲叫《六姊妹》，想約他的時間。劉鈞當即就應下了。
他說，他相信楊曉培對內容的判斷和對市場的把握，「不會差」。更主要的是，上一次的合作非常愉快，他願意和她一起拍作品。
劉鈞至今還記得《煙火人家》的殺青宴。楊曉培非常真誠地表達了對演員們的感謝，並給每個人定製了鮮花，製作團隊還專門設計了獎狀，在那部劇中，劉鈞扮演了「天天跳恰恰舞、特別不正經的那麼一個人」，所以頒發給他的是「都市麗人獎」。在又隆重又輕鬆的Party中，他們結束了第一次合作，也建立了彼此的信任和連線。
楊曉培讓劉鈞印象很深的另一個特質，是「她碼盤子的能力很強」。《煙火人家》邀請到了宋春麗、徐帆、馬思純、梁靜、李小冉等等；那一年正在播出的兩部爆款劇，《夢中的那片海》由肖戰和李沁主演，《好事成雙》由張小斐和黃曉明主演。這是楊曉培在圈內非常為人稱道的能力，大家因此半開玩笑地稱她為圈內最強casting（選角）。
這次也一樣。決定再次合作《六姊妹》之後的那段日子裡，劉鈞陸續聽說楊曉培為這部戲請來了哪些演員，不僅有那幾個姐妹，很快，奚美娟來了，鄔君梅來了，李晨來了……
就差大姐了。
大姐何家麗是這部戲的核心。用編劇伊北的話說，她是一個原點和樞紐，無論和姐妹、父母，還是和丈夫、孩子，都有一重關係需要處理，這就需要演員有足夠的表演功力，同時也足夠資深、足夠尊重和熱愛這個職業，才能把所有人黏合在一起。
後來，楊曉培把梅婷找來了。
戲裡的大姐
《六姊妹》開拍前，為了更好地理解角色、成為角色，除了劇本，梅婷把77萬字的原著也看了不止一遍。
穎兒說，剛到組裡那段時間，收工之後，她還會和梅婷一起去逛老街，踩著淮南的土地，呼吸著淮南的空氣，看當地人愛吃什麼、喝什麼、玩什麼，是怎麼生活的。她們去坐了輪渡——當年奶奶帶著大姐，就是這麼沿著淮河過來的；還去吃了淮南牛肉湯和饊子——後來也出現在熒屏上。
這些細枝末節的體驗，有些被用到了戲裡，更多則是「無用」的，但它們浸入到了演員的身體裡，形成表演的根。
《六姊妹》講述了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新中國成立後，父親何常勝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帶著家人從江都移居到了淮南。後來，父親遭遇意外去世，梅婷飾演的大姐成為了一家之主，承擔著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務，看著五個妹妹長大成人。借用劇中的初戀的描述，就是「揹著蝸牛殼一樣的家」。
不僅是在故事裡，梅婷幾乎全方位地成為了大姐。
她覺得，拍戲時，大姐首先是表率。於是，她的弦兒很少鬆懈下來。有時明明已經拍完了，琢磨一會兒，還是覺得不夠理想，可以有更好的表達方式，趁著置景還在，就跑去找陸毅（劇中的丈夫），「能不能陪我再拍一條？」
劉鈞說，梅婷幾乎是住在戲裡的，經常老早就開始惦記後面的戲。有時，她見到劉鈞，就說：「哎，後面那場戲怎麼怎麼……」把劉鈞說愣了，趕緊問：「一會兒要拍這場了嗎？」然後才發現，原來並沒有下通告呢，只是梅婷想到了，有新的想法，就想趕緊找對手演員商量，要如何設計，如何處理。
這份認真帶動著所有演員，她們願意找她聊戲，她也會用自己的方式支援妹妹們。
在這部劇中，曹斐然扮演的老五有很多場哭戲，她有時會擔心哭不出來，就去找梅婷唸叨。梅婷總是保持著她一貫的溫和與不疾不徐，告訴她不要太想著眼淚這件事，只要投入其中就好。然後和她一起捋了捋，找到其中的發力點。背後的邏輯和行動線清晰了，臺詞和情緒也便順其自然地出來了。
穎兒也有過壓力很大的時候。有一場梅婷去出租屋給她送錢的戲，對全劇來說很重要。還沒拍，穎兒就開始緊張了，但越是想著必須演好，就越覺得不夠理想。那期間，梅婷一直在旁邊寬慰她：「別擔心，放輕鬆。」穎兒想要重拍，她就爽快答應：「沒事，我陪你拍，來幾遍都行。」
當時，為了保持戲裡的氛圍，平日裡非常親密、經常聊起來沒完的兩個演員，一度故意不和對方講話，直到那些「殺氣騰騰」的畫面拍完。
戲裡是大姐，生活當中，梅婷也自然而然地變成了大姐。
群像戲演員眾多，很多人互相之間並不熟悉，但要在很長時間裡扮演親密無間的家人。大家進組之後的第一次聚餐就是梅婷張羅的，不拍戲的、收工的能來的都來了，「很快大家就完全敞開了」。
拍戲過程中，有空的時候，梅婷還會給大家煎牛排，她回憶，以往拍別的劇時就不會有這樣的動力，但在《六姊妹》的組裡，總覺得作為大姐，要張羅起來，要把妹妹們照顧好。
在大姐的粘合和帶動下，家的氛圍一點一點建構起來了。幾乎每個受訪演員都會興沖沖地聊起《六姊妹》劇組的生活氣息——
大姐擅長煎牛排，二姐喜歡做烤肉，三姐愛在天冷時煮壽喜鍋，四姐總能發現犄角旮旯的好吃的，跑去告訴大家從加油站的第幾個衚衕拐進去的第幾家有好吃的早餐或是土菜館。老五老六最小，主要負責吃吃吃，雖然嘴上嚷嚷著要減肥。
有一次收工之後，幾個人難得湊在一起，就互相吆喝著去吃日料。大家發現，雖然劇中的衣服換成了私服，幾十年前的置景換成了現代的日式餐廳，但只要待在一起，就還是戲裡的氛圍，互相之間習慣性地以角色身份相稱，大姐二姐，媽媽阿奶。
阿奶的扮演者奚美娟，是主創中最年長的演員。有時姐妹們大半夜聚會，擔心會打擾她休息，猶豫要不要叫。後來有人提議問問看，沒想到一叫阿奶就來了，和年輕人一起玩得很開心。氣氛到了，餐廳旁邊有KTV裝置，大家開始唱歌，奚美娟也起身，拉著劇中的孫女婿歐陽寶就跳起了舞，「哇，好優雅。」梅婷回憶，雖然奚美娟看起來瘦弱溫和，但內心非常年輕有活力，那段時間，梅婷的家人來探班，兒子可喜歡她了，稱呼她「奚小姐」。
不止是演員們，在《六姊妹》劇組，無論臺前幕後，都有一種平等、溫暖的氛圍，每一個人都能被看見，每一個人都是「家」中的成員。
2024年春節，很多演員和工作人員都是在劇組過的年，那天，除了餃子和煙花，還有讓人印象很深的一幕：晚宴正式開始前，熒屏上播放了一支小短片，短片裡，各個工種的工作照輪番出現。
執行製片人召培說，這個小小的設計，最初是受到演員董潔的啟發。她回憶，董潔平時話很少，永遠是全場最安靜的那個，但有一次，她一連說了好多。
那時董潔剛剛進組，西嘻的同事邀請她一起吃飯，和主創及製片組認識一下。飯桌上，她聊起自己的經歷，拍《金粉世家》的往事，還有後來的轉型與直播。說著說著，董潔感慨：「其實作為演員，我們參與不同的劇集，會留下很多的影像，它們都將會是老了之後的回憶。但恰恰是每天都在一線忙著的工作人員，參與了劇作的全過程，但永遠藏身在幕後，不被看到，也並沒有什麼影像留下來。」
召培說，很少有演員關照到工作人員的情況，那個瞬間，大家在心裡「哇」了一聲。也從那天開始，楊曉培經常囑咐劇照和側拍，多為幕後夥伴們拍一些照片。春節當天，當那支短片出現時，大家發現，無論是導演組、錄音師和攝影師，還是置景與道具，都能從中找到自己。
看著那些來自天南海北的臉時，所有人共享了幾分鐘的感動。「每個人都會覺得在這個劇組是有價值的，所做的工作是能被大家看到的，而不僅僅服務於舞臺中間的演員和導演。」這恰好和《六姊妹》的劇情形成了某種微小的互文：「我們都是普通人，但我們都堅韌而努力地活著。」大家聚在一起，被「愛」和「家」託舉著往前走。
圖源《六姊妹》
戲外的大姐
對《六姊妹》來說，梅婷是戲裡的大姐，楊曉培是戲外的大姐。
無論是劇本創作、演員選擇，還是置景細節、拍攝風格，這部劇的每一環，她幾乎都親歷親為地參與其中。陸毅說，她是會盯戲的人。曹斐然說，小到一個戒指、一個耳環她也要親自把關，看是否符合年代、符合人物。
曾有與楊曉培合作過的導演與《人物》說起，自己入行20年，接觸過很多製片人，老闆們的探班時間大多是在下午三四點——上午睡個懶覺，中午吃個飯，下午帶著咖啡到現場晃一晃，慰問一下大家，看一看片子，「是一個相對正常的時間規劃」。但楊曉培永遠是一大早就到。
西嘻公司裡有一部專門的iPad，每個專案的每個剪輯版本都會以最快速度傳進去，楊曉培會隨時檢視專案進度和情況，並標記出需要修改和調整的地方。
《六姊妹》勘景的時候，楊曉培和主創們一起去了故事的發生地淮南，小城的氣息撲面而來，「我完全沉浸在那個故事的氛圍當中了」，她當天就把拍攝地定在了那裡。
為了實現理想的質感，西嘻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製片人召培說，如果在橫店拍，有優惠政策，有資源配置，有完整的產業鏈，很容易推進。但在淮南，所有材料要自己採買、比價，召培笑稱，現在市面上沙子多少錢、木方多少錢，她瞭如指掌。
而且，淮南沒有影視基礎。施工隊找來了，一溝通，在他們看來，房子建起來，就是要30年、40年甚至一輩子住在裡面的，至於拍戲所需的建築，用什麼樣的材料，做什麼樣的承重，完全沒有概念；合作完成後，對方的習慣是及時拿到錢款，可是對影視公司來說，有固定的流程和機制……但最終，他們還是在淮南建了一棟樓、一個4000平方米的生活社群，以比在橫店高出不止一倍的成本。
除了盯細節、做決定，更多時候，作為製片人，是在不停地解決問題。
演員們都會說起，「把所有人擰成一股繩是件很難的事」。確實，群像戲難拍，難在眾口難調。每個角色有自己的特點，每個演員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角色和角色之間、演員和演員之間，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牽一髮而動全身。召培說，如果用一個關鍵詞來形容楊曉培在其中的工作，就是「平衡」。
這種平衡從劇本圍讀時就體現出來了，演員偶爾會對角色有不同的理解，但這也意味著，會影響到其他演員的表演方式甚至戲量；進入拍攝期，需要平衡的事情同樣無所不在，有人更適應A組的拍攝模式，有人則更適應B組的拍攝模式，但共處於同一場戲，必然要選出一個最優解；有時還會涉及群戲的重拍，這個演員沒有發揮好想要再來，但另外的演員可能覺得演得很好，再來達不到剛剛的狀態……
很多時候，這些都需要楊曉培出面來溝通和協調。召培說，楊曉培有自己的工作方式和風格，真誠、直接，從不藏著掖著。她不會站在老闆的位置上要求演員怎樣做，而是作為一部劇共同的創作者，去完成共同的工作。這不僅僅是憑藉與演員關係好就能實現的，更需要她足夠了解劇本，足夠了解演員，足夠了解角色，才能給出最可行、最中肯的建議。
受訪者供圖
楊曉培有一個和所有演員共同的群，對於完成「平衡」後的各種問題，她都會隨時保持跟進；到組裡探班時，也會逐一去演員們的房車上，問他們感受如何。
影視行業充滿不確定性，製片人大多數時候在撲火和去撲火的路上。作為一個不停地解決問題的人，需要專業，更需要果斷。在過去的很多個時刻，她都是在跟時間賽跑。
2020年，《千古玦塵》的籌備期正趕上疫情，團隊無法隨時關注服裝的生產製作，直到開機前二十多天，演員才開始試裝，那天，因為對服裝的品質不滿意，女主的三十多套造型一套沒留，全部被楊曉培推翻，用僅剩的時間重新來做——製片組後來直接住到了工廠裡。
2022年《夢中的那片海》同樣因為疫情的緣故，經常面臨停機，5月，300噸的玻璃都已經搭好了，楊曉培果斷決定拆卸打包，轉往橫店，凌晨四五點，集裝箱裝車出城；到第二天下午，劇組300多號人全部到位。果然，原本的拍攝地很快「靜默」了，而擦線轉場的《夢中的那片海》得以繼續拍攝。
2023年拍攝的《煥羽》也有過同樣的「經典時刻」，因為劇組管理一片混亂，楊曉培臨時換掉了整個製片團隊，第二天早上10點，新的製片團隊「整個平移過來」，沒有耽誤一分鐘。
這一次，《六姊妹》合作結束後，陸毅說：「我覺得在我的視角看來，就是沒有她解決不了的問題，好像再難的事情她也可以搞定，給人非常強的信任感。」
伊北也有同樣的感受。早在劇本創作階段，他就感覺到了楊曉培的能量，像一顆隨時存在的定心丸。
那三年，他要把幾十萬字的小說改編成幾十集的電視劇，還要隨時關心外面疫情的情況；要承受巨大的體能考驗，也要承擔不確定性帶來的心理壓力。但期間，伊北只要去西嘻，楊曉培老遠看見他，就會像小孩兒似地打雞血：「北北，我們明年做一部大劇！」
諸如此類的小事都給了伊北很多鼓勵。作為前端的創作者，對於一部劇的製作，有太多不可把控的事情。在要不要編、怎麼編之外，還有會不會拍、怎麼拍、拍得怎麼樣，以及更後面的會不會播、在哪兒播、播得怎麼樣。
「劇本寫出來別人不拍的，這種情況也會有。」伊北說，「但是如果有這麼一個強有力的人在這兒提著，你自己也會有信心。」
後來，無論是開機還是動員會，乃至拍攝過程中，大家都總能看到那個永遠篤定的楊曉培，她把「一定要做一部好作品」的心氣傳遞給了所有人，高露說：「所有人為了一件事去努力的時候，是非常動人的，那種力量也是無限大的。」
再後來，這部劇殺青，演員們互相告別，之後又進入新的劇組裡。《六姊妹》進入後期階段，楊曉培依然親歷親為地在盯。召培說，《六姊妹》是一部天選的臺播專案，閤家歡，電視收視率一定不會低，但「如何在網路端打出來」，需要做很多努力。
那段時間，楊曉培自己每天監播、跟進資料，甚至具體到如何做片花、如何找宣傳點，一直盯到全劇播完。
從籌備、拍攝，到製作、播出，《六姊妹》前後花了五年。這五年，西嘻也從一個初創的影視公司，逐步成長至行業頭部內容公司。
西嘻成立於2020年，那一年的關鍵詞，是影視行業的「寒冬」，網際網路公司的「降本增效」，以及疫情。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適合創業的時機。但西嘻仍舊在那一年出現了，公司logo上寫著巨大的「X」，是西嘻的拼音，也代表了未知與無限的可能性。
五年後，《六姊妹》順利上線，西嘻也帶著《似錦》、《煥羽》等新作品，邁入下一個五年。
靜水流深
《六姊妹》播出後，很快收穫了各個年齡層觀眾的喜愛。很多人被劇情吸引，也有很多人在感慨老戲骨們的演技。這一點，見證《六姊妹》誕生的幕後工作人員們也有同感，這部群像戲讓大家非常直觀地感受到，好演員在一起，是能夠互相激發的。
劇中有一場戲，是一家人終於分到了房子，原本的拍攝方案是攝像機跟著常勝夫婦，然後把門開啟，參觀每一個房間。走完戲後，飾演爸爸的劉鈞和飾演媽媽的鄔君梅在休息室準備，馬上就要開拍了，兩個人突然想到：「剛剛的拍法會不會太常規了？乾脆別進去得了。」
一拍即合。跑去找導演討論，導演都懵了:「不進去看房子，上哪兒看？」兩個演員趕緊解釋，就當鑰匙還沒拿到，就迫不及待去看了，圍著房子，從牆縫往裡看，是不是會更好一些？
於是，後來反覆出現在劇中人回憶中的片段出現了：牆縫裡露出兩張歡喜的臉，鏡頭拉遠，兩個人蹲在地上勾畫戶型圖。身旁就是未來的家，新的日子即將在此處徐徐展開。
劇中還有一個情節，是爸爸何常勝出意外去世，在討論由哪個女兒頂替他的工作時，老四和老五吵作一團，對著爸爸的遺像爭執、哭喊，其他家人也被捲入其中，房間裡充斥著叫聲和眼淚。
劇本只寫到這裡，但在一片混亂中，奚美娟飾演的阿奶突然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顫抖著聲音和嘴唇說：「我才不要你們去頂我兒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來……」
所有人被震在原地，眼眶通紅。後來全劇播出，這一幕也成為很多觀眾抽紙巾、擤鼻涕最頻繁的橋段。
演員們說，在濃郁的創作熱情和表演氛圍之下，每個人都生活進了《六姊妹》裡，他們作為另一個時空的他們，和角色一起活了幾十年。
劇中有一張經常出場的大長桌，由兩張桌子拼在一起，放在老房子的客廳裡。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飯的大群戲，都是在這裡拍的。
圖源《六姊妹》
曹斐然說，拍戲時，拍其中一側，另一側的演員不會入鏡，只需要坐在那裡搭一搭詞就好了。
但有時候，因為老戲骨們表演功底太強，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故事裡，拍著拍著，對面的演員們「像看電視劇一樣，就看進去了，甚至忘了搭詞」。曹斐然邊說邊笑。
在這樣一部時間跨度大，演員多的群像戲中，大姐作為主角，與所有人都有大量的對手戲，承擔著粘合整個大家族的職能。伊北說，梅婷最見功力的地方，不在於那種有爆發力的、激烈的場面，而是那些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對各種人物關係的細膩的拿捏。他形容，梅婷的表演是靜水流深的。
劉鈞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說，有時觀眾更容易因為對角色的好感喜歡一個演員，但從專業角度講，演員只是「完成」了，觀眾便會覺得演技太好。相比之下，大姐這個角色並不好演。「她沒有光芒四射的、完美的人設，同時也沒有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的經歷，所有的特質都是普通人的特質，是市井的，生活的。對我們演員來說，這種角色往往是最不好演的。」
但梅婷做到了，她把大姐演出了生活的質感，「像一杯水一樣，可能別人覺得太淡了一些，但是你喝著喝著會發現，其實生活就是這樣，慢慢流淌，人生百味。」劉鈞說。
無形之中，梅婷也帶動著對手演員進入了那樣的氛圍裡。高露記得，有一集她在劇中的丈夫衛國生病，去世前大姐來看他，高露要對著梅婷說出臺詞：「姐姐他太疼了，真的太疼了。」
那天，剛一開機，甚至鏡頭都尚未拍到梅婷，高露就發現，「她眼圈已經紅得不行了」，高露心裡一軟，伸手抱住了大姐。這也是劇本里原本沒有的設計，在這些時刻中自然地流淌了出來。
拍到三十幾集時，大家都已經五六十歲了，高露有一場發火的戲，開機，她和梅婷站在一起，「我都沒有看她，就只是她給我的那種感覺、一個氣息，我就知道，行，我要往上衝了。」聊著聊著，高露在電話那邊笑起來，她說，演員在對手戲中互相推著迸發出的火花，是這一職業中很動人的禮物，而它的前提，是彼此無條件的信任與默契，她們都很珍惜。
梅婷說，和角色共同生活的那幾個月，她本人也和家麗一起揹負了很多，後來，大姐打了老六，媽媽和阿奶都在說她，但她就像那幾十年裡的大多數時候一樣，無處發洩，也不能發洩，只能自己扛著。
後來有一場戲，是家麗帶著光明（老二的兒子，也是作者伊北的原型）去爬山，站在山頂，大姨和外甥說，以後要靠你自己了。說完，兩個人一起朝著山與湖大喊。
成片後出於劇情和容量的考慮，這個片段被剪掉了，但在那個瞬間，無論是梅婷飾演的家麗，還是家麗外殼之下的梅婷，所有在心中積蓄的情緒，終於得到了片刻的宣洩。
關於家的故事
3月中旬，《六姊妹》的團圓宴在北京郡王府舉辦，這天，楊曉培把父母也接到了現場。女兒在臺上發言的時候，楊媽媽坐在臺下，舉著手機，錄下了全程。
楊曉培太忙了。她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每週在不同的城市飛來飛去，每年也沒什麼休息的時間，於是很少能和家人相聚。
以前，爸媽只知女兒很忙，至於都在忙什麼，沒有概念。後來只要有機會，她就把他們帶到工作場合，既創造一些難得的相聚時間，也藉機讓父母瞭解自己的工作狀態，甚至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
幾乎每個春節，楊曉培都是在劇組裡過的。去年，她把爸媽和姐姐一家三口都接到了《六姊妹》劇組，和幾百號人一起吃餃子。小外甥在讀高中，李嘉琦還特意拉著他一起拍了祝福影片，發到年級群裡，所有同學激動得「炸了」。一個熱鬧的大年夜，老人和孩子都很開心。
楊曉培自小就很獨立，一路讀書、實習、進電視臺，然後又辭職、留學、加入SMG，到後來離開體制內，加入檸萌，創辦西嘻，每一步都是自己做決斷。父母是知識分子，尊重和支援女兒的一切選擇，楊曉培自己也早早地意識到，成長註定是一條和家人漸行漸遠的路，只能儘可能地珍惜在一起的時間。
同一時空之下，梅婷則正在另一條路上遠行。她從小開始學舞蹈，並在90年代初進入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後來為了自己喜歡的表演，退伍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又退學選擇去拍電視劇。和楊曉培一樣，梅婷也是個獨立、有主見的女孩，她小學二年級就開始寄宿，之後的許多年裡，在自己選定的路上頭也不回地朝前走，與家人相處的機會越來越少。
楊曉培和爸媽、姐姐有個四人的微信群，和所有家人群一樣，平日裡，大家會在裡面發各種小影片和小作文。楊曉培將它置頂，但是靜音；她會看每一條訊息，但很少說話。
在這樣的生命階段，已經不再需要來自父母的物質支援和情感陪伴，家人更多地變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牽絆，只要想到他們，就擁有了生活的力量和支點，「特別累的時候會覺得，快到過年了，再熬一熬，就能和他們在一起了。」
曾經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家人給予了很強的力量。那時還是創業之初，楊曉培一度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大的黑暗期」，作品和個人生活被全方位圍攻，她連續一個禮拜沒怎麼睡覺，原本126斤的體重掉到了97斤。
其間她突然收到了姐姐發來的訊息，說：「你最近還好嗎？身體好嗎？我昨天晚上夢到你了，夢見你一個人往一條很深的巷子裡走，我在那裡哭著叫你，但你就是不回頭。」
楊曉培回覆說：「挺好的，沒事。」這是她一貫的習慣，報喜不報憂，所有艱難和辛苦都不會跟家人傾訴。但家人的存在永遠能提供撫慰，「你知道在2000公里外有一個人，她跟你血脈相連，沒人知道你不好，但她能感應到。」
對梅婷來說也一樣，家人們的愛和託舉，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滋養。
梅婷在《六姊妹》劇組拍戲時，愛人正在拍攝《逆行人生》，不忙的時候會到淮南探班；女兒在拍《好東西》，中間有兩天休息時間，就跑來找媽媽；兒子在北京上學，放假時也被爺爺奶奶帶到劇組過。
劇集播出後，一家人一起追劇，經常在不同的劇情出現時，七嘴八舌地喊起來。一會兒老公說：「拍這個的時候我在媽媽那兒！」一會兒女兒說：「拍這個的時候我在媽媽那兒！」兒子在旁邊插話：「我也在我也在！」老公說：「你沒在！」終於等到新的場景，兒子揚眉吐氣：「這段我在！」
來自家人的無條件的愛，對梅婷來說是很珍貴的人生體驗，在這種最緊密、最不一樣的親密關係當中，她在跟隨孩子們的成長進入更廣闊的世界，也在成為更豐富的自己。
以前，梅婷也曾因為工作與家人有過兩難的情緒，漸漸地，她開始更珍惜和享受當下。在家待得久了會告訴自己，別焦慮，也別想工作的事，難得有這麼長時間，安心陪家人；出去工作時間長了也會跟自己說，別想家，也別自責陪伴的缺失，拿出這段時間，就好好工作。何況，一個熱愛自己的工作併為之努力的媽媽，同樣也在帶給孩子力量。
不過，和所有人一樣，人生行至中年，生活的獠牙便逐步展露。在楊曉培為創業路上的種種困難傷神的時候，梅婷也正為生活的「失控」而無措。
關於孩子，女兒和兒子都「還蠻天使的」，養育的棘手階段基本已經過去了，但教育的問題悄悄來了。
那些事情具體而瑣碎。有時聽班主任說起孩子調皮，要去告訴他調皮可以但是不能影響別人；有時收到老師的訊息說起孩子參與玩壞椅子的事，要去囑咐他下次遇到類似的情況應該如何處理。
以前開家長會，梅婷夫婦是那種可以提前退場的家長，因為去找老師，聽見的反饋都是「小孩表現很好」，但現在，時不時也會成為那種「害怕收到老師郵件」的家長。
人生到了下有小、上有老的階段。2023年的一個早晨，梅婷剛醒就接到電話，說母親突發腦出血，正在被120送往醫院。那天原本是父母外出回京的日子，梅婷早就給他們訂好了機票，準備去接機，結果還沒收到對方登機的訊息，就先接到了發生意外的通知。
梅婷趕緊訂機票趕過去，這邊的女兒剛到機場，那邊的母親已經被送進了手術室。明明分開之前還很健康、很有活力，出事前一天甚至去種了五棵樹，但再見面就是從手術室裡推出來，處於不省人事的狀態。
這給梅婷帶來巨大的衝擊，「一開始完全不能接受」。
那一次，母親在外地住了一個月院，漸漸恢復了意識；回到北京又住了四五個月，做康復理療。雖然看上去一切都在好起來，但自此之後只能癱瘓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母親住院期間，梅婷每天往醫院跑，有時白天在醫院陪床，晚上回家休息，但沒多久又覺得不放心，就又開車跑過去，看到母親已經睡了，再長途跋涉地開回家。那一年，她和愛人幾乎推掉了全部工作。
後來恢復拍戲了，梅婷也會在工作間隙上網給母親買生活用品。一邊是藝術和創作，一邊是尿不溼，兩件「特別四六不靠的事」同時出現在生活裡，讓她有點恍惚。和愛人感慨時，對方說，其實這些事完全可以交由別人來做。但她總覺得，「我能為媽媽做一點事，心裡會很踏實」。
現在回想起人生的上一個10年，就像活在真空裡，「孩子沒什麼麻煩事，老人都很健康，我都懷疑生活能一直這麼美好嗎？」而這一個10年，似乎不得不面對生活更粗糲、更殘酷的一面。
這次拍《六姊妹》，梅婷再次遇到老朋友鄔君梅。兩人都處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紀，聚在一起，話題和感慨都很多。
上次兩人合作拍戲的時候，鄔君梅帶著母親、梅婷帶著父母一起去了趟溫哥華。那時候三個老人還在一起玩呢，一晃再相聚，鄔媽媽和梅媽媽都因生病住了院。
梅婷說，她用了很長時間承受和消化這一切。逐漸也意識到，痛苦、對抗和焦慮都沒有意義，只會自我消耗，試著去接受一切意外，更平和，更勇敢，一個一個解決問題。她能感受到，生活和責任，正把自己變成一個更強大、擁有更多生命體驗和生命能量的人。
有一天，梅婷要去見製片人和導演，她想著提前修一修髮型，顯得精神一點兒。沒想到，頭髮還沒剪完，就接到家裡的電話，說母親好像癲癇了。萬一是癲癇，可能會誘發腦梗，她趕緊讓家人叫120，然後自己直接打車去了醫院。
幸而不是癲癇，是發燒。她和家人一起把母親安撫下來，準備好所有住院所需的物品，然後陪她打上點滴，等來床位……安頓好一切，和製片人約好的見面時間已經到了。家人們都說，「小梅你快去吧，沒事。」母親因為發燒沒法正常溝通，但她想，母親要是清醒著，肯定也會說，「小梅你快去吧，沒事。」
那天，梅婷自己開車往城裡趕，一路上五味雜陳。有對母親的擔心，有家人帶來的感動，也有自己從家與愛中汲取的能量。
她一路壓抑著情緒，沒哭，但在心裡感慨：「好像我從來沒有這麼強大過。」她想，「以後要把這種能量傳遞給我的女兒。」
拍《六姊妹》的時候，梅婷和楊曉培有時會聊起這些，有時也會把對家的種種情感加之於作品。兩個走過夜路、承受過痛苦的女性，各自在家的滋養之下，慢慢找回對生活和人生的把控感，變成如今的樣子：成熟、獨立、有力量。因為擁有足夠多的愛，便更能給予愛，於是，又有了那兩個被大家記住的「大姐」。
在社交媒體上，「小姨」曾在很長時間裡是備受年輕人喜愛的符號，她意味著時尚、新潮、叛逆以及自由。相比之下，「大姐」往往和傳統、包容、讓渡或是控制等詞彙聯絡在一起。
但在《六姊妹》的戲裡戲外，梅婷和楊曉培重新定義了「大姐」的內涵。不是付出和犧牲就夠了，也不是決絕斷親、封心鎖愛便能解決一切，而是消化了生活的複雜性，依然選擇愛與連線。
在3月中旬的《六姊妹》團圓宴上，楊媽媽很開心見到了梅婷，散場前，特意叫上愛人和女兒一起來拍合影。西嘻的同事在旁邊拍了幾張花絮，並感慨說，那一幕看上去很像一家人：兩位老人，一雙姐妹。
「姐」的感召
這些來自創作者們對「家」的感受，最終被放在故事裡，於是有了《六姊妹》。戲裡，姊妹之間在互相支撐；戲外，女性對女性的託舉與感召也正在發生。
春天，在《人物》的拍攝現場，梅婷和楊曉培再次見面了。《六姊妹》殺青後，梅婷進到新的組裡，正在昆明拍攝電視劇《好好的時代》；楊曉培也投入到後期製作的工作中，同時還在跟進公司的其他專案。
相聚的機會不算多，趁這次一起拍攝，化妝和換裝的間隙兩人一直在聊天。聊各自的工作，聊《六姊妹》播出後的成績和遺憾，也聊生活中的瑣碎小事，比如春節之後上漲的體重、髮型、腳踏車、小鍋米線……邊聊邊笑，甚至聊到壓根忘了看鏡頭，攝影師忍不住調侃著抱怨：「記得還有個我呢啊！」
比起演員和製片人，或者工作夥伴，她們看上去更像朋友和姐妹，不僅處於同樣的人生階段，而且有同樣的熱情和能量。
梅婷說，楊曉培對她最大的影響，是格局和心胸。楊曉培說，梅婷身上最讓她歆羨的，是柔軟和平和。這也符合很多人對她們的印象，一個堅硬，一個溫和，一個風風火火，一個不緊不慢。但差異之下又有共通的部分，是「力量感」。
在《六姊妹》幕後，兩個大姐的力量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妹妹們。
晨曦是個九零後女孩，一年多以前加入西嘻，作為《六姊妹》責編，在組裡承擔劇本的修繕和飛頁的修改工作。她發現，在江湖傳言的標籤（比如脾氣很大的女老闆、殺伐果決的女強人）之外，楊曉培還有很多其他的樣子。
今年是晨曦入行的第八年，最初那幾年，迷茫感如影隨形，喜歡影視，誤打誤撞地進入影視行業，但並不確定要朝著哪個方向走。現實的壓力也在萌生，「家人會覺得學已經上完了，參加工作了，是不是要考慮個人問題了」。
加入西嘻之後，老闆楊曉培讓她看到了女性身上的力量和可能性。無論是對創作的熱情，還是對未知的探索欲，「會覺得她身上有無限可能，然後就會希望說，自己是不是也可以有無限可能」。晨曦說，「那種影響更多是一種潛移默化，你看到她，感受到那份能量和活力，就會不自覺地被傳染，投入到創作中，很快興奮起來。」
投入到具體的事情中，將她從「擰巴」的狀態里拉了出來。一個劇本一個劇本地跟，「從文字到影像的轉變過程，我自己把它稱之為一個奇蹟，我會覺得我在參與每一個奇蹟的發生，這讓我很興奮」。
如今，迷茫感不會再出現了，「社會時鐘」也不再生效，對晨曦來說，自我的價值體系越來越完整、堅固，就很少為外在的評價標準而動搖了。
高露也有同樣的感受。「她對工作的態度，對我們演員的真誠，包括她希望每一個人都好的那種願望，怎麼說呢，那種狀態很神奇，也很有帶動性，讓人天然地信任她。」她描述楊曉培身上的那種力量，「女人一旦認真起來，那種魅力的散發很吸引女人。」於是，整個《六姊妹》劇組都瀰漫著一股氣息：為了熱愛的事情，篤定，專注，傾盡全力。
受訪者供圖
來自女性與女性之間的吸引與帶動，發生在楊曉培和同事之間，發生在製片人和演員之間，同時也發生在演員和演員之間。
生娃後復出的這幾年，梅婷回到演繹事業中，她出現在各種複雜的角色背後，演過精神病人，演過大反派，還因為一個切掉自己綠色指甲的鏡頭頻頻上熱搜，網友開玩笑地說「梅婷狠起來比馮遠征還要嚇人」，如今一轉身，又變成了剋制又包容的大姐。
表演只是露出冰山一角，水面之下更多的，是一個演員經年累月積蓄的能量。不經意的流露，瞬間的迸發，乃至整個人站在那裡的狀態，都是歲月沖刷和世事打磨的痕跡。她讓年輕演員們看到了人生沉澱下來的魅力。
曹斐然今年30歲，有時難免會焦慮，人生步入新的階段，是不是要更努力、做得更好？她在梅婷身上得到了力量，「覺得女性什麼時候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無形中，也更確認了過去對於表演這件事的理解，不必把演員視為吃青春飯的職業，「什麼年齡就演什麼樣的角色，年輕的時候演校園劇，慢慢長大可以演一些現實主義題材的劇，把演員當成自己一輩子的職業」。
話劇《春逝》，講述了兩個女科學家互相支援的故事，其中，一位科學家說起，在一百多年前的歐洲，性別觀念尚有禁錮，在科學界，女性科學家很少。但即使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法國物理實驗室裡的女性數量卻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因為，她們看到了居里夫人。
事實上，一個女性對另一個女性的影響，不只是技能上的指導、情感上的支援，她的存在本身，便能讓人看到多一種可能性，她的狀態本身，便是一種感召。
在這樣的互相影響之下，《六姊妹》劇組呈現出一種強烈的女性特質，她們並非是刻板印象中的樣子，嫉妒、雌競，或者瑣瑣碎碎和婆婆媽媽，而是真誠地欣賞對方、讚美對方，用曹斐然的話說，「能看見對方的處境，也能看到對方的閃光點」，然後互相鼓勵著，一起做事情、一起搞事業。
開機120天后，《六姊妹》的故事接近尾聲了。最後一段重場戲是在老房子裡拍的，也是大部分演員的殺青戲。蹚過六十多年的風風雨雨，艱難的日子過去了，動盪和無常漸漸平息了，家人之間的裂痕也終於消弭了，最後，六姊妹和媽媽一起回到即將拆遷的家中，圍坐在茶几周圍，你一言我一語地翻看老照片。
坐在沙發上，媽媽宣佈賣掉了醬菜方子，她從口袋裡掏出六張存摺，每人一份，緊接著說了那句讓很多觀眾印象深刻的臺詞，「財聚人散，財散人聚。有今生，無來世」。
曹斐然說，那天，手和手牽在一起後，她抬頭和每一個姐姐對視，搖搖曳曳的燭火裡，每一雙眼睛都噙著淚。
同一時間，戲外的大姐也沒閒著，楊曉培早就找好了餐廳，就等著和大家一起吃殺青宴。她希望能有一個小小的儀式，就像所有人一起，為共同的事情打一個標記。但等來等去，始終沒有動靜。
晚上8點，包間和鮮花都已經佈置好了，而人還都在組裡忙著，戲也沒有拍完的苗頭。她和她們聚在一起開會，討論拍攝的細節。
夜裡10點多，小城的夜生活早就落幕，餐廳也要關門了，但楊曉培在監視器前看到，戲裡的姐妹們依然在討論怎麼表達更好。她讓同事把飯菜運到劇組裡，然後「把整個製片組全部撒出去」，弄些可以自己製作的食物回來。
那場戲拍了很久，戲裡戲外都被裹上了濃重的感情。大姐梅婷回憶，大家一手拿著劇本，一手拿著原著，一直在看有沒有什麼臺詞可以搬回來——有創作的興頭，同時也有一股隱隱約約的不捨，「不想拍完」。
受訪者供圖
11點，在繼續。12點，還在繼續。直到凌晨1點多，終於打板。火爐架起來了，肉是西嘻的同事們自己串的，牛肉湯也煮好了，大家聚在臨時佈置起來的房間裡。
這個房間有很多《六姊妹》的記憶。它做過劇中的社群，當過拍海報的場地，改成過臨時看片室，也存放過道具和裝置，甚至還被佈置成影樓，大姐和大姐夫的婚紗照就是在這裡拍的。這天，黑布掛到牆上當桌布，它又變成了殺青宴的餐廳。
毛坯牆環繞著巨大的餐桌，西餐風格的桌布上放著烤串、雞爪和花生毛豆，在簡陋與隆重、精緻與混搭之中，一家人熱熱鬧鬧地吃了飯。
一部由姊妹們一起創造的、關於姊妹的戲，正式殺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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