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同時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守正創新、先立後破，系統整合、協同配合，充實完善政策工具箱，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為做好2025年宏觀經濟工作提出了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實踐論。

經歷了2023年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後的經濟恢復發展，2024年經濟發展進入正常化合理區間。2025年，由於週期性問題凸顯、外部性因素衝擊以及政策性因素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將面臨更加複雜的國內外環境，從經濟執行層面看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於全球總需求微縮以及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之國內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升級以及擴內需政策影響，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顯著下降。2009-2019年，外需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1%，顯著低於1978-2018年6.36%的水平。

全球新冠疫情時期，由於我國及時穩定住疫情影響，率先實現經濟復甦，供應鏈和產業鏈的穩定性在全球相對較高，2020年至2022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呈現快速增長態勢，疫情三年外需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提升至20.97%的較高水平。

2022年下半年，受到全球疫情深入發展影響，我國外貿出現顯著下滑，2023年在全球主要國家需求收縮、前一年高基數、地緣政治風險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影響下，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出現負增長。

2024年，在全球經濟持續復甦、需求總體上升以及市場擔心2025年美國加徵關稅出現“搶出口”的情況下，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又回升至30.3%的較高水平。2025年，在全球增長放緩、需求疲軟和貿易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我國外需大機率回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或將明顯下降，要穩定5%左右的增長需要更強的內需支撐。

2024年，我國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增長9.2%，規模以上製造業增加值增長6.1%，相較2023年有明顯提升，上游原料行業、中游裝備行業、下游消費品行業都實現了較為明顯的增長，資本品和消費品同時出現強勁勢頭，供給端呈現出全方位強勢狀態。其中，作為中游資本品的裝備和裝置行業表現尤為突出，裝置工器具購置投資同比增長15.7%，對全部投資增長貢獻率達到67.6%。

從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執行來看，上游和下游行業產成品存貨增長明顯提速，而中游裝備和裝置資本品行業的產成品存貨增長明顯放緩，體現出供給端結構已經開始出現分化跡象。

基於這種執行趨勢和其他影響因素，2025年中游裝備和裝置資本品投資增速會有所下滑，消費品和原料類資本品還將保持一定增速，但是總體會導致供給端的強勁程度低於2024年，需要加大力度實施“兩新”政策，並推動製造業利潤回升形勢轉化為有效投資增長趨勢，避免製造業投資和工業增加值過快下滑。

2022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物價總水平低位執行，主要由國內需求不足、食品價格下降、耐用消費品需求低迷等因素主導，國際因素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和外需減弱也對物價下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相對國內因素影響較小。

2025年，雖然隨著國內需求的逐步擴張，我國物價總水平處於明顯回暖的態勢，但考慮到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美歐關稅加徵擠壓出口、全球主要國家通脹下行等因素的影響，外部因素對物價總水平的拖累會強於前幾年。因此，在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物價總水平合理回升的過程中，要特別重視輸入性因素，避免其邊際性影響對回升趨勢構成阻力。

過去一段時期，地方債務成為我國資產端質量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主要體現在其債務規模龐大、結構不合理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地方債務問題直接或間接傳導到其他宏觀經濟部門，使得金融系統資產質量受到侵蝕、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惡化和居民部門財富效應衰減。

2025年，我國開始實施新一輪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置換，今年化債額度包括2萬億元用於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再融資專項債和8000億元用於化債的新增專項債，極大緩釋了當年地方債務還本付息的壓力，並對宏觀經濟部門的資產端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影響，為資產端修復創造了政策視窗。

但我國宏觀經濟部門資產端的實質性改善仍需穩步修復各部門資產負債表和推進結構性改革，在擴大公共支出的基礎上，有效穩定房地產市場和土地價格，加快城投轉型，協同推進債務重組與資產盤活，重構財政金融聯動機制，修復微觀主體資產負債表，穩定資產端收益率，提升資產轉化效率，促進資產端回報率持續穩定高於債務成本。

2025年，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過程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特別重視總量政策和擴內需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化解政策實施障礙，降低政策實施成本，提高政策實施效果。

新冠疫情以來，受到地方稅收和土地出讓金減少的影響，加之債務還本付息支出佔比上升，地方政府在專案建設、民生保障、環境改善等方面的支出壓力持續加大，也影響了部分地區的“三保”支出。

2025年，在提高中央財政赤字率、加大中央財政支出強度、增加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的背景下，應透過加快地方債置換工作、最佳化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使用、盤活地方存量資產、創新多元化籌資模式等，強化地方資金配套能力，在守住地方債務風險底線的同時，為經濟增長注入可持續動力，不斷釋放中央財政的“乘數效應”以及中央地方財政的“協同效應”。

近年來，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政策轉向多重目標，各國央行透過靈活調整政策工具和目標權重，試圖在通脹控制、經濟增長、匯率穩定和金融穩定之間實現平衡，這一趨勢不僅反映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也顯示了貨幣政策在應對多重挑戰時的適應性。

在這種背景下，考慮到我國正經歷深刻經濟結構調整和深層次體制改革，貨幣政策執行儘量做到兼顧短期與長期目標、穩增長與防風險訴求、內部穩定與外部平衡的關係，在過去幾年的宏觀調控中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2025年，在外部壓力加大、內部困難增多的複雜嚴峻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執行需進一步在經濟穩步增長、物價合理回升、就業總體穩定、重點領域風險緩釋、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五大目標間構建動態權衡機制，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擇機調整最佳化政策力度和節奏以及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金融總量穩定增長，著力實現增長穩、就業穩和物價合理回升的最佳化政策組合，防範化解重點領域金融風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為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

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在經濟受到外部衝擊的不同階段出臺了多輪刺激消費的政策，有效應對了經濟下行壓力，促進了內需穩定和經濟企穩。從多輪擴大消費政策的實施來看，消費補貼政策在短期內能夠有效刺激消費，但要實現消費市場的長期穩定增長，應避免短期消費補貼政策帶來的邊際效應遞減、需求提前釋放、擠出其他非補貼消費的三種“次生效應”，還需從提升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和最佳化消費環境等方面入手，協調好補貼政策與持續消費能力之間的關係。

2025年，在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過程中，應在擴圍支援消費品以舊換新和加大各級財政支援消費力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提升消費能力、意願和層級，適當提高各類基本公共服務補貼標準，創新多元化消費場景，擴大服務消費，大力提振消費需求，推動消費擴量提質增效，並有效促進中長期消費持續擴張。

從長期持續增長角度出發，公共投資的擴大必須配合民間投資的擴張才能實現經濟均衡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為了對沖部分行業投資增速下滑的問題，近幾年我國加大財政預算內投資和負債投資的力度，透過發揮政府投資的撬動作用，同步實施最佳化營商環境、創新融資模式、加強政策支援和風險緩釋等措施，有效激發了民間投資活力，提升了經濟發展的韌性和動力，穩定了經濟增長，減少了經濟波動。

2025年，應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的“以政府投資有效帶動社會投資”，在適度增加預算內投資的條件下，加強財政與金融的配合，創新融資模式，透過發揮政府投資基金作用和擴大專項債券資金用作專案資本金範圍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重大專案建設，推進地方政府建立支援小微企業融資協調，促進基礎設施競爭性領域向經營主體特別是民營企業公平開放，推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新機制專案規範實施，切實穩定民營企業投資預期，不斷拓寬民間投資空間。

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打好政策‘組合拳’，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貿易、環保、監管等政策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配合，完善部門間有效溝通、協商反饋機制，增強政策合力”。應在實施更加積極有為的宏觀政策的基礎上，強化各類政策的協同和配合，實現宏觀政策更加精準、有效和可持續，避免政策的“合成謬誤”，放大政策“合力效應”，為推動經濟持續回升向好和高質量發展構建更穩固的政策支撐體系。

統籌好兩類政策的總量匹配、結構平衡和節奏契合，提高二者在調控力度、時機等方面的協調程度，保持調控節奏和基調的一致性。貨幣政策要有效配合好財政負債規模合理增長以及開發性金融等類財政政策有效實施，財政要透過合理的國債發行最佳化短期利率向中長期利率的傳導效率。理順國庫庫存與基礎貨幣投放的關係，把握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搭配的時間節點。處理好財政貨幣總量政策和微觀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關係，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的關係，構建中國特色的宏觀審慎管理與微觀審慎監管協調機制。

推進宏觀經濟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強化總量性指標與結構性指標的有機銜接、約束性指標與預期性指標的統籌，確保總量政策適當向重點產業領域和企業群體傾斜，在保持產業平穩發展的同時推動產業組織最佳化和新舊動能轉換，發揮宏觀經濟政策對實際產能的調節功能，防止產業“內卷式”競爭。

促進宏觀經濟政策與價格、就業政策協調。宏觀經濟政策醞釀出臺要評估其對就業和價格總水平的影響，政策措施的操作落實要統籌考慮其給就業和價格總水平帶來的變化，千方百計穩定物價和擴大就業。

最佳化地方政策和全國性政策協調。國家職能部門在實施宏觀經濟政策頂層設計時應充分考慮地方實際和差異性，地方政府要強化對國家宏觀政策的正確理解和順暢傳導，提高執行落實能力。

構建非經濟性政策跨部門聯席會議溝通機制，建立高效的非經濟性政策資訊共享平臺，儘量避免由於資訊斷層和溝通不暢導致的非經濟性政策與宏觀經濟政策之間的不協調問題。

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應關注其對不同社會群體

的影響，將社會政策的制定納入宏觀經濟政策一致性評估。兼顧好監管型政策與經濟政策的關係，在維護市場公平競爭和公眾利益平衡的前提下，把握好市場監管的節奏和力度，同時強化社會性監管和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統籌好生態環保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在出臺和執行生態環保政策過程中進行綜合性考量、統籌性評估。

圍繞破除經濟執行的突出矛盾和補齊經濟發展的關鍵短板，推動一批標誌性改革舉措落地見效。高質量完成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提升行動，加快出臺《民營經濟促進法》，激發市場經營主體活力。針對企業經營中的關切訴求，加快完善行政裁量權基準，開展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全面落實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在重要領域更大力度破除地方保護、市場分割等障礙。營造有利於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制度環境，最佳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促進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統籌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財力。深化資本市場投融資綜合改革，打通中長期資金入市卡點堵點，增強資本市場制度的包容性、適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