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中譯版再版發行。這本書由阿格尼絲·貝納西-奎裡、貝努瓦·科爾、皮埃爾·雅克、讓·皮薩尼-費裡等四位長期工作在研究與政府部門的法國經濟學家所著，由徐奇淵、楊盼盼、徐建煒翻譯，內容覆蓋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國際金融與匯率政策、稅收政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政策等重要的國內與國際政策制定領域。
在為本書所作的序言中，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餘永定提出，與此前國內翻譯的大量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不同，
本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力圖把清晰的理論表述、嚴格的數學推導、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最新的政策實踐結合起來，以滿足各種不同型別讀者的需要。
一方面，本書的四位作者不僅長期任職於法國的重要高校和研究機構，而且都長期參與政府經濟決策，權威性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國內以經濟政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教科書非常少見，而本書則為讀者提供了這樣一本政策手冊。
在序言中，餘永定列舉了書中一系列對中國非常重要的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資訊和觀點。在他看來，“大學經濟系的老師們肯定會為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開出一份詳盡的書單。我以為，應該在這份書單中加上《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我相信，從事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學者和政府研究部門的智囊們也會從仔細閱讀這本‘經濟政策手冊’中獲益。”
序
文 | 餘永定
愛因斯坦在談到物理學理論的發展時指出：理論物理學的完整體系是由概念和被認為對這些概念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稱基本假設、基本公設、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這三者所構成。其實成熟學科的結構都大體如此。
而教科書則是一個成熟學科體系的概要，要掌握某個學科體系，自然要從教科書入手。對於經濟學領域的工作者來說，經濟學教科書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個人的體會是：
在從事學術研究的不同階段，重溫舊教科書，學習新教科書，對不同版本的教科書進行比較，是一個需要持續終生的過程
。
20世紀60年代，中國老一代經濟學家在商務印書館的組織下翻譯了大量西方古典名著，包括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歐根·馮·龐巴維克的《資本實證論》、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等。在我的記憶中，當時能夠看到且可以勉強稱為西方經濟學教科書的大概只有一本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
馬克思對於認為他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規律出發，“闡明支配著一定社會有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有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的評價十分欣賞，對他“沒有為未來食堂開出調味單”的批評則嗤之以鼻。“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思想青年把經濟現象看作是哲學和歷史規律的一種表現形式，因而把理解經濟現象看作是實現“由自在到自為”轉變的必要條件。對於他們來說，學習經濟學僅僅是為了滿足思辨的需要，同改造經濟現實並無關係。
“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改革開放的社會變革呼之欲出，人們對經濟理論的興趣已經不再基於哲學思辨和上升到“自由王國”的願望，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管理（國家和企業層面的管理）開始成為經濟學工作者主要的關注物件。部分思想青年也告別了“冥思的武斷”，開始學習旨在“為未來食堂開出調味單”的西方經濟學。
在這個時期，高鴻業先生翻譯的保羅·安東尼·薩繆爾森所著《經濟學》（第十版）的出版使中國青年首次接觸到標準西方經濟學教科書。1980年以來，包括各個細分領域、深淺程度不同、各有特色的西方經濟學教課書陸續在國內翻譯出版，使越來越多的青年教師和學者得以比較系統地瞭解和掌握西方經濟學。
就宏觀經濟學而言，流傳較廣的教科書還包括雷諾茲的《宏觀經濟學：分析和政策》，多恩布什、費希爾和斯塔茲的《宏觀經濟學》，曼昆的《宏觀經濟學》，巴羅的《宏觀經濟學：現代觀點》，威廉森的《宏觀經濟學》，瓊斯的《宏觀經濟學》，米什金的《宏觀經濟學：政策與實踐》，亞伯、伯南克和克勞肖的《宏觀經濟學》，克魯格曼和韋爾斯的《宏觀經濟學》和羅默的《高階宏觀經濟學》等。在這些教科書中，我個人受益最多的中級教程是多恩布什、費希爾和斯塔茲的《宏觀經濟學》。
既然我們已經翻譯了大量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徐奇淵等翻譯的《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有何特別之處呢？
首先，該書的四位作者——阿格尼絲·貝納西-奎裡、貝努瓦·科爾、皮埃爾·雅克和讓·皮薩尼-費裡，都是享譽國際的頂尖法國經濟學家。更重要的是，
他們不僅長期任職於法國的重要高校和研究機構，而且都長期參與政府經濟決策。
例如，阿格尼絲·貝納西-奎裡目前是法國中央銀行副行長，過去曾經相繼擔任法國財政部首席經濟學家和法國總理經濟分析委員會主席（實際上是法國總理顧問）。讓·皮薩尼-費裡曾任法國財政部長顧問和法國總理經濟分析委員會主席，法國總理政策計劃委員會召集人（commissioner-general），以及歐盟重要的經濟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的所長。他們的權威性毋庸置疑。我個人與他們相識也有二十餘年。
其次，國內出版的西方經濟教科書主要是標準的經濟理論教科書，而
以經濟政策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學教科書則非常少見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逐步完善和經濟開放度的逐步加深，中國對宏觀經濟調控精準性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們不僅需要了解相關的一般理論，而且需要了解許多細節，對於經濟政策制定和研究工作者來說更是如此。《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一書正好滿足了我們的這一需要。
布蘭查德在該書的序中提到，他和斯坦利·費希爾的教材側重介紹邏輯和模型本身，而不是其具體應用，誠如斯言，“沒有事實作為基礎的理論，將會過於簡單，而且毫無用武之地。”
我以為，透過40餘年的研究和消化，對於中國經濟政策的決策者和經濟智囊來說，
更重要的不是如何進一步跟蹤西方的新潮理論，建立複雜甚至華而不實的數學模型，而是具體、深入地瞭解西方政府是如何根據它們本國國情制定經濟政策的，以及我們應該從中汲取哪些經驗教訓
。
在某種意義上，《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本政策手冊。正如作者所告訴我們的：學習這本書對讀者要求不高。他們以事實作為出發點，只有在需要的時候才引入理論，並且把公式都放在了延伸閱讀中。對於實務工作者、觀察家們，這本書有助於其理解現實中的政策問題以及相關的討論；比較熟悉模型理論的研究生，也可以從本書中學到如何將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與具體的政策發展聯絡在一起。順便指出，本書的作者中有幾位擁有數學學位。
我感覺
該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力圖把清晰的理論表述、嚴格的數學推導、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最新的政策實踐結合起來，以滿足各種不同型別讀者的需要
。
《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一書提出了一系列對中國非常重要的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資訊和觀點。以財政政策為例：
• 時至2000年，政策制定者的共識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並沒有多大空間。但幾年之後，全球金融危機使財政政策再次成為決策者關注的焦點，幾乎所有最大的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都執行了重大的財政刺激政策。在隨後的幾年中，在需求低迷、通貨緊縮壓力上升和接近零利息率的背景下，財政政策的有效性重新得到積極評價。
• 赤字融資的方式包括債券融資、向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借款（或拖欠供應商貨款和公職人員工資支付形成隱形債務）和向中央銀行借款（“貨幣創造”）。根據IMF資料，處於平均水平（中位數）的國家的債券融資佔融資總額的68%、借款佔22.5%、應付款佔8.4%。
• 應該將總債務同扣除政府資產後的淨債務區分開來。如果不做此區分，債務的嚴重性會被誇大。
• 政府債務並不需要全部償還，因為它可以從一代傳到下一代。不僅如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名義債務水平/GDP而是債務/GDP，因為後者構成了廣義稅基。相同的負債率對於經濟增速和通貨膨脹率不同的國家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高實際增長和高通脹可以減輕債務負擔，使債務變得更可持續。
只要名義GDP增速大於名義利息率，債務就是可持續的。
• 中央銀行持有政府債券（央行資產），作為貨幣（央行負債）的對應物。中央銀行為了給商業銀行提供流動性，會從商業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但這一機制與財政赤字的直接貨幣化不同，因為中央銀行並非根據政府的指令購買債券，所購買國債的數量完全出自貨幣政策考慮，而同財政政策無關。
•《馬斯特裡赫特條約》規定了（財政）赤字率不能超過3%、政府債務/GDP不能超過60%。在該條約簽訂的1992年，制定者假設歐洲國家的年度平均名義GDP增速為5%（實際GDP增速為3%，通貨膨脹率為2%）。如果赤字率為3%，名義GDP增速為5%，則可證明政府債務/GDP的極限值為60%。三者的關係為3%=5%×60%。其中赤字率上限3%稱為債務穩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在假定名義GDP增速為5%的條件下，如果財政赤字/GDP超過3%，政府債務/GDP最終就會超過60%；反之亦然。可見，財政赤字率不超過3%和政府債務/GDP不超過60%的財政規則是假定GDP名義增速為5%情況下的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制定這個規則是為了保證政府債務長期可控。但我們必須認識到，
把3%和60%作為上限的前提是：名義GDP增速不超過5%。如果一國名義GDP增速超過5%，3%的上限是可以上調的
。
• 貨幣政策的支援將能加強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充分寬鬆的貨幣政策能夠在財政擴張情況下使利息率保持不變，財政擴張將能取得財政乘數最大化的結果。
• 財政政策空間取決於實際利息率和經濟增長率之差。兩者之差越大，財政政策空間越小，反之亦然。
• 所謂財政規則，是指一些以法律形式規定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須遵循的有關預算的數量指標，例如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預算對GDP之比、國債對GDP之比等指標。制定財政規則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抑制各級政府的短期行為。但是，這些規則的成功是有限的，以至前歐洲理事會主席普羅迪稱《歐洲財政公約》（European FiscalPack）是“愚蠢的”。
《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對於貨幣政策的討論也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其中包括：
• 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宏觀經濟穩定，但也在一定意義上具有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功能。例如，降息導致存款者收入減少，卻有利於借款者。
• 貨幣政策主要做兩件事：確定央行流動性（centralbank liquidity） 的價格和數量。所謂央行流動性，是指央行創造的基礎貨幣（準備金+流通中的貨幣）。中央銀行可以透過創造和消滅流動性以確保支付系統的平穩執行和流動性價格的穩定。中央銀行也可以改變流動性的價格，從而影響整個利息率體系和金融資產價格。歐洲中央銀行改變銀行間拆借市場流動性的操作被稱為再融資操作（refinancingoperations）。美聯儲的公開市場操作（OMOs）主要是透過買賣（outrightpurchase）或回購（repos）證券（國債或其他資產）來影響聯邦基金利息率。同美聯儲的公開市場操作不同，歐洲中央銀行主要是透過中央銀行短期貸款的拍賣來控制流動性的價格（利息率）和數量。2008年之後，歐洲中央銀行採取了給定利息率不限量拍賣的形式為商業銀行提供流動性。
•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很久，大多數西方中央銀行就已把通貨膨脹率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最終目標（美國還考慮就業）。傳統教科書告訴我們，西方發達國家中央銀行是透過調控貨幣供應量和市場基準利息率兩個貨幣政策中間目標以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但它們實際早就不再把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不再把廣義貨幣的增速同名義GDP增速相聯絡。
• 貨幣供應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的。影響貨幣創造的主要驅動力是商業銀行基於盈利動機的貸款行為。在通貨緊縮時期，由於缺乏可以盈利的投資專案，即便中央銀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不受限制地為銀行間拆借市場提供流動性，即便中央銀行大幅度降低準備金率，甚至取消法定準備金要求，商業銀行也不會明顯增加貸款。事實上，商業銀行會把中央銀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創造的準備金轉化為超額準備金。例如，儘管2020年3月後，美國已經取消了準備金要求，但2021年9月存款機構的儲備貨幣（Reserves of Depository Institutions）仍超過4萬億美元，佔銀行總資產的19%。
• 西方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唯一中間目標是貨幣市場基準利息率，在美國是聯邦基金利息率，在歐元區是歐元隔夜拆借平均利率 （Euro Over-Night Index Average, EONIA）。
•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發達國家相繼實施了零利息率。《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將來可能會更為頻繁，因為在未來，“自然利息率”可能將處於極低水平。所謂自然利息率，是指同充分就業產出水平相一致的使儲蓄和投資實現平衡的利息率水平。一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由於技術進步和人口老齡化等原因，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發達國家的自然利息率一直在下降，現在已經接近零的水平。
• 正統理論認為，中央銀行只能在二級市場購買國債，且購買的目的必須是執行特定貨幣政策。《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的觀點則是：
市場對高負債政府的信心可能是建立在中央銀行將充當“檔球網”的能力和意願基礎之上的
。換言之，在國債銷售不暢、國債收益率急劇上升、經濟面臨衰退的極端情況下，必須讓市場相信，中央銀行將會出手購買國債。事實上，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為嚴重的時刻，正是因為歐洲中央銀行發出將會買入全部剩餘國債的明確訊號，歐洲才最終得以避免一場後果不堪設想的嚴重災難。
• 長期以來，中央銀行都在糾結是否應該把資產價格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糾結貨幣政策應該致力於資產泡沫崩潰後的經濟重振，還是在事前透過提高利息率刺破資產泡沫。
• 高槓杆率和資產價格長期高於其經濟價值是所有金融危機的共同特徵。金融危機的前奏往往是金融中介機構的擴表，而為房地產或金融資產投資提供融資的債務的增加使擴表得以持續。房地產和金融資產投資需求的增加導致房地產和金融資產價格上升，並進而導致抵押品價格的上升，後者反過來又使債務得以進一步增加。這一正反饋過程往往伴隨著信貸標準的下降。由於資產價格和未來現金流脫節，市場情緒會突然發生轉變，投資者開始出售資產，資產泡沫崩潰。
• 一種觀點認為，貨幣政策只有利息率這一種政策工具，因而不應該讓貨幣政策再承擔維持廣義金融穩定的目標。不僅如此，金融不穩定往往源於某一特定部門，特別是房地產部門。穩定特定部門的資產價格需要使用專門的政策工具、需要多部門的協調。大多數宏觀審慎政策是針對銀行個體的，因而需要同銀行監管機構協調。宏觀審慎政策就其性質而言是逆週期的。但面對系統性風險，銀行監管機構會本能地要求銀行增加資本金和流動資金，而這些要求卻是順週期的。
• 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箱包括的工具可被分為三大類：針對銀行資產方的工具（如按揭抵押貸款/房地產價值和債務/收入的最高限等）、針對銀行負債方的資本金和流動性工具（“資本緩衝”和“流動性緩衝”）、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管理指標。此外，稅收和非金融的監管措施也是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
• 總體而言，大多數中央銀行現在的共識是：
應該事前預防資產泡沫，但是用於預防資產泡沫的政策工具應該是宏觀審慎政策工具而不是貨幣政策工具
。為了避免運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引起的“逆週期”和“順週期”之間的矛盾，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是：設計不受不同週期階段影響（throughthecycle）的審慎工具，以避免經濟形勢好時積累風險，經濟形勢不好時使情況變得更糟。
應該指出，可能是因為出版時間的關係，《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對一些操作性細節的描述可能已經過時。例如，《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對美聯儲的公開市場操作與歐洲中央銀行的再融資操作做了詳細的對比。但《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對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的描述只適用於2020年3月之前。美聯儲在2020年3月廢除了準備金要求（法定準備金率為零）。聯邦基金利息率（市場基準利息率）不再是聯儲透過公開市場操作而主要是透過調整準備金利息率（IORB）來決定的。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最新變化，可參看繆延亮的《信心的博弈：現代中央銀行與宏觀經濟》。
除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外，《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對宏觀經濟學所涉及的其他領域都有詳盡的討論。這裡不再一一贅述。
不難猜想，大學經濟系的老師們肯定會為高年級學生和研究生開出一份詳盡的書單。我以為，應該在這份書單中加上這本《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我相信，從事宏觀經濟理論研究的學者和政府研究部門的智囊們也會從仔細閱讀這本“經濟政策手冊”中獲益。
翻譯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工作，“投入”與“產出”的比例是十分不對稱的。沒有對事業的熱愛、沒有貢獻精神、沒有專業精神，經濟學者特別是青年經濟學者是不會獻身於翻譯工作的。徐奇淵團隊為本書的翻譯投入了巨大努力。他們的敬業精神值得高度讚揚。
祝賀《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中譯本的再版。
《經濟政策：理論與實踐》
[法]
阿格尼絲·貝納西-奎裡
[法]
貝努瓦·科爾
[法]
皮埃爾·雅克
[法]讓·皮薩尼-費裡 著
徐奇淵 楊盼盼 徐建煒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年1月
作者簡介
阿格尼絲·貝納西-奎裡
，巴黎第一大學與巴黎經濟學院教授，擔任法國國會經濟委員會主席、法國財政部顧問，也是著名經濟機構CEPII的主任。
貝努瓦·科爾
，歐洲央行執行委員會成員，擔任歐洲清算銀行支付與市場基礎建設委員會（CPMI）主席，曾任法國財政部外匯與經濟政策部、多邊事務與發展部主任。
皮埃爾·雅克
，全球發展網路（GDN）第四任主席，曾任法國發展署戰略總監兼首席經濟學家以及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
讓·皮薩尼-費裡，曾任歐洲經濟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主任，在他的領導下，Bruegel在全球國際經濟政策類智庫排名中位居第一。現任法國總理經濟顧問。
內容簡介
本書由四位富有盛譽、長期工作在研究與政府部門的經濟學家所著，內容覆蓋了所有重要的國內與國際政策制定領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國際金融與匯率政策、稅收政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政策。在全書最後一章，作者還專門討論了金融危機的教訓。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基於事實的分析、充滿藝術特性的理論與模型、極富洞見的一手國內和國際政策經驗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書中案例來自不同國家的經驗，有助於讀者理解經濟政策的潛力和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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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宥朗｜責任編輯：宥朗
視覺：李盼 東子
監製：李俊虎 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