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財經》記者 孫穎妮
編輯 | 王延春
今年以來，AI大模型競爭升級，來自不同領域的各大企業開啟“百模大戰”，各大城市則紛紛出臺各類扶持政策，爭當“模都”。
其中北京和上海領跑“模都”競賽。從去年至今，北京接連發布多項有關AI大模型的重磅政策。去年9月，《中關村科學城通用人工智慧創新引領發展實施方案》釋出，該方案提出要打造2300億元核心產業規模，集聚100家大模型企業機構、60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以及新培育5家-10家獨角獸企業。
今年4月，北京市發改委釋出了《關於加快通用人工智慧產業引領發展的若干措施》，指出北京將加強大模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對納入國家重大戰略任務的攻關專案，最高支援1億元。
上海也緊追不捨。去年7月，《上海市推動人工智慧大模型創新發展的若干措施》（下稱《若干措施》）公佈，併發布了“模都”倡議，成立上海人工智慧開源生態產業叢集，打造AI“模都”。據悉，當前上海正醞釀出臺大模型賦能製造業發展相關方案，預計今年下半年釋出。
除了大模型，當前人形機器人、低空經濟、自動駕駛、新型儲能、生物醫藥都成為各地搶抓的重點產業。在這背後，是各地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快速佈局，也是當下各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舉措。
自去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黑龍江考察時首提“新質生產力”概念以來，全國各地湧動起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熱潮。浙江、江蘇、安徽，北京、上海、深圳，武漢、成都、重慶，寧夏、西藏、新疆……全國各地各級都圍繞發展新質生產力積極制定“路線圖”。一幅圍繞新興產業壯大、未來產業培育、傳統產業煥新的新質生產力新圖，正在各地徐徐展開。中國經濟正發力向“新”而行、以質圖強。
今年全國兩會上，新質生產力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並列為2024年十大工作任務的首位。據統計，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收到代表議案298件，其中81件與新質生產力有關。
如何理解新質生產力的內涵？
今年6月出版的第11期《求是》雜誌中，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一文，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物件及其最佳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由此可見，新質生產力不僅意味著技術的顛覆性突破、產業的升級，以及新模式、新業態的產生，還有體制機制的完善與變革。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表示，儘管科學技術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但新質生產力不是技術決定論。新質生產力應當具有更廣泛的內容，包括制度安排和營商環境，因為技術創新都發生在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營商環境內。“一個社會的各種制度設計也是新質生產力的一部分，要不斷推進新質生產力，不要阻礙新質生產力。”
中國為何在這時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
每一次歷史發展的巨潮都可以被看作是新正規化對舊正規化的替代。在這個過程中，新正規化將突破原有社會制度體系的阻礙和束縛。從增長動能來看，新質生產力代表一種生產力的躍遷。過去20年，城鎮化加速推進、房地產市場發展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火車頭”。當下，城鎮化程序放緩，房地產市場也進入新階段，傳統的增長方式已經不可持續，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正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從發展階段來看，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的階段，當下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內涵和特徵發生了重大變化。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恆認為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增速換擋，經濟增速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二是模式轉變，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三是動能切換，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起主導作用的新質生產力。
與此同時，在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等多位專家看來，經過改革開放40餘年的發展，中國已步入“中等收入階段”，距離高收入標準還有不小的距離。當下中國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透過“新質生產力”躍遷高質量發展成為關鍵。
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正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誌。劉世錦在接受《財經》採訪時表示，從國際上看，很多經濟體在與中國大體相同的增長節點上，都經歷了生產效率不足、創新能力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等困境，當下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中等發達國家的關鍵時期，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至關重要。
縱觀全球，每一次工業革命都伴隨著生產力的巨大變革。
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以蒸汽機為標誌，人類進入“蒸汽時代”，大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從19世70年代開始，第二次工業革命幾乎同時發生在美、德、英、法、日等多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以電氣化為代表，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則以計算機資訊科技為代表，開創了“資訊時代”。
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教授趙磊看來，前三次工業革命都由西方國家主導，是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而中國由於錯失工業革命機會，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總量比重，由1820年的三分之一下降至1950年不足二十分之一，陷入落後捱打的境地。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向《財經》表示，我們現在正進入第四次工業革命時期，以大資料、人工智慧、基因工程、生命科學為代表的新技術，會帶來新的生產力釋放。“中國經過多年追趕，補上前幾次錯失的工業革命，在很多領域已經與發達國家齊頭並進。當下，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湧現，我們正跟發達國家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中國一定要抓住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歷史機遇，依靠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跟發達國家保持在同樣發展水平。”林毅夫表示。
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無論從國內發展階段，還是國際背景看，中國當下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內涵深遠。
然而發展和推進這一時代命題絕非易事，曲徑通幽、任重道遠。踐行新質生產力的是一個個微觀主體，藍圖如何合力繪就？當下發展新質生產力面臨的堵點難點如何破解？市場與政府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角色？這些問題，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亟須破題的。
以新質生產力釋放發展新動能
位於江蘇省江陰市的全球特鋼行業首家“燈塔工廠”，被稱為世界最先進的工廠，代表工業領域頂級的智慧製造能力。這家企業之所以在去年被評為“燈塔工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在數字化智慧化改造中採用了大模型等大量人工智慧技術，智慧化水平和生產效率大大提升。當前，國產人工智慧大模型持續迭代升級，正引領著未來生活新方式。不僅如此，大模型更大的本領還在於賦能工業生產智慧化，極大提高生產效率。
不僅是AI大模型持續火熱，腦機介面技術作為另一前沿科技領域，也在逐漸從實驗室走向市場。
讓“失語者”發聲、讓殘疾人行走、讓神經系統疾病治療有了新路徑……作為塑造未來產業的顛覆性技術，腦機介面是實現生物智慧與機器智慧融合的關鍵，更是“新質生產力”中未來產業的代表。
產業是生產力變革的具體表現形式。在業內看來，發展新質生產力，主要載體是產業。而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則是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關鍵，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陣地。
因而，在2023年9月“新質生產力”被首次提出後，2024年1月，工業和資訊化部等七部委便聯合印發了《關於推動未來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透過具體政策引導未來產業創新發展。
《意見》給出了未來製造、未來資訊、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間、未來健康等幾大前瞻部署的新賽道（具體行業見表2），其中類腦智慧、大模型、核聚變也亟須提前佈局。
多位專家認為，作為引領產業升級和未來發展的新支柱、新賽道，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效能更高，具有創新活躍、技術顛覆性強、價值高階、產業關聯度高、市場空間潛力大等特點，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壯大提供了巨大空間。因而，各地熱衷於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壯大和未來產業的培育，並將此作為引領科技進步、帶動產業升級、培育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選擇。
例如，為打造高水平腦機介面產業高地，今年4月，北京釋出加快腦機介面產業發展的行動“路線圖”：到2026年，腦機介面核心關鍵技術實現突破，培育多家龍頭企業；到2030年，腦機介面技術體系完善自主，培育百家中小企業，形成產業發展集聚區。北京市經信局副局長姜軍表示，腦機介面可實現多種疾病診斷、干預和治療，在多個領域具有廣闊發展前景和巨大市場潛力，是未來產業的典型代表。
與此同時，廣東、深圳、上海等地也在搶抓大模型、低空經濟、人形機器人、生命科學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城市間產業競爭頗為激烈。
企業是踐行新質生產力的主角。位於北京的智冉醫療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智冉醫療”）專注於透過高通量柔性腦機介面技術賦能神經系統疾病精準診療。當前公司正以柔性電極為核心，打造新一代腦機介面平臺。據悉，公司聚集了先進材料、微納製造、手術機器人、腦科學、人工智慧領域的全球科學家團隊。目前，智冉醫療已經完成了植入式高通量超薄柔性腦機介面在靈長類動物上超過一年的成功驗證，在一些關鍵的技術指標方面表現都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面對未來產業和新質生產力的超級風口，資本不願意錯過機遇。成立於2022年的智冉醫療已經完成了三輪（種子輪、天使輪、天使+輪）融資，獲得紅杉中國、美團、百度、順為資本等諸多資方的青睞。
值得一提的是，新質生產力不只是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傳統產業也是關鍵。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就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
雪川農業育種實驗室內，科研人員正在繁育種薯苗。圖/企業提供
對於北京、上海、深圳來說，對發展大模型產業、人形機器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有著較大的基礎和優勢。但全國更多地方則是以傳統制造業為主。
位於中西部地區的四川自貢市，是一個典型的老工業城市，鹽化工和機械製造是自貢的支柱產業。當前，如何讓傳統產業煥發新質生產力成為自貢重點探索的課題。自貢大力推進數字化、智慧化賦能傳統優勢產業改造升級。今年6月國內鍋爐行業首個蛇形管數制·智聯工廠在東方鍋爐自貢基地正式建成投用。該工廠實現了全工序數字化和智慧化。
東方鍋爐工藝研發部部長鍾正彬介紹，工廠能實現17個關鍵工序自動化製造，以及自動排料、高階排程、裝置整合控制等數字化生產。該工廠投運後，人均產值提升250%，物料週轉率提升300%。
近日，在雄安新區舉辦的“新質生產力與數字經濟發展對話”論壇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告訴《財經》，傳統產業透過前沿科學技術的改造和升級，可以煥發出新質生產力。基本方法就是透過數字化、智慧化、綠色化的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重塑，從研發、設計、工業生產、營銷網路、物流配送等各個環節給傳統產業賦能。
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的賦能下，任何傳統產業都可以煥發新的活力。火腿是典型的傳統產業，其中金華火腿是浙江省金華市最具特色的地方產業。當前，透過智慧化技術改造，金華火腿企業引進先進的全流程封閉式生產工藝，大幅提升了優級品率。此外，金華火腿企業持續加大研發力度，金華火腿規上企業中有一半以上建立了技術研發機構，研發經費逐年遞增。浙江省金華火腿有限公司（下稱“金華火腿公司”）就成立了產業研究院和產業園，並與加拿大等國家的科研院所對接，不斷提升生產工藝、改良技術，使得火腿的質量不斷提高，讓更健康、更綠色的火腿走向世界。
金華火腿公司是金華市金投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金投集團”）的全資子公司。金投集團的工作人員葉軼斌向《財經》介紹，金華火腿公司還透過數字化和智慧化技術，更好地完善了倉儲系統和內部數字化管控，讓火腿的品質、口感更加標準統一。
新質生產力不僅僅是指工業、製造業，還包括更為廣泛的領域，尤其是農業。
走進雪川農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雪川農業”）的智慧化馬鈴薯加工車間內，工作人員嫻熟地操作著薯片、薯條等馬鈴薯產品裝置，車間已經實現了全生產流程自動化。
17年來，這家位於河北的農業公司一直演繹著關於馬鈴薯的故事。雪川農業相關負責人範人傑向《財經》介紹，從種子培育、打造脫毒種薯繁育基地到推廣新品種；從打造大型馬鈴薯儲存庫群，再到製品加工和出口，雪川農業打造的是馬鈴薯全產業鏈精細化運營。
企業每個環節都有科技的賦能。在育種研發環節，公司每年會投入大量的費用進行研發。目前已選育出系列新品種或品系80多個，其中51個提交新品種保護，19個已獲授權，32個在DUS測試中。已獲國家登記品種10個，申請登記品種22個。新品種累計推廣面積1200萬畝。
在物流環節，基於“天網”+“地網”兩大物流網路，公司構建的“資訊網”，“雪川大資料平臺”介入物流的每個環節，實現物流的全面數字化管理。在管理環節，採用全鏈條數字化管理打造未來農場，將地理資訊系統、農機系統、灌溉系統、空天地監測系統等整合，形成數字化農場生產管理系統，實現種子到餐桌的全程保障。
當前，業內將新質生產力定義為“三新”，即新制造、新服務和新業態。新業態的核心是產業變革，是產業組織的深刻調整。像雪川農業一樣，很多企業都在“三新”融合上下功夫。
主攻科技創新
新質生產力發展中，無論是數字技術、AI大模型賦能千行萬業，還是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農業呈現的新模式新業態，都離不開科技創新。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
多位專家也告訴《財經》，新質生產力是科技創新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生產力，無論是勞動效率提升、生產方式改進，還是新興產業發展、傳統產業轉型，高水平科技貫穿於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各個環節。
當前，發展新質生產力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業內專家認為，新質生產力更強調基礎研發和顛覆性核心技術，是對過往模仿式、漸進式的科技創新的一種超越。“稱得上新質生產力的並不是那些普通的科技進步，也不是邊際上的改進，而是有顛覆性的科技創新。”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表示。
當前，中國的科技創新仍存在很多短板，中國一些領域關鍵核心技術受制於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在晶片、發動機、材料、數控機床、工業軟體等諸多領域存在短板，一些關鍵零部件、關鍵裝備依舊依賴國外。2023年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顯示，在通用處理器CPU、GPU等高階晶片領域，中國還存在著巨大空白，90%以上的高階晶片都依賴進口。
國內高階醫療裝置市場規模已高達上萬億美元，但95%以上的裝置依賴進口。
科研人員以及多位專家告訴《財經》，在科技創新短板背後是當前整個科技創新體系不健全，科技體制、資本、人才、科技成果轉化、創新氛圍這些科技創新的關鍵因素方面，中國仍有較多短板。
在科技體制方面，王一鳴向《財經》表示，當前，中國科技創新激勵機制還不夠完善，尤其是科技成果產權制度改革需要加速推進，這也是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
據瞭解，絕大部分科研人員在國有事業單位工作，此前認為科研人員進行科研的裝置、資金、實驗室都是國有資產，因而科研成果產權應該歸單位所有。當前要進行的改革就是單位和個人共同所有科技成果產權。為什麼個人也要有產權？因為科研人員在科技創新中是居於支配地位的生產要素，相比於實驗裝置、資金，科研人員的構思更為關鍵，也應該分得更多收益。
《財經》記者調查中瞭解到，當前很多科研機構正在進行制度的探索和改革，最大程度激勵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位於杭州的之江實驗室就是其中之一。之江實驗室是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導舉辦、浙江大學等院校支撐、企業參與的新型研發機構，是浙江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探索新型舉國體制浙江路徑的重大科技創新平臺。
唐弢是之江實驗室的科研人員，他向《財經》介紹，之江實驗室專門成立了之江實驗室科技控股有限公司，用於激勵科研人員進行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公司制定了相關制度，例如收益的產權一部分歸屬實驗室，另一部分歸屬科研人員。同時鼓勵科研人員透過專利技術作價的方式形成技術股股權。
唐弢介紹，當前實驗室還有一項制度鼓勵科研人員創業，即支援科研人員成立公司進行科技成果轉化，有創業想法的科研人員可以保留實驗室職務，類似於停薪留職。唐弢認為，這種機制對科研人員出去創業、進行科技成果轉化是很大的激勵。
資本是科技創新的催化劑，對科技創新發揮著重要作用。今年以來，發展新質生產力與耐心資本之間的關聯逐漸加深。所謂耐心資本，是指長期投資資本，泛指對風險有較高承受力且對資本回報有著較長期限展望的資金。2023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就提出，“大力推進投資端改革，推動健全有利於中長期資金入市的政策環境，引導投資機構強化逆週期佈局，壯大耐心資本。”
當下，新質生產力要求下的科技創新風險更高、週期更長。大模型、腦機介面、生物醫藥等顛覆性技術的突破和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支援更加巨大，這就需要更多耐心資本、長期資本的支援。然而近兩年來一級市場持續低迷，投融資活躍度明顯下降。資料顯示，過去三年，中國一級市場投資數量從2020年的1.1萬起下降到了2023年的7100起，下降幅度為38%；投資金額同期從1.5萬億元下降到不到5000億元，下降幅度為68%。根據清科創業旗下清科研究中心資料，2024年一季度中國股權投資市場共計964只基金完成新一輪募集，數量同比下降43.9%。
張靜是產業園區運營的負責人，日常與科創企業和投資機構緊密聯絡。今年上半年，她明顯感覺到一級市場機構的投資活動減少了。“機構都不想投專案，這非常麻煩。”
資本寒冬下，科創企業感到陣陣寒意。李志濤是某城市政府駐深圳的負責人，招商引資，對接科創企業是他的重點工作之一。李志濤也觀察到，深圳的很多科技型企業現在非常缺錢，很多企業前幾年融到了一些股權投資資金，但近兩年，一級市場低迷，投資機構出手更加謹慎，企業現在絞盡腦汁也融不到錢。科技型企業科研支出高，之前融的錢已經花完，很多企業面臨彈盡糧絕的困境。
孫明軍是一家大模型企業的負責人，大模型“燒錢”已是行業共識，當前他所在的公司也在到處融錢。孫明軍告訴《財經》，耐心資本的缺位對科技創新和科創企業的發展無疑是較大的打擊。
資本會帶來人才等各個要素的集中，是催化一個產業快速成熟的重要因素。過去網際網路時代，一級市場雖產生了一些估值泡沫，但一定的泡沫其實是產業快速發展的必然因素，沒有泡沫反而是不利於這個產業發展的。
“但現在的情況是，別說泡沫了，而是非常低迷、冷淡，這對於科技創新是不利的。”孫明軍說。
資本為何不願意投了？《財經》記者在企業調研中發現，當前一級市場在募投管退幾個環節都存在一定問題。首先是募資環節難，受整個經濟大環境影響，LP（有限合夥人）沒有錢拿出來。第二是投資環節難，募不到錢就沒有資金投出去。同時，在資金少且預期不穩又迷茫的情況下，投資機構投專案更加謹慎。第三是退出環節更難，由於二級市場IPO（首次公開募股）政策收緊，IPO速度放緩，導致一級市場透過IPO方式退出受到明顯的影響，在悲觀預期影響下，很多投資機構處於觀望狀態。
資料顯示，近兩年二級市場IPO的數量明顯減少。Wind（萬得）資料顯示，2023年A股上市公司313家，透過IPO合計募資3565.39億元，而2022年A股IPO企業為428家，全年募集資金總額5868.86億元，2023年IPO企業數量和募資金額分別同比下降26%、39%。
根據IT桔子資料，2024年1月-2月，國內A股市場新增IPO數為20家，與2023年相比，同比減少31%；港股新增IPO數為5家，與2023年的17家相比，同比減少70%；總體降幅約40%。
李志濤表示，在這種情形下，投資機構越來越謹慎，投資條件也越來越苛刻，甚至讓企業籤對賭協議。“現在一級市場很多市場化基金陷入躺平狀態，有錢也不投專案了。深圳這邊好多基金公司的投資總監天天在打摜蛋了。”
一級市場的低迷還體現在美元基金的減少。近兩年，美元基金大幅撤退。業內分析，受地緣政治、宏觀經濟、海外高利率、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2023年美元投資者在中國的風險投資交易數量達近四年來最低水平。去年9月，PitchBook釋出了一份名為“審視美國在華投資”的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7月12日，美國投資者參與的中國的風險投資、交易數量達153筆，對華投資總額為32億美元。無論是投資數量還是投資金額，均是過去九年內（報告期）最低點。而最高峰時刻是2018年，總額高達創紀錄的485億美元。
除了資本，人才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因素。在業內專家看來，新質生產力需要的是顛覆性的、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創新，這也就需要世界頂尖的科技人才。當前，高階技術型人才的缺失也是科技創新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一大阻礙。
當前，全球範圍內的大模型技術競爭十分激烈。MiniMax是2021年12月成立的大模型初創公司，也是國內第一家擁有文字、語音、視覺多模態通用大模型引擎能力，並實現產品落地的創業公司。當前，公司被業內認為是國產大模型的第一梯隊。該公司創始人閆俊傑直言，當前世界大模型領域貢獻前20，甚至前50的人才，沒有一個人在中國公司工作。
大模型企業的孫明軍也觀察到，當前大模型最頂尖的人才很少是在中國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矽谷聚集了一大批大模型人才，這些人才中有很多華人。“在過往互聯科技發展中，很多華人選擇歸國創業。當前大模型是多好的機會，但我觀察到歸國創業的華人很少。”
在科技創新中，還有一大桎梏——跨越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無論怎樣關鍵性的技術和顛覆性的技術，只有進入生產，實現科技成果的產業化，才能轉化為先進的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在專家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科技成果轉化是推動科技創新“關鍵變數”轉化為新質生產力“最大增量”的“關鍵一躍”。
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成果轉化前景分析報告顯示，中國前沿科技成果只有10%-30%被應用於實際生產中，能夠真正形成產業的科技成果僅為其中的20%。
在新質生產力時代下，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成為緊迫的時代命題。
探針資本（“武漢探健未來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專注於醫療健康與生命科技產業、打造一站式生命科學創新產業服務平臺的企業。企業為科創公司提供融資以及科技成果轉化等服務，也對科創企業進行股權投資。探針資本合夥人黃廣傑告訴《財經》，一項技術從產品到市場化，其實是一個漫長而荊棘密佈的“最後一公里”。如果說科技創新是“從0到1”，科技成果轉化是“從1到10”，那這個“1”更像是萬里長征第一步。“當前整個創新體系在科技成果轉化這一環節的人才供給、專業服務、風險投資等系列支撐仍不夠，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
中關村天合科技成果轉化工程院院長朱希鐸也向《財經》表示，當前科技成果轉化相對應的激勵制度、體系建設以及市場化資源配置機制都不完善，需要系列的制度改革。
破除體制機制障礙
新質生產力的出現，不僅意味著生產力、社會經濟層面的變遷，還意味著生產關係、社會制度層面的深刻變革。
促進科技創新涉及科技體制改革、人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重要改革。多位專家表示，新質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則需要先進的生產關係做支撐。
王一鳴告訴《財經》，構建相應的新型生產關係，需要將傳統的體制機制轉換成適應新的生產力的體制機制。發展新質生產力，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人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系列體制機制完善工作。
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要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讓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在王一鳴看來，資料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是經濟領域重點需要改革的領域。
2015年，貴陽大資料交易中心成立，成為全國第一家大資料交易所。成立之初，就確定了“佈局全國30家交易中心”的戰略，並以“彙集1萬家大資料交易會員、每年資料清洗交易量1萬PB、大資料交易年總額3萬億元、圍繞交易所平臺的創業公司超過1萬家”作為中長期目標。然而資料顯示，2023年交易所的年交易額不到30億元，與曾經定下的目標相差了1000多倍。
王一鳴告訴《財經》，當前中國資料要素市場配置的體制機制還未有效建立起來，資料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這些問題都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產權界定不清晰，資料就很難進行流通交易和收益分配。
當前數字經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戰場和核心領域，而資料則是數字經濟的核心要素與基礎，資料要素已經成為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並列的生產要素之一。如今，大模型等人工智慧產業的發展需要大規模的資料進行訓練，資料要素市場不完善就會阻礙其發展。
5月24日，國家資料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陳榮輝在第七屆數字中國建設峰會資料資源與數字安全分論壇上透露，將出臺數據產權制度，制定促進資料合規高效流通交易政策檔案，建立資料要素收益分配安全治理機制等。“這些制度的出臺將搭建起資料資源開發利用的基礎框架，奠定資料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的四梁八柱。”
新質生產力需要的是全要素的創新型配置。除了資料，勞動力、資本、技術要素所對應的金融體制改革、人才制度改革以及科技體制改革同樣緊迫。
在人才制度改革方面，發展新質生產力最關鍵的是要靠人才，尤其是頂尖的科技人才。但當前，我國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夠強，人力資本支撐不足，尤其是實現科技創新顛覆性突破的領軍型人才還高度缺乏。業內認為，加快人才制度改革，要持續完善人才選拔機制、培育機制和激勵機制。探索多元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加快培養儲備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相適應的複合型專業人才和急需人才。同時，發揮高校培養基礎研究人才主力軍作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與專業調整聯動機制。
此外，還需要建立更加開放的人才制度，吸引世界頂尖人才。如此才能在世界的科技博弈中贏得制高點。
2024年4月28日，在一重龍申（齊齊哈爾）複合材料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在廠區進行風電葉片生產作業。圖/新華
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王一鳴表示，長期以來中國金融市場都是以銀行體系為代表的間接融資模式主導，直接融資市場不夠發達。銀行追求資金的安全性、穩定性、低風險以及短期的資金回報，而新質生產力下的科技創新是高風險長週期的。
銀行體系往往追求大專案、大企業，因為成本低、風險也低，而科創體系不需要大錢，需要的是持續、穩定的小錢。銀行體系貸款需要抵押物，但科創企業輕資產沒有抵押物。所以，當前的金融體制與新質生產力需要的金融體制是不匹配的，需要進行調整和改革。
王一鳴建議，應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鼓勵發展創業投資、股權投資和天使投資基金，滿足處於不同生命週期科技企業的資金需求，支援長期資本、耐心資本、戰略資本更多投向科技創新。同時，探索信貸融資支援科技創新的新模式，拓展銀行直接參與股權投資支援科技創新的空間，促進銀行體系支援科技創新的能力釋放。
有一些市場人士誤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要自立自強，於是“閉門造車”，忽視國際交流合作。諸多專家都表示，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絕不意味著新的“閉關自守”，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制度型開放新高地，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
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郭強看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空間必須在全世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平臺必須在全世界。要堅定不移深度參與全球科技—產業分工和合作，用好國內國際兩種資源，用胸懷天下戰勝“小院高牆”。
關起門來搞科技，“閉門造車”只會導致故步自封、止步不前。作為之江實驗室的科研人員，唐弢對此有深刻的感受。唐弢表示，科學研究只有走出去，與更多新思想交流、碰撞，才能不斷產生新靈感、瞭解到最前沿的技術，助推自身科技水平的提高。當前之江實驗室正在大力推動國際合作專案，唐弢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舉措。但唐弢也觀察到，當前國內與國際的科技合作專案依舊較少，需要加強。
“防止一哄而上、一刀切、一個模式”
過去幾年，各地政府加快佈局新興產業和戰略性未來產業，城市間招商引資競爭激烈。但也出現了一哄而上、盲目佈局、同質化競爭、資源浪費的局面。有些地方本就比較落後，自身財力有限，卻也不計成本地硬著頭皮佈局根本不具備發展條件的產業，結果就是產業沒有發展起來，也造成了政府資金的損失，浪費了大量的資源。
當前，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又成為擺在各地政府面前的重大命題。在新一輪新質生產力發展中，政府該警惕怎樣的誤區？
王一鳴表示，雖然各界都在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防止一哄而上，但目前來看部分地區還是有一哄而上的跡象。部分地區出現了扎堆人工智慧、新材料、高階裝備、生物製造、低空經濟、新型儲能等“熱門”產業的現象。
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會特聘專家施薔生在區域調研中也發現了這種現象。施薔生向《財經》表示，各地發展新質生產力一定要警惕盲目跟風追熱門、一哄而上。中國各個地方的條件稟賦、經濟基礎等條件存在很大的差異性，不是所有地方都適合發展這些新興產業或未來產業。不同城市要深入研究和評估，結合地方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因城施策。
新質生產力也不是各地搞同一種模式。鄭永年表示，新質生產力不能一刀切，因為產業分佈的不同，新質生產力對沿海和內地具有不同的涵義。
施薔生也認為，各地發展新質生產力絕不是以佈局了多少高科技產業為標準，也不是全域齊鋪開。各個地區要創新發展不同的模式和業態，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打法，這才是確保新質生產力健康、有序發展的關鍵。
“發展新質生產力並不是要大家都要去投光伏和新能源汽車，”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汪濤表示，這可能是對新質生產力的誤解。
記者瞭解到，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江蘇常州被稱為“新能源之都”，常州以全省4％的面積，貢獻了8％的經濟總量。當前，常州已在著手佈局下一步棋：前瞻謀劃合成生物、氫能儲能、化合物半導體等未來產業。之所以發展合成生物產業，並不是為了追熱點，而是常州結合自身基礎條件和優勢做出的佈局。
此前，常州對該產業和當地企業進行了深度調研。常州市生物領域的主要企業有72家，彙集了創健醫療、藥物研究所、常茂生物、康潤生物、三高生物等一批重點企業。常州判斷，眾多生物企業的匯聚，是未來常州做大合成生物的優勢。
為了發展好合成生物產業，打造合成生物產業的創新高地，常州成立了合成生物專班，整合了本市原有的醫藥、醫美、大健康及新材料產業發展的資源，提出了共建未來合成生物新賽道的理念。
常州科技局在整合現有資源的基礎上，還積極推動長三角合成生物產業創新園、金壇合成生物產業園、西太湖合成生物創新產業園等三個產業園的佈局。同時搭建了南師大常州合成生物學產業研究院、華大工程生物學長蕩湖研究所等六家創新平臺。
各地發展新質生產力不一定要以新興產業、工業製造業為主，創新新業態、發展新模式也十分重要。例如，近年來，貴州結合自身實際，挖掘新價值、發展新業態、構建新模式，以新質生產力引領文化旅遊業快速發展，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
很多縣級城市，並不具備大規模發展工業的基礎條件，結合當地特色創新發展新模式也是踐行新質生產力的理想之路。
眼下，在貴州省榕江縣，“村超”（村超是榕江縣舉辦的“和美鄉村足球超級聯賽”的簡稱）激戰正酣，吸引了大批球迷和遊客。藉助“村超”的品牌影響力，榕江縣加強與周邊村寨、景區的聯動，打造獨具特色的鄉村旅遊名片。去年，榕江縣接待遊客765.85萬人次，旅遊綜合收入達83.98億元，同比分別增長52.2%和73.94%。
李光明是某縣級市的政府工作人員，負責當地招商引資工作。李光明表示，縣級體量的城市在發展核心科技產業方面優勢較少，更應該對自身產業發展有較清晰的認識和定位。
“一個縣級市不可能什麼產業都佔了，只能重點發展幾個產業。將這幾個產業紮紮實實做好，帶動當地產業鏈發展，同時帶來實實在在的產值和稅收，才是對地方經濟最大的幫助。”李光明說。
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府角色
在過往的產業轉型升級、科技創新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政府無疑是主導力量之一。在新質生產力發展過程中，政府應擔當怎樣的角色？
在王一鳴看來，過去產業政策之所以容易出現“一哄而上”和重複建設的情況，與政府過多動用行政手段進行干預有關。行政化手段引導產業佈局容易帶來的問題就是重複建設、同質化發展。因而，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處理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如何把握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係？
李志濤認為，在新質生產力發展中，企業等一個個市場主體才是主角，政府要做好的是引導、規劃、服務工作，做好對企業等市場主體的服務，為這些市場主體打造優良的營商環境、良好的創新生態以及公平的競爭環境。“其他的還是要靠市場的作用，政府不宜干預過多。”
當前，多地也意識到發展新質生產力，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的方式。今年5月，四川省就提出，四川發展新質生產力，將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加註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切實增強市場配置力、法治保障力、政府服務力。
在把握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以及營商環境方面，長三角等東部地區一直排在全國前列。例如浙江省一直走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前列，推出系列具有浙江特色的改革創新舉措。2014年，浙江率先推進“四張清單一張網”簡政放權改革。浙江政務服務網也是全國首個省、市、縣一體化線上政務服務平臺。2016年底，“最多跑一次”在浙江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被正式提出。2023年以來，浙江大力實施營商環境最佳化提升“一號改革工程”，以政務服務增值化改革為牽引，持續推動營商環境走在全國前列，連續四年被全國工商聯評為營商環境最佳口碑省份。
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衛東表示，浙江所以在政府與市場之間會形成良性互動的關係，是因為浙江建設和維護好的營商環境，並不是一味地給予各類經濟主體以政策優惠，最要緊的是政府不能任性，而是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切實解決企業家長期關切和整體訴求的實際問題。“政府有為，不是要時刻站到經濟活動的前臺，當主角，唱大戲。”
《財經》記者在調研中也瞭解到，很多企業感到北方和南方、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營商環境有明顯差異，企業更願意到南方城市和東部城市落地。
王一鳴也認為，政府培育和營造一個良好的創新生態和營商環境比直接配置資源更為重要。資源是可以流動的，有了良好的生態環境，創新資源就會源源不斷地匯聚。
除了把握好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關係，新質生產力還對政府的分配效率、專業性以及服務深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國的地方政府掌握著大量資源，有很強的資源配置能力。一旦政府認定要發展哪些領域或者認定哪些是新質生產力產業，就會有大量資源向這個領域流動。
探針資本也為政府提供招商引資和產業諮詢服務。黃廣傑表示，在踐行新質生產力發展中，期待政府的分配效率越來越高。分配效率的提高一方面體現在對產業發展精準佈局和最佳化，將資源聚焦在發展合適的產業上，而不是撒胡椒麵地去分配政府資源；另一方面還體現在基於產業潛力公平地分配資源，而不是唯關係論。
在分配效率提高背後，其實是對政府專業性的要求越來越高。因為政府越專業，越能精準判斷適合發展的產業。當前各地招商引資競爭激烈，政府想方設法招引企業。黃廣傑觀察到，現在的趨勢是，很多企業最重視的不是當地的優惠政策，反而更重視當地政府的專業性。“我聽到很多創始人開心地跟我們講，某個地方政府的領導非常專業，對某個產業發展的邏輯有深入理解，很理解企業的核心技術，也很懂企業發展的需求和未來規劃。”可見，政府專業性的提高對當地營商環境的打造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黃廣傑在與各地政府的接觸中也感覺到，雖然當前部分地區還存在同質化佈局產業的情況，但東部等地的地方政府專業能力明顯在增強，對產業的理解深度明顯加深。“很多地方政府對當地的產業規劃已經十分明確和細分，會明確指出某個行業的卡脖子技術是什麼，清楚地指導要發展哪個產業中的哪個細分領域。”此外，黃廣傑還感受到，當前部分地方政府的服務越來越深了。比如深圳市政府會開創新企業的白名單，帶著企業去做市場準入。
金華市金投集團有限公司是金華市政府直屬一類國有企業，是一家以股權投資、基金投資、資產管理和綜合金融服務為主要經營手段的現代類金融公司，截至目前，集團已組建百億元規模產業母基金，管理母基金2只，累計組建各類母子基金32只，總規模371億元。葉軼斌表示，公司的相關負責人每天都在學習新知識、出去看專案、瞭解市場情況、進行專業研判，針對不同的產業公司成立對應小組，有針對性地進行培訓和學習。
在諸多專家看來，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命題，也是改革命題。賈康表示，與過去所說的生產力相比，新質生產力是表述上的承前啟後，更聚焦到質變、質量的概念上。要從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管理創新和思想解放觀念創新等方面的有機結合，來理解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原則，其中，制度創新一定是龍頭，實質性地推進改革是一定要啃的硬骨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解放生產力。
賈康表示，當前，社會上普遍存在“改革綜合疲勞論”，認為改革不起作用，其實是指形式主義的“假改革”和表面文章，檔案特別多，講了很多改革，大家眼花心亂，卻無從下手。改革是新質生產力綱舉目張的綱，必須是改革深水區的攻堅克難。中央已經明確，即謀劃新一輪重大改革。
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向“新”而行，以“質”致遠，只有加快推進新質生產力“蓄勢儲能”，才能實現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新圖景，邁上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徵途。當然，發展新質生產力，也必須尊重客觀規律。生產力躍遷，新正規化與新生產關係、社會制度框架重新耦合，不是一朝一夕，仍待久久為功。
（應受訪者請求，文中張靜、李志濤、孫明軍、李光明為化名。記者鄒碧穎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