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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這個根本性問題出發，梳理中國經濟的邏輯，揭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障礙所在，指出我國經濟的出路。在以提升居民福利為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經濟發展的源泉有三：（1）居民對更好生活之慾望的擴張；（2）生產能力的擴張；（3）“有效需求”的擴張。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在有效需求不足，而非生產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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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經濟有影響的需求，是購買力與支出慾望相結合所形成的“有效需求”。我國的需求不足，其實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即內需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個收入分配問題，產生於收入分配結構所導致的購買力和支出慾望的錯配——有購買力的經濟主體缺乏支出慾望，有支出慾望的經濟主體缺乏購買力。我國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的分紅偏少，企業收入向居民的轉移不足，從而導致居民收入佔經濟總收入比重偏低，因而產生了消費不足的問題。而在投資回報率下降到低位，明顯抑制企業投資意願後，企業收入難以向居民轉移的情況就會催生內需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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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完全有辦法解決當前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化解需求不足的“上策”是最佳化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佔經濟的比重。在長期，這可以透過“全民國企持股計劃”來實現。在短期，可以透過加大國有資本向社保基金的劃轉來提振居民收入和消費。在“上策”還未走通的時候，靠投資創造需求的“中策”是我國經濟的一條不壞的，並且可以持續出路。
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阻力逐步加大，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可持續性等問題變得更加嚴峻。針對我國經濟面臨的壓力，各方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認為這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必然結果，只能適應，而無法改變；有些人認為這是市場化程度不夠所致，需要透過進一步市場化改革來釋放增長的活力；還有些人則認為這是宏觀政策穩增長不夠積極所致，需要透過進一步的刺激經濟的措施來穩定經濟增長。有關我國經濟的不同看法絕不僅僅以上羅列的這三種。由於各方對中國經濟執行邏輯有不同理解，所以在應該採用何種宏觀政策來化解經濟壓力方面，也難以形成共識。
面對諸如我國經濟增長減速的問題是出在供給面還是需求面、是否應該用大規模政策刺激來穩定增長、我國經濟結構轉型應該如何推進等具體而又重要的問題，之所以難以形成大家普遍接受的答案，關鍵在於一些根本性的理論問題沒有得到妥善回答。甚至，有些關鍵問題尚未被問出。正如凱恩斯在其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最後一段所說的那樣，“統治世界的只是思想”。思想上的關鍵問題未能得到澄清，實踐就沒有方向，政策也就難以決斷，經濟也就難逃低迷狀況。有鑑於此，本文從有關我國經濟的根本性問題出發，梳理中國經濟的邏輯，闡述理解和分析中國經濟的整體框架，從而為經濟實踐指出方向。
這個有關我國經濟的最根本問題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對這個看似抽象問題的回答，將會揭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障礙所在，並指出我國經濟的出路。
1. 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答問的方法
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或者換種問法：經濟為何能發展？對這個關鍵問題的回答通常是，經濟發展的源泉是生產力的發展，即經濟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張。如果有一點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知識儲備，還可以進一步回答說，生產能力的擴張建立在勞動和資本兩個投入要素的增加，以及技術水平的提升之上。在勞動、資本和技術這三者中，技術又最為根本——離開了技術水平的提升，人均產出的增長必定會因為資本邊際回報率遞減而停滯。如此一來，經濟發展的最終源泉便是技術水平的提升。正是基於這個邏輯，有不少人呼籲需要採取措施促進創新，提升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水平的又一個名字），從而擺脫增長低迷的現狀。
這種建立在當代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之上的“標準答案”雖然不能算錯，卻未抓住我國經濟現實的關鍵。從發展源泉的問題到技術水平的答案之間，有漫長的推理過程和潛藏其中的諸多關鍵隱含假設。事實上，像任何一種理論體系一樣，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建立在一些旨在簡化分析的假設之上。這些假設是理論的前提，因而也劃定了理論應用的邊界。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建立並發展於西方發達國家，自然以解釋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為其主要目標。相應地，這一理論的關鍵假設從西方國家經濟現實中抽象而出。雖然不同經濟體之間有“共性”，從而使得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某些潛在假設也適用於我國；但相比西方經濟體而言，我國經濟也有其“個性”，從而導致某些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潛在假設與我國現實不符。不問假設是否與現實相符，而盲目把基於這些假設的理論應用到中國經濟上，會犯“刻舟求劍”的錯誤，落入“教條主義”的陷阱。
對中國經濟的分析當然需要借鑑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但這種借鑑應該是批判性的借鑑。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作為人類智慧的成果之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觀經濟執行的“共性”，可以幫助我們更好認識中國經濟。但在利用西方經濟學分析中國經濟時，需要有“批判性”，從而避免將“共性”和西方的“個性”都強加於我國的“個性”之上。
所謂批判性，按照我國哲學家吳曉明的解釋，是“澄清前提、劃定界限”。吳曉明進一步闡述道：“正像任何一個事物有其歷史的前提和界限一樣，任何一種知性科學的理論或觀點，無論多麼先進，都必然有其理論前提和界限。只有當我們真正把握它們的前提與界限，並將其同社會生活本身的前提與界限形成對照時，才能對這些理論或觀點加以批判性的運用。哲學的時代使命就在於倡導批判性的思想。只有在這種批判性的思想中，生活的本質內容才可能被觸及，社會現實才可能被揭示。”【1】這是哲學的時代使命，也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的時代使命。要揭示我國經濟執行的根本邏輯，就不能停留在對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簡單套用上，而必須要從邏輯上回到這些理論的前提假設處，從時間上回溯到這些理論的創立之初，跳出當前理論的侷限，問出並回答最為根本的問題。
2. 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問題的回答
現在我們跳出當前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理論的範疇，在經濟理論之“前”，用基本邏輯來試圖回答“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這個問題。
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首先取決於經濟發展的“目的”是什麼。不同的“目的”之下，經濟發展源泉可能會有較大差異。比如，在改革開放前，我國以獨立自強、抵禦外侮為主要目標，需要建立起強大的國防軍工體系。【2】而在新中國剛剛成立時資本稀缺之小農經濟環境中，這樣的目標很難靠市場達成。因此，在改革開放前，我國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導向下，建立起了“扭曲價格的宏觀環境”、“以計劃為主要手段的資源配置”和“缺乏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的三位一體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政府推動下建立起了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部門體系，造出了“兩彈一星”，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自主。可以說，在改革開放前的經濟發展目的之下，政府實現其戰略目標的意志力和執行力是經濟發展的最主要源泉。
當然，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很大不足。所以有人會在潛意識中忽略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甚至認為這一體制是經濟發展的阻礙。但如果以增強國防實力，維護中國的獨立自強為目的，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體制又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當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的時候，很少有人能夠想到，這個當時一窮二白的國家能夠在僅僅15年後就造出了原子彈。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我國的發展目標逐步轉向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82年，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4】可以說，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已經在改革開放後轉向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等同於西方經濟學所假設的提升居民福利之經濟發展目標。
但就算我國經濟發展目標與西方經濟學的假設一致，也並不代表可以把西方經濟學的結論盲目照搬到中國。西方經濟學在展開其邏輯的過程中，做出了一些並不符合當前我國實際情況的假設。而這些假設，因為在西方學者那裡被當成如此的“理所當然”，甚至已經被很多人忘記了其存在。在面對中國經濟時，有必要回到這些假設之前來展開分析。
在以提升居民福利為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下，經濟發展的源泉有三：（1）居民對更好生活之慾望的擴張；（2）生產能力的擴張；（3）“有效需求”的擴張。下面我們對其做詳細分析。
第一，經濟發展要以居民對更好生活之慾望的不斷擴張為前提。這個條件聽上去似乎必然成立，畢竟，有哪個人會不願意過上更好的生活呢？但大前研一對日本低迷經濟的病因診斷恰恰是“低慾望”。在其頗有影響的著作《低慾望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危機與破解之道》中，大前研一寫道：“現在的日本已經步入國民失去消費慾望的‘低慾望社會’。國民的低慾望才是日本社會最大的特徵，是日本經濟低迷的元兇。”【5】在討論中國經濟時，有人擔心現在我國有些年輕人不願結婚、不願生孩子，安心“躺平”，反映的也是對“低慾望”的擔心。
所以，對更好生活的無限慾望，並非先驗確定的東西。從日本20世紀90年代泡沫破滅後的經驗可以發現，無限的慾望有可能只是某些特定歷史環境下的時代精神，也可能因為歷史環境的改變而消失。對慾望的討論，需要更多借助社會心理學、乃至哲學這樣的思想工具。本文作為一篇分析經濟問題的文章，無意涉入那樣的領域，因而只是簡單接受經濟學對消費者偏好的假設來規避掉這個問題。我們假設，居民對消費的慾望是無限的。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居民在消費偏好上有“無饜足性”（non-satiation）——對居民而言，更多的消費總是好過更少的消費。但要注意的是，居民雖然在消費上有“無饜足性”，即消費總是多多益善；但無論是居民還是投資者，在投資上都沒有“無饜足性”——投資並非越多越好。這一點差別在後文的分析中有重要意義。
第二，經濟發展要以經濟生產能力的不斷擴張為前提。這一點應該是容易理解的。畢竟，人類並非生活在“心想事成”的自然界中，自然界所提供的天然產品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相當有限，遠不能滿足人的慾望。因而人類需要從事生產活動，生產出自然界中所沒有的產品，來滿足人的慾望，提升人的福利。因此，經濟的發展必然建立在生產能力的擴張之上。由於生產能力的擴張建立在勞動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之上，這三者也就是經濟生產能力擴張的源泉。
這裡所講的這個從生產能力擴張到經濟發展的供給面邏輯，是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分析長期經濟增長的主要敘事。如果認為生產能力是經濟發展的唯一約束，這個生產能力擴張的敘事就會成為經濟增長的唯一敘事。很多人在分析我國經濟增長時，只是從勞動、資本和技術這三個方面切入，而不考慮包括需求和精神等的其他因素，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落入了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構建起來的經濟發展敘事中，思維被侷限於生產能力是經濟發展唯一約束的前提假設之中。
在居民消費慾望不斷擴張，以及經濟中生產能力不斷擴充套件這兩個前提條件之外，經濟發展還有第三個前提條件，即經濟中“有效需求”要能跟上生產能力擴張的步伐，以確保生產能力能充分發揮其作用。對中國經濟而言，這個條件尤為重要，卻又被很多人所忽略。因此，有必要詳細闡述之。
3. 經濟發展的“有效需求”約束
熟悉中國經濟的人知道，“需求不足”長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力所在。2023年7月24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指出：“當前經濟執行面臨新的困難挑戰，主要是國內需求不足”。【6】如果仔細想想“需求不足”這個說法，會發現它似乎是個悖論。對許多人來說，需求就是人的慾望。人的慾望是無限的，而經濟的生產能力怎麼也有限。相比有限的生產能力而言，無限的慾望怎麼可能不足？這個悖論的出現，表明需求不足背後有關鍵理論問題沒有得到回答。
事實上，這個悖論產生源於概念的混淆。經濟中的需求確實與人的慾望有關，但又不是隻決定於人的慾望。筆者在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腦子裡正在想著購買一百架飛機，讓它們在天上飛著，一會飛成“人”字，一會飛成“一”字，好讓我看著它們解悶。買一百架飛機確實是我的慾望，但我卻不擁有購買一百架飛機所需的購買力。因此，我的這個慾望只是我的胡思亂想，沒法影響到真實世界的經濟活動。對經濟活動有影響的需求，是人的慾望與購買力相結合，表現為購買行為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只有筆者真的擁有購買一百架飛機的購買力，且拿出這購買力來試圖購買一百架飛機，筆者才真正為經濟創造了一百架飛機的有效需求。而如果筆者缺乏相應的購買力，買一百架飛機的慾望就只是我個人的單純思想活動，不能算成經濟中的需求。
所以，對經濟有影響的需求，是購買力與支出慾望相結合所形成的“有效需求”。人的慾望雖然是無限的，但購買力總是有限的，所以經濟中的“有效需求”總是有限的，而且還可能比生產能力更小，從而形成“有效需求不足”（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的狀況。當人們在說“需求不足”時，他們說的其實是“有效需求不足”。
對一個宏觀經濟體（國家）而言，它的總購買力來自其總產出——產出總是某些經濟主體的收入，因而也就是其購買力。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就是其總收入，也就是其總購買力。【7】所以，一個國家總是有足以購買其總產出的總購買力的。但是，做出購買行為的並不是國家這個抽象主體，而是國家中數量眾多的經濟主體（居民、企業和政府）。國家的總購買力要透過收入分配結構，分配到國家中的不同經濟主體那裡去。如果購買力分配時，出現了購買力和支出慾望的錯配——有購買力的經濟主體缺乏支出慾望，有支出慾望的經濟主體缺乏購買力——購買力與支出慾望結合所成的有效需求就會低於國家的總購買力，也就會低於國家的生產能力（總產出），從而出現“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所以說，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個收入分配問題——出現需求不足的國家，一定是收入分配出了問題。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相信，有效需求不足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常態，並最終會導致資本主義因“生產過剩”的危機而滅亡。提出了“人口論”的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其實比馬克思更早認識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馬爾薩斯在1814年寫給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一封信中說：“有效需求由兩個成分構成，購買力和購買願望……一個國家，供給有可能超過需求。一國必然擁有購買它所生產的全部產品的購買力，但我很容易地設想它不擁有購買這些產品的願望。”【8】
馬爾薩斯說得對，“一國必然擁有購買它所生產的全部產品的購買力”。正如前文所述，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就是其總購買力。但馬爾薩斯所說的“我很容易地設想它不擁有購買這些產品的願望”該如何解釋呢？如果人的慾望是無限的，他怎麼可能會不把自己擁有的購買力全部花出去呢？
這裡的關鍵就是本文第2節所說的，雖然消費慾望是無饜足的（消費總是多多益善），投資卻不是。就提升居民福利這個經濟發展目標而言，消費是目的（更多消費帶來更高福利），當然是越多越好。而投資卻只是以獲取投資回報為目的之手段，並非越多越好。投資慾望（投資意願）受投資回報率高低的影響。如果回報率太低，投資者就算手裡有購買力，也未必會願意將其擁有的購買力盡數拿來購買投資品做投資。所以，如果國家中的收入分配產生了這樣的格局，讓收入（購買力）大量流向投資者而非消費者，投資者又因為較低的投資回報率而缺乏投資慾望，那麼投資者手中的購買力就不能充分轉化成購買行為。如此一來，國家中購買力與支出慾望結合所形成的有效需求就會低於國家的生產能力，從而產生需求不足的問題。
所以，經濟發展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經濟中存在有效的收入分配機制，能夠實現購買力與支出慾望之間的有效結合，讓購買力充分轉化為有效需求，從而平衡經濟的供給與需求，確保“有效需求不足”不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在西方經濟學中，“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長期被遺忘。在其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寫下了如下的話語：“李嘉圖經濟學的基本思想用一句話就可以概括——我們‘可以忽略總需求函式’。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都是在這個觀點的基礎上學習經濟學的……馬爾薩斯曾經努力想解決的‘有效需求’的困惑從經濟學文獻中消失……‘有效需求’這一概念只能在不是當時主流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找到。”【9】凱恩斯復興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論，並相應給出了其“需求管理”的政策應對。但隨著20世紀70年代宏觀經學界“理性預期革命”（Rational Expectation Revolution）的興起，凱恩斯經濟學讓位於對市場執行效率有較高信仰的“新古典”（Neo-classical）理論，“有效需求不足”再度在經濟學界被邊緣化，以至於經濟學學生們在最近幾十年很少能在課堂上聽到這個概念。【10】
在過去幾十年又一次的“西學東漸”中，我國以各種方式大量引入了西方經濟學，顯著提升了我國經濟學研究和教育水平。西方經濟學的引入和應用，也讓我國的經濟工作得到了顯著提升。但是，在西方經濟學教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學子（其中不少人在後來成為了經濟工作者），如果缺乏批判精神，不能主動找尋所學理論之前提，明晰理論應用的邊界，就很容易陷入當前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供給面單一增長敘事之中，只知道經濟發展的約束在供給面的生產能力，而不知有效需求不足也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讓這樣的人給當下的中國經濟開藥方，他們就只會在供給面出主意，而不知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產生有效需求不足的收入分配結構才是我國經濟的癥結所在。
4. 有關需求不足的三個概念：總需求不足、內需不足、消費不足
前面的討論一直都在封閉經濟體中進行，並沒有考慮國際貿易的可能，也沒有分析來自國外的需求（外需）的影響。這麼做是為了讓有效需求不足的邏輯更清晰地呈現出來。但在現實世界中，各國都處在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密切的貿易往來之中，外需不能忽略。在這一節，我們把外需的影響納入考慮，著重闡述和區分人們在談“需求不足”的時候，三個時常出現、但又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它們分別是“總需求不足”（總有效需求不足）、“內需不足”（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和“消費不足”。
一個國家的總有效需求由國內消費、國內投資和淨出口三者構成。其中，國內消費和國內投資組成了內需，淨出口則對應外需。“總需求不足”，指的是消費、投資和淨出口之和所形成的總有效需求（總需求），低於國內供給能力。在日常討論中，人們在說“需求不足”時，通常指的“總需求不足”。因為決定宏觀經濟執行狀況和物價走勢的是“總需求”。所謂“內需不足”，指的是國內的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形成的有效需求（內需），低於國內供給能力。本文前幾節在封閉經濟中所討論的“有效需求不足”，指的其實是“內需不足”（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最後，“消費不足”指的消費佔經濟的比重低於某個最優的水平。這個最優水平在後文將會詳述其由來。
上面三個概念間的相互邏輯聯絡可用四句話來概括：（1）總需求不足的時候，內需多半不足；（2）內需不足的時候，總需求未必不足；（3）內需不足終究會演化成總需求不足；（4）內需不足總是產生於消費不足。下面我們詳細解釋這四句話的含義。
第一句，總需求不足的時候，內需多半不足。需要注意，與消費和投資只能為正數不一樣，淨出口可正可負（負的淨出口就是淨進口）。理論上來說，如果淨出口是個絕對值比較大的負數（較大的淨進口），那麼就算消費和投資所組成的內需並非不足，這二者加上淨出口所形成的總需求也可能不足。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意味著在真實世界中，雖然國內消費和投資很旺盛，但消費和投資所消耗的產品很大部分進口自國外，以至於留給國內供給能力的有效需求小於國內生產能力。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外國廉價商品大量流入國內，衝擊國內產業的時候。而面對這種情況，本國往往會用反傾銷措施來抑制外國商品的過量流入。因此在當代世界，內需並非不足而總需求不足的情況較少發生。對淨出口長期為正的我國來說，總需求不足的時候，內需肯定不足。
第二句，內需不足的時候，總需求未必不足。這句話是容易理解的，一個國家內需不足的時候，可以將其生產能力向外出口，用外需來補內需的不足。在2003至2008年期間，我國雖然內需不足，但在外需的強勁拉動下，甚至一度出現過總需求過剩、通脹上行、經濟過熱的局面。
第三句，內需不足終究會演化成總需求不足。內需不足的時候確實可以靠外需來補。但外需（淨出口）主要決定於國際需求，不是國內政策能完全決定的。更為重要的，一國的淨出口（貿易順差）對應著別國的淨進口（貿易逆差）。【11】而一個國家如果長期貿易逆差，其外債必然會持續上升，最終很可能因外債償付不了而爆發“國際收支危機”（Balance of Payment Crisis）。之所以說貿易逆差國只是“很可能”爆發“國際收支危機”，而不是“一定會”爆發“國際收支危機”，是因為美國是逆差國中唯一的例外。美國用本幣美元借外債，因而不會爆發“國際收支危機”。在過去幾十年中，美國是全世界唯一可以長時間有大規模貿易逆差的國家。
所以，除美國之外的世界其他各國，積累貿易逆差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美國雖然不會爆發國際收支危機，但其龐大的貿易逆差也會引發美國國內的關注，讓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抬頭。因此，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其他國家為其創造內需的能力一定是有限的。換言之，一個國家確實可以在一段時間內靠外需來補其內需的不足，但很難持續這麼做。因此，一個內需不足的國家，終究會演化成總需求不足。
第四句，內需不足總是產生於消費不足。本文前面幾節對“有效需求不足”的討論其實已經解釋了為什麼消費不足會導致內需不足。簡單來說，消費慾望是無限的，而投資慾望並非無限。因此，如果收入分配結構出了問題，導致流向消費者的收入過低，則會出現消費者有消費慾望而缺購買力、投資者有購買力而缺投資慾望的情況，因而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不過，只有比較嚴重的消費不足才會演化為內需不足。如果消費只是輕微不足，投資回報率並未下降到明顯抑制投資意願的情況下，偏低的消費會為更大規模的投資所彌補，不至於產生內需不足的狀況。只有投資規模擴大到嚴重壓低投資回報率，以至於投資者就算有購買力也不願投資的時候，投資才也無法彌補消費不足的缺失，內需不足就會隨之而來。
細心的讀者在看上面對第四句話的解釋的時候，應該會感覺到困惑。“消費不足”到底是什麼含義，“不足”是相對什麼而言的不足？流向消費者的收入多低算低，消費多低算不足？讀者們產生這樣的困惑是完全合理的。這是因為到這裡我們又觸及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即對“消費不足”問題的闡述。下面我們對其做詳細分析。
5. 我國的消費不足
消費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是兩回事。說有效需求不足，比較的物件是國內供給能力：國內有效需求如果低於國內供給能力，就是內需不足；內需加外需的總有效需求如果低於國內供給能力，就是總需求不足。說一個國家消費不足，說的是這個國家的消費佔經濟的比重低於某個最優的比重——這裡比較的物件是某個在真實世界中並不能直接觀測到，而被我們構建出來的最優值。
用更偏學術的語言來說，一個國家是否需求不足（不管是內需不足還是總需求不足），是一個實證性的問題。將國家的有效需求和供給能力測量出來加以比較即可以回答。而一個國家是否消費不足，是一個規範性的問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得搞清楚對一個國家而言，“消費佔比多少才足夠”這個問題。因此，我們的分析在此必須要做一個轉折，從前面對“是什麼”的實證性問題的討論，轉向“應該是什麼”的規範性問題的討論。
規範性問題涉及價值判斷，首先必須要給出一個價值判斷的標準。就“消費佔比多少才足夠”這個問題而言，價值判斷的標準是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不同的最終目標，會產生不同的答案。如果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儘可能高的經濟增速，那麼就應該在維持居民生存的前提下，把儘可能多的資源都投放到投資中去，從而達到最高的資本積累速度和經濟增速。在這種情況下，消費佔經濟的比重在維持居民生存和繁衍的前提下，越低越好。
如果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儘可能提升居民福利（儘可能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消費佔經濟的比重就會有一個最優的水平。首先，消費佔總收入（經濟總量）比重肯定不是越低越好。因為居民福利主要來自消費，較低的消費水平意味著較低的居民福利。但另一方面，消費佔經濟比重也絕不是越高越好。因為消費不是一錘子買賣，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居民福利最大化的意思是，讓持續的消費流帶給居民的跨期總福利達到最大。如果把國家所有的收入都變成消費（消費佔經濟比重100%），則經濟中就不會有儲蓄和投資，居民在未來獲取消費的能力就會大打折扣，從而降低民眾跨期總福利。因此，為了儘可能提升消費帶給民眾的跨期總福利，消費佔比就一定在0%與100%這兩個明顯不好的極端之間，有一個最優的水平。這個最優水平，便是評價“消費是否不足”的比較標準。
有關這個最優的消費佔比，有三點結論是可以分析得到的。
第一、最優的消費佔總收入比重並非一個固定的常數，而會因為宏觀經濟投資回報率的變化而變化。為了實現居民者福利最大化的目標，經濟總收入應該有多少用在消費上，多少用在投資上，既取決於居民在消費上的時間偏好，也取決於投資回報率的高低。居民越偏好當前的消費（更看重當前消費帶來的福利提升），消費佔收入比重就應該越高；反之，居民越傾向於推遲消費（更看重未來消費帶來的福利提升），收入中的消費支出佔比就應該越低。另一方面，投資回報率越高的時候，意味著犧牲一單位當前消費能夠換來的未來消費越多，此時就越應該多投資。反之，投資回報率越低的時候，就越應該少投資。由於投資回報率可能隨時間而變化，所以最優消費佔比也應該是個變數。
第二、因為居民福利是居民心理的感受，只有居民自己知道，所以要達到最優的消費佔總收入比重，需要讓居民在收入分配上有話語權。居民在現在和未來的消費之間是什麼樣的偏好，究竟什麼樣的消費流能讓居民跨期總福利達到最高，居民之外的其他經濟主體很難知道。因此，如果要儘可能實現提升居民福利的經濟發展最終目標，就一定要讓居民部門對國民總收入的分配有話語權。
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國民總收入會被勞動報酬和資本回報所瓜分。因為勞動力天然歸居民所有，所以勞動報酬會完全流向居民部門。事實上，我國居民勞動報酬收入佔GDP比重並不算低。2022年，我國居民勞動報酬收入佔我國GDP比重為52.6%。而如果將居民部門的淨增加值（主要為個體戶創造的增加值）也加上，2022年我國居民廣義勞動報酬收入佔GDP比重有58.4%，與發達國家的水平相差不多。【12】這些流向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自然歸居民支配。
在勞動報酬之外，資本回報流向資本的所有者。而企業部門作為資本的主要持有者，獲得了資本回報的大頭。因此，最優消費佔比是否能夠達成，關鍵就看居民部門對企業部門的資本回報收入是否有支配力。只有讓居民部門對企業部門收入的運用有話語權，從而決定企業部門的資本回報收入中，有多少再轉移給居民（進而變成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有多少留在企業內部變成投資，企業部門的資本回報收入之運用才能符合提升居民福利之經濟發展目標。具體來說，為了最大化居民福利，居民部門需要有能力在企業投資回報率下降到過低水平時，讓企業將其手中的收入轉移給自己。
第三、最優的消費佔比要靠有效市場機制（該機制靈活高效調節著收入在消費和投資間的分配）來實現——這一市場機制主要表現為企業向居民部門的靈活分紅。流向企業的收入要轉移給居民，才能最終變成消費。所以，要讓流向企業的資本回報能夠根據居民意願在消費與投資之間做配置，就意味著要有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的收入轉移機制。如果企業的收入不能轉移給居民部門，企業的資本收入就會剛性地留在企業部門，而無法轉變成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在真實世界中，企業主要透過分紅來將其收入轉移給居民。
當企業為居民所擁有（居民部門是企業部門的股東）的時候，居民也就有了對企業收入運用的話語權。當投資回報率比較高的時候，站在居民的角度來看，企業應該多投資。因為此時犧牲當前消費來投資，能夠透過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在未來換取更多的消費——此時更高的投資能夠讓消費者跨期的總福利提升。此時，企業應該將其收入的較大部分用作投資，而僅把較小部分的收入透過分紅的形式轉移給消費者部門。而當投資回報率比較低的時候，企業就應該少投資，多向消費者分紅，從而將更多企業收入轉移給消費者。
這樣的情況下，企業向消費者的分紅數量會隨投資回報率的變化而變化，從而確保消費與投資的配比時時處在最大化消費者福利的水平上。靈活變化的分紅，能確保全社會總收入在居民部門與企業部門之間，以及隨之而來的在消費與投資之間的高效配置，從而達成居民福利最大化的經濟發展最終目標。
目前在我國消費與投資的決定中，市場機制發揮的作用還有限。根據2018年進行的“第四次國民經濟普查”統計得到的資料，2018年我國企業部門總資產為91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國企資產規模為475萬億元，佔企業部門總資產的比重為52%。【13】國有企業雖名義上歸全民所有，但其大部分股權並非直接持有在消費者部門手上。相應地，國企向消費者部門的直接分紅很少。此外，國企向國家提供的資本回報也不多。財政部披露的資料顯示，2022年，在我國國有非金融和金融企業中，國有資本權益總額為122.3萬億元。【14】但這些國有資本創造的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中，僅有2506.5億元充入了財政一般公共預算。【15】據此可以推算，2022年我國國有資本給財政一般公共預算帶來的淨資本現金回報率僅有0.2%，實在不算高。當國企向居民和國家轉移的收入都有限的時候，國企對我國消費的直接貢獻就會不足。
此外，“一股獨大”的民營企業的存在，也會限制市場機制在消費與投資決定中作用的發揮。因為我國的市場經濟才發展了四十多年，民營企業中也普遍存在股權高度集中，“一股獨大”的情況。在這些股權高度集中的民營企業中，企業決策主要由大股東做出，而跟普通居民沒太大關係。當民企大股東追求打造“偉大企業”時，也會降低企業對消費的支援。
國企和民企兩方面的因素合起來，就使得我國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的收入轉移不足，從而讓我國消費佔經濟比重低於最有利於提升居民福利的“最優水平”。在過去30年裡，我國消費者部門從企業部門得到的年分紅不超過GDP的0.5%，企業部門向居民部門的收入轉移渠道不通暢——這是我國消費不足的明證。事實上，在投資過剩的時候，最有效的投資方式是不投資，而將準備用作投資的收入轉而用向消費。但在企業向居民分紅渠道不暢的狀況下，我國缺乏有效手段做到這一點。我國因而長期投資過剩、消費不足。（圖表 1）
在我國消費不足的格局下，很容易產生內需（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投資回報率不斷下降的過程中，企業（哪怕是國有企業）投資意願終歸還是會受影響，多少會降低一些。最起碼，如果投資虧損的機率很大，企業多半是不會做的。再加上企業部門不會直接做消費（因為消費的主體是居民）。於是，在我國企業與消費者部門缺乏有效收入轉移機制的局面下，企業部門就算投資意願下降，也難以將其收入轉移給居民。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前文論及的局面：有收入的經濟主體（企業）缺乏支出意願，而有支出意願的經濟主體（消費者）缺乏收入的錯配局面——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隨之而來。
6. 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約束所在
論證清楚了我國消費不足的邏輯，現在我們再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出的“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什麼”這個問題，分析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約束所在。
第一，肯定不能說我國已經進入了“低慾望社會”。現在確實能在我國社會中找到一些人們支出慾望下降，消費降級的案例。但這應該主要是經濟增速下行的宏觀背景下，收入預期下降產生的結果，而很難論證說這是中國人缺乏慾望的證據。不過，經濟下行對社會心理和時代精神會產生的影響，確實值得高度重視。
第二，中國經濟發展的約束也主要不在供給面。道理很簡單，如果供給面的生產能力是我國經濟增長的緊約束所在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觀察到我國產能利用率和通脹都應該處於高位才對。但實際情況是，我國經濟增長偏慢的時候（尤其是2022年疫情結束之後），產能利用率和通脹同時都很低。產能利用率和通脹的“雙低”格局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瓶頸在需求面，而非供給面。（圖表 2）
事實上，並不需要掌握多麼深奧的經濟學知識，而只需要睜眼看看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就應該知道我國發展的主要瓶頸在需求而非供給。市場曾一度流行“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故事。其邏輯是，我國的老齡化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增速放緩，因而拖累經濟增速。如果這個邏輯是對的，那麼應該看到我國會普遍存在“招工難”的情況——企業因為找不到足夠多的工人，產出因而受限。但現實顯然不是這樣。2024年年底，我國16-24歲年齡段的人口中，非在校生的失業率接近16%。青年人失業問題這麼嚴重的情況下，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年齡人口不夠用）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故事實在難以令人信服。
其實，這麼多人罔顧我國經濟中遍地可見的需求不足之證據，還堅持要從供給面來講我國經濟增長減速的故事，根本原因還是他們都被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矇蔽住了雙眼。基於其對市場執行效率的信仰，當代主流西方宏觀經濟學不相信有效需求不足會長期存在。因此，研究長期增長時，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通常只從供給面切入來講故事。那些學了一些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卻又不去深究其背後道理的人，自然就容易陷入當前西方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增長敘事，有樣學樣，刻舟求劍。
第三，但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內有效需求不足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約束所在。早在1999年，時任我國總理的朱鎔基就曾說過：“現在國民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生產能力很大，需求不足，供需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推動消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推動消費，說起來是件好事情，但做起來很不容易。”【16】近年來，黨中央更是將需求不足列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可以說，我國的需求不足是長期結構性問題，而非短期週期性問題。這種長期結構性問題要靠對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革來化解。而在給中國經濟開出醫治“需求不足”的藥方之前，先得把“需求不足”的病根給找準。對症下藥，方能藥到病除。
7. 中國經濟的上、中、下三策
如前文所述，我國長期存在消費不足，以及隨之而來的內需不足的局面。我國經濟增長的緊約束長期在需求面而非供給面。好訊息是，內需不足的經濟體，完全可以憑自身的力量，跳出需求不足的陷阱。換言之，我國完全有辦法解決當前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增長下行壓力。但首先應該找準經濟的“病根”，對症下藥，方能切實穩定經濟增長。其中，尤其需要區分供給面和需求面，用供給面的政策解決供給的問題，用需求面的政策解決需求的問題，切忌供給面和需求面眉毛鬍子一把抓。
內需不足的時候，要在國內平衡供給和需求，既可以在需求面做加法，也可以在供給面做減法。由於有效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個收入分配問題，產生於消費者收入的不足，所以化解內需不足的治本之策是最佳化國內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居民收入佔經濟的比重，從而從根子上消除需求不足，此為“上策”。如果收入分配局面一時難以顯著調整，國內還可以透過政策來刺激投資需求，從而將內需穩定在與供給能力基本相稱的水平——但這會形成經濟發展對刺激性政策的依賴，只是“治標之策”，而只能算“中策”。
如果國內不願在需求面做加法，那就只能在供給做減法，也即壓縮供給能力的“去產能”。這必然會帶來大規模的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帶來“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爆發的風險。此外，出於兩方面的原因，去產能政策也並不能真正重塑供需的平衡。一方面，導致長期需求不足的收入分配結構並不會因為去產能而被自動最佳化，因此去產能政策無法消除長期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在去產能的過程中，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會打壓有效需求，可能帶來產能與有效需求競爭性收縮的局面，令經濟深陷危機之中，而難以達成供需的平衡。所以，去產能既會給經濟帶來嚴重衝擊，也沒法解決長期需求不足的問題。換句話說，很多樂觀者所期望的“市場出清”，事實上很難透過去產能政策而實現。所以，去產能是應該儘量避免的“下策”。
在化解需求不足方面，促進供給擴張的政策能發揮的作用有限。近年來，我國供給面採取的政策有力推動了我國產業升級，並一定程度上透過補供給的短板而在某些領域帶動了需求。近幾年我國汽車行業所取得的歷史性突破，就得益於供給面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政策。但是，面對因收入分配結構失衡而來的廣泛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給面政策能發揮的作用有限。我國在推動供給面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需要更大力度做好擴大內需的工作。
當然，在內需不足的時候，如果能夠有強勁的外需拉動，我國經濟仍然能夠保持平穩增長。事實上，在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的幾年中，我國雖然也是內需不足，但在外需拉動下卻一度出現了總需求過剩，經濟過熱的局面。不過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我國這麼一個大國，不可能將經濟發展的動力長期維繫於外需之上。隨著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持續抬頭，我國外需也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壓力。因此，外需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並非我國可選的對策。（圖表 3）
8. 中國經濟的“上策”
對我國而言，調節收入分配結構的“上策”是最好的出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癥結在於企業從資本中獲得的回報沒有充分流向消費者部門。這可以透過筆者提議的“全民國企持股計劃”來化解。我國企業部門總資產中，國有資產佔比大概為一半。除此而外，包括土地在內的自然資源也屬於國有資產。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些國有資產本質上是全民所有，屬於每一箇中國人。不過，我國國有資產對老百姓收入和消費的直接支援力度還有些不足。對普通老百姓而言，國有資產雖然看得見，但很難用得上。而“全民國企持股計劃”則可以讓國有資產的收益更直接地惠及廣大老百姓，讓老百姓對國有企業的收入運用有更大話語權，從而在我國構建起依照投資回報率的變化，動態調節收入在消費者和企業兩大部門間分配的市場化機制。在2024年3月筆者發表的《以“全民國企持股計劃”根本化解中國經濟的困局》一文中，筆者曾詳細解釋了“全民國企持股計劃”的思路，現摘抄如下：【17】
“全民國企持股計劃”的關鍵是設立多個國有投資基金。初始的時候，將國企股權注入這些國有投資基金，讓基金持有。然後再將基金的份額平均地分配給全國人民，讓全國老百姓都變成國有投資基金的份額持有人。完成初始的分配之後，國有基金可在國企股權市場中自由買賣國企股權，以獲取儘可能高的投資收益。
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應該不允許老百姓將其持有的基金份額賣出，以免部分民眾因資訊劣勢或其他原因而不恰當地將其國有基金份額賣掉，失去國有資產對其的保障。但每年，老百姓可以將基金的分紅提現出來花銷。老百姓還可以在不同國有投資基金之間轉換其份額——老百姓可以隨時按照基金淨值將其持有的某個基金的份額轉換成為另一國有投資基金的份額。
在“全民國企持股計劃”中，透過設立多個國有投資基金，構造了兩個競爭市場，從而建立起了調節消費與投資的市場機制。
第一個市場是國有投資基金之間競爭老百姓份額的市場。基金要努力透過自己的投資業績來爭取老百姓的認可，以擴大基金規模。那些投資業績較低的基金，基金份額將會逐步流出到其他基金去，最終被市場淘汰。在這個市場中，國有投資基金為了在競爭中勝出，自然會根據老百姓的偏好來經營基金，在老百姓需要基金多分紅的時候多分紅，需要基金少分紅的時候少分紅。透過這個市場，居民部門的時間偏好可傳遞至國有投資基金的投資行為上。
第二個市場是國有投資基金競爭國企股權的市場，即國企所有權的競爭市場。這一市場僅對國有投資基金開放，以保證國企的所有制不發生變化。在這個市場中，國有基金可以將其感知到的老百姓的偏好傳遞給國企，從而影響國企的行為。這樣，當老百姓感受到企業投資回報率較低而希望多分紅的時候，國有投資基金會有向老百姓多分紅的動力。而國有基金作為國企的所有者，會將這種分紅的壓力傳遞給國企，讓國企多分紅。
這樣一來，就在不改變國企所有制的前提之下，構造了聯絡起居民與國企兩大部門的市場機制，可以根據投資回報率的高低來隨時調節消費和投資，從而確保消費佔比處在最優水平，消除消費不足。如此，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也可得到根本性的化解。
如果能這樣做有利於居民部門的收入分配改革，可從源頭上化解我國因消費不足而來的內需不足問題。這樣，也可以讓經濟增長果實更加惠及廣大民眾，更好實現提升居民福利這一經濟增長最終目標。此外，將國有資產平均分配至每個人的個人賬戶，也可以起到促進“共同富裕”之作用。
當然，“全民國企持股計劃”的推進絕非朝夕之功，要變成現實，還需要一個漫長的凝聚共識的過程，並且還要克服諸多體制和機制上的障礙。目前，可以透過加大國有資產向社保基金的劃轉來推進其步伐。在時機成熟之後，再逐步加大國有資產向社保基金的劃轉額度，並逐步建立多個社保基金型的國有投資基金以實現基金間的競爭，從而逐步構建起一個更加市場化的體系。
2025年我國要擴大消費、穩定增長，馬上可以做，並且馬上能見效的一個可選政策是加大國有資本向社保基金的劃轉，將國有資本回報更多導向低收入階層，從而有效促進消費，並更好實現共同富裕。如果能將10萬億元非金融國有資本權益劃入社保（僅佔2023年我國國有非金融國有資本權益的1/10），按照2024年12月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2.1倍的市淨率（PB）估算，可以讓社保基金新增21萬億元的管理資產規模。社保基金2023年度報告披露的資料顯示，社保基金從成立至2023年，年均投資收益率為7.36%。【18】按這一投資回報率計算，新增的21萬億元管理資產規模，可讓社保基金每年投資收益增加1.5萬億元。我國有5.6億月收入低於1000元的極低收入民眾。如果將這1.5萬億元社保新增投資收益平均分給這5.6億極低收入民眾（或者用作充實這些民眾的社會保障），可讓他們人均年收入增加接近3千元。考慮到極低收入民眾的消費率應該不低，他們1.5萬億元的總收入增加，應該會給我國帶來不低於1萬億元消費的增加。當然，如果劃轉的規模能更大些，則促進消費的效果會更明顯。這樣的舉措在長期來看，也能和“全民國企持股計劃”銜接起來，兼顧短期和長期。
9. 中國經濟的“中策”
在“上策”還沒有完全走通的時候，靠投資創造需求的“中策”也是我國一條不壞的出路。“中策”這條投資拉動的“老路”，我國已經走了幾十年。伴隨它而來的過剩投資、低效投資早被許多人詬病。但看待事物要有辯證的態度。“中策”既有它的不足，也有它的長處。在這裡，我僅僅闡述三點有關“中策”的正面結論。
第一，在消費不足的格局下，投資拉動是我國經濟的“約束最優”。有人認為，過剩而低效的投資對我國而言是資源的浪費。這話說得沒有錯，過剩投資確實是資源的某種浪費。但問題是，不做這些過剩投資，是不是資源就不浪費了？答案是否定的。以提升人民群眾福利這一經濟發展最終目標來衡量，當國民總收入中流入居民部門之份額偏低的時候，浪費就已經產生了——因為這個時候經濟執行已經偏離了最終發展目標。在收入分配結構沒有做有利於居民部門的重大調整，消費仍然不足的時候，用投資來拉動需求是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下的“約束最優”。如果不做這些過剩投資，則經濟會陷入需求不足導致的去產能和通縮陷阱，甚至有可能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如果那樣的情況發生，我國將會面臨更嚴重的資源浪費。
第二，在消費不足的格局下，“中策”這種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完全可以持續。很多人認為，過剩投資會讓投資回報率降低，從而讓投資專案無法償還其借入的融資，最終引發債務危機。但這種憂慮是隻盯住債務方的部分均衡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分析宏觀經濟，需要把債務方和債權方都考慮進來，用更為全面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過剩投資壓低了投資回報率不假。但這是因為中國經濟中大量存在著對投資回報率不敏感的儲蓄者，儲蓄過剩所致。對居民來說，儲蓄永遠是有機會成本的——這個機會成本是不儲蓄，將收入消費掉能夠得到的福利的提升。因此，居民永遠對儲蓄的回報率是敏感的。但那些不消費的儲蓄者，對儲蓄回報率就不會太敏感。我國大量存在的不受居民約束的企業就是這樣的儲蓄者。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這樣對回報率不敏感的儲蓄者的大量存在，是我國消費不足、儲蓄過剩得以產生的根本原因。如果儲蓄者對投資回報率不敏感，低迴報的投資專案就能持續獲取融資，而無需擔心“債主”催債二爆發債務危機。
前文在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說過，有效需求不足產生於購買力與支出意願的錯配——有些經濟主體沒有將自己擁有的購買力充分花掉，導致購買力在其手中沉澱，而沒有充分轉化有效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投資實際上是將這些沉澱的購買力轉化成為了有效需求，既改善了經濟供需的平衡，又能夠持續得到這些缺乏支出意願之經濟主體的融資支援，完全可以避免債務危機的爆發。換言之，在消費不足時，從缺乏支出意願的儲蓄者那裡借錢來投資，哪怕投資回報率低一點，也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完全可以持續。
第三，“中策”發揮著我國資本成本的優勢，可以明顯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資本的成本是資本所有者對資本回報率的要求。資本所有者對資本回報率的要求越高，資本就越貴，反之資本就越便宜。
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儲蓄和投資本身都不是目的，而只是將消費轉移到未來的手段——儲蓄（投資）無非是犧牲當前的消費，以求在未來獲取更多的消費。這個手段的回報率如果太低，再用它就不划算，因而也就應該相應減少儲蓄（和投資）。這是在西方經濟學框架內，儲蓄（和投資）規模應該對回報率敏感的最根本原因。西方主流經濟學反映了西方國家的現實。在這些國家中，儲蓄基本是為了在未來獲取消費的工具。西方國家儲蓄者對儲蓄回報率有不低的要求——意味著西方國家的資本成本不便宜。
我國的儲蓄行為顯然與當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想法不一致。因為收入在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分配缺乏價格敏感性，我國消費不足，儲蓄過剩。在這樣的收入分配格局下，我國儲蓄並非完全以在未來獲得消費為目的，而表現出了一定的剛性。這種剛性的儲蓄不符合當前西方主流經濟學將儲蓄當成“工具”的論點，卻是我國獨特的國情之一。在這種經濟格局下，我國大量對回報率不敏感的儲蓄者，為我國提供著相對便宜的資本。
事實上，我國這種較為剛性的儲蓄，與西方學界討論很多的“資本主義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1904年，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第二章寫了這麼一段名言：“既要掙錢，而且多多益善，同時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樂……人活著就要去賺錢，就要把獲利作為生活的最終目的。經濟獲利活動不再作為人滿足自身物質需要的手段而從屬於人了……它是極其無理性的，但卻顯然是資本主義的一項指導原則。”韋伯將“經濟獲利活動”作為目的，而非從屬於“生活享樂”（消費）的手段。後來，經濟學家將韋伯提出的資本主義精神總結成“為上帝而儲蓄”，而不是為未來的消費而儲蓄。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下，資本主義國家曾經歷過資本快速積累、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
我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然與資本主義有根本差別。我國追求的是市場與政府的有效結合，是先富帶動後富的共同富裕。但在實現資本的快速積累方面，我國的儲蓄過剩與韋伯講的資本主義精神有相通之處。當兩個對資本回報率敏感度不同的經濟主體在同一個市場中競爭時，對回報率更不敏感的經濟主體會有一定優勢。當代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偏離了“資本主義精神”，而日益變成追求消費和享樂的國家。結果自然是其資本積累速度和經濟增速的下降，這一點又以美國為甚。失去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西方國家與高儲蓄的中國相比，經濟增速自然會慢一些。
所以，必須要用辯證的、宏觀的眼光來看待“中策”。“中策”確實有其弊端。但只要從消費不足和內需不足的邏輯出發，就能看到“中策”的合理性和可持續性。在“上策”還未走通的時候，“中策”是我國經濟的一條不壞的，並且可以持續出路，而絕非某些人口中的“飲鴆止渴”。
10. 結語
1936年，凱恩斯在其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處，寫下了這麼一段名言：“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踐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拙劣學人。……對形成善良或醜惡的觀念而言——更危險的是思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壓力，根本源頭也在思想。有太多人盲目地接受了西方主流經濟學有關長期經濟增長的供給面單一敘事，相信經濟增長的源泉只在勞動增長、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這三者，而完全忽略了有效需求不足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約束。這帶來了對中國經濟的誤讀與誤判，干擾了宏觀政策的施行。因此，要化解中國經濟面臨的壓力，首先需要在認識上糾偏，以批判的態度來運用包括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內的各種理論，以更加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認識中國經濟，找準癥結，對症下藥。只要思想的問題解決了，經濟的問題自然就會被化解。本文試圖從最根本問題出發，梳理中國經濟邏輯，找尋中國經濟出路，其用意就在於此。（完）
【1】吳曉明，《守護思想 引領時代》，《人民日報》，2013年11月15日07版，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1115/c1003-23547334.html。
【2】1966年3月28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宮本顯治時說：“我們要準備[蘇聯]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蘇聯]在外蒙古設立了原子彈、氫彈陣地，運來了原子彈和氫彈，駐紮了兩個師。在中亞西亞的新疆那一邊的哈薩克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參崴增加兵力……我們還要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佔領北邊，美國佔領南邊。”（此引文轉引自沈志華《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第3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三篇，第四章，第三節。）由毛澤東的話語可知，當時中國承受著來自蘇聯和美國的巨大軍事壓力。
【3】鄧小平，1982年9月18日，《一心一意搞建設》，《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4】習近平，2017年10月18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收錄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
【5】大前研一，《低慾望社會：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危機與破解之道》，第一章，“美國屬於高慾望社會，其經濟政策在低慾望社會的日本是行不通的”小節。
【6】會議新聞公報全文可見於：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3-07/24/c_1129765418.htm。
【7】在開放環境中，一個國家總產出的一部分可能是別國的收入。比如，外國人在本國工作所得到的報酬，雖然來自本國的產出，卻不能算作本國的收入。嚴格地說，一個國家的總收入是“國民總收入”（GNI），未必等於這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對像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GDP與GNI的差異並不太大。2010-2019年，二者之間的差距不到GDP的1%。因此，這裡正文中論述時，我們忽略了經濟總產出和總收入的差異。
【8】托馬斯·馬爾薩斯，1814年，《李嘉圖著作和通訊集》，VI，131-132頁。
【9】凱恩斯，1936年，《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第三章“有效需求原理”。
【10】在阿西莫格魯（Acemogulu）、萊布森（Laibson）和李斯特（List）2022年出版的《宏觀經濟學（第三版）》教材中，通篇沒有出現過“有效需求”這個概念。作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魯在202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11】地球是一個封閉經濟體。這意味著全球經濟作為一個整體，貿易順差應該為零（忽略各國的統計誤差）。因此，一國的貿易順差，一定對應著別的某些國家的貿易逆差。
【12】勞動報酬資料來自我國“資金流量表（非金融交易）”資料。其中資料顯示，2022年我國居民“勞動者報酬”收入佔GDP比重為52.6%。除此而外，居民部門創造的“淨增加值”（居民部門創造的增加值減去居民部門支付的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為5.8%。這部分是個體工商業者支付了僱工工資後的收入，也應該算成勞動者報酬。因此，我國居民部門廣義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在2022年為58.4%。
【13】2018年企業部門資料來自國家統計局2019年釋出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第二號）》，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525.html。2018年國有企業資料來自2019年釋出的《國務院關於2018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https://zcgls.mof.gov.cn/gyzcgzdt/201911/t20191127_3430567.htm。
【14】《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顯示，2022年，全國非金融國有企業國有資本權益94.7萬億元，全國國有金融資本權益27.6萬億元。詳情可見：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310/t20231027_432641.html。
【15】財政部在2023年3月釋出的《關於2022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中披露，2022年，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調入中央和地方一般公共預算的數額分別為900億元和1606.5億元，合計2506.5億元。詳見：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15/content_5746960.htm。
【16】朱鎔基，1999年6月22日，《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在浙江召開的住房制度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朱鎔基講話實錄（第三卷）》。
【17】徐高，《以“全民國企持股計劃”根本化解中國經濟的困局》，《當代金融家》2024年第2期，30-33頁。
【18】參見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2024年10月釋出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2023年度報告》（https://www.ssf.gov.cn/portal/xxgk/fdzdgknr/cwbg/sbjjndbg/webinfo/2024/10/1730355860076084.htm）。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走勢具有不確定性，宏觀政策可能超預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