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如此重視消費？為什麼要讀懂消費？
因為這不單是個消費問題，而是關係中國財政政策轉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收入體制改革，以及產業轉型、民營經濟、創新環境，甚至內外經濟均衡、物價和就業等所有問題的關鍵問題。
正如《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序言作者彭森會長所說的：中國要走消費繁榮的道路。
鑑往知來，尋找總需求不足的合適藥方
來源/中信出版集團
在工業社會之前，人類面臨最多的挑戰是供給短缺，各個國家都經受過缺衣少食的痛苦。工業化解決了供給短缺的問題，但工業化國家卻經歷了一輪輪總需求不足帶來的經濟衰退甚至經濟危機挑戰。剛剛走出供給短缺的中國，也迅速迎來了總需求不足時代。雖然今天的總需求不足不再表現為近100年前的“大蕭條”，但消費萎縮、失業率上升、股市低迷等經濟緊縮現象一旦成為閉環，就要花幾倍的力量才能擺脫。只有充分借鑑各國在歷史上應對總需求不足的經驗和教訓，真正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才能為中國的總需求不足問題找到合適藥方，為中國經濟開啟新的增長空間。
從羅斯福新政到“偉大社會”計劃：美國是怎樣提前拐彎的
在工業化程序中，美國經濟也深受總需求不足之困。1929年大蕭條就是一次總需求不足集中爆發導致的嚴重衰退，而當時誕生不久的美聯儲錯誤地採取了緊縮的貨幣政策，加重了衰退的程度，延長了衰退的時間。幫助美國走出大蕭條的，是以大量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投資來擴大政府開支的羅斯福新政。
1935—1941年，美國財政中用於各項公共工程的資金達140億美元，僅聯邦公共工程局主辦的專案就有約25萬個，包括12.2萬幢公共建築，66.4萬英里新道路，7.7萬座新橋樑，850座飛機場，數以千計的醫院、城市電廠和校舍，以及大批公園、遊樂場、運動場和蓄水池。
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擴大了需求，創造了就業崗位，增加了居民收入，擴張了消費，經濟逐漸恢復了正常迴圈，美國才走出了嚴重衰退困境。但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美國並沒有將擴大投資的思路“教條化”，而是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政府財政支出結構的主動轉型。
1956年，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簽署《國家州際與國防高速公路法案》，可以說是美國最後一個實際完成的大規模財政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專案，自此以後美國的財政支出開始退出基建領域。從財政支出資料看，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克林頓、奧巴馬執政期間的基建投資每年平均佔首年GDP的比重分別為4.00%、0.56%、0.29%、0.08%，c美國建設財政退出的步伐十分明顯。
20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執政時期推出了“偉大社會”計劃，推動國會在教育、醫療、住房、反貧困、民權和環境保護等諸多領域透過相關法案，將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開支方向大規模轉向民生領域。1965—1969年，聯邦政府用於社會保險、福利補助等計劃的費用增加了65%，其中援助窮人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增加了3/4左右，從此美國的財政支出不斷擴大，但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成為主要方向。
新千年應對經濟衰退，為什麼美國人只記得伯南克和鮑威爾
面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衝在一線的除了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更重要的人物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面對金融海嘯，美聯儲果斷降低利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併為深陷危機的金融機構提供貸款，出臺了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向資本市場注入流動性。
同樣，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衝擊帶來的經濟衰退、美股反覆熔斷和人們的收入下降，時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0%~0.25%，開啟“無上限”量化寬鬆，同時設立多種工具為金融機構和企業提供流動性等政策，化解了疫情對經濟的衝擊，穩住了金融市場。隨後美國實施了總金額超過5.6萬億美元的多輪財政刺激計劃，其中用於補貼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接近3萬億美元，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美國居民的消費能力不出現明顯下降，為經濟復甦奠定了基礎。
為什麼美國在面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時，沒有再像羅斯福新政時期那樣建水壩、修公路、建醫院、建學校大搞基建投資，也沒有學習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再次提升社會保障水平，而是敞開閘門給經濟注入流動性，甚至直接發錢促消費？
同樣的症狀，對嬰幼兒、青少年和中年人來說，治療方法可能完全不同；同樣的總需求不足，在工業化的早期、中期和後期，應對的措施當然也不同。
日本為何走彎路，又是怎樣擺脫通縮和衰退的
1992—2000年，為了擺脫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後的通縮困局，日本政府實施了136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基建和其他公共投資加起來就接近72萬億日元。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工業化和城鎮化已經完成，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相當完備，在這一輪基建大投資中，日本就修建了很多沒有乘客的鐵路、沒有集裝箱裝卸和漁船往來的碼頭、沒有汽車的高速公路……最終日本經濟仍然深陷總需求不足的泥淖，這些基礎設施投資不僅起到的成效甚微，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擠佔了居民收入和消費。
到了工業化社會後期或者後工業社會，擴大投資很難繼續帶來增量的需求擴張，很多投資既沒有微觀經濟效益，也沒有宏觀乘數效應，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小。這也是日本在1990年以後即使擴大基建，也沒能將經濟拉出通縮困境的原因。
“靠基建拉動擺脫通縮”失敗以後，日本開始以寬鬆的貨幣政策應對通縮。2000—2012年，日本央行實施了零利率政策、量化寬鬆政策和全面量化寬鬆政策，但都因為過早退出或其他政策失誤而功虧一簣。
2013年，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和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推行了前所未見的超寬鬆貨幣政策。這一系列政策包括量化質化寬鬆（QQE）政策、“QQE+負利率”政策，以及“QQE+YCC（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三個階段，日本央行不僅大量購買長期國債，還將量化寬鬆的購買物件擴大到日本股市的ETF（交易所交易基金）、REITs（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藉此向市場大規模投放基礎貨幣。
為了應對能源價格持續大幅下行帶來的通縮傾向，日本央行還在2016年開始實施負利率政策，並輔之以收益率曲線控制操作，即在維持政策利率準備金-0.1%不變的前提下，透過靈活購買不同期限日本國債，將10年期國債收益率基本維持在0附近水平，而將短期國債收益率壓低在-0.1%左右。
從2013年底到2023年底，日本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了223%，央行資產負債表相對於GDP的規模，遠遠超過了美聯儲和歐洲央行。2013—2021年，日本央行數次提升購買交易所交易基金的上限，從每年新增1萬億日元，提升到3萬億日元、6萬億日元和12萬億日元，截至2023年3月，日本央行持有的交易所交易基金以賬面價值看約為37萬億日元，賬面價值約佔TOPIX（東證股價指數）成分股當時總市值的5%。
日本經濟在一系列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推動下，逐漸走出了通縮，實現了價格上漲、工資上漲、商業銷售增長和GDP增長的正常迴圈，其在貨幣政策空間和操作上做出的大膽而成功的探索具有重大參考價值。
“越刺激，越需求不足”，中國怎麼辦
有效需求不足，是中國經濟近年來面臨的主要矛盾，因此，著力擴大內需也是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著力點。然而，曾經很成功的擴大基建投資的辦法，在近些年卻遇到了“越刺激，越需求不足”的困境。
1998年，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透過增髮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投資（到2004年累計發行9 100億元），主要投向農林水利、交通通訊、城市基礎設施、城鄉電網改造和建設、國家直屬儲備糧庫、經濟適用房等領域，同時輔之以寬鬆的貨幣政策，到2003年，中國經濟增速重回10%以上。
2008年，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部需求收縮壓力，中國實施了以“兩年新增４萬億元投資”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增加政府支出計劃，與寬鬆貨幣政策和產業振興計劃相配合，到2009年第三季度GDP增速就重回10%以上。
2020年，為了應對新冠疫情衝擊帶來的消費下降，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的國家預算內資金增長了32%，國債餘額增加了4萬億元，地方專項債增加了3.5萬億元，赤字率達到6.19%（全國財政收支差額口徑），雖然實現了2.24%的GDP正增長，但資本形成貢獻率高達81.5%，不僅嚴重扭曲了經濟增長結構，而且投資邊際效益明顯下滑，為後來加重總需求不足埋下了隱患。
工業化早期，工業品、基礎設施和住宅等普遍短缺，對投資有著強烈的渴望，就像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似乎吃多少都能消化，能幫助身體快速成長。到了工業化中期，經濟進入供需兩旺階段，即使因為存貨、裝置更新等出現階段性總需求不足，也可以透過擴大投資來彌補總需求缺口，熨平經濟波動，這就是為什麼在1998年和2008年中國擴大投資穩增長政策能夠很快見效。
而在工業化後期，繼續擴大基建投資，就會像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既沒有微觀效益，更沒有宏觀乘數效應，甚至投資越多，總需求不足就越嚴重。2017年以後，中國很多省份的GDP甚至小於該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額，1元的投資已經創造不了1元的GDP，說明中國經濟也到了快速工業化的後期，靠繼續擴大投資，已經無法解決總需求不足問題，甚至會加重需求不足——因為在專案建設階段，投資可以擴大需求，一旦專案建設完成，投資就會增加供給。
今天的中國經濟，一方面擁有全球最大的工業產能，另一方面總需求不足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鑑往知來，我們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
是學習1990年的日本，繼續擴大基礎設施、工業產能和居民住宅的投資，還是重蹈2013年之前日本的覆轍，在寬鬆貨幣政策的道路上逐漸試探，淺嘗輒止？
如果繼續將近100年前的羅斯福新政作為擴張總需求的金科玉律，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是否還具備當時的背景？如果學習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儘快將財政支出結構向民生方向大幅調整，我們又會遇到哪些觀念、體制和利益方面的障礙？
今天，還有很多人心懷供給短缺年代的通脹恐懼，把正常的降息和降準當作“大水漫灌”，錯誤地批評任何寬鬆貨幣政策，更是錯誤地把美聯儲和日本央行搞過的量化寬鬆當成“洪水猛獸”，但幾乎所有先發工業國家都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且已收到良好成效，工業化高峰已過的市場經濟規律，是不是有著不可借鑑的“中西差別”？
這些問題，需要每一個關心中國經濟的人思考。
中國有著勤勞智慧的勞動者和工程師隊伍，以及充滿創造力和冒險精神的企業家，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和最大的工業產能，這些不應當是發展的包袱，而是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財富。只要我們為總需求不足找到正確的時代藥方，建成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消費市場，與強大的生產研發能力形成良性迴圈，中國經濟就將進入新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
滕泰 張海冰 著
構建消費型社會的系統方案
啟用新消費時代的萬億商機
把握經濟結構轉型中的財富密碼
透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演變
基本資訊
書名：《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
作者：滕泰 張海冰
內容簡介
是提振消費，還是擴大投資？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破局關鍵何在？當全球製造業霸主遭遇“內需焦慮”，中國經濟的下一步棋如何落子？
在 2025 年九大經濟任務將“提振消費”推至首位之際，這部開創性研究直擊中國經濟轉型最深層的矛盾：14 億人的消費潛力為何難以釋放？世界工廠的轉型之路又該怎樣突破？
從羅斯福新政到“偉大社會”計劃，如何解碼美國向消費社會轉型的底層密碼，以及某些國家陷入“過度投資陷阱”的教訓，提煉出中國財政政策轉型的黃金路徑？萬億元級消費補貼如何撬動經濟飛輪？如何找準暢通經濟迴圈的精準發力點？
本書分析了中國經濟“宏觀消費抑制之痛”和“總需求不足之困”的深層次原因，為中國消費繁榮提出了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從“世界工廠”到“全球最大消費社會”的驚險跨越，需要的不僅是政策工具箱的更新，更需要對整個經濟治理體系的重新程式設計：財政政策須由建設財政轉向民生財政；貨幣政策需要在“流動性陷阱”中開闢直達消費端的傳導通道，建立信心修復的微觀機制。消費繁榮的背後，還需要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民營企業家精神的充分煥發、創造新需求的磅礴力量，以及深化收入體制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如何讓這些因素充分發揮作用，本書給出了既有理論支撐，又有實踐價值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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