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有一篇推徐昕律師為“中國死磕第一人”的文章在律師圈刷屏，我看到時是心裡有點咯噔的，因為在如此逼仄的刑辯生態環境中，這無異於捧殺，被推到第一人是有風險的。但徐昕似乎無所畏懼，或者說對風險有所預備。他身後有一個成熟的團隊，對可能存在的打壓應該是有預案的。有意思的是，推他為死磕第一人的，是刑辯界“刨墳派”掌門人張慶方。
我認識他倆都超過二十年，瞭解的可能也比一般律師多。
認識徐昕大致是在2002年，當時我剛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讀博士，師從何家弘教授，而徐昕已經在清華大學法學院讀到博三了。印象最深的應該是他寫的那篇評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的論文，因為彼時我既痴迷於證據法，又痴迷於經濟學，所以對波斯納的那本書很感興趣。忘了是透過電子郵箱還是QQ聯絡上的，當時對他的功底還是欽佩的。我買了徐昕翻譯的那本波斯納《證據法的經濟分析》，研讀了好多遍，並大膽地寫過一篇關於證人制度的經濟學分析的論文。
徐昕2003年博士畢業，其論文一年多後出版了，叫《論私力救濟》，我個人認為是非常優秀的一篇論文，他採用案例的實證研究，對私力救濟和公力救濟的成本、收益、風險進行了一番分析，提出在一個運作良好的社會，公力救濟、私力救濟、社會型救濟應該保持良性互動關係，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他的研究方法，借鑑了社會學的方法，讓我耳目一新。原來法學研究還可以這麼做！徐昕在2005年時題簽了一本送給我，應該還保留在我書架上。
我記得當年徐昕是去了海南大學法學院任教，而我2005年博士畢業後則選擇了去北京大學法學院做博士後。此後，我們的論文不斷見諸於各種法學期刊。印象中他主要方向還是民事訴訟法，而我則主攻刑事訴訟法及證據法方向。2006年那一年，我在《中外法學》、《政法論壇》、《現代法學》等核心期刊發表了約十篇論文，包括後來獲得全國中青年刑訴科研成果獎的論文。徐昕也非常盛產，所以在那個年代，我們不互相注意到都很難。
我在北大法學院做博士後期間，透過我的博士後導師陳瑞華教授認識了張慶方博士。張博士200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並在畢業後就創辦了北京漢鼎聯合律師事務所，做了專職律師。我見到張慶方時他不過三十出頭，但已經跟現在一樣是個光頭，說話風格很犀利，從不拐彎抹角，令我思忖髮型與性格的關係。頭髮濃密的李霄林律師也偶爾參加我們的研討，但說話要沉穩得多，他經常斜跨一部單反相機，給我們拍照。
我也是在那個痴迷做學問時期，受到了這些律師的影響。比如錢列陽律師，迷人的小眼睛總是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經典案例信手拈來。有一次出差去山東參加陳瑞華老師的一個課題研討，我恰好跟錢列陽律師在一個臥鋪車廂，聊了一路，他後來還專門送給我他寫的書。像張青松律師、韓嘉毅律師，以及後來從事律師的周澤等等，也幾乎都是在那個時期認識的。可能與他們的交往，萌生了2005年我從事兼職律師的想法。
有點扯遠了，說回死磕派吧。死磕派的起源應該是2011年的廣西北海案和2012年的貴陽小河案，前者為律師偽證罪案，後者為涉黑案，但都齊聚了全國很多刑辯律師的聲援。這些案件的控辯對抗乃至辯審對抗都很激烈，但主要集中在程式方面，也就是早期的程式性辯護，總是在管轄、迴避、辯護權這些問題上據理力爭，甚至不惜被逐出法庭。“死磕派”體制內外都引發了巨大爭議，也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像朱明勇律師、王興律師這種被歸入死磕派的律師其實都反對這樣的提法。而諸如楊金柱、伍雷等死磕派標誌性的人物，則在過去的這些年中陸續被吊銷了律師證。
徐昕崇尚的理念歸納為十二個字就是“技術極致、適度勇敢、高度智慧”，由於法學博士、法學教授的出身，長期在培養政法人才的第一線，讓他有著充分的理論功底和大戰的底氣，所以他的庭風是犀利而穩健的。網上有流傳不少他庭審直播的影片，我能看出來其中語氣停頓處頗類似大學講課時看學生的反應。我曾帶著羨慕跟他說，多希望我自己的案件也有這麼多直播，可是隻要我申請直播，都不被允許，所以根本沒有機會讓普通民眾知道我的庭審也都很精彩。徐昕作為大學教授，善為人師，帶出了一支優秀的團隊，很多人成為了刑辯的中堅力量，他倡導的大案刑辯計劃更是帶動了無數年輕的真辯敢辯刑辯人。這一點我得向他學習。我的法天刑辯團隊目前僅九人，影響力遠不及他。
我自己和我帶的團隊雖然也崇尚“辯護時敢言敢辯，拳拳到肉，錙銖必較，庭外也據理力爭，全力以赴”，但對“死磕派”一直都是敬而遠之的。我曾在十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說：
我不是死磕派律師，他們的很多表演以及衝撞法律的地方我不能贊同。我的辯護全部是在證據分析的基礎上堅守事實堅守司法公正的。我用證據說話，盡我所能維護公平正義。……我不是死磕派，我不造謠、不撒潑、不衝撞法律，不在法庭上假裝暈倒，不在法庭外裸體抗議，更不會僱用一幫炒作團隊去製造新聞。我是“活磕派”，我要用證據磕出活的真相、無辜者的活路、鮮活的法治。
這些感慨，還是源於當時有些所謂的“死磕”律師劍走偏鋒，有強烈的表演慾，甚至不惜衝撞本身合法的秩序。當時，“死磕派”已經變成了一個標籤，追捧的人趨之若鶩，牴觸的人視若洪水猛獸。當“死磕”存在巨大爭議的時候，儘量不要以令人誤解的方式去接受這種標籤，更沒有必要去做無謂的犧牲。相比而言，“刨墳派”走的是另一條道路。如果說“死磕”是在法庭上的話，就程式問題較真的話，那“刨墳”真對的是庭外戰場，主要針對有問題的司法人員，比如揭露公訴人或法官論文抄襲，曝光其貪贓枉法的劣跡。而這種方法，我曾在七八年前的湖南益陽試用過。
當年的益陽，是一個非常富有爭議的地方。我曾寫過《益陽，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一位舉報法官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開聚眾賭、包二奶的實名舉報人，後來以侵犯公民資訊罪被刑拘、逮捕，我在為其辯護的過程中及辯護後，確實也有過揭露相關人員論文抄襲的做法，比張慶方過之而無不及。益陽中院院長、政法委書記、市委副書記，都被我扒過。澎湃新聞、紅星新聞等媒體後來也報道過這些官員論文抄襲，但最後都不了了之。
張慶方與我真像是難兄難弟，我們其實有將近二十年沒見面，但這兩年卻時常關注到他的訊息。我在江西南昌被法律援助律師佔坑，他在江西鷹潭被法援律師佔坑；我在內江中院為涉黑冤案辯護，他在內江中院揭露行賄的法官；他在南方為監委案件揭露法官論文造假之際，我在北方曝光監委案件的佔坑式旁聽。我多年前試行過“刨墳式辯護”但沒有成功，卻希望他的這種方式可以出奇制勝。無論他有多大的爭議，我對他依然佩服。張慶方去南昌約見佔坑律師許春林時，我當時在朋友圈有一句戲言：“張大刨”赴約“許佔坑”，雙向奔赴，情意綿綿，不知道雙方會擦出什麼樣的感情火花！
3月6日，徐昕在長沙的金厚律所講《刑事辯護如何運用證據規則》，我正好當天也到長沙辦案，就過去捧場，也順便講了一段，當時即興演講的影片還被人發到了影片號上。4月13日，徐昕在上海刑辯班講課，張慶方不僅前去旁聽，還帶了很多同行去支援，並戲稱徐昕為“死磕派”頭一把交椅。我覺得這正是張慶方的“狡猾”之處，他讓本就知名度高的徐昕衝到前面，淡化這段時間自己遭受到的炮火，又以徐昕之口講出對其鷹潭吳敏案的肯定，借力打力。張慶方的情商，真甩我好幾條大街。
細想起來，我一個“自命清高派”，與所謂的“死磕派”徐昕、“刨墳派”掌門人張慶方認識都在二十年左右，是相當有意思的巧合。2001年張慶方博士畢業於北京大學，2003年徐昕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2005年我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那時的我們，書生意氣，風華正茂，激揚文字，揮斥方遒，對中國法治的未來充滿理想主義。這麼多年，遭受現實的一遍遍捶打，屆天命之年，還能初心不改，是多麼地不容易。
這篇懷舊小文，是我在飛機晚點時的候機大廳匆匆寫就，沒有經過他們任何一個人的同意，錯誤之處文責自負，希望他們不要對我進行“死磕”和“刨墳”。真辯，敢辯的法律人，對法治都是真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