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之痛:一部書在中國和日本的不同命運

文/煙雨、六神磊磊
4月23日,除了是世界讀書日外,還是一個人的生日,就是魏源。
他寫了一本書,就是大名鼎鼎的《海國圖志》,中國和日本之間曾有一段關於此書的往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簡單來說就是,一百多年前同樣被列強欺凌的時候,《海國圖志》這本書,中國沒讀,日本卻認真讀了。後來日本迅速崛起,成為現代化強國,一度還暴打了中國。
當然,日本變強肯定不只是因為多讀了一本書,但不可否認,這本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魏源於1794年,湖南邵陽人,是一位“開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
因為青年有才,他曾經和龔自珍起名,並稱“龔魏”。
後來他定居南京,用心編著《海國圖志》,並和巡撫林則徐過從甚密。《海國圖志》的寫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林則徐的鋪墊和影響。
關於這部書的內容,大家歷史課上基本學過,都明白個大概。在此只簡單說一下。在書中,魏源闡述了自己改良圖存、富國強軍的思想,還介紹了西方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地理歷史等豐富的知識。
比如“籌海篇”,魏源深刻總結了鴉片戰爭慘敗的原因,從守、戰、策、兵、款等方方面面提出了應敵之策。
“世界地理篇”,介紹了海外諸國的地理歷史、社會制度、天文曆法、風俗習慣等,其中以英、美、法、俄最為詳細。
“西洋技藝篇”,涵蓋火器製造、戰艦圖紙等西方先進武器科技的介紹。
僅僅就以科學技術而論,《海國圖志》就介紹了哥白尼的“日心說”、葡萄牙人瑪吉士的《地球天文合論》等最領先的天文知識,以及先進的造船、造艦、火器知識,對當時矇昧落後的中國來說,堪稱是無價之寶。
然而,這本書在當時中國的遭遇,令人大跌眼鏡。
1842年8月,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而魏源在1842年12月就完成了初版五十卷的《海國圖志》。二者相距不到四個月。
從這個成書速度上就能看到,當時以魏源、林則徐為代表的仁人志士對國家民族前途的強烈擔憂。
所以自1841年收到林則徐的委託後,魏源馬不停蹄地開始了《海國圖志》的編撰。
“方術三年艾,河山兩戒圖”,魏源和林則徐清醒地知道,留給中國的時間不多了。
然而,著作問世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沒激起什麼水花。根據洪九來先生整理,《海國圖志》誕生的頭十年間,刊刻只有6版,傳播範圍也只侷限在沿海不多的幾個地方。
1847年9月廣州的一份英文報紙中提到:“我們從未在廣州的各家書店中聽過有這麼一部書……”
此時《海國圖志》已經出版五年了,連當時對外開放最多的廣州都難得一見,遑論其他地方。
也有個別開明的官員知道《海國圖志》,但無濟於事。一個名叫朱琦的御史就覺得《海國圖志》不錯,卻因為人微言輕,無法上達天聽。
直到《海國圖志》問世後十多年,清廷高層仍然對這部書十分陌生。
咸豐八年(1858年),當時的兵部侍郎王茂蔭因為形勢危急,向咸豐帝推薦這部書,但他推薦的還是初版五十卷本的《海國圖志》,事實上《海國圖志》更詳細的一百卷版已在1852年就編撰完成了。
由此也可見此部書在大清朝是多麼遇冷。
非但不受歡迎,這部書還受到主流保守派的抵制和汙衊。
清朝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國的幻想中,非常傲慢和愚昧。
舉個例子,鴉片戰爭時,大清已經被英國揍得滿地找牙了,為了安撫洋人,清政府撤了林則徐的職,派琦善作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跟英國人談判。琦善一度沾沾自喜道:“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事。”
兩國交戰,琦善竟覺得刺探夷情是跌份的事,欽差都這樣,這也就能理解為什麼中英都開戰好久了,大清皇帝還不知道英吉利位於何方何地。
傲慢和愚昧是一堆雙胞胎。洋人利瑪竇曾經為清廷畫過一幅世界地圖,可大清官僚們發現世界地圖上大清朝的位置“稍偏西而近於北”,且不在世界中央,面積也不是世界第一時,便斥之為“肆談無忌”的異端邪說。
《海國圖志》中介紹洋人武器火炮、政治制度的內容,也被稱之為奇技淫巧。如已算是開明人士的梁廷枏,也無法接受《海國圖志》師夷長技的思想,認為“失體孰甚”
有官員更是直言,向洋人學習,“古今無是理也!”
跟《海國圖志》有類似遭遇的還有稍晚幾年的另一部書籍《瀛寰志略》,它同樣被攻擊“張外夷之氣焰,損中國之威靈” “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最終被迫停止刊印。
魏源的好友姚瑩就總結當時《海國圖志》在大清的尷尬遭遇:“舉世諱言…….已犯諸公之忌。”再搞科普,當心社死。
與《海國圖志》在中國尷尬的相比,隔壁的日本卻是另一番場景。
有一說一,日本的封閉一開始也並沒有比大清強上多少,《海國圖志》1851年就傳入日本了,但因為書中有關於天主教的文字,此書進日本即遭幕府《天保鎮壓西學令》的封禁,根本流不進市場。
轉變發生在1854年,這一年,又有15部《海國圖志》進入日本,但這次沒有被封禁,反而是官方徵用了7部,剩下的8部則被允許流入民間。
何以有此變化呢?
因為1853年的美日黑船事件,套用咱們的話就是,美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打開了日本的國門。
同樣是被人痛揍,同樣的喪權辱國,同樣是向洋人學習,日本展現出和大清完全不一樣的危機意識:急需尋求世界知識及應付夷人之策。
所以看到對西方政治地理、軍事科技記載如此詳細的《海國圖志》時,日本人難掩興奮之情,如飢似渴地讀了起來。
日本人杉木達就說:“英夷之侵滿清,是前車之覆,後車不可以不戒焉。然則此書當今最為有用矣。”
1854年鹽谷世弘在 《翻刊海國圖志序》時更是直接指出:《海國圖志》名為地理,實則為武備大典。
薩摩藩藩主島津齊彬透過《海國圖志》瞭解英國和法國的國情及兵力,《海國圖志》成為當時薩摩藩的必讀書籍。
日本著名學者吉田松陰高度認可《海國圖志》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並以此教授他的日本學生,他的學生裡有個叫伊藤博文的,就是後來當了日本首相,發動甲午戰爭的那位。
還有如佐久間象山、西鄉隆盛、木戶孝允之輩都是《海國圖志》的擁躉,他們之中許多人都成了後來明治維新的股肱之士。
因為欽佩《海國圖志》,他們往往對魏源也是推崇萬分,引以為精神上的師友。
開明思想家佐久間象山讀了魏源的 《海國圖志》,拍案而呼:“嗚呼 !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 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何奇也!”
幾個資料能直觀體現出《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受歡迎程度。
比如價格,1851年《海國圖志》剛入日本時的價格時130目,1854年,上漲至180目,到了1859年,價格一路漲到了436目。
短短數年,翻了近三倍,一本中國書,一時竟搞得日本紙貴。為何價格漲如此快?歸根結底就是想看的人太多。
日本學者賴醇在《海國圖志訓譯序》裡說:“獨憾其舶載不過數十部,故海內希睹其書焉!“海內都希望讀到此書,可見《海國圖志》在日本的受追捧程度。
還有刊印資料,日本學者鯰澤信太郎的統計,從 1854-1856年的短短3年時間,日本出版的《海國圖志》竟有21種之多。
而這些翻刻本有著很強的目的性,它們並不是全本翻刻,而是非常精準的選了日本朝野關注的如加強海防、火器製造、美英國等國情介紹的內容。
和當時中國對《海國圖志》的冷淡和牴觸相比,簡直是霄壤之別。
如果說百年前的國難是次考試的話,中國跟日本這兩個考生究竟是如何拉開差距的,這些數字或許就是答案之一。
這之後,兩國的國運也就迅速拉開了差距。
1861年,《海國圖志》在中國成書20年後,大清終於開始了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
而提及這二十年,左宗棠無不遺憾的說道:“書成,魏子歿,後二十載,事局如故。”
擁有神功秘籍二十年,但中國沒一點變化,世界又能等你幾個二十年?
1868年,《海國圖志》在日本暢銷10餘年後,日本也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明治維新,歷經二十多年的發展,1895中日甲午海戰,日本一戰打敗中國,奠定了其強國的地位。
一對鄰居,一個失去了二十年,一個抓住了二十年,這番對比不可謂不強烈,也不可謂不諷刺。
念及此處,就連日本人自己都感嘆:“忠智之士,憂國著書,其君不用,反而資之他邦。”
到今天,魏源和他的著作,已過去近兩個世紀。這段中日之間的讀書往事,卻依然讓人感慨。
漢代大經學家劉向說:“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愚。”
讀書到底有什麼用,大概這就是答案吧。
參考文獻:《 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不同命運探源——劉長庚;海國圖志》在中日兩國的傳播及影響之比較——劉燕;十九世紀中期東亞書籍環流與閱讀接受———以魏源《海國圖志》為例——武文傑。一併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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