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裡，他總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人生是一場戲，自己是否只是個跑龍套，能否當個刀馬旦，舉個小旗，繞場一週，說上幾句臺詞，“而這個臺詞，只能是前半生為國，後半生為家嗎？”
文丨新京報記者 吳瑜
影片/編導/拍攝/剪輯 吳瑜
編輯 丨陳曉舒
校對 丨楊利
“如果不是我後半生遭罪，你會來採訪我嗎？”夜裡9點，84歲的魏世傑疲憊地躺在沙發上發問。
他所說的遭罪，是指後半生照顧三個重病的家人，持續了快20年。女兒患精神分裂症和強迫症，兒子先天性智力障礙，妻子則因不堪家庭重負，晚年重度抑鬱轉為精神失常。
幾分鐘前，他剛完成每日例行任務，給53歲的女兒海燕喂水、吃藥、鋪床、做飯。海燕對每個環節要求嚴苛，饅頭要蒸七分鐘，菜要蒸八分鐘，從點火的那一刻算起，她就站到鍾前計時。菜上桌，女兒點頭認可，他才坐回沙發喘口氣。
人生的上半場，他有著截然不同的身份。作為核技術專家，他將整個青春奉獻在大漠高原，參與兩彈一星的研製，見證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氫彈的爆炸成功。走出核基地那年，他49歲，頭白了一半，從小魏變成老魏。
從核基地裡的隱姓埋名到閣樓裡的默默無聞，他差點這樣過完一輩子。七十歲那年，助手在天涯論壇連載他的自傳體小說《核武老人親歷記》，他火了，記者蜂擁而至，他被邀請上各種節目。
外界看來，這是一個完美的故事，以奉獻為主題，半生為國、半生為家。可是，故事的主人公不服氣。家事、國事，始終是最表面的事，這個故事的核心，和寫作有關。核基地裡、閣樓裡、精神病院的走廊裡，他敲出15本書，“我最大的特點是熱愛寫作，一直想寫。”
他寫了一輩子，開始是為了表達，後來，寫作成為抵禦苦難的方式。
外界看來，這是一個完美的故事，以奉獻為主題，半生為國、半生為家。可是，故事的主人公不服氣。家事、國事，始終是最表面的事，這個故事的核心，和寫作有關。新京報《剝洋蔥》出品
老人和“小鳥”
海燕已經兩年沒住院了，魏世傑很高興。
他珍惜女兒在家的時光，行星一樣圍著她轉。早晨，他換洗了53歲女兒昨天尿溼的幾條褲子，陽臺上，又是一批深深淺淺的紅色。陽光透過褲子間的縫隙，照到屋裡熟睡的海燕臉上。老人倚著晾衣杆，注視著她。
海燕寸頭，灰髮，鼻頭掛著厚厚的鏡片，嘴巴鼓鼓的，襯得法令紋尤其深，是與年齡相符的中老年婦女模樣。但在老人眼裡，時光停留在她十三歲那年，“哪裡看都是當年那個孩子啊。”
13歲那年，因為學業壓力，海燕出現精神異常的徵兆，此後，吃藥和住院幾乎佔據了她從少女到中老年的全部時光。字典般厚的診療單上，偏執型精神分裂、強迫症、自殺傾向幾個詞頻繁出現。
因為幻聽，海燕的腦袋裡住著一個叫“老神”的男人，他隨時發號施令，她必須言聽計從。“老神”苛刻無情，床單要鋪到沒褶皺，地面要一塵不染，即便是最簡單的喝水，水溫、水量、水杯的位置都有要求，一切除錯好後，父女倆已經忙了半個來小時。
狀態最差的時候，海燕睡不著，吃不下，瘦到60斤。有一次，病房裡，他看見海燕被綁在鐵椅子上，“那種約束狂躁型病人的鐵椅子”，下面是接排洩物的桶，“眼裡沒有光，像黑洞。”
魏世傑給女兒倒醋，女兒在一旁監督。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四十年前，老家父母寄往核基地的照片裡，兩個孩子睜著烏黑圓溜的眼睛，滿臉都是生氣勃勃。如今這樣，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小時候放在爺爺奶奶家裡也不管，後半生再怎麼也彌補不了。”
他把對女兒的情感寫進散文《老人與小鳥》。灰色小鳥單薄消瘦，小眼睛光澤暗淡，羽毛雜亂無章、根根豎起。主人公則是塔樓裡消磨半生照顧小鳥的老人。日復一日，老人悉心照料著它，希望小鳥能恢復往昔的健美和靈氣。
相比女兒，兒子小剛讓人省心。他剛滿五十歲，十歲確診先天性智力障礙，從不知道發愁。他幾十年看同樣的碟片，《白毛女》《追捕》和《海市蜃樓》；每天領幾塊零花錢，買一瓶可樂，就是幸福生活。可樂喝壞好幾顆牙齒，父親憂心忡忡，他不在乎，“掉牙有什麼不痛快的，等到秋天，牙齒就長出來了。”
小剛的日常就是站在街上發呆，站累了就換個地方站。周圍商戶都認識這個大高個兒，“到點來，到點走，風雨無阻，跟上班似的。”下班的時間是飯點，此刻，他背靠窗臺，坐等開飯，一動不動。
快樂的代價是沒有感情。幾年前，母親和姐姐相繼自殺，他趕去醫院，在搶救的病床前，不依不饒，非要那幾塊零花錢。老人動了怒，又平靜下來，“一個精神不正常的孩子，你跟他較什麼勁？”這個家裡，兒子的無憂無慮何嘗不是一種幸運。
這個有三個重病號的家庭，被社群評為最美家庭。頒獎那天，居委會來照了張全家福。照片裡，一家四口並排坐著，清一色的灰白短髮，臉上是相似卻各異的茫然，只有魏世傑面帶微笑。
“幾十年了，沒見過他情緒有過波瀾”，所有人的印象裡，魏世傑始終狀態穩定地在三個病人間周旋。
黃島的家和青島精神病院隔了一道海，他坐了20年輪渡。早6點起床，拎著妻子的血糖儀和海燕的零食，趕最早的一班。乘客在船艙裡昏昏欲睡，他永遠站在甲板上看海，海鷗聲、海浪聲時高時低，輪渡發動機的轟鳴壓倒一切嘈雜聲響，“海那麼大，我跳進海里，佔多大地方？”他感到人的渺小，於是，苦悶也跟著渺小了。
後來，三個病號變成了兩個病號。2022年，妻子離世時是個冬天，殯儀館門口，老人平靜地抱著骨灰盒，陪伴在兩側的只有保姆和保姆的朋友。
如今，為了保證睡眠，他住在和女兒同小區的另一間房子裡，每天早8點來女兒這裡“上班”，晚9點，這個安置退休老人的小區，大多數屋子已熄燈，四周靜悄悄的。他才剛經歷完一天中最繁忙的時段，拎著白布包，走在歸程的夜色裡。
回家的路只有兩三百米，歸程的布包裡只裝三樣東西，手機，鑰匙，速效救心丸。速效救心丸保質期兩年，換過一瓶，“不知道什麼時候派上用場。”
晚上九點，魏世傑照顧完女兒，回自己的住處，布包裡裝著手機、鑰匙和速效救心丸。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箱子”裡的日子
回憶錄裡，26年的核基地歲月開始得突然。
那年魏世傑21歲，從山東大學物理系畢業，志向成為科普作家，偶像是寫了《十萬個為什麼》的蘇聯作家米·伊林。大學期間，他發表了十幾篇科普文章，用散文的筆法介紹科學知識。“第一篇科普散文見報時，區區兩百字，兩塊錢稿費，當晚我激動得徹夜未眠。”
離校前夕，系主任把他叫到辦公室，分配給他 “一個神秘的任務”，之後他便坐上火車，吭哧吭哧衝上了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原。
火車停留的地方，地圖沒有標記，這是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製基地，他是1964年來基地支援核武器製造的大批畢業生之一。
魏世傑被分配到爆破部件組，負責研究製造核武器的炸藥部件。炸藥是一種很不穩定的化合物，碰撞、靜電、溫變都有可能引起意外爆炸，和它打交道相當於“太歲頭上動土，虎口裡拔牙”。
1968年的一天下午，他在宿舍聽到一聲巨響，229車間發生爆炸事故，車間頃刻間被夷為平地。另一次，在炸藥球上貼加熱片的過程中，意外發生了，“早晨和我同乘班車的共八人，下班回來，七個座位全空了”，他一人在車裡流淚。
但是，榮譽感總能沖淡一切，“大家都是一邊手發著抖，一邊又爭著搬炸藥球。”
只是，他放不下寫作。當時核基地代號為“箱子”，因為保密要求，他不能發表文章，感到 “很是苦悶”。於是，他在紙上寫稿，寫天體轉動、植物生長、天氣變換，寫宇宙間的奧秘。他用線把稿紙縫成一本書，手寫目錄和頁碼，用花體字寫了書名，封面是手繪海景圖——那是高原看不見的景色。
1970年，“文革”風颳進高原，魏世傑含冤入獄，一年零兩個月的獄中生活，還是文字伴他度過。當時，手頭僅有的文字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他來回讀，連註解也不放過，後來，原房主糊牆用的幾張殘缺不全的報紙，成為他新的精神食糧。
他還買通看守去書店買書，不識字的看守挑中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他喜出望外，“我信任書裡的話，自然是進化的，人類社會也不例外。”
他數得出一些節點，在“箱子”的前十年，原子彈爆炸了，氫彈爆炸了；最後兩年，這個原本機密的單位設立了宣傳部，因為懂技術又擅長文字，他被任命為宣傳部副部長，統籌了鄧稼先離世的報道，讓大眾知道了這個隱姓埋名的群體。
後來，世界形勢發生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部分核工業由軍用轉向民用，一些“箱子”被開啟，裡面的人陸續走了出來。
走出“箱子”的人，從事各行各業，同事問他，將來要做龍還是做蟲？他想著回去照顧家人，“做不了龍，做一條自己找食吃的小蟲吧。”
“龍也好，蟲也好，即便在世，也都是雙鬢斑白的老人。”去年拜年，一些電話打不通了，他陸續收到同事離世的訊息。
“隨著知情人士的離世，那段歷史會煙消雲散。”幸好手裡還有筆。他透過寫作為核基地的小人物樹碑立傳。小說《禁地青春》講述了中國核武器研發基地裡，近百名青年工人、工程師和科學家的故事。書裡，他寫絮絮叨叨的兒女情長，也寫驚心動魄的工作經歷。後來，這本書被讀者稱為核基地小人物的“清明上河圖”。
還有那本高原上手寫的科普散文集，如今仍放在書櫥裡，它代表沒變的作家夢。半個世紀後，當年線縫的孔眼發黑了，他用金屬扣重新串起稿紙。寫天體轉動的那一篇，是這樣結尾的：
宇宙裡有各種轉動，從天體到原子，歷史的車輪也將永遠不停，向前轉動。
魏世傑的全家福，右後為魏世傑。受訪者供圖
每個故事都有光明的結局
人生的後半段，寫作成為一種處世方式。
故事的一個版本是，作為照護者，魏世傑長期睡在病房外的走廊，照顧同時生病的母女倆。另一個版本是，作為作家，魏世傑深入精神病院數年，進行有關精神病人的田野調查。兩個版本，對魏世傑來說都屬實，一個是現實，一個是解法。
十年前，海燕搬到精神病院的老年病房，母女倆合住一間，魏老斷斷續續睡在病房門口的躺椅上。一天三頓飯，四次藥，五次查房，照護日常枯燥且勞累。於是，他把寫作當休息，當病人吃完藥，昏昏欲睡，走廊上，日光燈伴著躺椅，他開始碼字，歷時三年，完成了一部關於精神病人的科幻小說。
“所有作品裡，這部小說是我最想寫的。”數年裡，他看見醫院圍城般困住許多病人的一生，這是兒女將來要面臨的困境，這個困境需要被記錄，也需要答案。
於是，這部科幻小說出現了那些個性鮮明、可愛飽滿的精神病人。有精緻的紳士，愛打扮，噴法國香水，人未到香味先到。有住院40年的老病號，每日重複打包行李，等家人接他出院。有儒雅的知識分子，愛講文史哲一類高深的東西。這樣的群像，是兒女所屬的群體更完整的樣子。
只是，接下來，他們何去何從，他找不到答案，於是他虛構出一個結尾，家人團聚了，病魔也被打敗了。
無一例外的，所有作品，他都寫這樣的光明結局。另一本小說《禁地青春》裡，離世的同事復活了，痊癒的海燕撲向他的懷抱。他解釋這麼寫結局的原因，“就像驢拉磨，前面得吊一個胡蘿蔔，有盼望，才能繼續幹活。”
寫作也屬於他的盼頭。他的寫作風格，屬於軟科幻，側重表達情感。而文學超越現實的部分，正是文字對於他的意義。“很多問題科學解釋不了，人為什麼活著，兒女為何患病，兒女將來如何，沒有答案”，他不想像妻子一樣陷入這些問題，解不開的結，他統統付諸文字，透過幻想實現。
只不過，那本關於精神病人的小說，寫完到現在八年了，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自費印了幾十本。尾頁原本標出版社的位置，他寫上：珍藏版，非賣品。
他講過一個痴迷寫作的年輕人的故事。年輕人受到知名作家的鼓勵，寫了一輩子書，可最後一篇也沒被髮表。他心灰意冷，把遭遇寫成文章，文章倒火了，接著，他被重金邀請參加與這個作家相關的座談會。會議結束，在作家的雕像前，他一頭撞死。
1990年，魏世傑離開基地，調到黃島，經歷了漫長的低谷期。49歲，先是當職員，沒分房，沒職稱，閒差事。早早退休後，3次辦科普報刊，停刊了；策劃科普網站，失敗了；開書店，關門了。與此同時，女兒的病情反覆不定。“誰都瞧不起你，覺得你這輩子快完了的時候，彈簧越壓，越想反彈。”
反彈的方式還是寫作。家附近，他租了間房，白天一邊帶小剛，一邊寫作，晚上回家陪母女倆。
魏世傑在書房寫作。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為了省錢，房子租在一座冷清商城的三樓，門口掛著兩米長的招牌，是他在廢舊材料市場買來的木板和罐頭漆做的，上面是中英文對照版的大字，“魏世傑工作室”，一看上去“就像受重視的部門”。
他形容自己是“病態式地寫”。天還沒亮，就坐到桌前，一直寫到天黑透。收到退稿信，傷心一陣，傷心完繼續寫。先投國家級報刊，再投省市級、區級，最後，黃島區的老編輯們都認識這個不停供稿的老人。
幾年後，周圍商戶搬走了，樓下菜市場也搬走了，大廈空空的，其中一間屋子永遠亮著燈，一個老人永遠在奮筆疾書。
當年青島市科協科普部的編輯蘇永生，還記得魏世傑的“蠻勁”。當時魏世傑想辦一本科普刊物，用文學的方式普及科學知識。可是辦刊流程繁瑣，得不到任何實惠，最後，他竟然自籌資金，帶領幾個年輕人，採訪、寫稿、編輯，短時間內，把刊物弄得有聲有色，停刊前印發了上萬冊。“魏世傑的寫作成就，是在一種苦行僧式的努力中取得的。”
退休前，魏世傑出版了8本書，包括紀實小說、科幻小說和科普散文。後來，稿子一沓沓地寫，能發表的卻越來越少，即便出版的也沒什麼大動靜 ，“像遇到瓶頸，很難再進一步。”
一位老編輯告訴他，論體裁論題材，他的文字都難有市場。事實上，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科普出版經歷過一波熱潮，而2000年前後，出於經濟效益考慮，全國科技雜誌發行量減少，許多報紙取消科普版面。那些年，收到的退稿信裡，常有這樣的描述，“經營困難”“嘗試改版”。
在回憶錄裡，魏世傑記錄當時的狀態，“按自己的意願做事情，實際上是很難辦到的，人世間有各種制約因素。但創作是我畢生的追求，無論環境如何，總是難以割捨。”
“那時的魏老，像鬱郁不得志的古代詩人。”助手回憶說，她想幫幫他。於是，2011年，天涯雜談上出現了一個名叫“核武老人26年親歷記”的帖子。魏老每天寫1000字，助手負責更新上傳。一個七旬老頭，用個人視角講核基地的往事，感人，真實，新奇，帖子迅速走熱，一年內，點選量600多萬人次，回帖6萬多條。
他火了，在71歲那年，透過網路。
電視臺、出版社來了，洽談改編的影視公司也來了，“影響之大超乎我的想象。”央視“朗讀者”播出那天，他打電話給前單位的領導，“看下今晚中央電視臺，有我。”領導沒相信，不過“後來安排全體員工集體看重播了”。
接著，客廳牆上，合影多起來，和主持人的，和官員的。字畫也掛滿了，“人家帶著錘子和釘子來送的”，上面寫著，中流砥柱，兩彈元勳。連名片也攢了一沓，來自精神病診所、出版社和媒體。
對於外界的關注，他很高興，也有些不平。“說我是堅強的父親，偉大的科學家，沒那麼誇張”，關於寫作，“提一下我寫了幾本書，就沒有了。”
他被邀請去學校講課，500多場，都是以兩彈元勳的身份。通常，他先講鄧稼先，再講經歷過的爆炸事故。快結束的時候，他夾帶私貨，講個“不著調”的科幻故事。
不管流量為何來，它總歸讓眼前的日子熱鬧起來了。老人走出閣樓，上節目，作演講，重新與世界連結。
最重要的是，他有了一群年輕受眾。他一條條複製天涯上的留言，整理成四十萬字的文件，收藏起來。他開通社交賬號，與粉絲互動。幾十年來的數百封退稿信，他也一封不落裝訂起來，按年份裝訂成五本，“人家願意給你寫退稿信，說明也認真讀過你的作品。”
魏世傑整理的退稿信，按時間年份，分成五冊，時間跨度有40年。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與現實握手言和
小區裡有幾隻野貓。魏世傑每天會準時下樓，招呼它們吃飯。“野貓不像家貓，它膽子小，人走了才肯吃”，他躲到二樓視窗，確認每隻都吃飽了，才安心離開。有一陣子，他總隱隱擔心，“吃飽不頂用啊，冬天沒有地方躲雨，他們會凍死的。”他是這樣說服自己的，“自然界就這樣，蒼蠅蚊子壽命更短，還能怎麼辦？”
他也是這麼說服自己接受兒女的情況的。只是，與現實握手言和前，是一場更漫長地戰鬥。
起初，他想給海燕找個工作。工人、打字員，她都沒幹下去。後來，他教她用秤砣，讀刻度，“在菜市場當個攤販總行吧。”結果，菜市場裡，海燕乾坐了整整兩個月。他想明白了，決定自己養著她。
海燕想成家，成天唸叨，他四處張羅物件，都沒有成功。最後接觸的男孩是同事推薦的，他在男孩包裡看見一本《如何談戀愛》，原來，他也有精神疾病，也有一個焦慮的父親。
兩個孩子沒相處下來，兩個父親倒成了朋友，幾十年裡，他們定期通話，互相鼓勵。男孩在小區看大門，一直單身，海燕進了更年期，也再沒提過結婚的事。電話裡，兩個滄桑的老人心照不宣：孩子好好活著就行。
再後來，人老了，連保護孩子也力不從心起來。小剛在街上站著發呆，常常因為擋了別人的路，鞋子被扔掉，還挨一頓打。前些年，兒子光著腳哭著跑回家，他心疼，會出門找人理論。現在，年紀大了，折騰不動了，他給小剛找雙新鞋，“是他們不對，下次別招惹他們嗷。”
與現實和解了，人也鬆弛了。難熬的日子哼成曲，難解的愁寫成書，連沒出版的書也不再耿耿於懷，“曹雪芹的《紅樓夢》，當年也是手稿。寫出來就是勝利，就是你留在世界上的遺產。”
但84歲了，他還是有些緊迫感，他記得父母是這個年紀走的。
人老了，一些事情辦不到了。從前，他在病房裡給妻女端屎端尿，現在，便攜馬桶已經進入他的臥室，接下來將安裝在床邊。他吃的藥比海燕多了，苦瓜茶送藥，一口得吞七粒。
他寫了份遺囑，改了五版。
魏世傑在刮鬍子，為採訪做準備，身後掛著年輕時候的畫像。新京報記者 吳瑜 攝
這幾年，記者愛問他，未來有什麼規劃，他敷衍些勵志話：繼續發揮餘熱。他知道，大家關心，他走了之後，兩個孩子怎麼辦。聊到這個讓人焦心的問題，他迴歸科幻視角，“我每天等著，全世界的科學家發明出一種高階藥來，吃一片，兩個孩子的病就好了。”
“如果沒有發明出來呢？”
“也沒事，也不一定比現在差。”
他平靜地分析起來，小剛簡單，找個人，每天給他幾塊零花錢就行，等他牙齒掉光了，就帶他去補一下。海燕也好辦，每天幫她兌水吃藥就行。“不過，真到我不在了，估計老神也能教她怎麼兌水吃藥。”
其實，老人想了很多，遺囑裡也有些難處理的事，他不願意多說。一位老友曾聽他傾訴擔憂，他說自己給兩個孩子買了保險，“一定要爭取活到費用交滿，保險生效的那天。”
他也開始想自己的墓誌銘：這裡住著一個，鼓搗過核武器，寫過幾本書，照顧過家人的倒黴老頭。思考片刻，他覺得太俗氣了，改成了：這裡住著一個倒黴老人。這個決定後來又被推翻了，最後的結論是，骨灰撒到海里就行，“立個墓碑，誰去掃墓？”
人生暮年，和苦難握手言和了，很多困惑找到了答案。採訪結尾，他總被問，“你為何如此樂觀堅強？”他不作答，“你這個問題太大了。”
人群散去，他遞來一沓稿紙，裡面有他的書、文章、還有數百封退稿信，未出版的小說，時間跨度有半個多世紀。兩個孩子不懂得處理，他想死前燒了它們。
他說，答案都在文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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