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轉移腫瘤治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肝臟腫瘤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放射治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消化腫瘤綜合診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腫瘤免疫治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神經內分泌腫瘤學分會
●1.結直腸癌肝轉移診治現狀●
結直腸癌是常見消化道惡性腫瘤之一。我國結直腸癌發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趨勢 [1]。根據國家癌症中心統計的資料顯示，2022 年中國惡性腫瘤新發病例估計為 482.47 萬（男性 253.39 萬，女性 229.08 萬），其中約 51.71 萬為結直腸癌，發病率高居惡性腫瘤第 2 位 [2]。
肝臟是結直腸癌最常見轉移部位，肝轉移是導致結直腸癌患者死亡最重要的原因 [3]，因此也是臨床治療的難點和熱點。初診時 15%~25% 的結直腸癌患者被發現有肝轉移；完成結直腸癌根治術後仍有 15%~25% 的患者發生肝轉移。
結直腸癌發生肝轉移後，如不經治療，中位生存期僅 6.9 個月。化學治療（以下簡稱“化療”）雖然可以延長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總生存期，但如肝轉移癌無法切除，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低於 5%[4-5]；如能獲得原發腫瘤及肝轉移癌的根治性切除，達到無疾病狀態（no evidence of disease，NED），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可延長至 35 個月。國家癌症中心 / 國家腫瘤臨床研究中心 / 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腫瘤醫院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切除原發腫瘤及肝轉移癌後，5 年生存率達 48.2%[6]。國外研究也顯示了相近的療效 [7]。已有研究結果顯示，透過化療、放射治療（以下簡稱“放療”）、免疫治療等手段可使 10%~30% 初診時無法切除的肝轉移癌患者重新獲得手術切除機會，並達到與初始可根治性切除患者相近的遠期生存率 [8]。而且，隨著以腹腔鏡技術和消融為代表的微創手術在結直腸癌肝轉移治療中的應用，患者不僅可以獲得與傳統開放手術相當的腫瘤學療效，還有損傷更小、恢復更快、疼痛更輕等微創優勢，同時還改變了結直腸癌肝轉移手術理念，如術前治療的強度和時間、原發腫瘤與轉移癌同期切除還是分期切除、術中優先處理腸道原發腫瘤還是肝轉移癌等。因此，如何透過 MDT 的綜合治療提高結直腸癌肝轉移手術切除率、減少手術損傷、延長總生存期和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是結直腸癌臨床治療的重要問題。
針對上述臨床熱點及難點問題，2017 年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結直腸癌肝轉移分會聯合國內專家編寫了《中國醫促會結直腸癌肝轉移分會結直腸癌肝轉移 MDT 診治共識（討論版）》，以提高我國結直腸癌肝轉移診斷和綜合治療水平。隨著結直腸癌肝轉移臨床診治技術的發展和整體治療水平的提高，該共識已難以完全滿足臨床診療的需求，為此，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轉移腫瘤治療學分會聯合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肝臟腫瘤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放射治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消化腫瘤綜合診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腫瘤免疫治療學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神經內分泌腫瘤學分會，再次總結國內外最新進展，匯聚領域專家的意見，求同存異，修訂形成《結直腸癌肝轉移MDT 診治中國專家共識（2024 版）》。
本共識證據類別參照中國臨床腫瘤學會（Chinese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SCO）診療指南的證據類別和推薦等級，詳見附件 1 及附件 2。
●2.MDT 的重要性●
共識 1：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需要在 MDT 指導下進行診治。（Ⅰ級推薦，1A 類證據）MDT 在腫瘤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MDT 治療模式的核心是以患者為中心，聯合包括外科、腫瘤內科、放療科、影像診斷科、病理科和介入科等相關學科的多名專家共同討論，明確診斷分期，同時制定個性化治療方案。多項研究結果表明，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採取 MDT 模式治療後可獲得更好的預後，更有研究顯示MDT 治療模式已成為結直腸癌患者良好預後的獨立預測因素 [9-12]。
在 MDT 討論中不僅能夠制定個性化的診治方案、改善患者最終預後，而且有助於前沿醫學知識的分享和傳播、增進學術氣氛、促進臨床試驗開展、提高年輕醫師的業務水平。目前 MDT 治療模式已在惡性腫瘤治療領域廣泛開展。
● 3.結直腸癌肝轉移的影像學檢查●
3.1 肝臟影像學檢查
共 識 2：肝 髒 磁 共 振 成 像（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 MRI）檢查用於肝轉移癌評估，推薦肝臟特異性造影劑增強 MRI 掃描作為首選影像學檢查方法，用於肝轉移癌基線和區域性治療前評估。對無法行肝臟特異性造影劑增強 MRI 掃描者，肝臟 MRI 檢查應至少包括T2WI/FS 和 DWI 序列。（Ⅰ級推薦，2A 類證據）
共識 3：對既往診治過程中沒有接受肝臟 MRI 檢查的患者，推薦肝臟區域性治療前行肝臟 MRI 掃描，優選肝臟特異性造影劑增強 MRI 掃描。（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結直腸癌肝轉移根治性切除可以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時發現及準確評估肝轉移癌對選擇最佳治療策略具有重要意義。MRI 檢查是肝轉移癌最精準的影像學檢查方法，隨著肝臟特異性造影劑的應用及 DWI 技術的發展，MRI 檢查診斷肝轉移癌的敏感度進一步提高，明顯優於肝臟增強計算機體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檢查，尤其對直徑 <1 cm 病灶的檢出效能更優，並且不受化療後肝臟病理改變的影響 [13-21]。同時，MRI檢查在肝臟病變鑑別診斷方面優於增強 CT，從而使肝轉移癌的治療更加精準。有研究結果顯示，與單純使用肝臟增強 CT 相比，使用肝臟特異性造影劑 MRI 檢查患者 5 年生存率明顯高於使用增強 CT 檢查患者（70.8% 比48.1%），影響患者 5 年生存率的因素是淋巴結分期和MRI 評估 [22]。不僅如此，研究顯示在擬區域性治療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中，與單純增強 CT 相比，治療前在增強 CT 基礎上加做肝臟特異性造影劑 MRI 檢查，可以改變 31% 區域性治療方案，因此推薦所有計劃進行結直腸肝轉移區域性治療的患者均需行肝臟增強 MRI 檢查 [23]。
3.2 原發腫瘤影像學檢查
共識 4：腹盆腔增強 CT 聯合 CT 結腸模擬內鏡（CT colonography，CTC）作為結直腸腫瘤定位診斷和結腸腫瘤分期的首選檢查。CTC 作為無法完成全大腸結腸鏡檢查患者的首選檢查方法。（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共 識 5：盆 腔 MRI 作 為 直 腸 癌 局 部 定 位、 分期、危險性評估的首選檢查。腔內超聲（endoscopic ultrasound ，EUS）主要適用於早期腫瘤評估，不推薦用於中晚期腫瘤檢查。（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CTC 對結直腸癌的檢出效能與結腸鏡檢查相當，但 CTC 無法進行活檢，是無法完成全結直腸鏡檢查患者的首選檢查方法 [24-26]。在腫瘤定位方面，CTC 結合三維重建技術可以更精準地定位病變位置，有助於手術治療方案的選擇 [27-28]。小野非壓脂 T2WI 序列是直腸癌的首選檢查方法，應包括斜軸位、冠狀位及矢狀位檢查。直腸癌危險因素評估應包括腫瘤部位、T分期、黏液成分、N 分期、癌結節（tumor deposits,TD）、側方淋巴結、直腸繫膜筋膜（mesorectal fascia,MRF）、壁外血管侵犯（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EMVI）等 [29-32]。
3.3 其他遠處轉移影像學檢查
共識 6：胸部低劑量 CT 檢查作為肺轉移的首選檢查方法。（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共識 7：正電子發射計算機體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檢查不作為一線推薦檢查，適用於常規影像學檢查不能明確的淋巴結轉移和遠處轉移的評估。（Ⅲ級推薦，2B 類證據）
PET-CT 檢查對結直腸癌肝轉移的診斷效能低於肝臟 MRI 檢查，適用於腫瘤標誌物水平明顯升高、常規影像學檢查未檢出明確轉移病灶，或有明確轉移病灶且有可能切除的患者 [32]。
● 4.結直腸癌肝轉移的分子病理學檢測●
共識 8：推薦所有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進行組織病理學及分子病理學檢測，以明確診斷及篩選可能從靶向治療和免疫治療中獲益的人群。（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初治患者的分子病理學檢測首選轉移癌組織。同時性肝轉移患者轉移灶組織樣本不可獲取時，可考慮用原發灶替代；異時性肝轉移患者推薦原發灶和轉移灶均進行檢測 [33]，組織樣本不可獲取時，可考慮採用液體活檢 [ 如血液迴圈腫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檢測 ]，但檢測結果可能存在假陰性。組織樣本檢測前應常規進行病理學評估，包括標本固定質量、腫瘤細胞含量、腫瘤異質性及新輔助治療療效等，上述指標可能會影響檢測結果的準確性；而血液 ctDNA 檢測，採血時機不恰當會影響檢測結果的準確性。因此，分子病理學檢測需要建立嚴格的質量管理體系，以保證檢測結果準確可靠 [34]。靶向治療耐藥患者亦推薦進行相關分子檢測，活檢組織是首選檢測樣本，以明確耐藥原因。如組織樣本獲取不便，可進行液體活檢，必要時可在治療期間動態取樣送檢。
4.1 靶向治療療效預測標誌物的分子病理學檢測
共識 9：推薦對治療前或靶向治療耐藥腫瘤組織進行 KRAS、NRAS 和 BRAF 突變檢測。（Ⅰ級推薦，1A類證據）
共識 10：推薦對治療前或靶向治療耐藥腫瘤組織進行 HER2 擴增及 NTRK 融合檢測。（Ⅱ級推薦，2A類證據）
4.1.1 KRAS 和 NRAS 突變KRAS 和 NRAS 突變患者不能從抗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靶向治療中獲益，且預後較差。推薦治療前對活檢腫瘤組織樣本使用即時熒光定量聚合酶鏈 反 應（real 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RT-PCR）或二代測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檢測，檢測範圍應包括但不限於KRAS 和 NRAS 基因第 2 號外顯子的 12 和 13 號密碼子，第 3 號外顯子的 59 和 61 號密碼子，及第 4 號外顯子的117 和 146 號密碼子 [35]。另外，鑑於 KRAS G12C 突變的患者可能從 KRAS G12C 靶向抑制劑中獲益 [36]，報告中需明確 KRAS 突變的具體位點和突變型別。靶向治療後繼發耐藥患者，建議對其腫瘤組織再次進行檢測。
4.1.2 BRAF 突變BRAF 突變包括 BRAF V600 突變和BRAF 非 V600 突變，其中，BRAF V600 突變患者預後較差，且無法從抗 EGFR 靶向治療中獲益，但能夠從抗 BRAF 抑制劑中獲益。BRAF 非 V600 突變主要位於BRAF 基因第 11 號外顯子和第 15 號外顯子，其啟用的BRAF 激酶活性雖弱於 BRAF V600 突變，但亦可能從抗BRAF 抑制劑中獲益 [37-38]。推薦使用 qRT-PCR 或 NGS檢測 BRAF 突變。與 qRT-PCR 主要檢測 BRAFV600 突變相比，NGS 檢測範圍更廣，可囊括包括 BRAF V600突變和非 V600 突變在內的所有 BRAF 突變型別。
4.1.3 HER2 擴增 HER2 擴增患者可能從抗 HER2 治療中獲益 [39]，因此推薦對結直腸癌患者進行 HER2基 因 擴 增 檢 測。熒 光 原 位 雜 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是檢測 HER2 擴增的“金標準”，免疫組織化學（immunohistochemistry, IHC）染色能夠提示 HER2 蛋白過表達。NGS 同樣可以檢測 HER2擴增，但其準確性易受腫瘤細胞含量、腫瘤異質性、DNA 質量及測序分析的影響，必要時推薦其他檢測裝置進行驗證。
4.1.4 NTRK 融合NTRK 融合包括 NTRK1、NTRK2 和NTRK3 融合，攜帶 NTRK 融合的患者可從 NTRK 靶向抑制劑中獲益，因此推薦對結直腸癌患者進行 NTRK 融合檢測 [40]。NTRK 融合在結直腸癌中發生率較低，多見於微衛星高度不穩定（high-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的患者[41]。FISH、qRT-PCR和NGS（基於 DNA 或 RNA）均可用於 NTRK 融合檢測，但需注意各檢測技術的優缺點。另外，IHC 僅可用於 NTRK 融合的初篩，陽性樣本需經其他檢測裝置進一步驗證 [42]。
4.2 免疫治療療效預測標誌物的分子病理學檢測
共識 11：推薦對治療前腫瘤組織進行微衛星不穩定性（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 錯配修復蛋白（mismatch repair, MMR）檢測。（Ⅰ級推薦，2A 類證據）
共 識 12：推 薦 對 治 療 前 腫 瘤 組 織 進 行 POLE/POLD1 突變、腫瘤突變負荷（tumor mutation burden,TMB）及程式性死亡受體配體 1（programmed deathligand 1, PD-L1）檢測。（Ⅲ級推薦，2B 類證據）
4.2.1 MSI/MMR 檢測 推薦對 MSI/MMR 進行檢測，存在 MSI-H/ 錯配修復蛋白缺失（deficiency of mismatch repair, dMMR）的患者是免疫治療的主要獲益人群，且與林奇綜合徵的發生密切相關 [43]。推薦透過聚合酶鏈反應（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或 NGS 檢測MSI 狀態或透過 IHC 檢測 MMR 表達。PCR 透過檢測腫瘤細胞 DNA 中微衛星的長度改變評估 MSI 狀態，是檢測 MSI 狀態的“金標準”，該方法需要提供正常對照，且只能檢測 MSI 狀態。NGS 可在檢測 MSI 狀態的同時，對驅動基因變異狀態及 TMB 進行檢測，但其準確性可能會受腫瘤細胞含量、測序質量及生物醫學資訊分析的影響。IHC 檢測推薦 MLH1、PMS2、MSH2、MSH6 這4 種抗體聯合使用，檢測直觀、經濟、快捷，但對診斷醫師要求高，不典型染色需經其他平臺進一步明確 MSI狀態 [44]。
4.2.2 POLE/POLD1 突變檢測 POLE/POLD1 基因編碼 DNA 聚合酶的重要亞基，其突變會導致 DNA 聚合酶修復和校對功能缺失，從而可能會影響細胞基因組的穩定性。POLE/POLD1 突變常會引起腫瘤高 TMB 狀態，伴或不伴 MSI-H，因此攜帶 POLE/POLD1 突變的結直腸癌患者可能從免疫治療中獲益。POLE/POLD1 突變主要發生在其外切酶結構域，小部分非外切酶結構域亦可能影響蛋白功能 [45]。推薦透過 Sanger 測序或 NGS 檢測 POLE/POLD1 突變。與 Sanger 測序相比，NGS 檢測範圍更廣，檢測敏感度更高。
4.2.3 TMB 檢測 TMB 是指每百萬鹼基檢測出的體細胞突變數（muts/Mb）。高 TMB 患者可能更容易從免疫治療中獲益，但在結直腸癌中尚存在爭議 [46]，目前主要透過基於 Panel 的 NGS 檢測 TMB。
4.2.4 PD-L1 檢測 建議對肝轉移癌組織或原發灶浸潤性癌組織進行 PD-L1 的 IHC，推薦克隆號 22C3，在推薦檢測裝置或經過比對的其他 IHC 檢測裝置進行檢測，結果判讀形式為腫瘤陽性細胞比例分數（tumor proportion score, TPS） 及 綜 合 陽 性 評 分（combined positive score, CPS），為免疫治療的選擇提供依據。
結直腸癌肝轉移分子病理學檢測專案詳見表 1。
4.3 結直腸癌肝轉移治療反應病理學評估
共 識 13：結 直 腸 癌 肝 轉 移 的 病 理 反 應 評 估，原發灶評估推薦參考 Dworak 腫瘤退縮分級（tumor regression grade, TRG）系統（表 2）。（Ⅰ級推薦，1A類證據）轉移灶評估推薦結合TRG 系統指標進行輕、中、重度治療反應評估，並註明腫瘤殘存率。（Ⅲ級推薦，3 類證據）
● 5 .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治療原則●
5.1 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治療
共識 14：對於無不可切除的肝外轉移灶，且原發灶及肝轉移灶均能達到完全（R0）切除、殘肝體積足夠的患者，推薦行原發灶及肝轉移灶的手術切除。（Ⅰ級推薦，2A 類證據）
共識 15：對於合併不良預後因素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 [ 肝轉移灶數目≥ 4 個，臨床風險評分（clinical risk score, CRS）>2 分 ]，建議行新輔助化療。化療方案建議以含奧沙利鉑的方案（FOLFOX/XELOX）為主，也可選擇含伊立替康的方案。（Ⅱ級推薦，1B 類證據）
共識 16：術前新輔助化療的時間一般為 2~3 個月，化療過程中應每 2~4 個週期進行療效評估，密切觀察腫瘤的變化。（Ⅱ級推薦，1B 類證據）
共識 17：同時性結直腸癌肝轉移手術優先選擇同期切除。對於無法耐受同期手術的患者可考慮分期切除。手術患者均需行術中超聲檢查。（Ⅲ級推薦，2B 類證據）
共識 18：結直腸癌肝轉移切除術後的輔助治療可能改善無病生存，但能否改善總生存仍缺乏證據，應謹慎應用。（Ⅲ級推薦，2B 類證據）
共識 19：對於 T3 期及以上或任何 T 分期、淋巴結陽性的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原發灶術前可應用同步放化療或短程放療聯合化療。（Ⅲ級推薦，2B 類證據）
5.1.1 整體治療策略 手術切除是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獲得長期生存的唯一手段，術後 5 年生存率可達30%~50%[47-53]。目前對於可切除的判斷主要包括：①結直腸癌原發灶可獲根治性切除；②影像學評估肝轉移灶可 R0 切除，且能保留足夠的肝臟功能，有功能殘餘肝臟體積 >30%；③原發灶及轉移灶切除後可能達到NED；④患者全身狀況允許，且沒有不可切除的肝外轉移灶 [54-56]。對於合併高危復發因素的患者，如同時性肝轉移、肝轉移灶數目≥4 個、合併肝外轉移等可聯合新輔助及輔助治療，以降低複發率、提高總體療效。根據原發灶及轉移灶的手術切除難度，可選擇同期切除、分期切除或聯合其他區域性治療手段（如射頻消融術、立體定向放療等），以期達到對所有腫瘤病灶的根治性治療 [57-60]。
5.1.2 術前新輔助化療原則 EORTC 40983（EPOC）等多項研究證實，對初始可切除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行術前新輔助化療可提高無復發生存率，達到更好的手術切除率，從而使患者更大程度地獲益 [59]。臨床實踐中應綜合多方面因素決定是否行新輔助化療，如肝轉移灶數目、大小、腫瘤標誌物水平、肝轉移發生時間、原發灶分期等。對於肝轉移灶數目≥ 4 個、可手術切除的患者，基於肝轉移灶數目≥ 4 個是顯著的預後不良因素，且實際分期有可能被低估，對這類患者強烈推薦進行新輔助化療 [59,61-62]。而對於單發、直徑 <2 cm、預後良好的結直腸癌肝轉移，化療後如轉移灶完全消失反而可能導致切除困難，進行新輔助化療應慎重，這類患者可以先手術切除，術後再行輔助化療 [63]。
初始可手術切除的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新輔助化療以含奧沙利鉑的方案（FOLFOX/XELOX）為主，也可選擇含伊立替康的方案。新輔助化療是否聯合靶向治療仍存在爭議。New EPOC 研究證實靶向藥物西妥昔單抗不能為該人群帶來明確的生存獲益，因此不常規推薦 [64]。臨床實踐中，還應根據肥胖、基礎肝病（如脂肪肝）、有無外周神經病變、體力狀態評分、既往治療史等因素綜合考慮決定化療方案。如肝轉移發生在含奧沙利鉑的方案輔助化療 12 個月內，一般推薦含伊立替康的方案。如脂肪肝明顯的患者，選擇含奧沙利鉑的方案有助於減少脂肪性肝病的風險；而伴有外周神經病變的患者則應儘量避免選擇奧沙利鉑；一般狀況欠佳的患者以含奧沙利鉑的方案的耐受性相對較好。
對於初始可手術切除的患者，術前行新輔助化療的時間一般為 2~3 個月，即 FOLFOX/FOLFIRI 方案不超過 6 個週期，XELOX 方案不超過 4 個週期。臨床實踐中應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個體化、動態地把握新輔助化療的療程和手術的最佳時機。新輔助化療過程中應每2~3 個週期評估療效，密切觀察腫瘤變化，如腫瘤明顯縮小，應適時終止化療，進行手術 [65]。應避免因臨床完全緩解而增加不可切除的風險，治療中對小的轉移灶進行及時、動態的評估尤為重要 [66]。
CRS 是目前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應用最廣泛的預後評分。CRS 包括原發灶淋巴結轉移（1 分）、肝轉移發生在發現原發灶 12 個月內（1 分）、肝轉移灶數目 >1個（1 分）、最大肝轉移灶直徑 >5 cm（1 分）、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200 μg/L（1 分）這 5 個危險因素。危險因素越多，生存率越低。CRS 可以準確地預測患者的預後和生存 [67]。在肝切除術後接受輔助治療的患者中，CRS低（CRS≤2分）與高（CRS>2分）的患者 5 年生存率有顯著差異；在初始不可切除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中，化療後 CRS 降低並且最終接受手術切除的患者預後較優 [68]。
部分患者在接受標準新輔助化療後出現疾病進展，但經外科評估仍處於可切除的狀態 [69]。此時更換方案進行化療還是直接進行手術尚無定論。本共識認為直接進行手術更佳。
5.1.3 手術原則 手術治療最重要的原則是保證所有原發灶及轉移灶均獲得 R0 切除或根治性治療 [70-72]。對於同時性結直腸癌肝轉移原發灶及轉移灶採用同期切除還是分期切除，目前仍存在爭議。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同期切除與分期切除在無復發生存期及總生存期方面無明顯差異，但是同期切除在住院時間、治療費用及併發症發生率方面均優於分期切除，優先推薦採取同期切除 [57-58,73-74]。隨著微創技術的不斷進步，原發灶及轉移灶均可透過腹腔鏡手術完成，這使得同期手術對機體的損傷進一步減小，手術安全性明顯提高，總生存期亦與開放手術相似 [75]。但對以下情況的患者可考慮行分期手術：①全身狀況差，或合併嚴重心肺功能障礙，無法耐受同期手術；②有需要手術處理的合併症如腫瘤出血、穿孔或梗阻；③肝轉移灶數目較多，手術複雜，肝切除體積大於肝體積的 50%[76-80]。對於最後一種情況，由於肝轉移癌負荷較大，為避免先切除原發灶導致殘留肝轉移灶的快速進展，可採用先切除肝轉移灶的“liver first”策略。先進行大範圍肝切除清除肝轉移灶，再二期切除原發灶 [81-82]。由於術中超聲有助於發現術前影像學檢查未發現的病灶，建議所有手術患者均行術中超聲檢查。對轉移灶數目較多、切除後殘肝體積不足，或位置深在、手術切除困難的肝轉移灶，可聯合區域性消融（射頻消融術、微波消融術）以達到對所有轉移灶的根治性處理 [83-85]。
5.1.4 術後輔助治療原則 結直腸癌肝轉移 R0 切除術後輔助治療一般有 2 種模式。①術後輔助化療：可選擇FOLFOX 方案化療 12 個週期或 XELOX 方案化療 8 個週期（6 個月）。②圍手術期化療：術前 FOLFOX 方案化療或聯合靶向藥物治療 6 個週期（3 個月），肝轉移癌術後 FOLFOX 方案輔助治療 6 個週期（3 個月）[66,86-87]。
可切除的結直腸癌肝轉移術後輔助化療仍存爭議。隨機對照試驗 JCOG0603 評估了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接受肝切除術後行 mFOLFOX6 方案輔助化療的療效是否優於單純肝切除術。mFOLFOX6 方案輔助化療可改善結直腸癌肝轉移行肝切除術患者的無病生存期，但是否能改善總生存尚不明確 [88]。本共識建議，可以根據患者身體狀況慎重選擇 FOLFOX/XELOX 方案輔助化療。
5.1.5 放療在可手術切除直腸癌肝轉移中的應用 對於可手術切除的Ⅳ期直腸癌，轉移性直腸癌 SEER 資料庫分析顯示，原發灶切除患者接受輔助 / 新輔助盆腔放療可獲得生存獲益 [60,89]。薈萃分析結果也支援新輔助盆腔放療可改善生存率和區域性控制率 [90]。雖然證據級別不高，但由於近年來可切除直腸癌肝轉移的療效已經明顯提高，對預期可長期生存的患者，目前國際治療共識推薦：可切除轉移性直腸癌術前接受原發灶盆腔同步放化療或短程放療，與高強度化療聯合應用 [91-92]。
建議對於影像學診斷為 T3 期及以上或任何 T 分期、淋巴結陽性的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原發灶術前應用同步放化療或短程放療聯合化療。其中，環周切緣（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CRM）陰性者可推薦應用短程放療方案；CRM 陽性者可推薦應用短程放療聯合化療或同步放化療。同步放化療：放療總劑量45~50 Gy，採用常規分割劑量（通常 1.8~2.0 Gy/ 次，每週5次，共25次），並應用以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或卡培他濱為主的化療；短程放療：放療總劑量25 Gy，採用大分割劑量（每次5 Gy，連續治療5次完成），休息 1~2 周後推薦直腸癌肝轉移的標準方案化療。推薦放療後 8 周評估直腸癌原發灶的手術事宜。
5.2 潛在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治療
共識 20：對於左半 RAS/BRAF 野生型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優先推薦兩藥化療聯合 EGFR 單抗治療。對於右半或 RAS/BRAF 突變型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身體狀況良好者，優先推薦三藥化療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Ⅰ級推薦，1 類證據）
共識 21：對於 dMMR/MSI-H、POLE 突變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推薦包含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轉化治療方案。（Ⅰ級推薦，2B 類證據）
共識 22：肝轉移癌無法達到 R0 切除時，可行分期切除，可聯合術中消融術，或聯合體外消融術及立體定向放療。（Ⅲ級推薦，2B 類證據）
共識 23：定期（1.5~2 個月）進行外科評估是否可切除。腫瘤一旦轉化為可切除應立即進行手術。應用貝伐珠單抗的患者，手術應選擇在最後一次使用貝伐珠單抗後 6~8 周。（Ⅰ級推薦，2 類證據）
5.2.1 整體治療原則 潛在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是指原發灶或轉移灶因各種原因無法切除，但是經過綜合治療後存在根治性治療可能性的結直腸癌肝轉移。對於這部分患者，只要不存在消化道出血、梗阻、穿孔等外科急症，不建議行姑息性手術，應積極進行綜合治療，為患者爭取根治性治療的機會，即開展積極的轉化性治療。潛在可達到 NED 的判斷及轉化治療策略的制定均應在 MDT 指導下進行，主要包括：①原發灶侵犯程度；②區域淋巴結轉移；③肝轉移灶數目、位置、大小；④肝外轉移灶的排除；⑤病理型別和基因突變型別；⑥全身治療方案；⑦區域性治療方案等。
初始治療方案應遵循聯合、強力的原則，爭取以較少的化療週期和較短的治療時間達到轉化的目的。在轉化治療期間，應密切監測治療反應，根據療效判斷手術時機和決定手術方案。如疾病進展，應及時更換治療方案。如在治療過程中，區域性病灶進展出現梗阻、出血、穿孔等外科急症，需及時處理。對於更換治療方案後病情仍然進展的患者，需在 MDT 的判斷和指導下，改變治療目的和總體策略。
5.2.2 內科治療 轉化性治療的目的是儘可能縮小可見腫瘤，使肝轉移癌獲得根治性治療的可能。此類患者術後 5 年生存率與初始肝轉移灶可手術切除患者相似。應選擇客觀緩解率高的治療方案。
5-Fu/ 亞葉酸鈣（或卡培他濱）聯合奧沙利鉑或伊立替康的化療方案具有較高的轉化率，應作為化療基本用藥 [93-95]。化療聯合分子靶向藥物可以進一步提高轉化率。RAS/BRAF 野生型患者，化療聯合西妥昔單抗能明顯提高肝轉移灶的切除率 [96-99]，而 RAS/BRAF 突變型患者可考慮化療聯合貝伐珠單抗 [100-101]。三藥化療FOLFOXIRI 方案也有較高的切除轉化率，但毒性較大，對於因各種原因無法使用分子靶向藥物且患者身體狀況較好的情況下應作為首選方案 [102-103]。
目前，多項研究對最佳轉化性治療方案進行了探索。FOCULM 研究探索三藥化療聯合西妥昔單抗對比三藥化療用於不可切除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療效。結果顯示，西妥昔單抗聯合 mFOLFOXIRI 方案較單純三藥化療顯著提高不可切除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 NED、切除率、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和緩解深度（depth of response, DpR），同時顯著延長患者的生存期 [104]。TRIPLETE 研究比較了 mFOLFOXIRI 方案聯合帕尼單抗和 mFOLFOX6 方案聯合帕尼單抗一線治療無法切除 RAS/BRAF 野生型轉移性結直腸癌的療效。然而該研究未達到主要終點，對於 RAS/BRAF 野生型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當分別聯合帕尼單抗時，起始三藥化療較兩藥化療未改善其預後 [105]。2022 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ASCO）公佈了 CAIRO5 研 究 RAS/BRAF V600E 突變型和右半為主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資料。結果顯示，FOLFOX/FOLFIRI 方案聯合貝伐珠單抗組患者和FOLFOXIRI 方案聯合貝伐珠單抗組患者無進展生存期分別為 9.0 個月和 10.6 個月（P=0.038）；總生存期資料尚未獲得；總緩解率分別為33.8%和53.5%（P<0.001）。FOLFOXIRI 方案聯合貝伐珠單抗組患者 R0/1 切除率提高，但同時≥ 3 級不良反應發生率增加 [106]。2023 年發表的最終結果顯示，FOLFOXIRI 方案聯合貝伐珠單抗是右半或 RAS/BRAF V600E 突變不可切除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首選治療方法 [107]。CAIRO5 研究同時探索了 FOLFOX/FOLFIRI 方案聯合貝伐珠單抗或帕尼單抗治療初始不可切除 RAS/BRAF 野生型左半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療效。2022 年歐洲腫瘤內科學會（EuropeanSociety for Medical Oncology, ESMO）公佈結果顯示，帕尼單抗聯合化療一線治療初始不可切除 RAS/BRAF 野生型左半結直腸癌肝轉移較貝伐珠單抗聯合化療方案顯著提高 ORR 和 DpR，但中位無進展生存期沒有差異 [108]。DEEPER 研究比較西妥昔單抗聯合三藥化療和貝伐珠單抗聯合三藥化療一線治療 RAS 野生型轉移性結直腸癌的療效，其中超過 70% 的患者存在肝轉移。2021 年公佈的結果提示，西妥昔單抗組患者 DpR 顯著高於貝伐珠單抗組患者，且在左半結直腸癌患者中優勢更明顯 [109]。2023 年更新的結果顯示，mFOLFOXIRI 聯合西妥昔單抗方案是 RAS/BRAF 野生型和左半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較好的一線治療選擇，具有高 DpR 和更長無進展生存期，獲益可能與肝外轉移或男性患者相關 [110]。
含伊立替康和奧沙利鉑的方案分別會引起脂肪性肝病和肝竇損傷 [111-113]。為儘量減少化療所致的肝損傷，推薦化療後腫瘤一旦轉化為可切除應立即進行手術。貝伐珠單抗可能會造成術中出血增加及影響術後切口癒合等問題。
需特別指出，dMMR/MSI-H 結直腸癌是一種特殊型別的腫瘤。最初以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為代表的免疫治療被批准用於晚期 MSI-H/dMMR 結直腸癌二線及以上治療。2017 年 5 月，基於 KEYNOTE-164 研究，帕博利珠單抗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用於治療不可切除或轉移性經治的 MSI-H/dMMR 腫瘤。國內也批准恩沃利單抗、替雷利珠單抗、斯魯利單抗等用於經治的 MSI-H/dMMR 實體腫瘤。隨後，KEYNOTE-177 研究證實，與化療相比，帕博利珠單抗可顯著改善初治的 dMMR/MSI-H 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的 ORR 和無進展生存期，且安全性可控 [114]。2020 年，美國 FDA 批准帕博利珠單抗單藥用於一線治療不可切除的或轉移性 dMMR/MSI-H 結直腸癌患者。NICHE 研究探索了納武利尤單抗聯合伊匹木單抗在Ⅰ ~ Ⅲ期結直腸癌作為新輔助治療的療效 [115]。結果顯示，dMMR 腫瘤患者 100% 獲得病理緩解，60% 達病理完全緩解；錯配修復蛋白完整（mismatch repair proficient, pMMR）患者中 4 例（27%）表現出病理反應，安全性可接受。2022 年 ESMO 公佈的 NICHE-2 研究以納武利尤單抗聯合伊匹木單抗作為區域性晚期 dMMR 結直腸癌患者的新輔助治療方案，獲得了 67% 的病理完全緩解率 [116]。目前還缺乏 dMMR/MSI-H 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應用免疫檢查點抑制劑進行轉化治療的研究，從腫瘤分子特徵而言，可選擇含有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的轉化治療方案。單用免疫治療還是免疫治療聯合化療/靶向治療，目前尚缺乏研究證據。另外，回顧性研究發現，攜帶 POLE 突變的患者可能會從免疫治療中獲益。
5.2.3 手術原則 參見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治療部分內容。
5.3 不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的治療
5.3.1 內科治療原則
共識 24：對於需要縮小腫瘤、適合高強度治療的患者，可選擇 FOLFOX 方案或 FOLFIRI 方案聯合靶向治療藥物西妥昔單抗（KRAS 野生型）或貝伐珠單抗，亦可採用三藥化療方案 FOLFOXIRI 方案聯合靶向治療。（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共識 25：對治療目標為疾病控制的患者，優先選擇兩藥聯合化療聯合靶向治療（Ⅱ級推薦，1B 類證據）。
共識 26：對一般狀況差、不適合化療的患者，應給予最佳支援治療（Ⅱ級推薦，1B 類證據）。
對於不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內科治療是姑息性治療，要根據患者和腫瘤兩方面因素確定治療策略是縮小腫瘤還是疾病控制，最終實現延長生存期、改善生活質量的治療目標。治療方案的選擇取決於患者腫瘤負荷、體力狀態、臟器功能、經濟承受能力等。對於需要縮小腫瘤、適合高強度治療的患者，可選擇高有效率的方案，此時可選擇 FOLFOX 方案或 FOLFIRI 方案聯合靶向治療藥物西妥昔單抗（RAS、BRAF 野生型）或貝伐珠單抗，甚至可採用三藥化療方案 FOLFOXIRI方案聯合靶向治療 [117-119]。而對於治療目標是疾病控制的患者，優先選擇兩藥聯合化療聯合靶向治療。在充分的初始治療後腫瘤達到穩定或緩解，可進行維持治療。如果初始治療未包括靶向治療，維持治療考慮卡培他濱或 5-Fu/ 亞葉酸鈣（calcium folinate, CF）；如果初始治療包括靶向治療，維持治療則考慮卡培他濱或 5-Fu/CF聯合靶向治療。目前多數研究結果顯示，維持治療能夠延長無進展生存期。維持治療失敗的患者則根據維持時間和不良反應等選擇後續治療方案。如果患者初始耐受差，考慮卡培他濱或 5-Fu/CF 聯合貝伐珠單抗治療。奧沙利鉑及伊立替康可序貫使用[120-123]。對於一般狀況差、不適合化療的患者，應給予最佳支援治療。
對 特 殊 的 分 子 分 型（ 如 BRAF 突變、KRAS 突變、HER2 陽性）晚期結直腸癌患者治療方案的探索備受關注。對結直腸癌合併 BRAF 突變的患者，一線標準治療推薦為兩藥或三藥化療聯合貝伐珠單抗。BREAKWATER 研究探索 BRAF V600E 突變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接受康奈非尼和西妥昔單抗聯合 mFOLFOX6方案或 FOLFIRI 方案作為一線或二線治療的療效 [124]。結果顯示，該方案安全性和藥代動力學結果良好，並初步表現出良好的抗腫瘤活性。針對 KRAS G12C 突變，CodeBreak 100 研究 [125] 和 KRYSTAL-1 研究 [126] 分別證明了KRAS 抑制劑 Sotorasib 和 Adagrasib± 西妥昔單抗的有效性。CodeBreak 101 研究Ⅰ b 期結果進一步驗證了 Sotorasib 聯合帕尼單抗在化療難治性患者中的治療前景 [127]。對 HER-2 過表達者，2023 年美國 FDA 首次批准圖卡替尼聯合曲妥珠單抗用於 HER2 陽性無法手術或已轉移的結直腸癌患者的二線治療 [128]。
5.3.2 外科治療原則
共識 27：對出現梗阻、出血高危風險的患者給予姑息性減症手術（Ⅱ級推薦，2A 類證據）。
對於原發灶出現急性腸梗阻患者可考慮急診行橫結腸或迴腸造瘻術。對梗阻位於乙狀結腸近端以上患者，可考慮腸鏡置入支架。對於合併腸道出血、穿孔、累及鄰近器官（如十二指腸、膽道、胰腺、輸尿管等）患者也可考慮先行姑息性手術切除原發灶。對於肝轉移灶有出血、破裂風險的患者可考慮行肝動脈栓塞控制肝轉移癌出血，並透過使腫瘤缺血延緩腫瘤生長速度，降低出血和破裂的風險。對於肝轉移癌壓迫膽管導致梗阻性黃疸患者，可考慮行經內鏡下膽管引流或經皮肝穿刺膽道引流術（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膽管外引流或膽道支架引流。
5.3.3 放療治療原則
共識 28：經 MDT 討論，放療特別是立體定向放療可用於特定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的治療，有區域性控制和生存的獲益（Ⅱ級推薦，2A 類證據）。
立體定向（SBRT）放療可作為不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的區域性治療推薦方法之一，安全有效，適用於有治療經驗的醫療單位。美國放射腫瘤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Radiation Oncology, ASRO）結直腸癌肝轉移放療回顧性研究顯示，結直腸癌肝轉移立體定向放療的 2 年區域性控制率可達 60%~90%，與射頻消融術相當，2 年生存率為 30%~80%[129]。2018 年的一項薈萃分析納入了 2006—2017 年 18 項立體定向放療治療不可切除結直腸癌肝轉移的研究，1 年和 2 年生存率分別為 67% 和57%，1 年和 2 年區域性控制率分別為 67% 和 59%，3 級以上毒性反應發生率低 [130]。多項回顧性分析表明，立體定向放療的區域性治療效果受生物有效劑量（biologically effective dose, BED）、病灶大小、基因突變型別和既往全身治療的影響 [130-132]，目前尚缺乏理想的預測模型。推薦在危及器官接受照射劑量安全範圍內，儘可能採用BED>100 Gy 的劑量分割方案，BED 提升超過 100 Gy 後仍可觀察到劑量 – 效應關係 [133]。推薦採用適形調強及以上技術，立體定向放療對體積小的肝內寡轉移灶，可以提高靶區的照射劑量，降低正常肝組織的照射劑量。
放射性肝損傷（radiation induced liver injury, RILD）是需要密切關注的治療相關毒性，通常為輕 – 中度，肝衰竭或直接導致死亡罕見。患者放療前的肝功能以Child-Pugh A 級為宜，照射的劑量和受到照射的肝臟體積也需要控制在相應的範圍內，以減少嚴重 RILD 的發生。一般認為無肝硬化且放療前肝功能正常的情況下，常規分割（2 Gy/ 次），正常肝組織平均接受照射的劑量<30 Gy 是安全的；立體定向放療採用 3~6 次照射，正常肝臟接受的劑量小於 15Gy 的照射體積大於 700 cm3 是安全的 [134]。推薦預期生存期超過 12 個月、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體力狀態評分 0~1 分、肝轉移灶數目 1~3 個、腫瘤直徑≤ 5 cm 及腫瘤遠離腸道者採用立體定向放療。在MDT 的討論下，可聯合肝切除術和立體定向放療、立體定向放療聯合程式性死亡受體 1（programmed death 1,PD-1）抑制劑或採用質子為基礎的立體定向放療治療肝轉移癌。儘管尚缺乏高級別證據，質子治療技術的劑量分佈優勢可能有助於降低治療毒性，有條件的治療中心可積極開展臨床研究及實踐 [135]。
5.3.4 介入治療原則 對於不可達到 NED 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推薦採用經導管動脈化療栓塞術（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和肝動脈灌注化療（hepatic artery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IC）為主的血管介入治療 [136–138]。
動脈灌注化療藥物以鉑類、多柔比星或表柔比星、5-Fu 為主。HAIC 可將高濃度藥物針對性地輸送到腫瘤所在肝葉或者肝段，以較輕的全身毒性及肝功能損害取得更好的化療效果 [139-140]。HAIC 在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中的應用尚無標準方案，HAIC 聯合瑞戈非尼或呋喹替尼可作為三線方案或後續治療的替代方案，對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具有較顯著療效且耐受性好 [141]。也有研究提出對老年患者或血栓高危患者，奧沙利鉑 + 雷替曲塞（TOMOX）方案較奧沙利鉑 +5-Fu（FOLFOX）方案顯著縮短了患者術後的臥床時間，血栓栓塞等不良事件的發生率更低，因此，該研究認為對此類患者TOMOX 方案是更優選擇 [142]。長期以來，TACE 是治療原發性肝細胞癌不可或缺的手段，在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中，伊立替康載藥微球 TACE（DEBIRI-TACE）延長了癌細胞與藥物的接觸時間，較全身化療具有更好的治療反應、生存獲益和耐受性 [143–147]。但伊立替康是一種需要羧酸酯酶啟用才能轉變為活性形式的前藥，這種酶在正常肝組織內表達較多而在轉移灶中表達較少，這限制了 DEBIRI-TACE 的效果。因此，聯合系統治療或其他區域性治療方案，如 DEBIRI-TACE 聯合瑞戈非尼，能夠進一步提高患者 ORR，延長總生存期，延長無進展生存期 [148]；聯合放療可以提高區域性腫瘤控制率，延長無進展生存期 [149]；聯合微波消融術能獲得更好的疾病控制率和更長的無進展生存期 [150]。
釔 -90 經 動 脈 放 射 栓 塞 術（transcatheter arterial radioembolization, TARE）是將放射性同位素釔 -90 微粒直接注入腫瘤供血動脈完成栓塞並透過 β 射線殺傷區域性的癌細胞。研究表明，TARE 可以延長患者無進展生存期，但對患者的總生存期影響並不顯著，對此仍需要進一步的嘗試或驗證 [151-152]。
介入治療方面，除經動脈灌注給藥途徑外，還可以考慮應用動脈藥盒植入術。研究顯示，動脈藥盒植入灌注化療具有較好的腫瘤反應率，其與系統靜脈化療聯合應用會使結腸癌肝轉移患者獲益 [153]。
有研究發現，介入聯合靜脈化療的近期療效（1年和 2 年生存率）可能優於單純介入治療或靜脈化療，靜脈化療聯合介入治療可考慮作為推薦治療方案 [154-157]。對於難以耐受靜脈化療副作用或多療程靜脈化療失敗的患者，可考慮單獨接受介入治療。介入治療是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 MDT 的一個重要組成，有策略、有計劃地聯合各種治療手段，可使患者獲得更好的生存受益 [158]。
●6.護理和心理支援●
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往往心理負擔較重。心理障礙是造成術後疼痛和康復慢的原因之一。患者入院後即開始評估患者和家屬的心理狀態及對疾病的認知態度給患者及家屬講解疾病和手術的相關知識，全程給予康復指導和幫助。
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手術創傷大，如果行原發灶和轉移灶同期切除，器官損傷尤其嚴重，術後護理在圍手術期治療中佔重要地位。主要包括：傷口疼痛的護理、活動護理等。
●7.隨訪●
7.1 綜合治療後達到 NED 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
共識 29：術後每 3 個月進行 1 次病史詢問、體格檢查和血 CEA 及 CA19-9 等適當的腫瘤標誌物檢測，持續 2 年，以後每 6 個月進行 1 次檢測直至術後 5 年，5 年後每年檢測 1 次。（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共識 30：術後每 3 個月進行 1 次胸腹盆腔增強 CT檢查和肝臟 MRI 檢查，持續 2 年，以後每 6~12 個月進行 1 次檢查直至術後 5 年，5 年後每年檢查 1 次。PETCT 不作為常規推薦。（Ⅰ級推薦，1A 類證據）
綜合治療後達到 NED 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仍應進行密切隨訪，及時瞭解區域性復發或遠處轉移的發生[159-162]。患者在進行上述檢查的同時，不要忽視結腸鏡的複查。術前因梗阻等原因未完成全結腸鏡檢查的患者，應該在術後 3~6 個月內及時完成首次結腸鏡檢查。患者在按期複診的同時應關注自身治療相關不良反應及生活質量等資訊，出現不適症狀應及時就診。
7.2 綜合治療無法達到或未達到 NED 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 經綜合治療未達到 NED 的結直腸癌肝轉移患者，隨訪時間間隔及檢查的具體專案主要參考其抗腫瘤治療方案、一般狀況及臨床症狀等，檢查內容主要包括腫瘤的整體評估及不良反應監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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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XIA C F, DONG X S, LI H,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2022: profiles, trends, and determinants[J]. Chin Med J (Engl),2022, 135(5): 584-590.
[2] 鄭榮壽 , 陳茹 , 韓冰峰 , 等 . 2022年中國惡性腫瘤流行情況分析 [J] .中華腫瘤雜誌 , 2024, 46(3) : 221-231.
[3] ENGSTRAND J, NILSSON H, STRÖMBERG C, et al.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n incidence,management and survival[J]. BMC Cancer, 2018, 18(1): 78.
[4] HONG Y S, SONG S Y, LEE S I, et al. A phase Ⅱ trial of capecitabine in previously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advanced and/or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J]. Ann Oncol, 2004, 15(9): 1344-1347.
[5] STEWART C L, WARNER S, ITO K, et al. Cytoreduction for colorectal metastases: liver, lung peritoneum, lymph nodes, bone, brain. When does it palliate, prolong survival, and potentially cure?[J]. Curr Probl Surg, 2018, 55(9): 330-379.
[6] CHEN Q, DENG Y, CHEN J, et al. Impact of postoperative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on long-term outcomes for patients undergoing simultaneous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 a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alysis[J]. Front Oncol, 2022, 11: 793653.
[7] MARGONIS G A, SERGENTANIS T N, NTANASIS-STATHOPOULOS I, et al. Impact of surgical margin width on recurrence and overall survival following R0 hepatic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metastas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nn Surg, 2018, 267(6): 1047-1055.
[8] VIBERT E, CANEDO L, ADAM R. Strategies to treat primary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Semin Oncol, 2005, 32(6 Suppl 8): 33-39.
[9] BASSO M, CORALLO S, CALEGARI M, et al. The impact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anagement on outcome of hepatic resection in liver-limited colorectal metastases[J].Sci Rep, 2020, 10(1): 10871.
[10] LI X, CHEN Q, BI X, et al. Effects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m on the outcomes of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liver metastases[J]. Ann Palliat Med, 2020, 9(5): 2741-2748.
[11] JOHARATNAM-HOGAN N, WILSON W, SHIU K, et al. Multimodal treatment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improves outcomes-The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Hospital (UCLH) experience[J].Cancers (Basel), 2020, 12(12): 3545.
[12] MILANA F, FAMULARO S, LUBERTO A, et al. Multidisciplinary tumor board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 single-center review of 847 patients[J]. Cancers (Basel),2022, 14(16): 3952.
[13] CHO J Y, LEE Y J, HAN H S, et al. Role of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in the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small hepatic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J]. World J Surg,2015, 39(5): 1161-1166.
[14] EIBER M, FINGERLE A A, BRUGEL M, et al.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focal liver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ret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diffusion-weighted MR imaging and multi-slice CT[J]. Eur J Radiol, 2012, 81(4): 683-691.
[15] YU M H, LEE J M, HUR B Y, et al.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I and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for th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J]. Eur Radiol, 2015, 25(8):2428-2436.
[16] ROJAS LLIMPE F L, DI FABIO F, ERCOLANI G, et al. Imaging in 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results of the PROMETEO-01 study[J]. BrJ Cancer, 2014, 111(4): 667-673.
[17] JHAVERI K S, FISCHER S E, HOSSEINI-NIK H, et al. Prospectivecomparison of gadoxetic acid-enhanced liver MRI and enhanced CT with histopathological correlation for preoperative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following chemotherapy and potential impact on surgical plan[J]. HPB (Oxford), 2017, 19(11): 992-1000.
[18] ZECH C J, KORPRAPHONG P, HUPPERTZ A, et al. Randomized multicentre trial of 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I versus conventional MRI or CT in the staging of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J]. Br JSurg, 2014, 101(6): 613-621.
[19] ASATO N, TSURUSAKI M, SOFUE K, et al. Comparison of gadoxetic acid-enhanced dynamic MR imaging and contrast-enhanced computed tomography for preoperative evaluation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Jpn J Radiol, 2017, 35(4): 197-205.
[20] CHOI S H, KIM S Y, PARK S H, et al.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CT, gadoxetate disodium-enhanced MRI, and PET/CT for the diagnosis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Magn Reson Imaging, 2018, 47(5): 1237-1250.
[21] KIM H J, LEE S S, BYUN J H, et al. Incremental value of liver MR imaging in patients with potentially curable colorectal hepatic metastasis detected at CT: a prospective comparison of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gadoxetic acid-enhanced MR imaging, and a combination of both MRtechniques[J]. Radiology, 2015, 274(3): 712-722.
[22] KIM C, KIM S Y, KIM M J, et al. Clinical impact of preoperative liver MRI in the evaluation of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 of colon cancer[J]. Eur Radiol, 2018, 28(10): 4234-4242.
[23] GORGEC B, HANSEN IS, KEMMERICH G, et al. MRI in addition to CT in patients scheduled for local therapy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AMINO): an international, multicentre, prospective, diagnostic accuracy trial[J]. Lancet Oncol, 2024, 25: 137-146.
[24] JE I J, TUTEIN NOLTHENIUS C J, KUIPERS E J, et al. CT-colonography vs. colonoscopy for detection of high-risk sessile serrated polyps[J]. Am J Gastroenterol, 2016, 111(4): 516-522.
[25] ATKIN W, DADSWELL E, WOOLDRAGE K, et al. Computed tomographic colonography versus colonoscopy for investigation of patients with symptoms suggestive of colorectal cancer (SIGGAR):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trial[J]. Lancet, 2013, 381(9873): 1194-1202.
[26] STOOP E M, DE HAAN M C, DE WIJKERSLOOTH T R, et al.Participation and yield of colonoscopy versus non-cathartic CT colonography in population-based screening for colorectal cancer: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 Oncol, 2012, 13(1): 55-64.
[27] MARI F S, NIGRI G, PANCALDI A, et al. Role of CT angiography with three-dimensional reconstruction of mesenteric vessels in laparoscopic colorectal resection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Surg Endosc, 2013, 27(6): 2058-2067.
[28] SATO K, TANAKA T, SATO J, et al. Usefulness of preoperative CT colonography for colon cancer[J]. Asian J Surg, 2017, 40(6): 438-443.
[29] GROUP M S. Extramural depth of tumor invasion at thin-section MR in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results of the MERCURY study[J]. Radiology, 2007, 243(1): 132-139.
[30] BERNSTEIN T E, ENDRESETH B H, ROMUNDSTAD P, et al.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as a prognostic factor in rectal cancer[J]. Br J Surg, 2009, 96(11): 1348-1357.
[31] MAIZLIN Z V, BROWN J A, SO G, et al. Can CT replace MRI inpreoperative assessment of the circumferential resection margin in rectal cancer?[J]. Dis Colon Rectum, 2010, 53(3): 308-314.
[32] SMITH N J, BARBACHANO Y, NORMAN A R, et al.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detected extramural vascular invasion in rectal cancer[J]. Br J Surg, 2008, 95(2): 229-236.
[33] VAN KESSEL C S, BUCKENS C F, VAN DEN BOSCH M A,et al. Preoperative imaging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 meta-analysis[J]. Ann Surg Oncol,2012, 19(9): 2805-2813.
[34] 李衛華 , 李研 , 郭蕾 , 等 . 基於二代測序技術比較結直腸癌原發灶與同時或異時性肝轉移灶基因突變狀態的異同 [J/CD]. 肝癌電子雜志 , 2020, 7(1): 39-44.
[35] LI W, QIU T, GUO L, et al. Major challenges related to tumo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ccurate mutation det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Cancer Lett, 2017, 410: 92-99.
[36] LI W, QIU T, GUO L, et al. NGS-based oncogenic mutations analysis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improves targeted therapy prediction[J]. Pathol Res Pract, 2019, 215(3): 483-489.
[37] CIARDIELLO D, MAIORANO BA, MARTINELLI E. Targeting KRAS (G12C) in colorectal cancer: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J].ESMO Open, 2023, 8(1): 100745.
[38] YAO Z, YAEGER R, RODRIK-OUTMEZGUINE V S, et al. Tumours with class 3 BRAF mutants are sensitive to the inhibition of activated RAS[J]. Nature, 2017, 548(7666): 234-238.
[39] SINICROPE F A, SHI Q, ALLEGRA C J, et al. Association of DNA mismatch repair and mutations in BRAF and KRAS with survival after recurrence in stage Ⅲ colon cancers: a secondary analysis of 2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J]. JAMA Oncol, 2017, 3(4): 472-480.
[40] STRICKLER J H, YOSHINO T, GRAHAM R P, et 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ERBB2-positiv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a review[J].JAMA Oncol, 2022, 8(5): 760-769.
[41] KLINK AJ, KAVATI A, GASSAMA A, et al. Treatment patterns of real-world patients with TRK fusion cancer treated by US community oncologists[J]. Target Oncol, 2022, 17(5): 549-561.
[42] MOTTA R, CABEZAS-CAMARERO S, TORRES-MATTOS C, etal. Immunotherapy in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etastatic colorectalcancer: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 J Clin Transl Res,2021, 7(4): 511-522.
[43] 中國抗癌協會腫瘤病理專業委員會 , 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肺癌專家委員會 , 國家病理質控中心 . 非小細胞肺癌融合基因檢測臨床實踐中國專家共識 (2023版 )[J]. 中華病理學雜誌 , 2023, 52(6):565-573.
[44] DONG L, JIN X, WANG W, et al. Distinct clinical phenotype and genetic testing strategy for Lynch syndrome in China based on a large colorectal cancer cohort[J]. Int J Cancer, 2020, 146(11): 3077-3086.
[45] DONG L, ZOU S, JIN X, et al. Cytoplasmic MSH2 related to genomic deletions in the MSH2/EPCAM genes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lynch syndrome[J]. Front Oncol, 2021, 11: 627460.
[46] MA X, DONG L, LIU X, et al. POLE/POLD1 mutation and tumor immunotherapy[J]. J Exp Clin Cancer Res, 2022, 41(1): 216.
[47] MOSELE F, REMON J, MATEO J, et al.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for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ancers: a report from the ESMO precision medicine working group[J]. Ann Oncol, 2020, 31(11): 1491-1505.
[48] BENTREM D, DEMATTEO R, BLUMGART L. Surgical therapy for metastatic disease to the liver[J]. Ann Rev Med, 2005, 56: 139-156.
[49] AKGÜL Ö, ÇETINKAYA E, ERSÖ Z, et al. Role of surgery in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4,20(20): 6113-6122.
[50] MAYO S, PAWLIK T. Current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hepatic metastasis[J]. Expert Rev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09, 3(2): 131-144.
[51] T EŠKA V, BR HA J, SKALICKÝ T, et 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Rozhl Chir, 2019, 98(10): 399-403.
[52] DEXIANG Z, LI R, YE W, et al.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analysis of 1,613 consecutive cases[J]. Ann Surg Oncol, 2012, 19(9): 2860-2868.
[53] ADAM R, KITANO Y.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of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J]. Ann Gastroenterol Surg, 2019, 3(1): 50-56.
[54] TIMMERMAN R, BIZEKIS C, PASS H, et al. Local surgical, ablative, and radiation treatment of metastases[J]. CA Cancer J Clin, 2009,59(3): 145-170.
[55] SHARMA S, CAMCI C, JABBOUR N. Management of hepatic metastasis from colorectal cancers: an update[J]. J Hepatobiliary Pancreat Surg, 2008, 15(6): 570-580.
[56] KHAN A, GARCIA-AROZ S, ANSARI M, et al. Assess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liver volume before major hepatic resection: current guidelines and a narrative review[J]. Int J Surg, 2018, 52: 74-81.
[57] YAN T, PADANG R, XIA H, et al. Management of involved or close resection margins in 120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edge cryotherapy can achieve long-term survival[J]. Am J Surg, 2006,191(6): 735-742.
[58] TURRINI O, VIRET F, GUIRAMAND J, et al. Strateg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is[J]. Eur J Surg Oncol, 2007,33(6): 735-740.
[59] WU Y, MAO A, WANG H, et al. Association of simultaneous vs delayed resection of liver metastasis with complications and survival among adul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J]. JAMA Netw Open, 2022, 5(9):e2231956.
[60] NORDLINGER B, SORBYE H, GLIMELIUS B, et al. Perioperative FOLFOX4 chemotherapy and surgery versus surgery alone for resectable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EORTC 40983):long-term results of a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J]. LancetOncol, 2013, 14(12): 1208-1215.
[61] LOGAN J, HUBER K, DIPETRILLO T, et al. Patterns of care of radi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tage Ⅳ rectal cancer: a surveillance, epidemiology, and end results analysis of patients from 2004 to 2009[J]. Cancer, 2014, 120(5): 731-737.
[62] TANAKA K, ADAM R, SHIMADA H, et al. Role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colorectal metastases to the liver[J]. Br J Surg, 2003, 90(8): 963-969.
[63] GRUENBERGER B, SCHEITHAUER W, PUNZENGRUBER R, et al. Importance of response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potentially curable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J]. BMC Cancer, 2008, 8:120.
[64] LEHMANN K, CLAVIEN P A. Reply to letter: "chemotherapy before liver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metastases: friend or foe?"[J]. Ann Surg,2015, 261(2): e36-e37.
[65] BRIDGEWATER J A, PUGH S A, MAISHMAN T, et al. Systemic chemotherapy with or without cetuximab in patients with 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New EPOC): long-term results of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trial[J]. Lancet Oncol,
2020, 21(3): 398-411.
[66] ADAM R, DE GRAMONT A, FIGUERAS J, et al. The oncosurgery approach to managing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rnational consensus[J]. Oncologist, 2012, 17(10):1225-1239.
[67] ADAM R, PASCAL G, CASTAING D, et al. Tumor progression while on chemotherapy: a contraindication to liver resection for multiple colorectal metastases?[J]. Ann Surg, 2004, 240(6): 1052-1061.
[68] MANN C D, METCALFE M S, LEOPARDI L N, et al. The clinical risk score: emerging as a reliable preoperative prognostic index in hepatectomy for colorectal metastases[J]. Arch Surg, 2004, 139(11):1168-1172.
[69] 呂雪琰 , 畢新宇 , 趙宏 , 等 . 新輔助化療未達客觀緩解的結直腸癌肝轉移後續治療方案的比較 : 直接手術或二線化療後手術 [J]. 中華外科雜誌 , 2022, 60(5): 454-460.
[70] SHIN S J, AHN J B, CHOI J S, et al. Implications of clinical risk score to predict outcomes of liver-confined metastasis of colorectal cancer[J]. Surg Oncol, 2012, 21(3): e125-e130.
[71] PAWLIK T, SCOGGINS C, ZORZI D, et al. Effect of surgical margin status on survival and site of recurrence after hepatic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metastases[J]. Ann Surg, 2005, 241(5): 715-722.
[72] AYEZ N, LALMAHOMED Z, EGGERMONT A, et al. Outcome of microscopic incomplete resection (R1)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in the era of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J]. Ann Surg Oncol, 2012, 19(5):1618-1627.
[73] PANDANABOYANA S, WHITE A, PATHAK S, et al. Impact of margin status an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survival, recurrence after liver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J]. Ann Surg Oncol,2015, 22(1): 173-179.
[74] LI Y, BI X, ZHAO J, et al. Simultaneous hepatic resection benefits patients with synchronous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J]. Chin J Cancer Re, 2016, 28(5): 528-535.
[75] SIRIWARDENA A K, MASON J M, MULLAMITHA S, et al. Manage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presenting with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es[J]. Nat Rev Clin Oncol, 2014, 11(8): 446-459.
[76] 李星辰 , 李智宇 , 羅治文 , 等 . 結直腸癌肝轉移全腹腔鏡與腹腔鏡輔助同期切除術的比較研究 [J]. 中華腫瘤雜誌 , 2020, 42(5):413-418.
[77] NAKAJIMA K, TAKAHASHI S, SAITO N, et al. Predictive factors for anastomotic leakage after simultaneous resection of synchronous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J]. J Gastrointest Surg, 2012, 16(4): 821-827.
[78] HATWELL C, BRETAGNOL F, FARGES O, et al. Laparoscopic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facilitates simultaneous surgery of synchronous liver metastases[J]. Colorectal Dis, 2013, 15(1): e21-e28.
[79] SCHNITZBAUER A, LANG S, GOESSMANN H, et al. Right portal vein ligation combined with in situ splitting induces rapid left lateral liver lobe hypertrophy enabling 2-staged extended right hepatic resection in small-for-size settings[J]. Ann Surg, 2012, 255(3): 405-414.
[80] ROXBURGH C S, RICHARDS C H, MOUG S J, et al. Determinants of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simultaneous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and synchronous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Int J Colorectal Dis, 2012, 27(3): 363-369.
[81] SLUPSKI M, WLODARCZYK Z, JASINSKI M, et al. Outcomes of simultaneous and delayed resections of synchronous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Can J Surg, 2009, 52(6): E241-E244.
[82] DE JONG M C, VAN DAM R M, MAAS M, et al. The liver-first approach for synchronous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a 5-year single-centre experience[J]. HPB (Oxford), 2011, 13(10): 745-752.
[83] DE JONG M C, BECKERS R C J, VAN WOERDEN V, et al. The liver-first approach for synchronous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more than a decade of experience in a single centre[J]. HPB (Oxford), 2018, 20(7):631-640.
[84] CIROCCHI R, TRASTULLI S, BOSELLI C, et al.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6): CD006317.
[85] HAMMILL C W, BILLINGSLEY K G, CASSERA M A, et al. Outcome after laparoscopic radiofrequency ablation of technically 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Ann Surg Oncol, 2011, 18(7): 1947-1954.
[86] RAHBARI N N, BIRGIN E, BORK U, et al. Anterior approach vs conventional hepatectomy for resection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AMA Surgery, 2021, 156(1): 31-40.
[87] ARAUJO RL, GÖNEN M, HERMAN P.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who underwent curative resection improves long-term outcome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Ann Surg Oncol, 2015, 22(9): 3070-3078.
[88] ARAUJO R, GONEN M, ALLEN P, et al. Comparison between peri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chemotherapy after potentially curative hepatic resection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Ann Surg Oncol,2013, 20(13): 4312-4321.
[89] KANEMITSU Y, SHIMIZU Y, MIZUSAWA J, et al. Hepatectomy followed by mFOLFOX6 versus hepatectomy alone for liver-only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JCOG0603): a phase Ⅱ or Ⅲ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 Clin Oncol, 2021, 39(34): 3789-3799.
[90] GE H, ZHOU Z, LI Y, et al. Prognostic factors and individualized nomograms predicting overall survival in stage Ⅳ rectal cancerpatients with different metastatic status: a SEER-based study[J]. Transl Cancer Res, 2022, 11(9): 3141-3155.
[91] AGAS R A F, CO L B A, JACINTO J, et al. Neoadjuvant radiotherapy versus no radiotherapy for stage Ⅳ rectal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 Gastrointest Cancer, 2018, 49(4): 389-401.
[92] NCCN. NCCN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in Oncology. Rectal Cancer Version 4.2023（2023）[EB/OL][2024-04-04], https://www.nccn.org/ professionals/physician_gls/pdf/rectal.pdf.
[93] GLYNNE-JONES R, WYRWICZ L, TIRET E, et al. Rectal cancer: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follow-up[J]. Ann Oncol, 2017, 28(suppl_4): iv22-iv40.
[94] ALBERTS S R, HORVATH W L , STERNFELD W C, et al.Oxaliplatin,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for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liver-only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a North Central Cancer Treatment Group phase Ⅱ study[J]. J Clin Oncol, 2005, 23(36): 9243-9249.
[95] ADAM R, DELVART V, PASCAL G, et al. Rescue surgery for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downstaged by chemotherapy: a model to predict long-term survival[J]. Ann Surg, 2004, 240(4):644-657.
[96] DELAUNOIT T, ALBERTS S R, SARGENT D J, et al. Chemotherapy permits resection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experience from Intergroup N9741[J]. Ann Oncol, 2005, 16(3): 425-429.
[97] FOLPRECHT G, GRUENBERGER T, BECHSTEIN W O, et al. Tumour response and secondary resectability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following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with cetuximab: the CELIM randomised phase 2 trial[J]. Lancet Oncol, 2010, 11(1): 38-47.
[98] FOLPRECHT G, GRUENBERGER T, BECHSTEIN W, et a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initially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treated with FOLFOX/cetuximab or FOLFIRI/cetuximab in a multidisciplinary concept (CELIM study)[J]. Ann Oncol, 2014, 25(5): 1018-1025.
[99] YE L C, LIU T S, REN L, et 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cetuximab plus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KRAS wild-type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limited metastases[J]. J Clin Oncol, 2013,31(16): 1931-1938.
[100] PETRELLI F, BARNI S, ANTI-EGFR AGENTS FOR LIVER METASTASES. Resectability and outcome with anti-EGFR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KRAS wild-type colorectal liver-limited metastases: a meta-analysis[J]. Int J Colorectal Dis, 2012, 27(8): 997-1004.
[101] FUCHS C S, MARSHALL J, MITCHELL E, et al.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irinotecan plus infusional, bolus, or oral fluoropyrimidines in first-lin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results from the BICC-C Study[J]. J Clin Oncol, 2007, 25(30):4779-4786.
[102] HURW I TZ H, FEHR ENBACHER L , NOVOTNY W, et al. Bevacizumab plus irinotecan, fluorouracil, and leucovorin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N Engl J Med, 2004, 350(23): 2335-2342.
[103] FALCONE A, RICCI S, BRUNETTI I, et al. Phase Ⅲ trial of infusional fluorouracil, leucovorin, oxaliplatin, and irinotecan (FOLFOXIRI) compared with infusional fluorouracil, leucovorin, and irinotecan (FOLFIRI)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the Gruppo Oncologico Nord Ovest[J]. J Clin Oncol, 2007,25(13): 1670-1676.
[104] SOUGLAKOS J, ANDROULAKIS N, SYRIGOS K, et al. FOLFOXIRI(folinic acid, 5-fluorouracil, oxaliplatin and irinotecan) vs FOLFIRI(folinic acid, 5-fluorouracil and irinotecan) as first-line treatment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C):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phase Ⅲ trial from the Hellenic Oncology Research Group (HORG)[J]. Br JCancer, 2006, 94(6): 798-805.
[105] HU H, WANG K, HUANG M, et al. Modified FOLFOXIRI with or without cetuximab as convers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AS/ BRAF wild-type unresectable liver metastases colorectal cancer: the FOCULM multicenter phase Ⅱ trial[J]. Oncologist, 2021, 26(1):e90-e98.
[106] CREMOLINI C. Modified FOLFOXIRI plus panitumumab (mFOLFOXIRI/PAN) versus mFOLFOX6/PAN as initi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RAS and BRAF wild-typ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 results of the phase Ⅲ randomizedTRIPLETE study by GONO[J]. J Clin Oncol, 2022, 40(17 Suppl):LBA3505.
[107] PUNT CJA. FOLFOXIRI + bevacizumab versus FOLFOX/FOLFIRI + bevacizumab in patients with initially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RLM) and right-sided and/or RAS/BRAFV600E-mutated primary tumor: phase Ⅲ CAIRO5 study of the Dutch Colorectal Cancer Group[J]. J Clin Oncol, 2022, 40(17 Suppl):LBA3506.
[108] BOND M J G, BOLHUIS K, LOOSVELD O J L, et al. First-line systemic treatment strategies in patients with initially unresectable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 (CAIRO5): an open-label,multicentre, randomised, controlled, phase 3 study from the DutchColorectal Cancer Group[J]. Lancet Oncol, 2023, 24(7): 757-771.
[109] BOND M. LBA21 FOLFOX/FOLFIRI plus either bevacizumab or panitumumab in patients with initially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RLM) and left-sided and RAS/BRAFV600E wild-type tumour: phase Ⅲ CAIRO5 study of the Dutch Colorectal Cancer Group[J]. Ann Oncol, 2022, 33: S1389.
[110] TSUJI A. The randomized phase Ⅱ study of FOLFOXIRI plus cetuximab versus FOLFOXIRI plus bevacizumab as the first-line treatment in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with RAS wild-type tumors: the DEEPER trial (JACCRO CC-13)[J]. J Clin Oncol, 2021, 39(15Suppl): 3501.
[111] SUNAKAWA Y. Modified (m)-FOLFOXIRI plus cetuximab versus m-FOLFOXIRI plus bevacizumab as initial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RAS and BRAF wild-typ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survival analysis of the phase Ⅱ randomized DEEPER trial by JACCRO[J]. J Clin Oncol, 2023, 41(4 Suppl): 120.
[112] CHOTI M A. Chemotherapy-associated hepatotoxicity: do we need to be concerned?[J]. Ann Surg Oncol, 2009, 16(9): 2391-2394.
[113] KISHI Y, ZORZI D, CONTRERAS C M, et al. Extended preoperative chemotherapy does not improve pathologic response and increasespostoperative liver insufficiency after hepatic resection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Ann Surg Oncol, 2010, 17(11): 2870-2876.
[114] RUBBIA-BRANDT L, AUDARD V, SARTORETTI P, et al. Severe hepatic sinusoidal obstruction associated with oxaliplatin-based chem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Ann Oncol, 2004, 15(3): 460-466.
[115] DIAZ L A, SHIU K K, KIM T W, et al. Pembrolizumab versus chemotherapy for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 or mismatch repair-deficient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KEYNOTE-177): final analysis of a randomised, open-label, phase 3 study[J]. Lancet Oncol, 2022, 23(5): 659-670.
[116] CHALABI M, FANCHI L F, DIJKSTRA K K, et al. Neoadjuvant immunotherapy leads to pathological responses in MMR-proficient and MMR-deficient early-stage colon cancers[J]. Nat Med, 2020,26(4): 566-576.
[117] CHALABI M, VERSCHOOR Y, VAN DEN BERG J, et al. LBA7--Neoadjuvant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ion in locally advanced MMR-deficient colon cancer: The NICHE-2 study[J]. Ann Oncol,2022, 33: S1389.
[118] ELIAS D, YOUSSEF O, SIDERIS L, et al. Evolution of missing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following inductive chemotherapy and hepatectomy[J]. J Surg Oncol, 2004, 86(1): 4-9.
[119] COLUCCI G, GEBBIA V, PAOLETTI G, et al. Phase Ⅲ randomized trial of FOLFIRI versus FOLFOX4 in the treatment of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a multicenter study of the Gruppo Oncologico Dell'Italia Meridionale[J]. J Clin Oncol, 2005, 23(22): 4866-4875.
[120] RUBBIA-BR ANDT L , GIOSTR A E, BREZAULT C, et al. Importance of histological tumor response assessment in predicting the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treated with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liver surgery[J]. Ann Oncol, 2007, 18(2): 299-304.
[121] FALCONE A, RICCI S, BRUNETTI I, et al. Phase Ⅲ trial of infusional fluorouracil, leucovorin, oxaliplatin, and irinotecan (FOLFOXIRI) compared with infusional fluorouracil, leucovorin, and irinotecan (FOLFIRI) as first-line treatment for metastatic colorectalcancer: the Gruppo Oncologico Nord Ovest[J]. J Clin Oncol, 2007,25(13): 1670-1676.
[122] TOURNIGAND C, ANDRÉ T, ACHILLE E, et al. FOLFIRI followed by FOLFOX6 or the reverse sequence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a randomized GERCOR study[J]. J Clin Oncol, 2004, 22(2): 229-237.
[123] CALS L, RIXE O, FRANÇOIS E, et al. Dose-finding study of weekly 24-h continuous infusion of 5-fluorouracil associated with alternating oxaliplatin or irinotecan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J]. Ann Oncol, 2004, 15(7): 1018-1024.
[124] HOCHSTER H S, HART L L, RAMANATHAN R K, et al. Safety and efficacy of oxaliplatin and fluoropyrimidine regimens with or without bevacizumab as first-line treatment of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results of the TREE Study[J]. J Clin Oncol, 2008, 26(21): 3523-3529.
[125] KOPETZ S, YOSHINO T, KIM T, et al. BREAKWATER safety lead-in (SLI): Encorafenib (E) + cetuximab (C) + chemotherapy for BRAFV600E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CRC)[J]. J Clin Oncol,2023, 41(4 Suppl): 119.
[126] FAKIH M G, KOPETZ S, KUBOKI Y, et al. SotoRASib for previously treated colorectal cancers with KRAS(G12C) mutation (CodeBreaK100): a prespecified analysis of a single-arm, phase 2 trial[J]. Lancet Oncol, 2022, 23(1): 115-124.
[127] Bekaii-Saab T S, Spira A I, Rona Y, et al. KRYSTAL-1: Updated activity and safety of adagrasib (MRTX849)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pancreatic cancer and other gastrointestinal tumors harboring a KRAS G12C mutation[J]. J ClinOncol, 2022, 40(4_suppl): 519.
[128] KUBOKI Y, FAKIH M, STRICKLER J, et al. 315O Sotorasib in combination with panitumumab in refractory KRAS G12C-mutated colorectal cancer: Safety and efficacy for phase Ⅰ b full expansion cohort[J]. Ann Oncol, 2022, 33: S680-S681.
[129] STRICKLER J H, CERCEK A, SIENA S, et al. Tucatinib plus trastuzumab for chemotherapy-refractory, HER2-positive, RAS wild-type unresectable or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MOUNTAINEER): a multicentre, open-label, phase 2 study[J]. Lancet Oncol, 2023,24(5): 496-508.
[130] BLOMGREN H, LAX I, NÄSLUND I, et al. Stereotactic high dose fraction radiation therapy of extracranial tumors using an accelerator. Clinical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thirty-one patients[J]. Acta Oncol, 1995, 34(6): 861-870.
[131] SHEIKH S, CHEN H, SAHGAL A, et al. An analysis of a large multi-institutional database reveals important associations between treatment parameters and clinical outcomes for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SBRT) of oligo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Radiother Oncol, 2022, 167: 187-194.
[132] JETHWA K R, JANG S, MULLIKIN T C, et al. Association of tumor genomic factors and efficacy for metastasis-directed stereotactic body radiotherapy for oligo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Radiother Oncol,2020, 146: 29-36.
[133] FRANZESE C, COMITO T, TOSKA E, et al. Predictive factors for survival of oligo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 treated with 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J]. Radiother Oncol, 2019, 133: 220-226.
[134] JOO J H, PARK J H, KIM J C, et al. Local control outcomes usingstereotactic body radiation therapy for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7, 99(4): 876-883.
[135] PAN C C, KAVANAGH B D, DAWSON L A, et al. Radiation- associated liver injury[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2010, 76(3Suppl): S94-S100.
[136] KIM K, YU J I, PARK H C, et al. A phase Ⅱ trial of hypofractionated high-dose proton beam therapy for unresectable liver metastases[J].Radiother Oncol, 2022, 176: 9-16.
[137] REIG M, FORNER A, RIMOLA J, et al. BCLC strategy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and treatment recommendation: The 2022 update[J]. J Hepatol, 2022, 76(3): 681-693.
[138] ZHOU J, SUN H, WANG Z,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2019 edition)[J]. Liver Cancer,2020, 9(6): 682-720.
[139] CHEN L T, MARTINELLI E, CHENG A L, et al. Pan-Asian adapted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with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relaps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a TOS-ESMO initiative endorsed by CSCO, ISMPO, JSMO, KSMO, MOS and SSO[J]. Ann Oncol, 2020, 31(3): 334-351.
[140] AMMORI J B, KEMENY N E. Regional hepatic chemotherapies in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cancer metastases to the liver[J]. Semin Oncol, 2010, 37(2): 139-148.
[141] BUISMAN F E, FILIPE W F, GALJART B, et al. Adjuvant intra-arterial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resected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HPB (Oxford), 2022, 24(3): 299-308.
[142] CAO G, WANG X, CHEN H, et al.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plus regorafenib in advanced colorectal cancer: a real-world retrospective study[J]. BMC Gastroenterol, 2022, 22(1): 328.
[143] FENG A W, GUO J H, GAO S, et al. A randomized phase Ⅱ trial of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of oxaliplatin plus raltitrexed versus oxaliplatin plus 5-fluorouracil for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 livermetastases[J]. Front Oncol, 2022, 12: 913017.
[144] HELMBERGER T, LUCATELLI P, PEREIRA P L, et al. Safety,feasibility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from a prospective,observational study-CIREL: irinotecan-TACE for CRLM in 152patients[J]. J Clin Med, 2022, 11(20): 6178.
[145] ZHAO G, LIU S, ZHANG Y, et al. Irinotecan eluting beads-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using Callispheres® microspheres is an effective and safe approach in treating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es[J]. Ir J Med Sci, 2022, 191(3): 1139-1145.
[146] ISHIKAWA T, IMAI M, SATO R, et al. Prognostic value of TACE with irinotecan-loaded drug-eluting beads (DEBIRI) in patients with liver metastases from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cancer[J]. Anticancer Res, 2023, 43(8): 3647-3651.
[147] MARAJ T, MIRRAHIMI A, DEY C.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fter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using irinotecan-eluting microspheres: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comparing RECIST 1.1 and choi criteria[J]. J Vasc Interv Radiol, 2023, 34(6): 983-990.e1.
[148] CAO F, ZHENG J, LUO J, et al. Treatment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gorafenib plus drug-eluting beads-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versus regorafenib monotherapy in colorectal cancer liver metastasis patients who fail standard treatment regimens[J].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21, 147(10): 2993-3002.
[149] LU H, ZHENG C, FAN L,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ACE combined with regorafenib versus TACE in the third-line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 J Oncol, 2022: 5366011.
[150] FRIEDRICH S, BUSCH F, JONCZYK M, et al. Combined CT-guided high-dose-rate brachytherapy (CT-HDRBT) and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with irinotecan-loaded microspheres improve local tumor control 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compared with mono-CT-HDRBT[J]. Clin Pharmacol Ther, 2024. Online ahead of print.
[151] SHI Q, WANG F, DU N, et al. Microwave ablation combined with lipiodol-microsphere mixed or conventional 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a retrospective study[J]. Clin Res Hepatol Gastroenterol, 2022, 46(7):101986.
[152] M U L C A H Y M F, M A H VA S H A , P R A C H T M , e t a l . Radioembolization with chemotherapy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a randomized, open-label, international, multicenter, phase Ⅲtrial[J]. J Clin Oncol, 2021, 39(35): 3897-3907.
[153] VAN HAZEL G A, HEINEMANN V, SHARMA N K, et al. SIRFLOX: randomized phase Ⅲ trial comparing first-line mFOLFOX6 (plus or minus bevacizumab) versus mFOLFOX6 (plus or minus bevacizumab) plus selective internal radiatio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metastatic colorectal cancer[J]. J Clin Oncol, 2016, 34(15): 1723-1731.
[154] MOCELLIN S, PASQUALI S, NITTI D. Fluoropyrimidine-HAI(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versus systemic chemotherapy (SCT) for unresectable liver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09(3): CD007823.
[155] CHAN D L, ALZAHRANI N A, MORRIS D L, et al.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as bridging therapy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J/OL]. Surg Oncol,2015, 24(3): 162-171.
[156] D'ANGELICA M I, CORREA-GALLEGO C, PATY P B, et al. PhaseⅡ trial of hepatic artery infusional and systemic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unresectable hepatic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 conversion to resection and long-term outcomes[J]. Ann Surg, 2015,261(2): 353-360.
[157] MCAULIFFE J C, QADAN M, D’ANGELICA M I. Hepatic resection, 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pump therapy, and genetic biomarkers in the management of hepatic metastases from colorectal cancer[J]. J Gastrointest Oncol, 2015, 6(6): 699-708.
[158] LIU D M, THAKOR A S, BAERLOCHER M, et al. A review of conventional and drug-eluting chemoemboliz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es: principles and proof[J]. Future Oncol,2015, 11(9): 1421-1428.
[159] PATKAR S, CHOPDE A, SHET TY N, et al. Multimodality liver directed treatment for colorectal liver metastasis: Array of complementary options can improve outcomes-a single centre experience from India[J]. Front Oncol, 2023, 13: 1073311.
[160] LOCKER G Y, HAMILTON S, HARRIS J, et al. ASCO 2006 update of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tumor markers in gastrointestinal cancer[J]. J Clin Oncol, 2006, 24(33): 5313-5327.
[161] DESCH C E, BENSON A B, SOMERFIELD M R, et al.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Colorectal cancer surveillance: 2005 update of an 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practice guideliner[J]. J Clin Oncol, 2005, 23(33): 8512-8519.
[162] REX D K, KAHI C J, LEVIN B, et al. Guidelines for colonoscopy surveillance after cancer resection: a consensus update by the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nd the US Multi-Society Task Force on Colorectal Cancer[J]. Gastroenterology, 2006, 130(6): 1865-1871.
[163] KAHI C J, BOLAND C R, DOMINITZ J A, et al. Colonoscopy surveillance after colorectal cancer resectio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US Multi-Society Task Force on Colorectal Cancer[J]. Am J Gastroenterol, 2016, 111(3): 337-346.
來源：中國醫促會腫瘤免疫治療學分會 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