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機“報復社會”，建議凌遲處死

受了冤屈想要報復社會，如果冤有頭債有主，刀口對準了冤屈你的上位者，我還願稱你一聲“義士”。而傷害的要是無辜群眾，那就是廢物、懦夫、恐怖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更有人選擇把報復社會的目標放在手無寸鐵的兒童，因為兒童更弱更好被傷害，對這種人只能建議恢復古代的凌遲處死。近年來許多在小學、甚至幼兒園無差別行兇的畜生，他們人生的經歷跟學校、學生、甚至學生家長們沒有半點交集，那為何選在學校，只有小孩子更好欺負這一種原因。

報復社會，不是針對加害者，而是選擇傷害無辜的弱者，越弱越去傷害，這種現象古已有之。魯迅先生說得好：“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最近隨機報復社會的城市恐怖襲擊越來越多，我從疫情末期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在預警這一趨勢。文章的主旨都很類似：除了要以鐵腕手段回擊這些畜生之外，還必須要意識到：有人隨機報復社會，該槍斃槍斃。但如果他有冤屈，造成冤屈的是誰，該不該負責，這是兩個獨立的問題。不能因為有極端分子報復社會，普遍的不公正也變得合理了，造成問題的本源就被忽略了。

簡而言之，如果產生冤屈的社會機制不糾正，就會造成更多的恐怖分子。這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問題，是我們可以透過提升社會治理水平而改善的，而不是隻能譴責“人性之惡”——出一次事件譴責一次，“日哭夜哭”也哭不死董卓。

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

當然，我們從來不否認，有些人就是天生的惡魔、孃胎中的壞種，但是這群人的比例是恆定的，只要人類不在某個歷史節點忽然發生大範圍的基因突變，那麼反社會人格註定會以一部分穩定的比例存在於我們身邊。

那麼問題就來了：我們以五年為一個週期，假如這個五年週期中隨機報復社會的事件，遠遠高於上一個五年週期，那麼必然是經濟基礎和社會存在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找出這種變化，克服這種問題，才是解決治安問題的根本途徑。這就是唯物主義，而不是要訴諸於“忽然之間人性之惡蓬勃生長”的唯心主義。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以來給大家強調要重視治安問題了，因為原因很簡單：經濟下行週期中，必然會產生越來越嚴重的治安壓力。

在上兩篇文章中，我把治安問題分為了三類：第一，經濟下行走投無路的困難群眾變多導致的治安問題；第二，冤有頭債有主的精準報復；第三，根植於人性之惡的、隨機報復的城市恐怖主義行為。

我認為，在經濟下行週期中，後兩個的比例確實會增加、會越來越嚴峻，但根本性的問題其實是第一類問題。第一種，是走投無路式的“無惡意”犯罪，比如盜竊生活必需用品，比如窮人不搶窮人。大家如果關注一下超市老闆自己運營的短影片賬號就會發現，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偷食物的案件比例直線上升。

而且大資料這個東西非常可怕，我特意搜尋了幾個相關案例，就一直給我推送相關的內容。而且不僅僅是鄉鎮、縣城出現這種情況，就連北上廣深一線城市也出現了類似的案例。這一種形態社會危害性較低，是最好治理的，是可以用普遍的救濟與福利避免的。

但如果第一類都治理不好，第二類、第三類治安問題會愈演愈烈。換句話說，做好了第一點，後面的問題縱然確實不能完全消除，但也會從機率上大大降低其發生。這就叫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想要消滅犯罪，先考慮犯罪問題的“經濟基礎”在哪裡。

我的B站主頁，自恢復以來，一直制定的就是這一期影片。因為這實實在在是一個“首要問題”。

歸根結底，治安問題是一個基於經濟基礎的“體制性”問題。我在過去的文章中也一直在強調我們未來所面臨的風險：如果經濟下行、失業人口過多、社會保障缺位，我們也會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治安問題。這是一個唯物主義的客觀規律，而不能訴諸於唯心主義史觀比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墮落的人越來越多……

簡而言之，現在全中國的治安傲視全球，考慮到人口基數和國土面積，我說我們現在治安世界第一，沒有任何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意識到：現在良好的治安環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不是理所應當的，是經濟高速發展十餘年、大量社會治理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生產力與技術的進步，這三重原因共同的結果。

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雖然被吸血、被剝削，但也好過去大街上做流民。比爛而論，送外賣好過在工廠流水線打螺絲，在工廠打螺絲又好過農村種地，能在農村種地又好過“不做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當然，說這個問題不代表我們不應該為外賣員權益、流水線工人待遇發聲了。現在槓精太多，搞得我說話都得說車軲轆話。

還是那句話，不要以為我們現在良好的治安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這一點都不唯物。

遠了不說，就說90年代的治安狀況，經歷過的朋友心裡都有數。像唐山打人事件，這擱到90年代算個屁啊，太稀鬆平常了好不好。

90年代我們的城鄉秩序處在一種幾近於崩潰的邊緣。

全國範圍內農村“抗稅”“反三提五統”群體事件頻發，甚至有不少上千農民拿著鋤頭圍攻鄉政府、派出所的超大型群體性事件。城市中的惡性治安案件頻發，黑社會、黃賭毒、偷盜搶問題簡直是家常便飯，甚至出現了手上幾十條人命、搶劫十幾家銀行的“超級悍匪”。

所以現在很多傻逼尬吹90年代，我都不知道他們腦子是怎麼長的？你吹民國也就算了，一百多年前見過的人也不多了，可能還真能唬到點人；吹90年代是一種怎樣的腦回路，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都還健在呢啊？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根源當然是因為經濟基礎、社會存在發生了變化。

東北和華北的老工業地區，是受下崗潮影響最大的地區，華北出了一首《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唱的就是下崗潮之後沒落的北方工業城市。而“共和國長子”東北地區則被貼上了“小姐產地”“黑社會產地”的標籤，因為男男女女都沒有了工作，他們南下能做什麼？女性出賣身體，成為特殊行業工作者；男性也出賣身體，成為打手。

相比而言，資本家成為了各地“招商引資”的財神爺，很多地方官員都發表過“經商人士”地位第一的類似言論，而打工人的權益無人維護，那時候血汗工廠、拖欠工資成為了非常普遍的現象，更不要提黑磚窯、黑工廠等現象。

在“先富”們的繁花之下，無產階級們迎來了他們最漫長的季節。

《漫長的季節》中沈默的這個弟弟傅衛軍，成為了街頭的小混混，沈默怪罪於大爺不收養他。大爺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是沈默的父母都是國企工人啊，在廠子出了生產事故屬於工傷，然而他們的兒女，一個被變態親戚收養，一個被迫流落街頭。

這個情節的設定其實是有強烈的隱喻性的，工人們是共和國的兒女，而這一對兒女的下場……一個死在了監獄裡，一個變成了連環殺手，

那麼，是誰讓他們變成這樣的呢？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死得早”嗎？

電視劇中這個情節很符合現實的是：國企改制之後，工人們的福利沒了，廠辦幼兒園和敬老院關了，廠辦小學和醫院被市裡接管或者賣給私人，福利分房之類的更別提了……

所以說把這些福利都砍了，財務報表能不好看嗎？有乏走狗總喜歡用這些舉例子說明國企效率低如何如何，這不廢話麼，不看看改制之後工人們的福利待遇是咋樣的，把福利全砍了利潤能不高嗎？我上我也行！

喜歡人云亦云說當年國企利潤率低的人，你們摸著自己的良心問一問自己：你是打工人嗎？你對自己現在的福利待遇滿意嗎？你是希望老闆年底又換一輛勞斯萊斯，還是希望員工待遇切實提升一點？能不能對幾十年前的無產階級同志們建立一點階級共情呢？

所以雖然時間對不太上，但是沈默和傅衛軍這對姐弟具有強烈的象徵性、隱喻性：東北出小姐、出黑社會、治安差等等的固化印象是怎麼來的？大下崗後，工人們沒了生計，為了活下去，男人就去做打手，女人就去賣身。

光榮的工人階級的孩子，成為了失足婦女、黑社會！

“你們把農民當作什麼，以為是菩薩嗎？簡直笑話，農民最狡猾，要米不給米，要麥又說沒有，其實他們都有，什麼都有，掀開地板看看，不在地下就在儲物室，一定會發現很多東西，米、鹽、豆、酒…到山谷深處去看看，有隱蔽的稻田。表面忠厚但最會說謊，不管什麼他們都會說謊！一打仗就去殺殘兵強武器……

聽著，所謂農民最吝嗇，最狡猾，懦弱，壞心腸，低能，是殺人鬼……但是……是誰令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武士，你們都去死！為打仗而燒村，蹂躪田地，恣意勞役，凌辱婦女，殺反抗者，你叫農民怎麼辦，他們應該怎麼辦。”——《七武士》黑澤明

那麼問題來了，怎麼辦？

既然我們否定了唯心主義“人性之惡”無法避免的觀點，那麼如何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為“最大機率降低報復社會的恐怖襲擊行為”找到答案？

答案也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公平、正義、縮小貧富差距、拓寬上升渠道……

這個問題是我一直致力於探討的永恆性的話題，今天肯定不能展開說那麼多，我只就其中一點談一談：那就是法律的公平與正義的問題。因為法律是所有普通人民“兜底”的最底線，法律不能伸張正義，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用暴力去伸張正義。

我在《究竟是“人民的名義”，亦或是“權力的遊戲”？》這篇文章中分析過大風廠工人的鬥爭：

祁同偉總是喜歡吹噓自己“勝天半子”，他靠對權貴“驚天一跪”和哭墳上位的算個狗屁“勝天半子”。《人民的名義》中只有一個人無限接近於“勝天半子”這評價，那就是王文革。

王文革作為一個一窮二白的真·無產階級，為逆天改命做了兩件至關重要的事情：第一，決定“鬥爭”，第二，團結領導大風廠所有工人一起“鬥爭”。否則劇情就不一樣了：沙瑞金空降漢東清除趙家勢力是既定大前提，但是從何入手是不得而知的，畢竟趙家一屁股爛賬太多了，就算直接查山水莊園也不一定能照顧到大風廠。

而王文革這一把火，不但給沙瑞金找到了突破口，更改變了大風廠全體工人的命運，讓他們從無人問津的牛馬，變成了能上談判桌的籌碼之一了。雖然籌碼也不怎麼好聽，但是比牛馬強多了，套用一句比較流行的話叫“提升了自己的統戰價值”。

還必須注意到的是，王文革的“逆天改命”之所以有效果，是因為這已經是網際網路時代了，強拆大風廠是一場“網際網路直播”，帶來了全體網民的輿論壓力，所以王文革不但“勝天半子”更像是“人民的名義”真正的化身。

當然，前提這是《人民的名義》原著中的王文革，不是劇作魔改的王文革，探究小說和電視劇種兩個不一樣的王文革，能夠為我們提供非常有價值的啟示。

首先王文革這個名字，又是姓王，又叫文革，還TM是保衛科出身，這三重buff疊起來，讓人很難不懷疑作者這就是故意的。在原著與電視劇中，王文革的形象則是徹底的“兩極分化”——從一個有勇有謀的的工人領袖，變成了一個猥瑣兇殘的犯罪分子。

電視劇《人民的名義》中的王文革，是以一個恐怖分子形象出現的，不但縱火燒傷了自己，更是一個綁架犯，還“恩將仇報”間接害死了大恩人陳岩石。看過電視劇的人甚至都有不少對祁同偉產生了好感，但是絕對沒有一個人會對王文革有一絲的同情。

《人民的名義》上映的時候，李達康人氣第一，祁同偉圈粉無數，高小琴很多人同情，黃毛一家人見人煩，而老幹部陳岩石，竟然也遭受了很多批評。這就很真實：好人取得真經得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壞人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

不喜歡海瑞的人，也基本不喜歡陳岩石，覺得他“不顧大局”，覺得他法外開情，覺得他無限偏袒大風廠的刁民……誠然，陳岩石找沙瑞金批地、找孫連城要地，確實跨過了種種“程式”，這就被某些人噴搞特權。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大風廠工人們走到這種絕境，哪一步不都是“程序正義”？京都銀行不貸款是程序正義，高小琴籤對賭合同是程序正義，廠房被抵押是程序正義，拆遷隊執行任務是程序正義，警察抓護廠隊工人是程序正義……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程序正義救不了無產階級！

在這一系列“程序正義”的程序中，大風廠工人們被逼上了絕路，是誰自始至終站在他們身邊的？是老幹部陳岩石。誠然，陳岩石確實破壞了所謂的“程式”，但是要沒那一聲“小金子”，陳老搞不好就成了推土機下的冤魂。

當年十七歲的陳岩石為解放全中國扛炸藥包炸碉堡，如今七十歲的陳岩石為了大風廠的工人以血肉之軀擋在推土機前，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英雄本色。

但我們還得進一步反思：恰恰是程序正義的缺失，逼著老革命一把骨頭當火把，逼著王文革拿起刀去踐行自己心目中的正義。

那麼程序正義在哪裡呢？在祁同偉、高小琴與陳清泉的觥籌交錯中交易了。

所以沙瑞金對於大風廠“一一六事件”的定性非常準確：一場腐敗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那麼如何避免類似的事件，反過來解決就可以了。

文章的最後，再多說兩句這個問題：在革命鬥爭的歷史中，如何區分階級鬥爭與隨機報復社會的問題。這可能貫穿了整個人類階級鬥爭史，因為既然有階級鬥爭，難免會有擴大化、矯枉過正，畢竟不過正不足以矯枉；但是作為領導人民的先鋒隊，要解放全世界與解放自己的無產階級，必須要不斷修正這種“矯枉”，才能實現革命的願景。

遠了就不說了，但以六十年代日本左翼鬥爭為例，看看其中的恐怖主義邪路的問題。我在《日本“共產主義陣營”的四次大分裂》這篇文章裡講過日本左翼運動走過的邪路：一條恐怖主義邪路。

因為共產主義運動是要解放全人類，自然堅決反對這種把平民生命至於不顧的恐怖主義運動。恐怖主義左已經完全背離了左翼運動普世的、人文的、解放的根本核心，而變得跟“法西斯極右”一樣草菅人命。

但是也必須指出的是，日本左翼絕大多數恐怖主義活動都是很剋制的、有指向性、目的性的，跟隨機報復社會的那些畜生們不能相提並論。我把文章的部分內容簡單摘出來大家感受一下：

當時工人們追隨著學生的路線，成立了一個又一個戰鬥小組，其中最有名的是“狼戰鬥小組”“蠍子戰鬥小組”和“大地之牙戰鬥小組”。

1974年，“狼戰鬥小組”襲擊了三菱財團的總部大樓，在炸燬大樓之前特意多次撥打電話要求平民撤離，但是被當成了惡作劇，最後造成了一定人員傷亡。《賽博朋克2077》中強尼銀手炸荒坂塔，我很懷疑原型就是這次針對三菱總部大樓的襲擊。

同年，“大地之牙戰鬥小組”不甘示弱——你炸三菱那我就炸三井，直接炸燬了地標建築三井物產館。同樣也在爆炸籤警告，要求平民撤離，吸取了這一次教訓對方確實組織撤離了，因此只造成了一些人輕傷。

“蠍子戰鬥小組”一看兩兄弟一個炸三菱一個炸三井，沒得更厲害的選了。於是開拓思路，把目標定在了鹿島建設。因為鹿島建設在二戰期間是臭名昭著的掠奪中國、朝鮮勞工的公司，所以蠍子小組打出了“為中朝同志復仇”的口號。為了避免平民傷亡，地點選擇了鹿島建設囤積建築材料的開闊倉庫，同樣事先警告，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三大戰鬥小組的成績還包括但不限於：帝人中央研究所、大成建設、間組總部，甚至還對韓國的一些設施進行了襲擊（當時的韓國政府是法西斯軍政權）。

隨著運動的深入，三大戰鬥小組的目標從壟斷財團轉向了政治標誌：他們進一步炸燬了存放日本侵略者遺骨的橫濱曹洞宗總持寺，把這些侵略者物理意義上挫骨揚灰了；之後全國範圍內對紀念軍國主義政權的“興亞觀音”“殉國七士碑”“大東亞戰爭殉國供養碑”等一一炸燬，只不過由於一些技術問題破壞不大，又被日本當局修復了。不過我們現在喜歡說炸燬靖國神社，其實早就有日本的同志們已經在踐行這一理想了，我們應該銘記他們。

所以說，這些“戰績”，我認為不應當把其歸入“恐怖襲擊”的範疇，這算得上是革命行為：首先，三大戰鬥小組有一個明確的認識，資本主義體制根深蒂固，我們要喚醒沉睡的人民，就必須要針對資本主義最頑固的暴雷——壟斷財團；其次，他們堅定的原則就是，不能把槍口對準無產階級同志，所以每一次都提前反覆警告，甚至還會調小炸藥劑量、把襲擊選在深夜等。

如果再經過幾十年沉澱，他們在後人的口中說不定就是一個劫富濟貧的“俠盜”形象。至少現在我們看到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強尼銀手了。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看這個時間，整體來講比赤軍的恐怖活動晚了幾年——這就是前文中所說，歸功於日共這個二五仔，日本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時間正好錯開了。而工人們也非常蛋疼地經歷了一遍學生組織的幾個分裂階段——跟隨日共還是建立獨立組織？停留在罷工示威階段還是武裝起義？護廠游擊戰還是恐怖襲擊？

所以說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找到正確的道路恐怕需要幾代人去摸索。

還是那句話：共產主義的偉大，首先在於他要解放每一個受壓迫受剝削的人，但是恐怖主義則把平民的生命作為了政治砝碼，則應該被人人所唾棄。

但如果你把目標放在了壟斷資本、天皇、法西斯餘孽身上，那我願意稱之為一聲“英雄”。我們可以看到，工人戰鬥小組的理念非常明晰：即便在壟斷公司的打工的打工人，也是無產階級同志的一部分，我們炸財閥總部，反覆提前警告，就是不願傷到一個打工人。而對於已經死掉的日本法西斯餘孽，就是死也要挫骨揚灰，死了也不許紀念。如此愛憎分明，方為革命戰士的本色。

那首歌唱得好“學習雷鋒好榜樣，忠於革命忠於黨。愛憎分明不忘本，立場堅定鬥志強。”注意，雷鋒精神可不是隻有“愛”的，還要有“憎”——對敵人的仇恨，對壓迫者、剝削者、侵略者的仇恨。有愛有恨但愛憎分明，這才是革命的好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