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猛批發展主義的殖民性，反倒遮蔽了南方國家發展的複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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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縱橫》郵發代號：80-942

✪ 李小云、唐麗霞

中國農業大學

【導讀】全球南方為什麼必須要構建自主的發展理論知識體系，在理論建構和話語權上牢牢掌握主動性？一些流行的觀點可能認為，知識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等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徵，自然會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識和理論。西方社會科學生產出的那一套發展主義經濟學、社會學的知識本身可以被用於全球南方的發展實踐。全球南方沒有必要強調自身知識的特殊性。但，這樣的觀點真的站得住腳麼？

本文透過對上一輪主導南方國家發展實踐的“發展主義”知識生產與應用過程中的權力結構進行精準地分析，有力地說明了為何全球南方必須建立自身知識體系的自主性、打造“新發展主義”。知識確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但也必然是政治性的。二戰後，伴隨著殖民地的獨立自主程序，以往歐洲殖民主義者建構起來的“文明/開化”話語不再能統合世界。美國必須建構起一套新的普遍性話語，既能夠建立維持全球霸權、又要回應新興獨立國家的政治訴求。“發展”與美國主導全球的權力訴求融為一體，為了對發展的過程進行控制，“發展主義”應運而生。在美國的主導下，西方世界逐漸建設了一整套國際發展援助體系。藉助這一龐大的體系，發展成為了發達國家透過援助和干預支援新興的獨立國家經濟發展的“社會工程”。

隨著“發展”一詞被美國主導，許多重要的南方國家發展的經驗、理論，甚至是南方國家自身自主的發展願望都被圍繞發展理論的各種討論選擇性地忽視了。雖然早期的發展理論很大程度上借鑑了上世紀拉丁美洲、中國的發展經驗，但後來逐漸走入學術和政策舞臺的發展主義理念，除了少數技術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於西方思想和實踐的建構性知識產品，幾乎毫無例外地將理論框架建立在脫離欠發達國家實際、迎合西方社會進化論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礎上。許多從欠發達地區具體發展實踐中生長出來的理論也受到了有意無意的忽視。南方發展問題被西方發展理論家們“想象化”和“自我知識化”。發展主義也被批評為後殖民主義。

正因為當前的發展主義是從戰後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中生長出來的，發展主義中既包含南方國家本土性的、雜交性的、後發性的自主發展的訴求，又不可避免地被批評為霸權的、殖民主義的西方話語。發展一詞也遭遇了廣泛的誤讀，發展對南方國家的重要性也在各種批判性討論中被模糊。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恰恰是因為南方國家在理論建構和話語體系上一直處於被動地位，只能透過外來知識體系表達自身的訴求。長此以往，南方國家最終就會喪失自主發展的能力。

如今，國際體系正在發生劇變。全球南方的興起，全球南方之間新的發展資源、發展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正在為全球南方構建自己獨特的、本地化的發展路徑提供堅實的基礎。在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總結自身在地化的發展經驗、打造新的發展主義知識體系，顯得尤為可行且必要。全球南方只有堅持實踐為基礎的理論自信，才能把新發展主義這一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武器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掌握髮展理論的主動權，推動實現全球南方的共同發展。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2月刊，原題為《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的理論武器？》，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新發展主義：

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的理論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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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殖民/被殖民為特徵的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體系走向崩潰，“南方國家”作為世界體系中一個新概念開始出現。美國主導的西方世界憑藉其資本和技術、知識和制度的優勢，與南方國家追求國家發展的迫切願望相結合，推動了發展主義思潮的興起。南方國家進入到美國主導的“發展時代”，發展主義理念也逐漸主導南方國家的發展。然而，隨著南方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不斷推進，發展主義理念的弊端不斷顯現，其有效性開始受到質疑，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了反思發展的思潮，以此催生出了新發展主義。

全球南方成長於以美蘇兩大陣營的政治角力為核心的地緣政治經濟環境中。在實踐中，全球南方國家透過南北合作的吸納式發展學習、南南合作的相互學習以及獨立發展實踐的自我學習，逐步孕育出了追求獨立自主發展的內生動力。雖然經歷了波折，但在這一內生動力的驅動下，南方國家逐步探索出了多樣性的發展道路。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引領下，南方國家在21世紀實現了令人意外的崛起。2023年，“全球南方”成為《金融時報》年度熱詞之一。《外交政策》雜誌2023年初發文認為，“全球南方”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都在不斷擴大，這是2023年一個極富意義卻常被忽視的重要全球政治趨勢。

全球南方的崛起不僅激發了對發展的反思、推動了新發展主義的政策和學術思潮，同時也促使南方國家從倚重後殖民主義知識體系，轉向思考“自主性發展知識”。全球南方的崛起沿循了“政治自覺”（政治獨立）、“經濟自覺”（經濟發展），但全球南方真正意義上的崛起恐怕很難離開“知識自覺”。南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南方的理論武器”。

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本文著眼於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的形成與全球南方關係，分析它們對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意義。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是內涵廣泛、錯綜複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思潮的總稱。本文希望透過這一簡要的分析，提出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發展理論武器的議題。本文強調“南方的理論”，並不必然意味著作者持二元知識正規化的立場。同時，本文不涉及一般意義上的哲學、思想與社會文化理論和知識，而主要聚焦涉及發展的理論觀點。

▍發展理論的建構與批判：南方的被動

從廣義和去政治化的角度講，發展是一個全球性和普遍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但從狹義的角度講，發展則主要指發端於二戰之後的，發達國家透過援助和干預支援新興的獨立國家經濟發展的“社會工程”。這一“社會工程”的理論核心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發展主義理論。該理論體系在本質上受到了“環境決定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從歷史的角度講，西方中心的發展主義理論是西方社會經濟實踐和思想演化的知識產品。發展主義理論最終走上全球發展的舞臺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第一，二戰後，美國取代歐洲成為世界政治經濟的核心力量。為了確保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中心地位，美國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以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統稱佈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既控制了世界經濟和貿易，同時也作為制度和金融體系服務於美國對南方國家的援助，為發展主義提供了制度和資源供給。第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正統古典主義經濟學政策導致了西方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強調政府幹預的凱恩斯主義隨之走上西方經濟政策的舞臺。凱恩斯經濟學所倡導的政府幹預、發展規劃、政府投資公共部門等主張也同時開始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政策，成為發展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三，歐洲復興計劃的成功為發展主義提供了實踐支援，從而推動了透過發展援助支援受援國實現經濟發展框架的形成。第四，獨立之後的新興國家普遍抱有追求國家發展的訴求，這些國家的精英和社會大眾與發達國家在發展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為發展主義理念的應用提供了合法性。

發展主義理論框架的思想和實踐資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第一，源於15世紀以來歐洲資本主義與非歐洲國家的長期交流互動。在這一過程中，歐洲逐漸形成“文明/落後”的結構性認知，並由此發展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與此同時，歐洲殖民主義者在殖民地開展了一系列旨在改造殖民地的干預性建設，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有關殖民地治理和建設的理論與經驗。這些理論與經驗在去殖民化之後都轉入了發展援助的實踐中。因此，發展援助也常被批判為某種意義上的“新殖民主義”。第二，拉丁美洲的發展實踐以及相應的國家主導發展的理論認識。作為歐洲和北美之外最早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南方地區，拉丁美洲在19世紀後期開始了初級工業化，並在20世紀30年代推動了進口替代工業化。在這一過程中，拉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出現了以勞爾·普雷比什為代表的結構主義經濟學的“南方理論”，並對發展主義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第三，中國自清末以來，封建的農耕經濟開始衰落，現代工業化發端。到民國以後，民族工業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規模。美國太平洋學會資助了大量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學家展開研究，出現瞭如方顯廷這樣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理論堪稱早期的“發展經濟學”。

儘管如此，真正推動發展主義成為發展理論與政策指導的，主要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1951年，劉易斯受聯合國委託完成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措施》被認為是發展主義的基礎理論。沃爾特·羅斯托1960年出版的《經濟成長的階段——非共產主義的宣言》一書，指出經濟成長存在不可超越的階段。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提出欠發達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將從傳統狀態過渡到發達狀態。增長經濟學的理論與社會發展以工業化為目標的理論，共同構成了發展主義的現代化理論體系。

早期關於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討論，主要參考了拉美和中國的發展實踐經驗（特別是拉丁美洲的經驗），聯合國組織的相關研究也都展開了相應的實地調研。劉易斯報告中體現的各種觀點——如反對帝國主義的傾向、發展需要有文化的導向、發展規劃的必要性以及援助效果的監督等——既源自他作為西印度群島黑人的成長經歷，也來自他對於拉美經濟發展歷史的瞭解。遺憾的是，逐漸走入學術和政策舞臺的發展主義理念，除了少數技術性的要素外，基本都是基於西方思想和實踐的建構性知識產品。此後，各種從不同學科角度提出的發展理論，幾乎毫無例外地將理論框架建立在脫離欠發達國家實際、迎合西方社會進化論和政治制度偏好的基礎上。主導南方國家發展的發展主義理論呈現出嚴重的“南方缺位”。基於北方的“思想”建構的懸置性理論來指導南方國家的在場性發展實踐，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鴻溝。

儘管南方國家是發展的實踐場域，南方國家在發展理論的建構方面卻長期處於被動——即便在對發展主義的反思問題上也同樣如此。拉丁美洲是最早實踐發展主義的南方地區，也是二戰之後繼續實踐美國為主導的發展主義理念的地區。到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高築、社會矛盾激化、左翼思潮出現，同時也出現了拉美的左翼發展思想。但是這些思想被認為是“地方性”的，反思發展主義的理論主流依然在西方。法國經濟學家佩魯先後於1962年和1964年出版了《新興國家經濟——工業化與國家發展》和《20世紀的經濟學》，被廣泛視為最為系統性地挑戰了發展主義理論的著作。他在1983年向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提交的《新發展觀》報告中，明確提出了以國家“內生的”力量與資源為基礎追求發展的重要性，並闡述了用國家權力約束市場的重要性。1963年，英國發展研究院的建院院長、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達德利·西爾斯發表了《特殊案例的侷限性》一文，他認為大學裡講授的主流經濟學是以發達國家經驗為基礎的產物，不適用於“欠發達國家”。其後，不同學科反思和批判發展主義的研究大量湧現，逐漸成為學術時尚。對於“北方理論主導”的批判性審視並非質疑其理論本身的合理性，而且，認為南方國家在這場反思和批判的思潮中完全缺位也並不客觀，但不得不承認，即便有南方國家學者的參與，這場由北方國家主導的反思與批判，大多仍然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南方立場”。在發展理論的殿堂上，多數西方的理論家依託其強大的“建構與反思”的知識生產能力和以提出“研究問題”為特徵的學術路徑，將南方發展問題“想象化”和“知識自我化”，滿懷自信地生產理論和概念，同時又在學術的法庭上對這些理論展開看似不留情面的控訴與批判，從而形成了所謂的“學術權威”以至於“學術霸權”。南方的思想除了“接軌”“協助”“補充完善”，剩下的也只能是被動與無奈地仰望西方知識的神聖殿堂。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賓遜，以表彰他們對於制度差異如何影響國家的繁榮的研究貢獻。他們合作的著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早已在中國傳播。中國學者曾就此書提問：“為什麼不提出國家為何成功的問題呢？”網上也有人指出：“中國的成就對於諾貝爾獎得主的理論構成了考驗。”阿西莫格魯等人關注的核心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他們的觀點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就在於，如同瑞文·康奈爾所說的，揭示了在普世性的表象之下，“北方理論”的社會科學實則是宗主國社會的觀點、視角和問題。人類的知識當然具有普遍性意義，但這一普遍性應當是原則性的，即理論與實際的一致性。普遍性並不意味著知識——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知識——沒有時代性和政治社會文化的情景性。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既有情境性，同時又是高度政治化的。發展理論知識的形成與演化在這一點上並不例外。強調南方國家的理論被動，並非刻意強化南北知識對立，而是旨在呈現發展理論和知識生產中的“主客體”關係，以及長期存在的南方作為“他者”從而被消費的知識殖民主義問題。發展理論的核心缺陷恰恰是實踐情景在南方，理論的主導則在北方。如洪通吉所言，這是殖民地科學向後殖民世界的延伸。

▍一個某種意義上被“誤讀”的發展主義

在發展的語境下，發展主義和新發展主義是理解南北關係與全球南方崛起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知識單元。討論新發展主義與全球南方崛起的關係則需要回到發展主義這個起點上。1949年1月2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就職講演中系統闡述了美國對於前殖民地的政策。他提出了一項大膽計劃：利用美國先進的科技和工業優勢，幫助欠發達地區實現經濟增長和改善生活水平。這一計劃的核心是與其他國家一道推廣民主制度，推動欠發達地區的科學技術發展和工業化，透過提供援助干預實現欠發達地區發展。自此以後，幾乎所有涉及發展研究的著作都將此看作是當代“發展”概念的起源。因為美國不僅明確提出了援助欠發達國家的發展理念，同時也主導建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發展機構，並與盟國建立了國別發展援助機構以及單列國際發展財政預算，形成了從理論、資源供給到機構的完整發展主義制度體系，並以此推動了在欠發達國家的發展實踐。如果說“殖民”是歐洲帝國主義遺產的話，那麼，“發展”則理所當然被認為是美國的當代資產。

與歐洲早期透過殖民主義統合世界事務不同的是，二戰後美國獲得全球主導地位時，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地緣政治環境，需要根據新的地緣政治的客觀要求調整策略。二戰前，反對殖民主義的運動就已日漸高漲，二戰延緩了去殖民化程序，美國則需要順應這一潮流，形成既符合自身要求，同時也能回應新興獨立國家政治訴求的新戰略。因此，杜魯門在“第四點計劃”講話中提出了反對歐洲帝國主義對殖民地剝削的主張。與此同時，美國需要一個統合世界，特別是統合新興獨立國家的理論正規化和實踐體系。歐洲帝國主義者成功建構了基於社會進化論的“文明/野蠻”的結構主義理論認識正規化，為其“改造落後民族”的殖民主義提供了道德合法性。去殖民化消解了這一道德合法性，在此基礎上，幫助欠發達地區發展則成為美國取代歐洲殖民主義、主導世界秩序最好的道德武器。杜魯門的“第四點計劃”將“落後地區”轉變為“欠發達地區”，將改造落後地區的殖民主義轉換為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主義，並將這一計劃放置在政治平等與反對殖民主義經濟剝削的大旗之下，從而在形式和修辭上改變了殖民主義時代的等級關係。這是西方資本主義在進入新階段以後，憑藉二戰勝利的政治資本和戰爭期間積累的巨大工業產能對全球體系的整合。然而，這一改變並未動搖從15世紀開始逐漸形成的西方/非西方不對等的結構關係。美國透過推動欠發達地區發展的新議程，再次將蘇聯陣營之外的多數前殖民地，納入了以發達/欠發達為特徵的新的全球結構體系中，讓不平等的結構在新的時空中得以再生產。在此語境下，發展與美國主導全球的權力訴求融為一體。這種融合必然要求對發展的過程進行控制，因此，二戰以後，在美國的主導下，西方世界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國際發展援助體系。發展主義則成為這個體系的代名詞。發展主義實際上成為一種被稱為“新殖民主義”的教義和霸權，也自然成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展霸權的標誌。

然而，西方世界對於發展的控制，只是發展主義意識形態在地緣政治和知識技術維度的特徵，並非其全部含義。從廣義的角度講，發展主義思潮同樣包含了南方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內在訴求。例如，孫中山1918年11月出版了《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1919年他致函美國商務部長威廉·瑞德菲爾德，並附上他基於這本書所起草的“中國國際發展專案草案”。在該草案中，孫中山請求美國向中國提供資金、專家和技術援助，修復戰爭的創傷；他同時建議把援助和推動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作為國聯的主要任務。很顯然，無論從提出現代意義上的發展概念還是提出透過國際援助推動發展的角度講，孫中山都應該是國際發展的創立者。孫中山《中國的國際發展》一書不僅僅呼籲展開國際合作，同時也系統論述了中國自主發展道路的戰略問題。他提出的中國需要提升國家能力、領導中國的民族工業化以及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等觀點，與三十年後出現的發展主義理念的諸多要素一脈相承。

事實上，發展主義思潮並非簡單的地緣政治經濟概念，而是涉及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史、南方國家的發展歷史以及南方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互動等複雜的歷史政治經濟景觀。羅威廉的一系列研究展示了歐洲資本主義衝擊中國之前，中國本土現代化的進展。這也是孫中山在民國初期提出中國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共產黨推動現代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倡導“發展是硬道理”，推動“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內在邏輯。實際上，以發展為特徵的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這一過程以工業化為動力，推動傳統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全球性大轉變。馬克思認為現代化有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含義，也有後發國家趕上工業化的含義。不僅像中國這樣具有長期歷史文明的國家一直都在“發展”的道路上，最早取得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便推動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二戰以後逐步獲得獨立的南方國家，同樣將推動發展作為建設國家的主要手段。歐洲資本主義的海外擴張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為當地人民留下了一系列遺產、制度和想象——其中，發展就是最為主要的想象。因此，雖然南方國家很難避免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但是如同羅威廉對於中國的研究所展示的，“現代性”是多樣性的，發展也並非西方的專利。

很顯然，發展主義可以被視為一個由兩個相互聯絡，但分屬於不同主體的話語體系組成的混合意識形態。一是西方的發展主義——也是我們通常批判的發展主義。從這個角度講，發展主義在政治上是霸權的，在理論上是建構的，歷史上則是殖民主義的延伸，是殖民統治的產物。二是南方國家的發展主義，這個視角的發展主義具有“本土性”“雜交性”“後發性”的特點。由此可見，將發展主義完全“西方化”是片面的，會造成對發展主義的誤讀。拉丁美洲和中國早期的發展實踐聚焦工業化為核心的經濟發展，認為經濟發展可以帶動社會進步和全面的經濟社會轉型，這些思想毫無疑問屬於典型的發展主義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講，把南方國家看作發展的受害者看似具有深刻的批判性，但在客觀上則是片面和極端的，對於南方國家甚至是有傷害的。事實上，發展主義之所以會遭受誤讀，恰恰是因為南方國家在理論建構和話語體系上一直處於被動地位。由此可見，南方國家如果缺乏知識的自覺並失去自主性思想的支撐，轉而被那些並不植根於南方土壤的外來知識體系透過建構和批判展開迴圈性替代表達的話，那麼南方國家最終就會喪失自主發展的能力。

▍新發展主義：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自覺

法國人類學家路易·迪蒙曾嘲笑“印度社會學”是自相矛盾的，他認為社會科學只會有一套普世性的概念與方法。這一論斷其實並非全錯。人類的行為和社會等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的特徵，自然會分享很多共同的知識和理論。問題在於如何生產這些知識，以及知識生產和應用過程中的權力結構。本文認為，發展主義在實踐中遭遇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主流的發展理論和政策存在嚴重的“南方缺位”。然而，隨著全球南方的不斷成長，這一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發展主義的興起充分展示了南方國家的理論自覺。

1987年，巴西經濟和社會學家魯伊·毛羅·馬里尼在《墨西哥社會學》雜誌發表了《新發展主義的理由》一文，首次提出新發展主義的概念。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的《中國的奇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可以看作是典型的“南方經濟理論”。2007年，巴西經濟學家路易斯·卡洛斯·佈雷塞爾-佩雷拉在阿根廷的《新社會》雜誌發表了《新發展主義的國家與市場》一文，系統闡述了一系列不同於新自由主義的投資、利率、匯率和工業化升級等新發展主義觀點，明確提出了國家在中等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包括北方學者在內的一批對新自由主義持批判態度的經濟學家在巴西聖保羅開會討論替代發展的問題，會議形成了《聖保羅宣言》。該宣言標誌著拉丁美洲學者推動的新發展主義經濟發展思想開始得到主流發展理論的高度重視。2012年，林毅夫《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的中英文版出版，基於中國經驗的新發展主義經濟理論觀點與拉丁美洲的新發展主義觀點匯合。從20世紀拉丁美洲的普雷比什和中國的方顯廷，到21世紀的佩雷拉和林毅夫，前後將近百年，從結構主義到新結構主義，從發展主義到新發展主義，承載著南方學者思想理論自覺的夢想。

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體系，而是一個內容廣泛的思想理論觀點和實踐政策的統稱。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同國家、不同領域的學者和發展政策專家，在反思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在發達國家流行的現代主義和在發展中國家流行的發展主義實踐的基礎上，新發展主義逐漸成形。與發展主義相同的是，二者都強調經濟發展和政府的作用。但不同的是：首先，兩者出現的時代背景完全不同。發展主義時代的南方國家普遍處於貧困狀態，南北經濟發展水平懸殊；而進入本世紀以來，這一現象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其次，發展主義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觀點和目的，而新發展主義則是基於南方國家實踐在場性的理論認識。再次，新發展主義的理論觀點具有實踐和理論上的包容性，既針對了北方國家實踐也針對了南方國家的實踐，理論體系中既有“南方知識”也有“北方知識”，因此屬於全球發展知識。

新發展主義在本體論上否定了西方進步路徑的唯一性，在認識論上否定經濟發展的統治性，強調以人為本、環境資源友好、社會文化發展和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承認市場的有限性等；在方法論層面否定了二元對立和發展的前後次序性，反對發展主義教義下經濟發展導致社會文化轉型直到政治民主的線性發展路徑，強調社會文化多樣性和跨越性發展；在實踐上，新發展主義主張在經濟發展中優先保護環境資源，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如控制匯率和利率、監管資本、實施工業化政策等。

▍結語

如果說瑞文·康奈爾提出的“南方理論”的問題，是西方社會科學家在某種程度上試圖擺脫從殖民主義到後殖民主義正規化的學術倫理的一種自我反思，那麼以中國學者為代表的南方社會科學家日漸增加的對“自主性知識”的追求，則可看作是南方學者擺脫“他者身份”的思想自覺。過去二十多年興起的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正是這一學術自覺過程極具時代意義的產物。

新發展主義伴隨全球南方的崛起而興起，是南方國家發展實踐的知識產品。第一，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論思想不是憑空建構出來的，而是對發展主義發展理論的繼承與批判。推動南方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發展主義理論和政策的核心，也是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核心。但是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念拒絕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理念，堅持政府主導和一系列的工業化政策主張，同時將社會發展的維度納入政策體系，從而協調經濟和社會的同步發展。第二，新發展主義的理念以及相應的政策歷史性地聚焦南方國家的發展歷程，其中的一系列主張均是對以往發展實踐的反思和創新，核心的理論觀點與政策均屬於在場性的知識並源於現實發展的需要。第三，新發展主義發展理論並非閉門造車，相反，它充分吸納了包括新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不同型別學術思潮中有利於南方國家發展的思想，如市場經濟、產權、綠色發展等。第四，倡導新發展主義的主體是南方國家的學者、政策制定者和發展實踐者。這一主體性確保著新發展主義理念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在場性及相關性。

需要指出的是，新發展主義並非一個具體的理論，而是在實踐中、在反思發展主義的基礎上總結出的一些理論觀點。更為重要的是，新發展主義的發展理論興起於冷戰以後的全球化時代，而且伴隨著全球南方的崛起。隨著全球發展格局的變化，一系列催生新發展主義的外部和內部條件也都在發生變化，因此，新發展主義的觀點也將隨之發生變化。但與以往不同的是，全球南方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自主發展資源，即日益增加且多元化的南南合作發展融資體系，日益發展化的制度資源，如金磚國家組織、亞投行和新發展銀行等發展制度體系。全球南方基於這些資源所開展的發展實踐，正在不斷生產新的發展知識。中國正在推進的基於“新發展理念”的現代化實踐，不僅為新發展主義提供了全方位的實踐支撐，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新發展主義的理論維度。一旦全球南方堅持實踐為基礎的理論自信，新發展主義必將成為全球南方發展的理論武器。

編輯｜郝煜東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2月刊，原題為《新發展主義：可否成為全球南方的理論武器？》。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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