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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週報以翻譯、掃描輿論場上的觀點文章的方式，為讀者呈現全球思想動態。本期思想週報，我們關注英國演員邁克爾·辛為家鄉負債的居民解除債務的義舉與英國窮人的債務危機，以及關於數字永生和AI復活技術的倫理問題。
文｜莊沐楊，盧南峰
邁克爾·辛的義舉與英國窮人的債務危機
近日，英國演員邁克爾·辛（Michael Sheen）為家鄉南威爾士塔爾伯特港（Port Talbot）深陷債務困境的鄉親們解除債務的事蹟引起了廣泛關注。這位曾因扮演前首相托尼·布萊爾而聞名的威爾士演員，捐出了10萬英鎊，為約900人償還了總計100萬英鎊的債務，這一事蹟也被完整記錄在了紀錄片《邁克爾·辛的秘密百萬英鎊贈與》（Michael Sheen’s Secret Million Pound Giveaway）中。此前，隨著塔爾伯特港的鍊鋼高爐關閉，許多居民失業，並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邁克爾·辛發現了金融系統的漏洞——貧困者的債務常常被打包成金融產品出售。於是，他註冊成立了一家公司，投入10萬英鎊，成功收購了總計100萬英鎊的債務，隨後登出該公司，塔爾伯特港的鄉親們的債務因此一筆勾銷。紀錄片在英國第四頻道（Channel 4）播出，《衛報》評論稱，辛的這一舉動堪稱現代版的“羅賓漢式”義舉。
對於熟悉邁克爾·辛的人來說，他做出這樣的舉動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他並不像一些演藝人士或富裕階層那樣將慈善視為公關秀。辛自己表示，1980年代塔爾伯特港發生的礦工大罷工已經喚醒了他的政治意識，而他在演藝生涯中獲得的成功和積累的財富，使他有能力且有意願關注更為實際的社會問題。現年56歲的辛早在2018年便創立了“終結高利貸聯盟”（End High Cost Credit Alliance），致力於解決貧困群體的債務問題。而他為南威爾士鄉親們解除債務危機的舉動，源自2016年，當時他還住在洛杉磯，看到了約翰·奧利弗（John Oliver）在脫口秀節目中僅用6萬美元就購買了1500萬美元的醫療債務，並將其全部登出。
辛發現，當一個人無力償還債務時，這筆債務會與其他人的債務捆綁在一起，被債務收購公司打包購買。之後，債務收購公司會試圖以債務的原始價值收回欠款，但如果它們想轉售債務，債務的價格就會下降。債務持有人的欠款金額並未減少，但債務收購公司可以以更低的價格再次購買債務。因此，辛最終僅花費10萬英鎊，就解決了100萬英鎊的債務問題。由於隱私保護法規，他事先並不知道哪些人的債務被免除，只知道大約900名塔爾伯特港的居民因此受益。
近年來，邁克爾·辛一直活躍於公益事業，並自稱為“非營利演員”，這並非空話，而是源於他對自己責任的深刻認知。他認為，自己有責任將收入投入到社會專案和公益事業中。辛並未好高騖遠，而是在參與塔爾伯特港策劃的戲劇製作後，感受到與家鄉的深厚聯絡，因此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家鄉社群。除了前述鋼鐵廠關閉外，統計顯示，整個威爾士南部約有30%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
辛的慈善之路並非一帆風順。2019年，他曾在威爾士加的夫舉辦“無家可歸者世界盃”，傾盡全力籌款，但由於資金籌集不力，他甚至賣掉了位於洛杉磯和威爾士的房產來支付賽事費用。在接受採訪時，辛坦言，自己辛苦積累的財富已經消失，但他也體會到一種“解放感”，因為他明白自己作為演員，依然可以獲得收入，且不再需要如此多的財富。如今，邁克爾·辛已不再住在洛杉磯，而是回到了塔爾伯特港。對於近期的義舉，他謙虛地表示，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步。
辛的舉動和紀錄片的拍攝，不僅讓人們為這位演員的信念感到欽佩，更震驚於英國工人階層和普通民眾所承受的債務壓力，以及這種債務的解決方式。根據官方資料，2023年，超過800萬英國人深陷債務，另有1200萬人在負債的邊緣掙扎。對此，辛認為，除非政府讓銀行承擔起提供可負擔信貸的責任，否則這個問題只會愈發嚴重。債務危機的背後是高利貸的猖獗。雖然近年來Wonga和BrightHouse等短貸平臺公司受到監管限制，甚至倒閉，但依然有很多人需要信貸渠道。如果沒有可負擔的選擇，人們就會陷入更加極端的境地，不得不向非法高利貸者尋求幫助。而這些高利貸者往往不受監管，甚至未在金融監管局註冊。據一些組織估算，英國約有108萬人欠高利貸者的錢，但這一資料可能還是相對保守，因為很多人出於羞恥心，並不願意公開自己欠下高利貸。
辛在一檔廣播節目中表示，社會上存在許多誤解，認為負債者的不負責任行為才導致了他們的困境，認為他們大多做出了糟糕的財務決策，過著超出自己能力的奢侈生活。但他認為事實並非如此，許多人依然非常努力地工作，竭盡全力維持生計。例如，一位女性受訪者同時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工作，還兼職做油漆工和裝飾工，但她的工作僅夠勉強維持生計，卻依然債臺高築。
當然，辛提到的“誤解”並非完全是偏見，確實有不少負債者是因糟糕的消費習慣而陷入困境。另有其他受訪者就曾表示，自己在新冠疫情暴發前失業，導致無法再支付貸款和信用卡的月供，並提到一月份往往是最艱難的一個月，因為會在此時收到聖誕假期的支付賬單。最終，在債務救助慈善機構的幫助下，這位受訪者逐漸恢復了財務狀況。儘管如此，單就在英格蘭東部，仍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在努力維持家庭賬單和信用卡的支付。部分慈善機構表示，很多求助者在陷入困境後往往會拖延長達一年才決心尋求幫助，而此時他們的債務問題已經相當嚴峻了。
在邁克爾·辛看來，他此次的舉動並非一次性的慈善行為。他拍攝並播出紀錄片的目的，正是希望引起系統性的改變，從而緩解英國民眾日益嚴重的債務危機。為此，他還與前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合作，敦促政府立法解決難以負擔的信貸問題。辛曾花了兩年時間與英國銀行和政府進行對話，但最終不得不請布朗出面，推動政府立法。辛希望政府能透過相應的法案，以要求銀行公開其在金融普惠方面的作為，並促使銀行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可負擔的信貸業務。他認為，美國已實施類似法規，這可以帶來結構性轉變，但也擔心英國冗長的官僚程式會拖延其實施。
（參考資料從略）
數字永生與AI復活
近日，宇樹科技公司公佈了一項名為“數字永生方法、系統、裝置、儲存介質和智慧身外化身”的專利構想，旨在透過採集一個人生前的各種“存在痕跡資訊”，經過深度學習模型處理，創造出能夠模擬這個人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和情感表達的數字化身。
對於浸淫在當代科幻文化中的大眾而言，數字永生早已不是虛無縹緲的科技狂想曲。從《銀翼殺手》裡記憶植入的複製人，到《駭客帝國》中意識上傳的紅色藥丸，從《超驗駭客》描繪的雲端意識共同體，到《流浪地球2》中數字生命計劃的倫理困境，數字永生理念已經深深嵌入到當代社會的集體意識中。
而當科幻照進現實，數字永生技術最觸動人心的應用場景，並非馬斯克設想的腦機介面實現人機共生，而是普通人在手機螢幕上與逝者展開的隔世對話。這種看似樸素的互動需求，恰如《流浪地球2》中圖恆宇對數字女兒丫丫的執念，折射出人類面對親人死亡時原始且永恆的渴望。
這種跨越生死界限的執念貫穿人類文化史。從埃及《亡靈書》記載的往生咒語、《奧德賽》描繪的冥界對話，到墨西哥亡靈節的狂歡祭祀、猶太教“七日服喪”儀式、東亞的佛壇供奉，還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託夢”與“顯靈”，先民們編織出繽紛多彩的生死對話圖景。
與死者對話的渴望，似乎是無稽的迷信，卻籠罩著科技的歷史，特別是與傳播技術相關的歷史。傳播思想史學家約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其代表作《對空言說》（又譯作《交流的無奈》）中，闢專章論述了與死者對話的渴望如何與傳播技術的發展糾纏在一起，“努力藉助精妙的媒介來傳送已故或遠方之人的語詞、聲音或形象，這是電子媒介交流和招魂術交流的共同事業。”19世紀留聲機的發明首次實現聲紋的物質化，使得維多利亞時代的悼亡者體驗到“逝者聲波在耳膜上的真實震顫”； 20世紀電視訊號與家庭錄影帶的普及，使“在場”與“缺席”的界限徹底消融，1980年代日本家庭透過VHS重溫逝者生日影像，與招魂術形成詭異的共振。新媒介不斷提供“記憶的體外儲存器”，將死亡從生物終結重構為資訊斷連。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今天的人們用AI“復活”逝者，不過是古老招魂術的當代變體。
但同時，這一技術對現實與虛擬界限的消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也面臨比19、20世紀的“新媒介”更加峻急的倫理困境。
2024年，音樂人包小柏藉助AI“復活”了已經離世3年的女兒，讓她給妻子唱了一首生日歌。影片在社交媒體獲得2.3億次播放，引發失獨家庭群體的強烈共情，北京某公益組織統計顯示事件後諮詢數字永生服務的家庭激增300%。在包小柏的舉動在媒體上引起軒然大波的同時，AI“復活”早已悄然進入了殯葬業，成為一門初具規模、前景廣闊的產業。而AI“復活”在用來撫慰和緩釋遺憾的同時，也伴隨著道德、倫理和法律方面的爭論。近兩年，已有喬任梁、李玟、高乃翔等多位已故明星的家屬發聲抵制未經授權的AI“復活”。
2025年2月21日，《紐約客》漫畫家艾米·庫茲韋爾（Amy Kurzweil）和加州理工州立大學哲學助理教授丹尼爾·斯托裡（Daniel Story）在aeon網站（aeon.co）聯合發表署名文章，提出了這一倫理學難題——現在我們可以創造與死者交談的逼真體驗，這是殘忍的，治癒的，還是別的什麼？
在他們看來，AI“復活”不應當成為逝者的替代品和逃避失去的工具，而應當成為一種激發想象力與創造力的藝術媒介，幫助我們構建與先人、歷史和記憶的聯結。
文章寫道，隨著大型語言模型的引數和普及程度與日俱增，以及個人資料在雲端似乎變得永久化，逝者聊天機器人（Chatbots of the dead）技術將變得更加複雜和可及。對一些人來說，逝者聊天機器人是有用的工具，可以幫助我們哀悼、緬懷和反思逝去的人。而對另一些人來說，它們是去人性化的技術，會勾勒出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界。它們引發了關於同意、所有權、記憶和歷史準確性等方面的倫理問題：誰應該被允許建立、控制這些表徵，或從中獲利？我們如何理解那些似乎歪曲過去的聊天機器人？但對我們而言，最深切的擔憂在於這些機器人可能會如何影響我們與逝者的關係。它們只是掩蓋我們悲痛的人工替代品嗎？還是說與逝者的模擬聊天有其獨特的價值？
文章寫道，與他人建立的聯絡，為我們的生活注入了共同的意義和溫暖，但這些聯絡會受到時間的侵蝕以及死亡的衝擊。痛徹心扉的失去在所難免。正因如此，所有的人類文化都發展出了應對所愛之人離世的儀式、故事和其他手段。文章回溯了文化史上與死者交流的多樣化的信仰與習俗，認為它們透過強化一種觀念，即人類社會能夠超越失去的陰影，只要記憶留存，愛就不會消逝。它們讓人們在悲痛中得以堅持下去。
但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西方社會，支援性社群正在瓦解。我們的精神結構、實踐和信仰在數個世紀的祛魅程序中已蕩然無存。這或許表明，以科學理性主義為追求目標的技術現代性是造成西方世界與死亡之間貧乏關係的原因所在。
在工業化的西方社會，秉持理性精神意味著將看得見、摸得著、可衡量的事物置於首位。當有人離世時，理性的個體理應結束與逝者的那段關係，然後繼續前行。然而，我們的技術文化似乎並未為我們提供新的精神資源，反而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巧妙的工具，幫助我們遠離死亡：我們有藥物來延緩死亡程序，有娛樂活動來撫慰心靈，有麻醉劑來麻痺感官，還有其他技術手段來幫助我們逃避和忽視死亡。普通人一方面被大量程式化的死亡場景所包圍，另一方面又與真實、有意義的死亡體驗隔絕開來。與此同時，那些使我們的生活日益富足和強大的技術進步，卻在悄聲訴說著一種超越死亡的方式，一種新的機械超越論的末世論。在眾多這樣的工具中，還有什麼比一個以早已離世之人口吻說話的聊天機器人更具危害性的呢？
許多評論家將逝者聊天機器人視為一種極其惡劣的否認死亡的表現形式。常見的反對意見是，那些情感脆弱的使用者可能會在與聊天機器人的互動中投入過多感情，以至於他們會將聊天機器人與逝者混為一談，或者忽略逝者已經離世這一事實。
另一種擔憂認為，聊天機器人缺乏內在的生命力，逝者與聊天機器人單向的情感關係會帶來過度依賴、社會孤立和剝削的風險。逝者聊天機器人可能是由具有經濟動機的公司生產的，目的是操縱使用者並最大限度地提高參與度，由此帶來的風險顯得尤為嚴峻。一個被高度商業化（只需支付少量費用就能解鎖聊天機器人“關懷”的功能！）或遊戲化（每天聊天就能升級！）的逝者聊天機器人可能會落入一個無良公司的手中而成為一種危險的工具。
這類批評常常暗含著這樣的假設：逝者聊天機器人的目的在於充當逝去親人的某種替代品。但文章認為，這種隱含的假設是錯誤的。逝者聊天機器人不應被當作替身或夥伴使用，也不應被設計得儘可能逼真和完整。相反，逝者聊天機器人應當被製造出來服務於一種更熟悉且更復雜的用途，一種能夠幫助我們超越肉身侷限的目的，不是透過技術復活，而是透過想象來實現。
文章認為，我們的人生是透過眾多有意義的虛構情節構建而成的，個人記憶便是其中之一。這種記憶形式常常由一系列意象拼湊而成——比如牆上的藍色玫瑰、一隻蜜蜂、一本書、家人臉上的一個表情——我們在講述自己生活中的場景時將其編織進一個敘述之中。這種拼湊的過程構成了這樣一種虛構形式，但它並不與真實相悖。
被搶救回來的文物，比如日記和信件，也能為我們的探索提供助力。我們儲存這類文物是為了滋養我們對過去和祖先的想象。我們調查的祖先遺物越多，我們就越能豐富對他們身份的認知，也就越能深入瞭解我們的家族和自己。
即便沒有諸如照片和信件之類的直觀物件或提示，我們依然能夠基於較為鬆散的關聯進行想象。比如，不經意間提及的關於曾曾祖父母的模糊故事，如果聽眾有興趣去想象其情景的話，就可能成為一種提示，從而喚起對過去的想象畫面。我們的提示和物件越是詳細、具體且多樣的，對過去人物的想象呈現就越接近曾經活生生的那個人。但無論準確性如何，表象永遠只是表象。
文章表示，如同回憶錄、照片、信件、帽子以及口述歷史一樣，逝者聊天機器人也能滿足我們記憶探索的各種目標，為我們的生活、人際關係和身份賦予背景資訊，同時幫助我們在時間的維度上建立聯絡。它們可以幫助我們構建虛構的世界，並進入這些世界。在此過程中，我們可以探索和延續對我們而言重要的關係。因為聊天機器人並非真實的人，而是幫助我們生成虛構對話的道具，所以使用者的對話物件——基於逝者塑造的角色——並非獨立於對話而存在。使用者透過與機器人互動來創造他們想象中的對話物件。這樣一來，聊天機器人賦予使用者一種特殊的創造性自主權，在這種自主權中，使用者在創造虛構世界和其中的虛構角色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與聊天機器人交談就像即興表演的藝術。聊天機器人使用者既是富有創造力的藝術家，也是接受性的觀眾，他們引導著意義、洞察力或娛樂性，同時被引導著去理解這些意義、洞察力或娛樂性。
當逝者聊天機器人被設想為逝去親人的脆弱替代品時，這種想象潛力就會被掩蓋了。這種設定在科幻作品中很常見，比如《黑鏡》（Black Mirror）第二季第一集《馬上回來》（Be Right Back）中，一個悲傷的女人愛上了一個替代其死去伴侶的AI。這種看待逝者聊天機器人的方式是錯誤的。
文章認為，應當將聊天機器人定位為藝術記憶工具，而非逝者的替代品。聊天機器人並不一定追求真實感，它們無法也不可能完全捕捉到逝者的全貌。它們不會讓使用者誤以為逝者仍在世，也不會讓他們相信自己是在與一個真實的人交談。相反，它們透過在想象的空間中喚起對逝者的記憶來強調現實世界的缺失。此外，不必擔憂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的單向依賴，因為使用者依戀的物件是逝者本人，以及代表他們的角色，而不是生成這些角色的工具。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AI會肆意篡改逝者留下的遺產。對此，文章強調，這些自由是我們授權給它的。逝者的AI機器人是富有創意的呈現形式，使用者應當積極參與塑造它們的形象。對於所有關於過去的創造性呈現形式，想象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想象力與記憶和歷史解讀密不可分。我們強調想象力並非要放棄真相，而是要表明真相可以從我們的想象中產生。我們應當以評判所有尋求真理的藝術品的標準，來評判AI的呈現形式。過度情感化的傳記電影，可能與故作多情和避重就輕的AI機器人值得同樣的批評。AI機器人的不同美學風格將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不同的作用，從情感釋放，到治療性的洞察，到知識的豐富，到歷史教育。就像所有美學事業一樣，AI機器人的價值取決於其創作者投入其中的思考和努力——即創造性的選擇。
文章構建的框架指向這樣一個未來：我們的技術文化資源將不再僅僅是些俗不可耐的消遣品。它們或許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擺脫現代死亡問題的途徑。它們並非幫助我們逃避失去的工具，而是幫助我們反思自身死亡以及那些逝去之人的資源。它們能夠提供一種對先輩所構建的人類共同體的真切感受，並且能夠支援甚至促進在悲痛中不會消逝的愛的紐帶。逝者聊天機器人存在於藝術、想象和精神的普遍範疇之中。這個範疇在人類的繁榮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章最後陳述，本文所闡述的關於聊天機器人的觀點並非萬能靈藥。即便其設想得以採納，且具備了用於創造性使用的必要基礎設施，仍存在被濫用和利用的機會。那些死氣沉沉的聊天機器人肯定會吸引逐利的科技公司。文章所設想的藝術空間可能會被乏味的、令人上癮的、預製的、銅臭味的、遊戲化的商業產品所佔據，這些產品僅僅是為了讓我們對精神問題感到麻木。但藝術和創意空間長期以來一直是人類生活中對抗專制力量的源泉，讓我們不要將新技術拱手讓給狹隘的商業利益所帶來的扁平化影響。相反，讓我們肯定AI的潛力，以進一步推動人類不可抑制的創造力的精神使命，推動我們對歷史和記憶的責任，推動我們對洞察和聯結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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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本期微信編輯：朱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