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競
編輯 | 江臾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那是11月初的一個傍晚。那不勒斯的空氣裡會冷不丁飄來一股臭雞蛋味兒。我們的口譯,那不勒斯東方大學的漢語教師馬小漠說,這是從附近的坎皮萊格瑞半島火山傳來的硫化物氣味。幸好另一座火山,即掩埋了龐貝古城的維蘇威火山,在1944年最後一次噴發後就不散味兒了。除了近在咫尺的火山,那不勒斯還有不好惹的黑手黨,我們晚上回酒店最好別走岔路小道。
我們坐在一家披薩店裡等王安憶。和我們一起的,還有一位從柏林飛過來的攝像師,他將用鏡頭記錄接下來幾天的內容。
我有十年沒見王安憶了。上次是在漢堡及周邊陪她做文學活動。這次,聯手威尼斯、那不勒斯和羅馬的漢學教授,我們請王安憶來參加中國教育部語閤中心支援的作家海外駐留專案。王安憶是不容易被請到的,不僅她的名氣把她高高架起來,為她擋掉繁多的邀約,而且,她本人也願意縮在舒適圈裡。她有兩個舒適圈,一個是課堂,但在2024年,她從復旦大學創意寫作教授的職位退休了,就只剩下另一個:家裡。每天在家裡,她不是讀書就是寫作。有次她跟我說,因為她也沒什麼別的事情好做。聽起來低調,在王安憶卻是實情,有同行說她把自己“活”成了作家,生活就是寫作,寫作就是生活,合二為一了。
這回請到王安憶的殺手鐧是費蘭特,一位生在那不勒斯的作家。費蘭特是筆名,誰都不知道名字後面何許人也,此人隱姓埋名已經三十餘年。如今,全世界都在讀費蘭特的小說《我的天才女友》(這既是《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一部書名,也是對這套書的流行統稱)。王安憶是費迷,她先看了《我的天才女友》的電視劇,然後去讀原書,跟許多人接觸這部作品的順序沒有兩樣。她曾在不同場合說,近年來她特別喜歡《我的天才女友》,覺得這是2000年來最有趣的小說。

©網路
手握王安憶這張好牌,我們的野心又滋生到費蘭特身上。說不定王安憶親臨那不勒斯後,有面見費蘭特的可能?馬小漠說,她的老闆,東方大學的漢學教授萬麗雅(Valeria Varriano)已經有所安排。
我的心情有些激動,殊不知,半個小時後會跟王安憶爆發一場衝突。
餐廳裡的電視正在播放一場足球賽,還不到晚八點,客人陸陸續續地進來。我先是透過窗玻璃看見了王安憶,緊接著,她和她的先生李章就走到了眼前,後面跟著身材嬌小、能量十足的萬老師。
王安憶滿臉疲憊,她和自費陪她出行的李章都年過七十。完成了在威尼斯的翻譯工作坊後,兩人坐了六個多小時的火車,南下到那不勒斯。萬老師去火車站接到人,就直接把他們帶到了餐廳,她深知吃飯對中國人的重要性。而王安憶夫婦此時渴甚於飢,因為對義大利火車的服務不瞭解,他們一路上都沒喝到水。
點完水,萬老師接著為大家叫了瑪格麗特披薩。這款披薩是那不勒斯的發明,馳名世界。在薄脆筋道的麵餅上,只鋪通紅的西紅柿醬和雪白的馬蘇裡拉乳酪,餅的邊沿被髮面的氣泡撐得高高隆起,形同盆地。我向王安憶介紹了我們請來的攝像師。
她的嘴角立刻拉下來,本來就疲憊的面容,掛上焦躁和不悅,一下子嚴厲起來。在整個上菜和吃飯的過程中,她幾乎忽略了旁人,一直對我義正辭嚴,宣告她完全不能接受有人拍她。
我們不是之前都說好了嗎?我一時反應不過來。
跟王安憶商量行程時,我曾在電話裡告訴她,我們會拍一個短影片,記錄這段獨特的那不勒斯之行。所謂獨特,就是萬老師動用了她的資源,請到一位義大利作家,帶我們去老城區看《我的天才女友》裡寫到的眾多地點。而且,這位叫衛芥(Carlo Vecce)的作家,跟費蘭特有著千絲萬縷不便挑明的關聯,大學裡甚至風言風語,猜衛芥可能就是隱身在“費蘭特”筆名後面的人。堅守徹底的匿名主義的“費蘭特”,被濃濃迷霧環繞,沒人知道TA是男是女,是個人還是一對夫妻,或是一個寫作班底。TA唯一示人的身份,就是那不勒斯人。
跟拍王安憶行走在費蘭特的老城區,和衛芥邊逛邊聊,這豈不是千載難逢的內容?還有,接下來的翻譯研討會,王安憶和一群年輕的義大利漢學家互動,也有記錄的價值。

衛芥和王安憶走在老街區
難道這些都不能成為說服她的理由?
我當然記得王安憶在電話裡對我的婉拒:“我不喜歡被拍,最好不要拍。”而我努力說服她:我們不拍你的特寫,會把鏡頭拉得比較遠,多拍些衛芥、萬老師及博士生,保證讓你感覺不到鏡頭的存在,在片子裡也不以你為主,好吧?她當時沒有再否定。
可現在,王安憶一刀一刀地割著瑪格麗特披薩,語氣也跟下刀子一樣決絕:她是堅決不能同意被拍的,她會感到非常不舒服。“當今的世界到處都是影像,”她激烈起來,“把人跟蹤曝光得太恐怖了!”而且,她剛拒絕掉一些影片大專案,就更不能從我們這裡開一個小口子。只要答應一次,以後肯定就後患無窮,她會受不了的!
我坐在她對面,感覺到她的生理性難受瀰漫到每一塊披薩上,打掉了所有人的胃口。一直沉默的李章開口了:別的作家可能都沒有問題啊,還可能蠻喜歡的,這是王安憶個人的情況,她不願意被拍。
突然,除了我們這一桌,餐廳裡的人共同發出一聲難過的低吼,好像在給王安憶的抗議配音。馬小漠說,那不勒斯球隊剛輸掉一個球。
尷尬中,我們的攝像師給自己點了杯啤酒。我對他說,你明天就回柏林吧,不拍了。

王安憶“轟走”了攝像師,讓萬老師和馬小漠也頗感遺憾。這多少給了我安慰。不是我強迫王安憶,而是她偏要跟現實的常態做對。她的做法,就好像拿起粉筆,在地上畫了一條槓,然後看緊我們說,別過界。
有這麼一類作家,他們在對抗這個自我營銷和影像主宰的世界時,明知自己是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也在所不惜。王安憶是他們中的一員。還有2024年的布克獎得主薩曼莎·哈維,她也選擇了低科技生活,既不用智慧手機,也不開社交媒體賬號。
當然,更走極端的是這位費蘭特,從1992年出版第一部小說起就決定隱身。費蘭特保持匿名的理由在變化,開始是羞澀,進而是反感媒體炒作,再之後,還有更深的用意。關於媒體炒作,費蘭特在《巴黎評論》2015年做的對談中說,在義大利,“作品本身並不重要,而是寫這本書的人有沒有自帶光環。假如他已經有了名氣,媒體會強化這種光環,出版社也會敞開大門,整個市場也會非常高興接納你。但你如果沒有這種光環,一本書很神奇地贏得了市場,媒體就需要打造一個作者形象,這就開始了一個機制:作者出售的不僅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還有他的形象。”費蘭特頑固地拒絕進入這個機制,王安憶頑固地拒絕被影像化。
從根本上講,王安憶不信任科技。我記得,十年前認識她的時候,她就以不用手機不上網著稱。她的作品都是一字一句用手寫在稿紙上的。她對科技唯一的“妥協”,就是後來終於願意把稿紙上的字輸入電腦。我們跟她的聯絡,都是透過李章的手機和電子郵箱。鑑於她拒絕進入網路世界,她很可能都不知道,網上早已流傳著無數條她的影片。
第二天是陽光燦爛的一天。義大利南方的陽光,明媚到可以向世界宣佈,每天都是嶄新的,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我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從亂糟糟的市中心出發,去王安憶的酒店集合。我們將在衛芥的帶領下,去看《我的天才女友》裡寫的老城區。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電視劇或讀過小說,就請想象一下,在野蠻愚昧的義大利南部,兩個絕妙女生從195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人生演繹。二人中更聰慧更邪性也更美麗的女孩叫莉拉,我們以為“天才女友”是指她。但天才女友也是莉拉眼中的萊農,一個因努力而成功的角色。小說是透過萊農之口的第一人稱視角講述的。她們都出生貧寒,住在我們要去探訪的貧民街區,這裡是她們相同的起點,後來的人生卻發展迥異。勤奮的萊農只因獲父母允許,得以上中學大學,成為著名作家,實現了階層躍遷。而莉拉再出色,也只能在小學畢業後進到父兄的鞋鋪幫工,16歲上嫁人,從此一輩子走不出那不勒斯老城區,淪陷在暴力和烏七八糟中。

《我的天才女友》第一季劇照©網路
可是,假如故事只是這樣黑白分明,《那不勒斯四部曲》就不會成為世界級暢銷書,也不會被《紐約時報》評為“21世紀一百本好書”的第一名。
在兩個女生分岔的人生路上,暗殺和暴死,愛情和渣男,嫉妒和互助,成長與衰老,性侵和淫亂,離散與迴歸,國家政治與地方黑社會,工人運動與左翼恐怖行動,一時的功名成就與終究的煙飛灰滅,各種能量糾纏成一團,曝光了罪惡,也沒有省略人性的複雜。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莉拉和萊農愛恨相間持續一生的友情。女性的友誼首次成為文學的母題,甚至讓很多男讀者大驚小怪起來。
經過一夜的休整,加上攝像師的消失,這天早上的王安憶恢復了清爽自如,我很高興。馬小漠也早早到了。王安憶的身材跟十年前變化不大,依然修長勻稱。脖頸和腰板也是繃直的。年輕時,她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去了徐州文工團拉大提琴,憑她的身姿,說她曾在團裡跳舞也讓人信服。李章悄悄告訴我,王安憶的繃直實為不得已,這一路她都戴著護腰,因為腰椎間盤突出相當嚴重。只見她打了個王氏綁腿,用襪子裹住牛仔褲的褲腿,這是做好了徒步的準備。
我們立刻議論起費蘭特究竟是誰。不管是誰,王安憶說,她都羨慕這個人,一個作家只管寫作,不用花時間去拋頭露面,這是最好的。你是來不及隱姓埋名了,我們拿她開玩笑。王安憶30歲因鄉村變遷小說《小鮑莊》成名,40歲寫出了獲茅盾文學獎的上海都市小說《長恨歌》,從早年起就逃不掉公眾人物這個人設。“有朋友說我的書叫好不叫座,”她笑著說,似乎很滿意這個定位。
衛芥的出現,一下子收攏了我們的注意力。馬小漠立即進入工作狀態,作為卡爾維諾的中文譯者之一,她出色的語感增加了王安憶和衛芥交流的絲滑度。
衛芥是一個很文雅的人,六十多歲,身材挺拔,衣著隨意,修著整齊的花白絡腮鬍,古銅臉色說明他很注意戶外活動。他和王安憶有著類似的身份 —— 教授兼作家。他是東方大學義大利文學系的教授,研究達芬奇的專家。他關於達芬奇母親的小說《卡特琳娜的微笑》已有中譯本問世。這都是他公開的身份。我們這天還少不了用猜謎的眼光打量他。但王安憶堅稱,費蘭特只能是女性,因為只有女性才寫得出莉拉和萊農,男人筆下是出不來這樣的形象的。

應對王安憶的快人快語,衛芥只笑笑,並不接招。但凡觸及費蘭特身份的話題,他都機智地沉默,或轉移我們的視線。他為人平和,也時不時冒出義大利南方人的熱情。他告訴王安憶,已讀過義大利版的《長恨歌》,好小說,把他多年前去上海的記憶激活了。來的路上他還在想,為什麼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弄堂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呢?應該是和那不勒斯老城區的市井況味有諸多的重合。
我們的車往城東的郊外開。像世界上所有的郊外,建築物分佈稀疏,失去了城裡的色彩和風格。穿過一個隧道時,衛芥示意我們,這就是小說裡把老城區和那不勒斯分開的那個隧道。車裡的氣氛立刻掀起了一個小高潮,王安憶興奮起來,她問,就是童年的莉拉“率領”萊農第一次出門看海穿過的隧道吧?在小說中這是逃離的意象!衛芥頻頻點頭。

王安憶寫過一篇關於《那不勒斯四部曲》的隨筆,名曰《抹去》,她用高濃度的閱讀經驗分享了自己對這部作品的理解。還在上小學的莉拉攛掇萊農跟她一起逃學,步行去看海。王安憶看穿了莉拉的“壞”,“暗中支配他人的命運。”萊農一旦被父母發現逃學,可能也就跟莉拉一樣升學無望了。
接下來的參觀,我們不斷發現,王安憶記得小說及電視劇裡的所有細節。她對細節的緊抓不放,在書裡書外是一以貫之的。我讀過一些評論,特別是有些年輕讀者,不適應她小說裡密密麻麻的細節鋪陳,嫌拉慢了小說的節奏。習慣用手指刷屏的年輕一代耐心很脆弱,在網上給王安憶不客氣地冠名“細節肥大症”。而王安憶我行我素。

我們的目的地是名為盧扎蒂區的老街區,各國媒體記者都來踩點過的地方。似乎沒有疑義,天才女友的故事就是以這個街區裡發生過的事件為原型的。有美國記者千里迢迢趕過來,問這裡的居民,書裡寫的卡莫拉黑手黨今天是否還存在,居民用看火星人的眼光打量記者,問,你在說什麼呀?我們這兒從來沒有過死於暴力的人。這種反應,高度符合封閉地區家醜不可外揚的倫理感,說不定也暗示著,明亮的陽光下,黑手黨至今仍把這個街區統治得一覽無餘。王安憶在《抹去》裡引用萊農的發現,“那不勒斯教給我的東西,在比薩可以用得上, 但我在比薩學到的東西,在那不勒斯卻用不上”。王安憶認為,“那不勒斯老城舊街是個現代叢林,實行階級化的強食弱肉”。街區裡的暴力如同家常便飯,王安憶甚至把它總結出一種遊戲感:“好像是為了保持平衡,這邊死一個,那邊也死一個。”
因為腦子裡預設了這些影像,我們從車裡下來後都有些恍惚。這裡沒有小說和電視劇裡展示的暴土揚塵,也沒有那不勒斯方言的叫罵,更沒有熙熙攘攘的商店和人氣,而是安靜得像一個佈景。衛芥說,Saverio Costanzo導演的HBO電視劇,並沒有使用這裡的實景拍片,而是搭了攝影棚。我們看到,學校、圖書館、居民樓等一些跟天才女友情節相關的建築物上,刷了零星的電視劇拍攝場景的圖片,這些牆畫據說是2019年一個公共藝術裝置展留下來的。王安憶邊走邊說,要是換到中國,這裡絕對會成為網紅打卡地,早就人滿為患了。

圖書館外的牆畫
可這裡的人少極了,少到缺乏真實感,好像這個街區只屬於回憶。此時是2024年11月11日上午10點,衛芥說喝咖啡的時間到了。他把我們領進一家街角的咖啡店,有人點了特濃,有人點了卡布。杯子很小,大家都站著,幾口就喝完了。
衛芥說,義大利人每天就是這麼喝咖啡的。店外的條椅上,坐著一位老人曬太陽,一個牽狗的女人步伐鏗鏘地從他身邊經過。嘗過義大利咖啡的日常喝法,我們有了抵達的感覺。
衛芥像導遊一樣周到,引領著我們,解說個不停,我們圍繞著他,邊聽邊起疑。他是費蘭特嗎?他跟費蘭特是什麼關係?他憑什麼知道這麼多內情?

他向我們強調,小說裡寫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是人物換了名字而已。我們路過的教堂,就是莉拉結婚的教堂。我們進去參觀的圖書館,就是小說裡的圖書館。莉拉小學畢業後,因為央求父母讓她繼續讀初中,被父親從一樓的窗戶扔了出去,摔斷了胳膊。萊農繼續上學,莉拉就用全家人的名字辦理了數張借書證,突破了每週每人只能借一本書的限制,用閱讀惡補自己的缺失。王安憶在圖書館的留言簿上認真簽了名。衛芥指著一個書櫃裡的一排書告訴我,這都是他父親小時候來圖書館讀過的書。看我睜大了眼睛,他說,是的,他父親就是在這個街區長大的,而父親的妹妹,衛芥的姑姑,就是莉拉的原型。

莉拉勤奮借書的圖書館
他說得那麼平靜,就好像在說,今天的天是藍的。大家都圍上來,趁機直截了當地問他:費蘭特到底是誰?衛芥不接話,而是說,帶我們去看他父親和姑姑小時候住過的房子。
陽光靜靜地灑在空街上。小說裡的肉食店、鞋鋪、點心房統統不見蹤影。衛芥把我們帶進居民區,上海弄堂的感覺果然冒了出來,我們看到一根根繩子,上面晾曬著各式各樣的背心褲衩襪子和小褂,成為小區的公共風景。
這些開放的住宅矩陣,由一棟棟四層小樓組成,牆面都刷得很乾淨。衛芥說,這些樓都是二戰前蓋的,因為刷了顏色,所以看不出舊態。王安憶掃視著這些矮樓,覺得有些意外,說,怎麼建築質量比我們上海的工人新村還好哩,我們新村蓋的時間比這還要晚得多。她把頭抬得更高,去找放煙花的天台,好像如果缺了這個建築部件,這個地方就經不起她的考證。衛芥馬上指給她看,那個天台上現在立著電視天線架。她放下心來,說,14歲的莉拉就是在煙花綻放的天台上,第一次產生“界限消失”的感覺。

找天台
馬小漠說,譯成中文的“界限消失”,在義大利語裡,大約是講一個東西的邊緣或輪廓變得模糊不清。王安憶在《抹去》裡梳理了這個細節,她寫道,“弗吉尼亞·伍爾夫寫《簡·愛》與《呼嘯山莊》,說到艾米莉·勃朗特——“她向外面望去,看到一個四分五裂、混亂不堪的世界”。這個帶有修辭性的意象,在莉拉,卻是具體地發生著,近似一種疾病。”“老城街區的年輕人在樓頂天台燃放煙花,甲方乙方的對決很快失控,演變城熱兵器戰爭。”在一秒內,莉拉眼裡熟悉的存在失去外形。尤其是她愛的哥哥,在天台上露出暴力的兇狠,讓她突然目睹了真相。真相是可怕的,而莉拉同時發現了自己能看見真相的異秉。

書中的天台
莉拉的天才,是她身處暴力兇險環境而看能穿真相的本領。她沒有被嚇倒,反而變得更強悍。她難道就是衛芥的姑姑嗎?衛芥說,他14歲坐火車離開此地去外面上學,身穿一襲黑衣的姑姑就站在軌道邊,向他揮手送行。這個畫面還在他的眼前。他甚至抬起胳膊,又高又直地舉過頭頂,模仿姑姑揮手的動作。
我看到了衛芥眼裡的感傷,不敢問他姑姑是否還在世,他已經繼續往前走了,說,咱們現在去看扔娃娃的那個地下室窗戶。
王安憶和我們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神。就像談《聖經》必說夏娃偷吃禁果,對迷戀《我的天才女友》的人來說,一切都繞不開丟娃娃這個情節。費蘭特自己也說,她開始寫這部小說時,“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寫什麼:這是一段友誼——開始於一個很陰險的布娃娃遊戲,結束於失去一個女兒。”
事情發生在小女孩莉拉和萊農剛做了朋友,靠牆坐在地上,交換了彼此的布娃娃玩。莉拉一轉身,把萊農的娃娃扔進了黑乎乎的地下室窗洞。萊農第一次知道了莉拉的“壞”,但她不示弱,把莉拉的娃娃也扔了進去。這個情節帶出了小說關鍵的發展:她們鼓起勇氣,進到黑乎乎的地下室,想把娃娃撿回來。結果,娃娃不見了,莉拉懷疑被兇惡的鄰居、卡莫拉分子堂·阿奇勒偷走了。阿奇勒給了兩個女孩一點錢,讓她們去買新娃娃,但莉拉做主,買了一本小說《小婦人》。兩個女孩子從此萌生了寫書的夢想。還在小學時,莉拉就寫出了萊農日後也難以超越的故事,而寫書成了萊農一生的職業。在四部曲的結尾,已經徹底消失的莉拉卻神不知鬼不覺,把這兩個六十年前被扔進地下室的娃娃送到萊農的住所,而此時的萊農,終於寫完了莉拉和自己一生的故事。
衛芥把我們帶到一個離地面約30公分高的長方形視窗前。視窗用鐵絲網密封起來,前面還立著數根鐵欄杆。衛芥說,娃娃就是被從這個窗洞扔進去的,窗戶還是當年的老樣子,只有鐵絲網是後加上去的。

莉拉扔娃娃的視窗
他怎麼就知道,娃娃是從這個而不是另一個視窗扔進去的呢?我在心裡犯嘀咕。《那不勒斯四部曲》是一部小說,小說是虛構,然而衛芥卻說,小說裡的一切,都是真實發生過的。他憑什麼如此確定?但我又不願不信他,他身上有著學者的認真,反而缺了一樣義大利人常有的東西 – 誇張感。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更離奇了,連衛芥本人都沒有料到。
衛芥從地下室窗洞退後幾步,指著樓上最高處的一扇窗戶說,他爸爸小時候就跟父母和妹妹住在那個單元房裡。成人後,他的姑姑還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衛芥和弟弟小時候來看姑姑時,就經常在這個樓裡玩。當年的鄰居現在恐怕都換過好幾輪了。

衛芥帶王安憶進了樓,暗示這是莉拉和萊農小時候住過的房子
他問王安憶,想不想進到樓裡看看。好呀!王安憶立刻答應了。李章因為腰病比王安憶還重,留在了院子裡。衛芥推開樓門,我們跟了進去。本以為能看看樓道就已經算深入內部了。如果依了衛芥的說法,這可就是莉拉和萊農小時候住過的樓。有些門很破舊,有些是簇新的,樓梯間的牆面老而不髒。王安憶說,你們看,這鐵扶手的做工多好,樓梯的石料也不賤。衛芥越往上走,越激動,說,有的門是換了,可樓梯和扶手都跟以前一模一樣!我暗想,看來他真的好久沒來過了。這是不是說明,他不是費蘭特本人,而費蘭特可能是他姑姑呢?是姑姑虛擬了萊農這個第一人稱,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嗎?
在我東想西猜之際,一位倒垃圾的老太太從樓上下來,用懷疑的眼神瞪著我們。衛芥連忙解釋了幾句。老太太換了表情,安詳地出門了。爬到一半,又遇到一位老太太下樓,她挽著黑手袋,正要出門的樣子。這回,衛芥和她都僵住了。幾個來言去語後,他們突然緊緊地抱在了一起。馬小漠連忙告知我們:這位女士是衛芥小時候的鄰居!

衛芥和鄰居樓梯間相認
不可思議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兩分鐘後,我們都坐在了這位女鄰居家裡。那是不由分說的邀請,衛芥很激動,我們很感動。因為坐的地方不夠,衛芥一直站著,這倒便於平復他起伏的心情。
我們居然進到了莉拉或萊農的家?馬小漠把衛芥和女鄰居的對話即時翻譯給我們:這位老太太16歲結婚 (和莉拉結婚的年紀一樣大),就搬進了這套公寓裡,一直住到今天。衛芥姑姑當年的家就在隔壁,戶型完全相同,早已換了住戶。女鄰居比衛芥大六歲,她說,只要一想當年,眼前就能出現十歲大的衛芥在樓梯上玩耍的畫面。
衛芥向我們描繪起他姑姑家的樣子,特別是祖父留下來的一張大床,大到佔滿了一個房間。“我們全家人的生活都是在這張大床上進行的,小孩都喜歡在床上蹦跳,大人在床上做愛、生孩子、死去。”“這張床現在還在嗎?”王安憶問。“我弟弟把它搬到了西西里,放在他的家裡繼續用。”

衛芥講到那張大床©吳珺如
女鄰居很興奮,除了給我們倒水,還要張羅給我們做飯。因為在失聯大半個世紀後的不期而遇,她和衛芥兩人好像同時進入了過節的亢奮狀態。衛芥告訴我們,她是真心實意要請我們的,從前習慣了給一大家子做飯,許多年來都沒這樣的機會了,只是一人食。在這個五十來平米的房子裡,原來七八口人擠著住,如今空得只剩她一個。整個街區也是這樣,老人離開了世界,年輕人離開了此地。這不是很像我們鄉下的空心村嗎?王安憶立刻找到了對照。王安憶問她,有沒有聽說《我的天才女友》這部書,她點點頭,說,還沒讀過。當她聽說王安憶也是寫女性命運的作家,就找出一張紙片,請王安憶給她簽名。

王安憶和女鄰居合影

馬小漠說了一句讓人費解的話:大海觸碰不到那不勒斯。
我們的回程一路向西,衛芥要給我們展示西邊的那不勒斯富人區。在車裡,馬小漠說,“大海觸碰不到那不勒斯”是一個書名,意思是,像我們剛待過的老城街區,離海其實只有三公里,可那裡的貧民是看不到大海的。而大海代表著希望。看不到大海的人就看不到希望。

他們身後是維蘇威火山
這就能解釋,為什麼童年的莉拉和萊農有那麼強的決心,要穿過隧道去看海,儘管她們的行動沒有進行到底。而坐在副駕位置上的衛芥,像萊農一樣,從老街區走出來,完成了階層躍遷。他不僅當了大學教授,還是一家高階俱樂部的成員。他領著我們走進這家坐落在海邊絕佳位置的俱樂部,穿過室內種種低調的奢華,來到水邊的餐廳,給大家點了茄泥、意麵和沙拉。
場景轉換得太快,王安憶低聲問馬小漠,一般的大學教授能加入得起這種高階俱樂部嗎?馬小漠神秘地一笑,答:這真不好說啊,一般是不大可能的。
我們曬著溫熱的太陽,坐在一般人進不來的那不勒斯頂級美景區,眼前是海水,背後是山巒。衛芥指著山頂上唯一一座宮殿式的建築說,那座房子裡住過德國大音樂家瓦格納。

瓦格納曾居住過的黃房子
王安憶一邊誇茄泥好吃,一邊跟衛芥聊寫作的事。她提到了費蘭特在中國出版的一本新書,名叫《頁邊和聽寫》,費蘭特寫道,她的任務是“在現實主義長卷中寫出真實的故事。”
王安憶對衛芥說,她認為這是費蘭特對小說這個文體做出的一大貢獻,即讓現實主義迴歸到小說的敘事裡來。小說發展了二百多年後,似乎走進了死衚衕,人物、情節和細節都變得不好看了。作家們忙著做實驗,試試先鋒,又試試解構,再加進知識分子寫作等等,結果,小說的敘事出了問題,放棄了形,走向形而上。衛芥點點頭,十分認同王安憶的判斷,小說的確被搞壞了。
王安憶接著說,這些年她也讀到不少非常棒的非虛構圖書,難怪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還需要虛構嗎?作為寫了一輩子小說的人,開始懷疑小說這個體裁還行不行,這是讓人很沮喪的。直到讀到費蘭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她得到了一個真正的驚喜:這部用傳統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小說居然可以出新,用莉拉這個形象喚回了小說最初發源時的很多特質,處理了很多似乎不可調和的事情。她本以為,小說家的“妄想”在小說這個載體裡恐怕難以實現了。要感謝費蘭特帶來了希望,在虛構上還是可以繼續下功夫的。
衛芥眯起眼睛,看了王安憶一會兒,用義大利語對馬小漠說了一句話。他說什麼?我問。馬小漠說,他管王安憶叫“我的天才女友”。
一天後,王安憶在那不勒斯王宮舉行演講,衛芥也出現在觀眾席裡,成了眾多在場教授中的一員。

王宮演講
平日裡,王安憶有些矜持,但一開口講到她心愛的書,熱度馬上升高。她對座無虛席的義大利聽眾說,來到那不勒斯就像做夢。對《我的天才女友》裡面的人物,她熟的就像家人一樣,走在那不勒斯的街頭,看到那些男男女女,覺得他們都像是從《天才女友》裡走出來的!
王安憶的報告題目裡出現了三位女生:“當王琦瑤來到了莉拉和萊農的老城區”。她重點拿莉拉跟自己的小說《長恨歌》裡的女主角做了比較。她宣稱,莉拉是有古老基因的,像一個先知,能看懂一切秘密,而王琦瑤是一個完全的現代人,屬於上海的弄堂。上海才有不過二百年的歷史,連一個像樣的鬼故事都沒有。莉拉有前緣,說不定就來自被火山毀滅的龐貝古城,而王琦瑤這樣的上海人是沒有前緣的,既不像莉拉,也不像寶玉和黛玉,因此,王琦瑤只能活在當下。
她沒怎麼提萊農,也沒有談及這部小說在全球激起的關於女性主義的討論,也沒有碰觸大部分中國讀者的共振點 – 女性友誼以及女性文學對女性成長的激勵。戴錦華教授是主持這個議題的代表,她發現,中國的小鎮做題家在那不勒斯貧民區的萊農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戴老師的北大本科女學生,有不少人在學士學位論文中以《我的天才女友》為題,討論教育是否能改變命運,萊農式的奮鬥是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而王安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莉拉這個角色上。就像她在《抹去》裡的分析,袒露出王安憶作為一個小說家的趣味:
莉拉讓人想起《呼嘯山莊》裡的卡瑟琳,一個粗野的“小蠻子”——家中保姆耐莉這麼稱呼她,這其實是一個古典的形象。《聖經》新約馬太福音裡,向希律王索取施洗約翰頭顱的莎樂美;古希臘神話裡的梅杜莎,妖嬈的蛇是她的頭髮,凡看見她眼睛者都會石化……是歷代藝術家創作的母本。這大約就是小說的經學,在同一模式裡注入不同的內容,將抽象演繹成具象……我不能斷言莉拉脫胎於卡瑟琳,卡瑟琳脫胎於莎樂美、梅杜莎,但她們的關聯性僅僅視作巧合又不足以解釋,我更傾向將她們排列譜系,納入同組基因。
不得不說,這又是一個徹底的小說家的立場。
演講結束後,衛芥走過來向王安憶表示祝賀。因為還有很多人等著與他的“天才女友”交流,衛芥很有禮貌地道了別,離開了王宮。

©吳珺如
接下來,我們也告別了萬老師和馬小漠,搭上去羅馬的火車,羅馬是王安憶在義大利駐留的最後一站。從那不勒斯來到羅馬,感覺就像從鄉鎮返回大都市。儘管我們在那不勒斯沒有見證費蘭特小說裡描寫的野蠻和暴力,但這座城已經和《我的天才女友》脫不了干係了。
把王安憶和李章“移交”給羅馬大學的漢學家之前,我忍不住要和王安憶談談衛芥。
問:你覺得衛芥會是費蘭特嗎?
答:我還是認為,費蘭特只能是女性。
問:你對那天去看老城區印象如何?
答:這種事情是很多的,不能當真。比如,張愛玲的弟弟,他在親戚當中給張愛玲小說裡的每個人物都找到了原型。在高郵呢,也有人給汪曾祺的小說找到了每個地點的出處。讀者總是希望從虛構中找到現實的對應物,希望虛構的東西在現實中是存在的。而小說家的工作,卻是從現實中看到一點真實後去虛構。虛構一個不存在的東西,就必須用非常寫實的材料,才能成功“騙取”讀者的信任。必須說,費蘭特這點處理得很高明。
王安憶回答得十分淡定。在我聽來,卻像一種“抹去”。依她的經驗,我們和衛芥經歷的種種,都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是給讀者的安慰劑罷了。而我不這樣認為。
可我又不知道該怎麼說服她。王安憶講話的句子,在風格上和她作品裡的句式高度重合,簡短、準確,不容置疑。或者,我應該放棄自己的感覺,去相信她的判斷?她畢竟是一位再專業不過的作家和老道的讀者。而且,除了寫她經驗深處的上海,她還被安排過許多采風任務,這是她這個級別的作家享受的一種蒐集素材的待遇,王安憶深入過女囚監獄,也從考古隊長手裡摸過剛出土的千年罈子,她的見多識廣給了她一種看穿表象的冷靜。
然而,我還迷失在衛芥佈下的魔法裡。那天在海邊吃過飯,趁王安憶和李章遙望海對面的維蘇威火山,我和衛芥散了一會兒步。我們用英語交談:“聽說東方大學有些同事認為你就是費蘭特。”我假裝跟他開玩笑。“不是我,”他嚴肅地否認,“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切都是真的,書裡寫的事情也都是真的,完完全全是真的。”我停下腳步,盯著他的眼睛,他沒有迴避,“這就夠了,對嗎?我們不需要知道費蘭特是誰。”頓了一下,他又補充了一句:“我還想告訴你,費蘭特是一個很美的人,一個出色的人。”(Ferrante is a beautiful person and a wonderful person.)
把王安憶和李章送到酒店後,我的任務就完成了。一個人走在羅馬的街頭,我忽然想起,在《新蘇黎世報》上讀過另一位那不勒斯作家的訪談。他的名字叫羅伯特·薩維亞特(Roberto Saviano),因為寫了揭露黑手黨的小說《蠻族》,必須在警察保護下度過餘生。他也是費蘭特的粉絲。他說:“如果你想寫出真相又不想死,就別說出你的名字。”
費蘭特在《頁邊和聽寫》中寫道:“我們創作小說不是為了讓假的看起來像真的,而是為了透過虛構,以絕對的忠誠說出最難以言說的真相。”
所以,衛芥說:“一切都是真的。”
所以,費蘭特會永遠使用這個筆名。
是這樣嗎?
◦ 本文於2025年2月23日寫於漢堡,文中圖片如未特殊標明,皆來自於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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