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導演大衛·林奇去世：在地獄中尋找愛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訊息，當地時間1月16日，經其家人證實，美國著名導演大衛·林奇（David Lynch）去世，終年78歲。他曾執導、製作出多部經典好萊塢電影和劇集，代表作品有《穆赫蘭道》《藍絲絨》和《雙峰》等。本文為大衛·林奇自傳《夢室》摘編，經出版方授權刊發。（導語：張婷）

原文作者丨大衛·林奇、克里斯汀·麥肯納

《夢室》，作者: (美) 大衛·林奇 (美) 克里斯汀·麥肯納，譯者: 胡陽瀟瀟，版本: 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年8月

在我的電影中，

我總喜歡探索幾個固定區域

不知怎麼的，《雙峰》從一部電影變成了一部電視劇。除馬克和我之外的人加入進來後，我就失去興趣了。然後我讀到了《我心狂野》，我非常喜歡其中的角色。事情大概是這樣的，蒙蒂來找我說：“大衛，我讀了本叫《我心狂野》的書，想拍成電影。你能考慮當執行製片人嗎？”我說：“讓我也讀讀。”然後我開玩笑地說：“蒙蒂，如果我很喜歡這本書，想自己拍怎麼辦？”蒙蒂說：“那就讓你拍，大衛。”—事情就這麼發生了。

那是讀這本書的絕佳時刻，因為整個世界彷彿正在逐漸分崩離析。好萊塢大道上出現了毒品交易，晚上從那兒經過都會讓人膽戰心驚；谷區出現了黑社會，每天晚上都會聽到槍聲—世界瘋了，我把它視作發生在這個地獄般的瘋狂世界中的愛情故事。

林奇準備拍攝《我心狂野》的最後一個鏡頭。

巴里·吉福德是個了不起的作家，我很尊重他。他的筆法乾淨又簡練，會激發出你想象的火花。書中有些地方他只是一筆帶過，卻讓我浮想聯翩，我就會加以擴充。巴里筆下的這些人物生活在某種地下文化中，將來不會成為醫生或律師，但他們很聰明。我真的很喜歡那個世界，喜歡那兒所發生的一切。那裡狂野又自由，還有一絲無畏，與此同時也隱藏了對人生深刻的理解。

在我的電影中，我總喜歡探索那麼幾個固定區域。所有藝術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思考方式和具體的喜好，他們喜歡的想法也總是某類固定的想法。並不是說你總是在自我重複，但總是會有相似性。就像是爵士樂，有些主旋律很吸引你，雖然這個主旋律存在許多變奏，但你愛的主旋律是恆常不變的。想法產生了，並按一定的順序排列。有時候你看到的是它不同的側面，有時候其中會出現不同的人物，但想法本身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你的工作就是忠實於它們。

《我心狂野》的演員陣容基本上立刻就定了下來。我感覺尼古拉斯·凱奇可以演任何角色，包括埃爾維斯·普雷斯利—塞勒這個角色就部分構建在埃爾維斯之上。他是個無畏的演員，超級酷，是我想到唯一能扮演塞勒的人選。我在繆斯餐廳第一次見到了尼克和勞拉，我們見面的那一晚，街盡頭那棟漂亮的裝飾藝術風格老建築—名叫泛太平洋公園（Pan Pacific Park）—著火了。

威廉·達福是蒙蒂的朋友，蒙蒂可能提到過他。威廉簡直是上帝送來的禮物。一裝上那個牙，天哪，鮑比·佩魯（Bobby Peru）就活過來了。他也貢獻了絕對毫無瑕疵、堪稱完美的表演。不過也不僅僅是牙起到了作用。你可以把那副牙裝在另外一個人嘴裡，但效果絕對大不相同。這是角色和演員的完美結合，就像是，這個人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人都做不到。威廉就是有那個角色所需要的東西。我也愛克里斯平·格洛弗。他演的角色出現在了巴里的書中，但可能只是一帶而過。我不記得書裡提到過他內褲中的蟑螂，好像也沒提到他做三明治的橋段。克里斯平是扮演這個角色的完美人選，又是一場完美無瑕的表演。

我不記得書裡是否出現過馴鹿先生，也不記得這個角色是從哪裡來的。他就那麼出現了。書裡有哈利·戴恩那個角色，但不記得寫了多少。書裡沒寫格蕾絲·扎布里斯基的角色。格蕾絲來自新奧爾良，因為《雙峰》第一次見到她時，她給我表演了路易斯安那法語式的語調，那個聲音簡直在我腦袋上燒出了一個洞。我一直記得她的表演。寫那個角色的時候，好像我把她和那種路易斯安那法語式的語調聯絡在了一起。我知道這麼寫沒錯，格蕾絲愛死那個語調了。

雪莉·李扮演了好女巫格琳達，在影片最後她才出現。當時所有東西看起來都消失了，而她挽救了塞勒和盧拉的愛情。那些日子裡，大團圓的結局會讓人想吐—他們覺得導演出賣了自己的靈魂，一個東西越低落，就顯得越酷。但以悲劇結束《我心狂野》感覺就是不對。

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有時候某些事會突然而至，將一切帶上正軌。這種事在人生中有可能發生。但假如你盼望著它發生，就可能會失望。

但你應該隨時做好準備，因為這種事可能在任何時候發生。舉例來說，電影中有一幕，一位女士從畫面中穿過，揮了揮手。劇本里原本沒有她，我是在一家餐廳裡遇到了這位女士，讓她演了這一幕。她的美麗永遠留在了人們心裡。

《我心狂野》中用到了很多搖滾樂。搖滾樂是種節奏，把愛、性和夢都混在了一起。雖然不光是年輕人喜歡搖滾樂，但它確實是場年輕的夢，讓你沉醉於自由之中。

《我心狂野》是在洛杉磯和新奧爾良拍攝的，後者是個很棒的城市。有天晚上，我們在一傢俱樂部裡，裡面燈光很亮，播放著音樂。在新奧爾良的任何一家餐廳中你都能找到各種各樣的人，坐在我們旁邊的是一家黑人。爸爸不在，媽媽帶著幾個女兒，好像還有個兒子，他們是從農村進城來玩的。他們絲毫不虛偽做作，只是做著他們自己，享受著生活。我們聊起天來，然後我請其中一個小女孩一起跳舞，她真是個無價之寶。她是那麼純潔。我們就在那裡，山南海北地聊著，雖然我們來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對於我的世界一無所知，而她是那麼好的一個女孩。我喜歡那座城市的一點，就是不同的人能聚在一起。那還是座音樂之城，到處都是音樂、有趣的食物和法國元素。那還是個充滿魔力的地方，到了夜晚就呈現出一種夢幻感。

我不記得在新奧爾良去過蒙蒂描述的那傢俱樂部。但是，當然了，我們可能確實去了。我覺得人們的記憶是不同的。有時候，他們的記憶會徹底出錯，但大部分情況下它們只是有所不同。不過關於新奧爾良我有許多回憶，我真的很愛那座城市。

有線電視成了新的藝術影院

現在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城市裡，再也不懷念大自然了。我覺得我把它從我的體系中剔除出去了，也對它不再有渴望。小時候在博伊西，森林很健康也很豐茂，在樹林中穿行時聞到的那股氣味真是無比美妙。不過自那之後發生了許多事。

帶著槍架的皮卡車和顏色亮麗的越野車在森林裡橫衝直撞，它們和森林一點都不協調。此外還有全球變暖和蟲害的問題。天氣特別冷的時候蠹蟲就會死掉，但現在天氣永遠不會特別冷了，它們死不了，就會破壞所有的樹。我爸爸告訴我，如果一棵樹看上去快要死了，其實它在十至十五年前就已經走向死亡了。你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他們說，大量的森林正在死去。我成長的那個自然世界其實已經不在了。很多揹著旅行包和高檔露營裝置的人湧到森林裡，那兒現在可真擁擠！過去我在森林裡從來看不到任何人，一個人都沒有。可能時不時會在森林裡遇到幾個怪人，但通常情況下都是空無一人。

所以，地方會變，但也不會徹底改變。1992年時我重回博伊西，發現那裡已經不同了，但很多事情還保持著原樣。特定的地勢會造就出特定的氣候和光線—這些東西不會改變。但其他東西都消失了。如果你是在某個地方長大的，你就會對那裡產生某種感覺，你心裡總會給它留個溫暖的地方，一想到在那裡經歷的事情你就會感覺很良好。可現在它們消失了，你就無法向任何人描述這種感覺。我可以和隨便遇到的某個孩子講博伊西，可我給不了他我記憶中的那種感覺。等他變成個怪老頭，想給別人講述自己16歲時發生的事情，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

大衛·林奇。

《我心狂野》基本上很容易拍，世界似乎也準備好了迎接這部電影。有一幕戲有點過分了，不得不剪掉。你預估不到人們會被什麼樣的場景嚇到，因為你只能用自己的品味對事物進行判斷—我也想到過那些讓我自己感覺不安的東西，我不敢去探索那樣的區域。當你產生了非常有力度的想法時，你必須看看周邊的情況，想想世界會對它做何反應。有時候你會察覺到，不行，時機不對。

想法產生的時候，我通常很清楚它將走向何處。但有時我不清楚，而我不喜歡這種不確定的狀態。有時候你覺得自己知道了，後來才意識到，不對，我錯了，這樣不行。就像畫畫一樣—它是個行動與反應的過程，然後才能找到你的路。有時候要花費很長時間，但找到後你就會知道就是那樣。就好像你一旦決定了我要去紐約，從那一刻起你就只能去紐約，其他地方就不在考慮範疇之內了。你做出了決定，現在要做的就是去紐約，自由意志不復存在。一旦決定要拍某部電影，它就成了一條道路，你的道路已經設定好了。你能時不時地左右搖擺，但假如偏離得太遠，它就成了另一部電影。

我的想法太多，處理不過來，也不可能一一照顧到。我有了繪畫的想法，但我現在不能畫，因為忙著做其他事。但到了有機會畫的時候，今天產生的想法卻無法讓我激動了。我能記住有過的那些想法，但它們已不再吸引我。沒法畫畫的時候我總是很懷念畫畫。

《我心狂野》參加戛納電影節的那年，費里尼也在那兒放映了他的《月吟》（The Voice of the Moon）。我太激動了，因為我拍的電影居然要緊接著費里尼的電影放映。真是難以置信。去戛納是一段激動人心的經歷，毫無疑問，我們一直忙到了影片播出前的最後一分鐘。《我心狂野》放映前一天，杜維因和我很晚才到放映廳，我們順著梯子爬進了放映室，那兒的放映機就像是俄羅斯科幻電影中的道具。它們巨大無比，我們用的是雙系統，畫面和聲音是分開的。這是個類似磁的東西，能讓複製轉動得特別流暢。難以置信。

現在人們很少能看到正確放映的好複製了，真丟人。我覺得接下來會出現兩種情況：家庭放映裝置會變得非常好，電視螢幕能佔滿一面牆，還有絕佳的聲音系統。想看電影的時候，你就把燈關了，把手機關掉，調大音量，然後就開始看，能夠很快很好地進入電影中的世界。不過，除非邀請很多朋友一起來看，否則看電影不再是件和別人共同分享的事情，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另一件可能發生的事情是，電影能直接在手機上看到，不過效果不會太好。至於人們現在想要什麼，好吧，反正他們不想再去電影院了，劇情片也喪失了誘惑力。有線電視成了新的藝術影院。

在戛納的時候，直到最後一分鐘，你都不會知道自己到底贏沒贏。如果他們讓你留到週日，那你就知道自己肯定贏了點什麼，但具體是什麼不清楚。我記得那天晚上走紅毯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會贏。你沿著紅毯走過去，和皮埃爾·維奧特（Pierre Viot）握握手，這個酷哥從戛納剛創辦起就在為電影節工作，是當時的評委會主席。他說：“大衛，這部電影符合一些人的胃口，但絕對不符合另一些人的胃口。”然後我們走進去坐下了。典禮開始之前，戛納2001年到2014年的主席吉爾斯·雅各布（Gilles Jacob）走過來說：“你獲得了金棕櫚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