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由於警察的鎮壓，法國全國興起了一場大罷工。在巴黎索邦大學佔領運動的初期，幾名學生在主會場外的牆上掛了一張挑釁的海報。在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畫像中，出現了一個“男同性戀革命行動委員會”(Revolutionary Pederastic Action Committee)的宣傳單。這個僅存在於書面上的組織譴責對“性少數群體”(erotic minorities)的鎮壓，並呼籲“男同性戀、女同性戀等”去自由表達自己。

除了在工廠和街道上的行動，1968年的5月也是深刻反思社會弊病的時刻。儘管法國的抗議運動迅速消退，但其批判精神仍在燃燒。當數百萬人一起罷工時，必然會發生的情況是，相當一部分人的生活發生了變化。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們中的一些人將注意力轉向了性、對性的壓抑，以及最終關於性的政治行動。雖然1968年的各種“大事件”已被大量的筆墨書寫了出來，但是LGBT的平權仍然1968遺產中被低估的一部分。

長期的左翼活動家兼作家Daniel Guérin是在1968年5月餘波中出櫃的人之一。正如他在1972年出版的《青春自傳》(Autobiography of Youth)中所寫的，這場運動“讓許多同性戀者與自己和解”。在公開場合公然反抗之後，再繼續為了妥協於現有社會秩序而隱藏自己的性偏好，似乎是太愚蠢了。

1971年，活動家們創立了第一個明確致力於法國同性戀事業的組織：同性戀革命行動陣線(Homosexual Front for Revolutionary Action (FHAR))和Red Dykes (Dyke在俚語中指女同性戀)。後者本身就是FHAR和婦女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MLF))的產物。這些名字如今聽起來可能很古怪，但它們反映了20世紀70年代初法國政治動盪的程度。

由於一個全球超級大國的經濟陷入停滯，人們的政治想象不斷膨脹，罷工愈演愈烈：工人們紛紛譴責流水線上的低工資和壓榨靈魂的勞動；移民活動家反對種族主義和惡劣的居住條件；毛派、託派和無政府主義者將目光投射於一些此前在政治領域之外的問題，比如環境問題和囚犯的惡劣生存條件。法國《世界報》定期連載一個名為“抗辯”(contestation)的專題板塊，記錄每天的罷工和抗議活動。對許多這些運動的倡導者來說，社會主義革命似乎觸手可及。

於是，剛剛政治化的同性戀者開始透過這些抗議的鏡頭來思考他們自己的痛苦和被剝削的處境。對他們來說，消除對同性戀的歧視與資本主義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他們沒興趣去影響政客，也沒興趣去贏得選票。他們認為自己正在為性別革命奠基，而這場革命將和即將到來的政治起義一同降臨。

在法國左派的傳統中，同性戀活動包括出版報紙、遊行和製造混亂的公共活動。FHAR的聯合創始人Guy Hocquenghem編輯了1971年4月版的Tout!(Everything!)特刊，專門獻給同性戀。在這份報紙的版面上，同性戀活動家們要求“自由墮胎、避孕”和“同性性行為以及所有性行為”的權利。

他們參加了5月1日在巴黎舉行的一年一度的遊行，有一些男同性戀穿著女裝，以此挑釁法國共產黨和與其緊密聯絡的工會——總勞工聯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 (CGT))裡頑固古板的領導人們。他們在巴黎美術學院(School of Fine Arts in Paris)舉行會議，其中一些會議變成了同性戀聯誼會，有時還不只是“聯誼”這麼簡單。在有一次的集會上，據說作家Daniel Guérin和Françoise d’Eaubonne脫光了衣服。這些會議和政治活動一樣，都屬於群體治療時間，是男女同性戀能夠聚集在一起，分享內心深處的焦慮，夢想一個更美好世界的難得時刻。

1968年5月是政治行動事實上的參考點。它既被視為人們反擊的時刻，也被視為對性取向認同自我反省的觸發器——正如俗話所說的，這標誌著“長期鬥爭”的開始。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石牆運動”也起到了類似的功能：它迅速壯大了一群驕傲的同性戀活動者，他們吸引公眾注意，呼籲採取進一步的直接行動。就像他們的法國同伴那樣，這些人既是平權運動者同時也是革命者，他們為自己的組織取的名字——同性戀解放陣線(Gay Liberation Front)——就證實著這一點。

雖然由於各種原因，FHAR和Red Dykes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失敗了。但是，作為一個狂熱的、對權力不感興趣的群體，這些組織留下了令人驚訝的遺產。日益崛起的社會黨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支援同性戀權益事業。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當選後，社會黨議員們將法國的恐同法律徹底廢除。

如果說，今天的LGBT活動家在西方的訴求更為溫和，那麼這一部分是社會進步的明證。婚姻平權的成功和對各種形式歧視的約束標誌著無可爭議的勝利，這也是上層政治階層的艱難讓步（雖然他們現在還在或多或少地歧視著同性戀和跨性別群體）。但是，如今主流平權團體的話語——無論是美國的人權運動(Human Rights Campaign)，還是法國的LGBTI+聯盟(Fédération LGBTI+)——都經常顯露出一種被壓制了的政治想象，這種想象被如今他們的防禦性的姿態阻礙得停滯不前。

對這些六八弄潮兒政治訴求的懷舊可能毫無意義。但是，我們不能不傾佩他們當時深邃的雄心和壯志，他們勇敢地提出要消滅我們大多數人在今天仍然對其合法性堅信不疑的一整套制度：核心家庭、軍隊和婚姻本身。如今的人們確實會時不時地批評一下這些制度，但是卻有很少人能去堅信它們的存在阻礙了自由平等社會的發展。不幸的是，可能還得需要另一場與68類似的運動，才能讓足夠多的人敢於再次相信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