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Freepik
導讀：
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由澳大利亞的醫生寫給患者及其家屬看的生命教育讀本。
王一方 | 撰文
面對衰老、死亡的話題，不忌諱，大膽地去言說是一重人生境界。如魯迅所言，孩子過生日，只能道喜，預測這孩子將來多麼有出息，做大官，發大財，而不能預言這孩子將來會老、會死。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譏老、憎老、恐老的時代，揹負著一個忌諱死亡、恐懼死亡的文化。遊戲地說“死”也不難，高興的極致是“高興死了”“快活死了”，憂傷的極致是“難過死了”，紅白皆為喜事。難的是將衰老與死亡說透徹，說出真意來，這是更高的境界。無論是醫生還是研究者，都有著一種莫名的無力感，不是詞不達意，也不是詞不盡意，因為衰老、死亡的感覺、體驗不能完全用客觀的科學語言與經濟理性去包裹，那是一種依託本能和自然語言的主體感受與生命書寫。老和死是一種宿命，也是一種本能，無須刻意去幹預。按照伊壁鳩魯的說法，生死不同框，許多事情我們都曾經歷過，嘗試過，但沒有人敢說“我死過”，能言說就不曾死，死了就無法言說。
擺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由澳大利亞的醫生寫給患者及其家屬看的生命教育讀本。一開篇，作者先把自己擺在逝者家屬的立場上，敘述了自己的喪親體驗。其實，醫生對於死亡的認知不全來自教科書，那些生理、病理規律的揭示無法消解對宿命的無奈，更無法呈現生死別離境遇中的悲傷流淌與心靈開闔；並非教科書的編者不盡心盡力，而是死亡與哀傷的體驗實在是太過迷離，生物學知識難以刻畫心靈的顛簸與魂魄的跌宕，奈何橋頭靈性的張望（靈然獨照的境遇）早已超越了技術干預的譜系，遁入價值與尊嚴的哲學與宗教的星空之中。
醫生與患者同體（同在），生者與逝者同體（同在），是一種體驗生命的別樣境遇。如同虔誠的基督信徒“與上帝同在”的體驗，不是簡單的共情體驗，有更多的情感之外的意志、德性、靈性層面的盤桓，最終抵達一種更加澄澈的身心靈交融的境界，因此，人之將逝，其言也善。與將逝者的對視與對話都顯得神秘與聖潔，作為陪伴者、見證者、撫慰者、安頓者的家屬、醫者的心靈也會受到洗滌，隨之清澈。從這個意義上看，生命歷程中為數不多的與親友告別的經歷是一堂鮮活的生命教育課程，不僅教會我們死亡的無常與不可抗拒，還教會我們生命將要遠行時的靈然獨照。
從死亡（喪親）體驗來反觀臨床技能與醫學目的，作者似乎超然了許多，也顯得更為睿智。提問的角度更富有哲理，敘事更加富有暖色調（作者夾述夾議講了許多鮮活的疾苦與救療故事）。譬如，作者提出手術究竟是患者的需要，還是醫生在探索醫療技術的可能？一位工匠手上有把錘子，就會看哪裡都像是釘子，都想掄它幾錘，此時的需求方或許不再是釘子，而是掄錘子的人。老人為何會跌倒？究竟是軀體失去平衡，還是老之將至，生命大廈將傾？大廈何時將傾？衰老可能抗拒嗎？可以延緩嗎？垂而不死的生活值得過嗎？為什麼許多人都信奉“好死不如賴活著”？不是賴活有多麼值得嚮往，是賴活很任意，怎樣都行，無須刻意去安排，因此，賴活的視窗很大。相反，好死真不容易做到，也就是說，好死的視窗很小。
什麼是好死，各人有各人的訴求，也沒有統一的標準，更沒有社會共識，安樂死就是好死嗎？尊嚴死是好死嗎？死在家裡是好死還是死在ICU裡是好死？都有不足，都有遺憾，因此，有人講“怎麼死都是遺憾！”另外，好死，誰來見證與協助？是醫生護士，技術比武，還是親人繞膝，親情融融？因此，好死之難，難於上青天。生命垂危之際，心肺復甦(CPR)技術很成熟，立馬就能開始，有效無效全在個體造化。此時，要選擇姑息（DNR，即不選擇積極搶救）卻十分不容易，醫生的職業行為慣性（永不言棄，1%的希望，100%的努力）需要克服，家屬在別離瞬間的眷戀之情（有你在，燈就亮著）需要剋制，轉危為安、死而復生的奇蹟想象需要摒棄，認命的念頭要足夠強大，才能毅然決然地順應生命的歸宿。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沒有沉浸在事務性的是非、進退糾結中，而是從更高的境界、更大的視野去呼籲建立老年服務體系。作者希望透過體制的協同力去克服各種生死觀、醫療觀的迷失，去打通臨終關懷與居喪期關懷的斷裂，去培養更多老年醫學專家。這些人不僅是技術精湛的高手，還是精通老年人心理的身心專家。他們也是能夠協調老年社會資源，建設適老社群的活動家、管理者，他們還能不斷地自我調適，克服共情耗竭、職業倦怠，永遠保持一顆敬畏、悲憫的愛心，一份不竭的服務老齡社群的動力，一副獻身老年醫學的熱腸。
很顯然，旁人的議論不能代替閱讀，對於那些家有老人，護理、料理、陪伴、撫慰任務日益繁重，或者自己即將或已經邁入老齡門檻的朋友，這本書值得你們用心細讀。當然，如果日後書友們有一個平臺，能相互交流心得，則會產生更好的閱讀效應。想想似乎有些奢望，不過，身處融媒體時代，任何奢望都可能實現。
作者簡介：
王一方，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教授。
《從容的告別》
[澳]肯·希爾曼 著
苑東明 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9年7月出版
在中國，每年至少有成百上千例瀕死搶救案例，人們一生75%的醫療費用都花在了最後的無效治療上，有時甚至會為延續親人幾天的生命而傾家蕩產。作為幸福指數的核心指標之一，中國的死亡質量卻在世界排名極低。
之所以會形成這種局面，一方面是因為醫生認為自己的職責就是救死扶傷，治療病人，永不放棄，放棄就意味著失敗；另一方面是因為家屬揹負了巨大的情感壓力，覺得即使傾家蕩產，也不可輕易放棄親人，放棄就意味著不愛、不孝。而此時，病人自身已經喪失了決策能力。結果就是，人們的死亡已經被過度醫療化了，這不僅給當事人及其親屬帶來了折磨，還導致了醫療資源的過度消耗。
要改變這一狀況，我們就需要對自己的臨終負責，清楚地思考如何面對不可逆轉的衰老與死亡，如何告別人世，補上人生重要的一課。 當然，要改變這一點，除了個人，還需要我們的社會以及醫療系統共同努力。
作者簡介：
肯·希爾曼國際重症監護領域首席專家，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重症監護專業教授，辛普森健康服務研究中心主任，英厄姆應用醫學研究所成員。
賽先生書店可開發票，請在購書備註中留下開票資訊（抬頭、稅號和電子郵箱），確認收貨後，由出版社開具。
星標《賽先生》公眾號，
歡迎關注我們，投稿、授權等請聯絡
合作請新增微信SxsLive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