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馬曉尚
最近，人民銀行再次宣佈降低貸款利率，這一舉動無疑是希望透過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振市場信心，刺激投資與消費，從而穩增長、促就業。
這並非孤例，在全球範圍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央行普遍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降息和量化寬鬆（即俗稱的“印鈔”），試圖用貨幣的洪流來沖刷經濟下行的陰霾。
然而，歷史經驗和經濟理論告訴我們，依靠貨幣政策的刺激，特別是持續的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負利率環境，並不能帶來真正可持續的繁榮。
恰恰相反，這種做法很可能扭曲市場訊號，製造資產泡沫，加劇貧富分化，並最終導致更深重的經濟調整。
真正的經濟繁榮，如同參天大樹，其根基在於肥沃的土壤、充足的陽光和雨露，而不是一針又一針的強心劑。
這片肥沃的土壤，正是自由市場所構建的。
貨幣政策是商業週期的驅動者
與許多主流經濟學派將商業週期視為外部衝擊或市場自身失靈的結果不同，奧地利經濟學派（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認為，現代商業週期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央行透過干預信貸市場、人為壓低利率所導致的。
以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們，構建了經典的“奧地利商業週期理論”（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ABCT）。
這個理論的核心觀點是：在自由市場中，利率是反映社會時間偏好（即人們更看重現在消費還是未來消費）和真實儲蓄水平的關鍵價格訊號。
自然的利率水平，由儲蓄者（資本供給方）的時間偏好和投資者（資本需求方）對未來生產力的預期共同決定。
這個利率協調著儲蓄與投資，確保用於長期投資的資本是真實儲蓄的積累，是人們延遲當前消費而釋放出來的資源。
然而，當中央銀行透過擴張性貨幣政策（例如，降低基準利率、在公開市場購買債券注入流動性）人為地將利率壓低到自然利率之下時，問題就出現了。
這種低利率環境傳遞了一個錯誤的訊號：彷彿社會擁有了比實際更多的真實儲蓄，資本變得異常廉價和充裕。
受此誤導，企業家和投資者會錯誤地啟動那些在真實、自然利率下本不划算的長期、資本密集型專案。
例如，過度擴張的房地產開發、大規模但不經濟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某些產業的盲目投資等等。這就是所謂的“不良投資”（malinvestment）。
這些專案看起來很繁榮，創造了就業和短期增長的資料，但這是一種基於扭曲訊號的虛假繁榮。
奧地利學派特別強調資本結構的扭曲。生產過程不是瞬間完成的，而是由一系列“階段”構成，從原材料、半成品到最終消費品。
低利率誘導資本向更“迂迴”（more roundabout）的、生產週期更長的上游產業流動，因為這些產業對低利率更敏感。
這改變了經濟的生產結構，使其偏離了消費者真實偏好和儲蓄所支援的結構。
這個基於廉價信貸的繁榮是不可持續的。
原因在於，這些不良投資並沒有獲得真實儲蓄的支撐。隨著專案的推進，對資源（勞動力、原材料、裝置）的需求增加，但真實可用的資源（由真實儲蓄釋放）並沒有同比例增加，結果導致這些資源的成本上漲。
同時，早期獲得廉價信貸的企業將資金投入生產，支付工資，這些錢最終流入消費者手中，增加了當前消費需求。
然而，由於資源被錯誤地鎖定在那些長期、不經濟的專案中，短期內能滿足消費需求的最終商品和服務供應並未相應增加。
資源的爭奪導致價格普遍上漲，通貨膨脹顯現。央行面對通脹壓力，遲早會停止擴張，甚至被迫提高利率（或者即使不主動提高，市場也會因為資源緊缺和風險暴露而推高實際借貸成本）。
一旦利率回升或信貸緊縮，那些原本就不可持續的不良投資專案將難以為繼，資金鍊斷裂，企業破產，工人失業，經濟進入衰退。
但衰退並非壞事，而是一個痛苦但必要的調整過程。它是在糾正信貸擴張時期犯下的錯誤，淘汰不良投資，釋放被錯誤佔用的資源，使其重新配置到符合消費者真實需求和可持續盈利能力的專案上去。
試圖透過更多的貨幣刺激（進一步降息、增加流動性）來避免或縮短衰退，只會阻止必要的調整，維持殭屍企業，累積更多的不良投資，為未來埋下更大的危機隱患。
貨幣刺激的現實之弊：不止於理論
將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框架應用於現實，我們能更清晰地看到當前許多經濟體，包括中國，在依賴貨幣政策刺激增長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
* 資源配置的扭曲： 低利率使得大量資金湧入某些特定領域，特別是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和地方政府的基建專案往往是吸納低成本資金的大戶。
這導致了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地方政府債務的累積，以及對其他更具創新性和生產性的中小微企業的“擠出效應”。
真正需要資金、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可能因為得不到貸款（銀行傾向於將資金貸給風險較低或有抵押品的國企和大型專案）而發展受限。
* 資產價格泡沫： 廉價資金不會只流入實體經濟。它也會流向股市、債市、房地產市場等金融和資產市場，催生泡沫。
資產價格的上漲並非基於實體經濟基本面的改善，而是流動性過剩的體現。一旦貨幣政策收緊或市場信心逆轉，泡沫破裂將對金融系統和整體經濟造成巨大沖擊。
* 債務螺旋上升： 低利率鼓勵借貸，無論是企業、政府還是家庭，都傾向於增加槓桿。
這使得整個社會的債務負擔越來越重。在經濟下行期，高債務意味著更高的違約風險，限制了政策騰挪空間，並可能引發債務危機。
* 通貨膨脹或滯脹風險： 儘管一些國家的貨幣擴張並未立即導致惡性通脹（可能因為全球化、技術進步等因素對沖了部分通脹壓力），但長期來看，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長終將體現在物價上漲上。
更危險的是，如果貨幣刺激未能帶來生產力的實際提升，反而製造了大量不良投資，經濟可能陷入“滯脹”——即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困境。
* 收入與財富分化加劇： 貨幣寬鬆的首批受益者往往是那些更容易獲得信貸、持有資產的人群（大型企業、富裕家庭）。
他們可以以較低成本借入資金進行投資或投機，享受資產價格上漲帶來的財富效應。而普通工薪階層主要依靠勞動收入，他們的儲蓄可能因低利率而縮水，同時面臨物價上漲的壓力。這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
* “道德風險”與殭屍企業： 持續的低利率和政府隱性擔保使得那些本來應該破產的低效甚至資不抵債的企業（即“殭屍企業”）得以苟延殘喘，佔用了寶貴的資源，阻礙了市場的優勝劣汰和資源的重新配置。這降低了整體經濟的效率和創新活力。
近期央行的降息，固然有其短期政策目標，例如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支援房地產市場的合理需求等。但從奧地利學派的視角看，這仍然是試圖透過貨幣手段解決結構性問題和週期性調整壓力的體現。
如果未能伴隨根本性的結構改革，持續的貨幣寬鬆只會不斷推高上述風險，累積失衡，讓經濟偏離可持續增長的軌道。
繁榮的真正基石：市場、自由與有限政府
既然“印鈔”無法帶來真繁榮，那麼真正的繁榮來自何處？
奧地利經濟學派以及更廣泛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清晰的答案：真正的繁榮不是政府設計或印出來的，而是市場自發秩序下個體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湧現的結果。
這需要一系列制度基礎來支撐：
* 健全的產權保護和法治： 個人和企業的合法財產得到有效保護，合同得到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市場交易和長期投資信心的基石。
* 穩定的貨幣和物價： 貨幣作為交易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儲藏手段，其自身價值的穩定至關重要。避免過度通脹，保持幣值基本穩定，才能為經濟活動提供可靠的訊號。
* 自由的價格體系： 價格是市場中最重要的資訊傳遞者，它反映了資源的稀缺程度、供需關係和消費者的偏好。自由浮動的價格能夠引導資源流向最高效的用途。對價格的扭曲（例如利率管制）必然導致資源錯配。
* 企業家精神和創新： 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中，企業家為了追逐利潤而不斷創新，發現和滿足新的需求，改進生產技術，提高效率。這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
* 儲蓄和投資： 真實儲蓄為長期投資提供了必要的資本。只有社會積累了足夠的真實儲蓄，才能支援那些需要長期投入才能產生回報的生產專案，從而提高未來的生產能力和生活水平。
基於這些認識，要在中國當前語境下實現可持續的繁榮，真正有效的藥方不在於繼續加大貨幣刺激的劑量，而在於刀刃向內，深化改革，將更多自由和空間還給市場和人民。這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關鍵方面：
1. 簡政放權：釋放市場活力
政府的首要職責是維護秩序、保護產權、提供公共服務，而不是過度干預經濟執行。
繁瑣的行政審批、複雜的規章制度、層層疊疊的管理部門，不僅增加了企業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更壓抑了創新和創業的熱情。
簡政放權意味著大幅削減不必要的行政審批事項，降低市場準入門檻，破除各種隱形壁壘（特別是針對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歧視性待遇），真正落實“非禁即入”。
讓企業和個人有更多的自主權去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與誰交易。
政府的角色應從“划槳者”轉變為“掌舵者”和“服務者”，專注於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高效的公共服務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透過簡政放權，可以極大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發社會整體的創業和投資意願，特別是能夠釋放出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的巨大活力，而這正是經濟中最具韌性和創造力的部分。
2. 大幅減稅：讓財富留在生產者手中
稅收本質上是政府從社會攫取的資源。高稅負會降低企業的盈利能力，削弱其再投資和擴大生產的動力；同時也會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響消費和儲蓄意願。
大幅減稅，特別是降低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流轉稅和所得稅，能夠更直接有效地增加企業和居民的財富。
企業有了更多的留存收益，就可以用於技術研發、裝置更新、擴大規模，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居民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可以根據自身需求進行消費或儲蓄，這既能提振內需，也能為長期投資積累資本。
減稅並非減少政府收入那麼簡單，從拉弗曲線的原理看，合理的減稅甚至可能因為經濟的活躍和稅基的擴大，在長期內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
更重要的是，減稅是將資源的使用權和配置權從政府手中更多地交還給市場主體，讓他們能夠根據最有效率的原則來運用這些資源。這是對“繁榮不是靠印鈔，而是靠生產和交換”的直接支援。
3. 減少不必要的管制：解綁創新與效率
管制，無論是經濟管制（如價格控制、行業准入限制）還是社會管制（如環保標準、勞工法規等），都有可能為了特定的政策目標而限制市場的自由執行。
過度的管制會扭曲價格訊號，阻礙要素流動，抑制競爭，降低效率，甚至成為尋租和腐敗的溫床。
減少不必要的管制並非意味著完全放棄監管，而是要進行審慎的評估和最佳化。
區分哪些管制是為了糾正明顯的市場失靈（如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哪些是出於保護落後產能、限制競爭或部門利益。對於後者，應該堅決予以取消或大幅簡化。
特別是在新興產業和技術領域，政府應保持謙遜和剋制，避免在尚不明確技術路徑和商業模式時就施加過多過死的管制，扼殺創新萌芽。
減少管制能夠降低企業的合規成本，鼓勵冒險和創新，讓市場力量更充分地發揮作用，推動產業結構的最佳化升級。
4. 壓減公共支出：避免資源擠佔與低效投資
政府的公共支出，特別是大規模的基建投資和對特定產業的補貼，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刺激需求和增長資料，但其資金來源往往是稅收或借貸（最終也需要稅收或印鈔來償還）。
政府對資源的佔用，意味著私人部門可用的資源相應減少，形成了“擠出效應”。
政府投資決策往往受到政治考量而非純粹經濟效益驅動，容易產生“大炮和黃油”的權衡困境，且缺乏市場競爭的檢驗，難以保證效率。
大量的政府投資專案可能存在規劃不合理、建設成本過高、建成後效益低下等問題，形成新的不良投資。
壓減公共支出，特別是那些競爭性領域的投資和對企業的直接補貼，可以將更多資金留給私人部門。
私人部門在市場訊號的指引下，能夠更有效地識別和投資那些真正具有盈利前景、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專案。減少政府支出還能有助於平衡財政收支，降低政府債務風險，為未來的財政政策留下空間。
結語：迴歸常識，擁抱市場
中國的經濟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改革開放以來釋放市場活力、激發個體創造力的結果。然而，近年來，過度依賴投資驅動和政府幹預的模式，以及對貨幣政策的過度使用，正在顯現其副作用。
我們不能飲鴆止渴，試圖用更多的貨幣來掩蓋結構性問題。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依賴“印鈔”製造的繁榮是虛幻的，它扭曲了市場訊號， 讓資源錯配，並最終以危機告終。
真正的繁榮，是植根於自由市場的沃土之中，是億萬市場主體在清晰的產權、公平的規則和有限的政府幹預下，透過誠實勞動、創新創業、自願交換而共同創造的。
因此，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的發展，必須勇敢地迴歸市場經濟的常識，將政策重心從需求側的貨幣刺激轉向供給側的制度改革。
簡政放權，大幅減稅，減少不必要的管制，壓減公共支出，這才是構建具有韌性和活力的經濟體系、實現長遠繁榮的必由之路。
這也許是一條比印鈔更加艱難的道路，因為它需要政府的自我約束和權力的讓渡，需要承受短期調整的陣痛。
但這恰恰是一條通往真正繁榮、惠及全體人民的康莊大道。
繁榮，從來都不是靠印鈔，而是靠勤勞、智慧、自由和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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