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定古文物，古建築，必先觀其氣，所謂氣者，整個風格面貌之概括也。次究其細部，即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
-——陳從周
無論是炎熱蒸人的七月，還是料峭春寒的二月，那少人行走的崎嶇山路，黃塵飛起的中原大地，一個身影扶杖前行著，漸漸地老去；攀高架，他汗流浹背；上石塔，他步履維艱；路雖遙，登峰更險；他宿過農舍，點過油燈，食過粗飯；沒有什麼可阻擋他愛古建築若性命，奮勇而上之浩氣，他就是我的父親陳從周，經他鑑定的古建古物難以計數，修繕的古塔寺廟不勝列舉，寫下的考古文字盈千累萬，跟隨著他的不乏幾個愛古建築的同行者。
1954年春，父親應建築科蔣孟厚主任之邀，欣然接受兼任蘇南工專建築系春季學期課，每逢週五，同濟大學政治學習後，他背上小包，去北站乘傍晚火車至蘇州，宿於觀前街飯店，旭日初昇的次日，他趕到滄浪亭上課，教的是“中國建築史”和“中國營造法”，下午踏查蘇州古建築園林及住宅，晚間在姻兄顧公碩家談古說今；顧先生是蘇州望族，其曾祖子山先生是怡園建造者，顧公碩先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鑑賞家，蘇州文管會委員。
陽春三月，乍暖還寒，顧公碩先生剛從洞庭東山歸家，從包裡拿出一張“楊灣軒轅”的照片，讓忝為文館會顧問的父親過目，說是無法鑑定此廟的建造年代，眾說紛紜，說唐言宋，莫衷一是，父親接手看了相片驚喜交集，那特有的造型結構他並不陌生，初步鑑定可能是元代建築。不日，百忙中的父親還是專程赴東山勘查二日，宿於鄰近農舍，考證古建築定要親臨其陣，百聞不如一見，這次他是偕朱保良同去的。
楊灣廟坐落在綿亙於太湖的洞庭東山，蔥鬱後山崗上，面微波浩渺，帆影點點的萬頃水面。父親從山門入“碧霞元君祠”，有碑記明嘉靖21年（1542）重修；經石級登高臺到山腰是“楊灣廟正殿”，再登山見一小殿名“火神殿”，它與“碧霞元君祠”同為後建。
廟初期是為祭祀春秋末期吳國大夫，軍事家伍子胥而造，叫“胥王廟”，廟名後屢易，父親考察時，正殿又名“軒轅宮”，祭祀東嶽大帝，伍子胥像供在“碧霞元君祠”中，城隍廟並列於旁，祭祀城隍湯斌。父親從現有的平面追溯到當年的建造，想象到那時廟的規模是相當宏大可觀的。
父親對此廟作了測繪，正殿西向，單簷歇山，瓦脊從屋角反翹，皆為南方做法。山花板頗深，是延用了南方還通行的唐宋舊法。山花板內側的草架柱等，與明清官式做法雷同。殿中都是木柱，明間四金柱尤優美，平柱後來抽換，角柱尚存宋元舊法。
金柱柱礎為素覆盆，直徑與覆盆相同，此製法於父親可謂熟路輕轍，他馬上聯想到了其它幾座元代寺廟的柱礎，雲：“其直徑與上海真如寺正殿元構相等，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標準尺寸。”又云：“簷柱柱礎，石制，形和真如寺正殿，蘇州府文廟大成殿及雙塔羅漢院的石礩同。”
正面明間計四攢，座鬥四角並刻海棠曲線，斗拱存古法，攢擋明間，次間，山面均相似，父親前觀後查，左看右測，說：“與真如寺正殿明間攢擋鬥口近似，昂嘴及斷面形態又似元制。”他雖對斗拱滿腹疑惑，言：“斗拱部分尚多疑點，與吳縣甪直保聖寺及蘇州文廟大成殿的有區域性相似，然也只可說是明代的斗拱，尚存宋元舊制。” 他以為可能是明弘治、嘉靖年間重修時才有的。
殿進深九檁，無天花藻井，父親舉目觀之，言其系“砌上明造”，讀梁下捐贈人題名可知：“東架樑以上皆清順治間重建。”對於此殿眾說不一的建造年代，父親除據上述結構諸特點外，還參考了光緒《蘇州府志》，民國《吳志縣》《太湖備考》等書，及《碧霞元君祠碑記》與建築梁枋上的年記，而唐以前的記載僅“碧霞元君祠”內額枋下有一處，父親說：“恐難憑信，此殿之建立自元末則是無可否認的。”絕無含糊其辭，父親拍案：“我認為此殿現狀創自元末，明弘治及嘉靖十九年（1540）重修，到清初順治十二年（1655）經席本楨大加鼎新，其儲存價值是與真如寺正殿相同。” 寥寥數語，洞見底蘊，楊灣廟從此有了自己真正的建造年代及保留身價。
夜深人靜，挑燈夜記，這是父親首次將其重要的古建鑑定結果整理成文並附圖，載於《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3期上。我想：那掩映在洞庭東山，蒼翠桔紅中的古樸莊嚴楊灣軒轅，能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與從未進過建築學校，長年實地踏勘，勞而無怨，集腋成裘，成了古建築學家的父親，有著不可小覷之相連吧！
軒轅宮
江蘇吳縣有個甪直鎮，是一處近崑山的古鎮，有橋，一座，兩座，……水清，橋輕；披著水鎮的晨曦，河面上水氣自升，由薄霧而成輕紗，又漸漸地消失在柔和的陽光中，是一幅淡墨江南小鎮畫面。葉聖陶先生早年在甪直小學教過書，他的初期小說很多是以甪直作為生活背景的；王伯祥翁早期執教於甪直小學，父親繪《甪直閒吟圖》記之；顧頡剛先生則婿於甪直，家鄉是他們悠悠忘返之地。
上世紀二十年代，甪直有沈伯安、沈君宜兩兄弟，為建造自己的豪宅將保聖寺宋構大殿全部拆毀，他家的窗戶，窗簾層層相疊，從竹簾，薄紗到厚絨可達五層之多，高階浴室配有雙套進口浴缸，還在鎮旁建起了高瞭望塔，以觀甪直全景，可謂豪華奢侈，中西摻雜；建了一所小學和幼兒園，用的都是拆除的保聖寺古物之料，古代甪直多少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父親每每與我述及此事，那掩不住的剜肉之痛仍在刺傷著他。
甪直還有一個名金鳳書的本地人，與沈伯安持截然相反的做法，他到處奔走為塑像乞命。當時由葉恭綽，陳萬里，蔡元培，顧頡剛，馬敘倫等知名人士與金鳳書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力圖保之，由於他們的努力，在時間上古物延遲了三年遭毀，卻未來得及顧及大殿仍旦夕在危，美麗的宋木結構大殿最終逃脫不了沈伯安的數度拆毀，移作建造沈府宮殿了，留下的是殘垣斷壁，孤伶伶的六尊羅漢了。
保聖寺羅漢塑像
保聖寺大殿化為烏有了，顧頡剛先生聞訊，氣急之下寫了一篇詳細記錄有關宋塑像的文章，登在192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上，天津南開大學秘書陳彬和見文後，寫信告訴日本東京美術學校教授大村西崖，他聞風如獲至寶，於1936年4月29日抵華，攜攝影師唐吉升等直奔甪直，數日後，他們春風得意，滿載調查，拍下照片，帶走資料，寫下了《塑壁殘影》一書，從此甪直塑像不徑而走，成為世人看重之寶，名滿天下。
甪直塑像所在地保聖寺天王殿構架尚完整，是現存除塑像外較有價值的宋代木構建築了，但屋面瓦飾裝修山牆及部分檁須加以修整，吳縣政府準備將修葺後的天王殿用作甪直文化站，並接待來參觀塑像的各地遊客，是一舉二得之善事。1953年深秋，江蘇省文管會邀父親前去指導，他們一行搖船達水鎮，父親初見名塑名壁，細觀摩挲，欲罷不能。
1954年夏，在拆毀的甪直保聖寺大殿原址上，七拼八湊而成的陳列館經年上漏下溼，亟待維修，江蘇省文管會再度請父親前往。炎天暑月，酷熱逼人，父親自蘇州出發，扁舟於水中漂駛了大半天，昏昏欲睡，泊岸便是甪直鎮了。他直赴現場，察看了頂部漏水情況，建議陳列館由原平頂改築坡頂。當他再睹神往的名跡時，是以擅繪宋人畫幅的丹青去觀察塑像的全部，再以古建學家的銳眼去考證其年代，頓覺疑處頗多，發現昔日由崑山慧聚寺處來的記載有誤，斷言：“江蘇吳縣甪直保聖寺塑像，餘鑑定為出北宋人，非唐朝楊惠之作。”父親的重新鑑定得到文化部的採納，“甪直保聖寺天王殿”刊於《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8月，文中除對是殿的結構有詳細記錄，還提及“至於塑像相傳為唐楊惠之塑，實多疑點，以管見所證，大約出於宋人之手，他日當再文詳論之。”
十九年後的1973年，父親接蘇州市文管會函，促至吳中遍查古建園林，舊地重遊甪直，已是三個多小時的汽艇可達了，令他甚慰的是：以他的方案，平頂改為坡頂後，殿堅固如新，名塑聳立依然，略蒙輕塵，巍嚴古樸。這一次父親是從塑壁開始考證的，半生塗墨，諳習畫法，一望而知，壁上的山石完全是北宋荊關之筆，因山水畫是到五代北宋才日趨成熟的，而唐人是以繪人物具獨到之處的，對山石畫下筆尚未成熟，兩者畫法迴然相異，這在唐人的山水畫幅中足可證之。父親自1946年入大風堂為大千弟子後，隨師主攻宋人畫筆，研之頗深，眼前塑壁上的山石氣勢雄健渾成，是一幅真北宋人山水畫卷，塑像水紋的用筆又是如此遒勁，充滿活力，這唯有於宋畫中才能看到。父親又將山東長清千佛殿宋塑羅漢四十尊，及四川重慶北溫泉宋摹崖作了一番比較，得其氣韻神情，面容衣折幾如同一臼，北宋之作是毫無疑問的，雲：“惟宋畫中見之。”似還欠擲地有聲，父親復將長清寺所遺宋結構作對比，謂：“此終不及吳縣甪直保聖寺者，蓋雅秀略遜。” 雖同出一轍，卻更勝一籌，陪同的蘇州文管會主任，畫家謝孝思也持同見。
返滬，父親速將此新證函告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幾天後即接顧老函覆：“此事為剛所創，而五十年前，人皆不知寶貴，直至日本學者言之，方由蔡元培先生等集資拆下數像，置於一室，而大殿則置之不問，不知該殿今已塌完否？並念，剛所集楊惠之及保聖寺資料，總想在垂盡之年作一整理，說明此像必非楊惠作，此故事為由崑山慧聚寺移植而來，楊之遺作皆在西北，說不定其人竟未到過蘇州，但時代較近，仍儲存其作風耳。尊鑑以為然否？便乞之示為荷。” 老人又云：“大村西崖，謂塑壁更比塑像為有價值，不知尚有遺存否？”前輩顧頡剛之說與父親所論一致，塑像塑壁皆宋人之筆，“其斷為非惠之之作，所論與餘正同。”
1981年1月，父親於《悼顧丈頡剛先生》詩中寫：
老健猶能話舊蹤，片舟訪古出垂虹；難忘昨歲京華夜，載雪踏冰謁顧翁。
惡耗驚傳魯殿光，始知此訊不尋常，舉頭望斷天涯路，問字無從合斷腸。
父親在詩中自注：“江蘇吳縣甪直保聖寺名塑，為顧丈早歲所發現，顧丈數年前尤眷念及此，來函聞訊於餘……”已拆毀的保聖寺位於江蘇吳縣甪直鎮內，父親1954年作調查時所存建築物有：磚砌山門一間，建於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唐大中八年（854）經幢，原在山門內左首，現移至舊大殿址前，即古物陳列館內；天王殿三間；1933年在正殿遺址上建的陳列館；及甫裡先生（唐詩人陸龜蒙）墓一座。於斷垣頹壁間，父親還可見到宋代柱礎，素覆盆，寶裝鋪地蓮花，牡丹花等式樣，保聖寺盛時之規模浮於他眼前。
父親認為保聖寺除六尊塑像外，較有價值的就數木結構的天王殿了，對天王殿的調查略述如下：
天王殿面闊三間，西南向，殿內原方磚墁地，置天王像，浮土幾乎與柱礎平，殿單簷歇山造，屋脊用的是當地常規起翹做法，屋簷僅施椽子，父親說：“屋角反翹自明間平柱漸漸開始，因此整個輪廓尚圓和玲瓏。”角柱有側角，無升起，殘存的山面檻窗都是後來東拼西湊重修的。
天王殿覆盆形柱礎，上刻牡丹花，父親頗喜，雲：“其為宋祥符間舊物無疑。”
父親據《甫裡志》所記，結合所調查的天王殿結構細部，及儲存完好的唐代經幢同證：“則寺的創於唐代當可無疑，而熙寧六年（1073）重建，應指今日的正殿。” 咸豐十年（1860）太平天國戰役又損，同治間（1862-1874）重修，父親1952年見到的現狀便是如此。
甪直鎮闢為重要旅遊景點已多年了，人們千里迢迢更為名塑而翹首跂踵，可又有幾人知道前輩們曾為其奔波勞碌，苦心竭力；父親先後所撰文有:“保聖寺塑像之發現及保護經過”，“保聖寺塑像出宋人之手”，“保聖寺”，“甪直”等，是誠望名塑名壁 —— 我國璀璨古文化遺產還其歷史真貌，因為“真的，好的東西總是美的，令人留戀”。
姑蘇城內聳立著的那對千年秀麗古塔，它們不即不離，彼此微傾之親密姿態，令遊客駐足仰視，使詩人筆下生情，畫家墨中有浮圖，更為古城增添了幾分神秘的美麗色彩。
1954年冬，距父親剛修完的蘇州羅漢院（俗稱雙塔寺）雙塔之西塔不久，又因東塔塔剎傾斜嚴重，亟待修理，江蘇省文管會與蘇州園林古蹟修整會請父親前赴。歲暮天寒，滴水成冰，父親裹襖登塔查勘，探其年深月久，風雨剝蝕後塔的損壞情況，卻不料因梯子突然傾倒，險些從高處墜落，這場倖免於難的事故父親一直瞞著母親。夜深人靜，朔風撲窗，父親燈下草擬雙塔維修計劃，並籍此機會，順水推舟，建議將雙塔北面的羅漢院正殿遺址，那看似瓦礫殘磚的廢墟，刨除覆蓋著的厚厚積土，加以層層的細心清理，使所存精美石刻清晰暴露，再現斷臂維納斯之美，不僅可安然無恙地儲存原址，亦讓遊者一目瞭然，知北宋所建的雙塔，與同時造的正殿之間跬步不離的確鑿關係，是為中國建築史提供一份非常寶貴的研究資料。
久居法國尼斯的我，離家不遠便有一處羅馬時代的浴場及鬥牛場遺蹟，雖為殘磚碎瓦的廢址，卻整片地儲存完好，是法國南邊一重要景點，各國遊客絡繹。素未留洋深造的“土包子”父親，何以有此相似之念？殊途同歸，是胸存萬卷書，足行千里路，中外不分伯仲。他的這個建議，果然在這次雙塔的修理工程中一氣呵成，一石二鳥。今天人們能看到蘇州羅漢院正殿遺址，是與當年老父的深謀遠慮分不開的。
二塔先修西塔，東塔施工稍後，都是在父親指導下一步步完成的，相比之下，無論從質量形式還是耗極低之代價、短期迅速完工方面，東塔視先修的西塔為優。東塔主持施工出於王國昌師傅之手，他技術高妙，修理東塔時，僅搭一簡單腳手架，既方便又安全，父親說：“以此之技對以後蘇州修理古建實創極有利之條件。” 王師傅因胃疾不久下世，父親為失去一位技術不凡的能工巧匠而痛惜。
雙塔
劉敦楨先生在《蘇州古建築調查記》中，對羅漢院沿革及雙塔建築方面有過考證，刊於《中國營造學社彙刊》6期3卷，父親說劉師所述與紹熙元年碑記相同，無須重複，然因劉先生僅言浮圖，未及正殿，故此行他要對正殿遺址作一次詳盡調查，補其未及之處。
父親根據遺址旁新出土的南宋紹熙元年（1190）《吳郡壽寧萬歲禪院之記》，結合遺址平面的特徵，柱和柱礎的形式，鑑定正殿為“北宋趙光義（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所建，與雙塔同時無疑。”父親於現場測出殿址距雙塔20米，南向，中軸線視雙塔略偏西，殿面闊五間，與進深等同，為正方形。對那北面兩側梢間向後延長，成凹字型的，是否是原建還是新增建？父親持“尚待考證。”他以正殿所遺留的柱礎排列，認為如依遼與北宋之例推論，那麼殿的原外觀該是單簷歇山造。從現存的柱與柱礎可依稀辨其皆為石刻，正面當心間二柱，平面圓形，鏤刻蓮蕖，雜間人物，父親說是“北宋遺物”。而不足以觀的是五處八角形無雕刻石柱，及五處刻法平淺的海棠紋石柱，父親一眼瞥去，就知是明嘉靖間重修時換的。
從石制門限的北面遺蹟中，父親找出的紫色花崗岩佛壇須彌座零件，支離繁碎，很難確定它的詳細位置。此次清理的瓦當，不及他那年修塔檢到過的北宋蓮瓣瓦當精緻，同年父親修復龍華塔時用的瓦當，就是拾來的此雙塔瓦當作模型，重燒出來的，與真瓦毫無二致，置於上海千年龍華古塔，增其古樸自然。
父親看了已如數挖出的，埋於殿址積土中的十八尊石羅漢，皆刻於紫色花崗岩上，他有點惋惜，由於鏤在過於粗硬的石礩上，無疑給施工增加了難度，刀法不免平淺，羅漢難顯神韻；他從殘存的三個羅漢頭部，及身部的觀察可知，頭身是用石榫相連結的。
父親於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中，見到過南宋趙惇（光宗）紹熙元年（1190）所刻的《吳郡壽寧萬歲禪院之記》一碑，而民國《吳縣誌》卻未記，他想必定是遺失了，要補上這一筆，古建考證，雙管齊下，方鑿鑿可信。1958年春，寫於同濟大學建築系歷史教研組的“蘇州羅漢院正殿遺址”一文中，他附上了對雙塔建造及該院之興廢甚詳記載，且完整如新的此碑文，父親說它可作為“中國建築史的資料及當地重要文物”。他還用那架借來的德國舊相機拍攝了二十張黑白清晰照片，畫了精確測繪圖，一併載於《同濟大學學報》第二期。
1982年，父親為吳門揮筆書“羅漢院”三巨字匾額，遒勁渾厚，高懸是處，醒目引人，名寺生輝。1996年被批准列為全國重點文物的羅漢院，該是與父親當年汗馬之勞有著絲絲形影相隨吧。
陳從周題“羅漢院”
2018年深秋，浙江大學陳從周文化研究中心組織的“重走陳從周浙江考察之路 – 園林古建價值的再發現”是父親百年誕辰系列活動的最後一站，我因返法日程已迫，錯過了遊延福寺的難逢良機，多少失去些助我構思此文之力，至今耿耿於懷。
1954年父親在作浙江省初步勘查時就去了武義縣桃溪延福寺，桃溪原屬宣平縣，宣平與武義並縣後，合稱武義縣；寺落址於距桃溪北面二十五里的山麓下，那是一處群峰環抱，澗溪繞流，雲霧籠寺，宛若神仙出入之地。
今延福寺
父親在“憶徐志摩”一文中提到的 “那年思成到浙江宣平看元朝古廟，夫婦（梁思成，林徽因）倆在上海和趙深，陳植與我見了面，竟日盤桓……。”指的就是延福寺。
顯然六年前的實地考察還是粗糙的，無法撰文，1960年2月父親與浙江省文管會及同濟大學有關人員做了第二次系統的調查，“將確實的建築年代找了出來。”考證結論是：“大殿乃建於元祐四年（1317）。”父親的卓識高見是將此寺大殿提到了一個前人未及的高度：“ 浙江武義縣延福寺大殿是江南已發現的元代建築中建造年代最早的，結構亦最完整的，是研究宋到明建築發展過渡的例項，同時與北方的元代建築又有若干不同的地方，儲存了比元代更老的做法。”從此這座隱居著的，不為人知的深山小寺，一躍為江南元代建築之首，獨領風騷，為國人矚目。
唐天成二年（997）寺名“福田”，宋紹熙甲午改名“延福”，可父親說：“案紹熙無甲午，疑淳熙甲午元年（1174）或紹熙甲寅五年（1194）改名延福。”延福寺賜名之年代不能人云亦云，當經得起考證。
寺南向，山門三間，內天王殿三間，單簷硬山造。天王殿後有重簷歇山式大殿，前鑿一泓方池，池水清冽醒人；殿兩側有門可通後部，殿北簷下立一碑“明天順七年（1463）陶孟端《延福寺重修記》”；最後為觀音堂七間，前列小池，主體是中三間，東西為廂樓，西三間惜已毀。
大殿面闊五間，約11.8米，進深相同，成正方形平面。臺基低，院中大卵石墁地。殿內四金柱間置佛壇，沿用了唐宋以來佛壇在小殿的配置法；壇中置本尊，左右為二弟子及四供養人，塑像雖經後世重修，尚保持初態。在首梢間置“元泰定元年劉演《重修延福院記》”碑，碑陰刻“延福常住田山”總目，筆法秀潤，此碑為父親考證延福寺建造年代之重要依據。父親說“ 唐宋小殿，平面類作正方形，江南元構小殿仍沿襲其制。”類似的有金華天寧寺延祐五年（1318）建的正殿，上海真如寺延祐七年（1320）正殿莫不如此。
父親於大殿之今狀，有褒有貶，他說今日殿內柱的形制，在重簷下的外簷簷柱，都是後人改的，這種不作梭柱形，柱頂十九無卷殺，是明代後簡陋做法。上下簷闌額的出頭不一致，上簷曲線形多明代前遺意，下簷伸出特長，雕刻稚俚，交接處無椽椀，這些都為重加的根據。這與他看到過的餘姚保國寺，金華天寧寺，上海真如寺等諸宋元殿何其相似，同出一脈，為江南小殿復加重簷的常例。父親據簷柱上榫眼位置推測，當時正面有一雨搭，似山西趙城廣勝下寺天王殿或芮城永樂宮壁畫所示者，雲：“此殿原來應是面闊
三間，進深亦三間，面合計8.6米，形成進深略大於面闊的正方形。”
斗栱乳袱做法，餘姚保國寺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建的大雄寶殿亦是如此，是為了增加金柱前“膜拜”之地，後人之所以這麼做，“其目的在於擴大殿內空間，與保護殿身木架結構。”父親所言，入木三分。
殿有兩種柱礎形式，正面當心間簷柱下施雕寶相花覆盆柱礎，刀法精深，用料多青石制，父親一目瞭然，知為江南元代建築習見做法；金柱頂施圓櫨鬥，與上海真如寺同。對於殿的每一細部，他深思明辨，斗栱補間鋪作當心間三朵，做法與金華天寧寺正殿相同；斗栱上下簷卷殺相似，然終不及上簷做得好，父親“疑是明代作品，又經清代重修。”進深樽數計有八架椽，原系 “砌上明造。”
在仔細檢視測繪了大殿的主要建築結構的安排，柱的形制，簷的做法，柱礎的形式，斗栱的配置法，樑架等諸因素，又與江南及山西宋元所建寺殿作了相應的比較後，父親確認“元泰定元年劉演重修延福寺記”碑，是“詳述了殿的興建經過，丁已應是延祐四年（1317），這是明確的建殿年代，比金華天寧寺早一年。”
父親又以“明天順七年陶孟端《延福寺重修記》得出結論：“以今日該寺之建築而論，除大殿外，餘皆後建，大殿應是正統年間所幸存的建築。” 真三生有幸，延福寺唯此正殿尚保留完好無缺。
1980年10月，日本橫濱大學關口欣也留學同濟大學學古建，父親相偕赴浙中參觀考察，於延福寺有感賦詩贈關君：
“輕舟尋夢到桃溪，延福相迎喜上眉；我未忘情重到此，風雲十載記憶稀。”（武義延福寺）
“西來中土寄深思，兩國文明欲永垂；難得關君（關口欣也）能解意，歸程回首又遲遲。”（別延福寺）
“半生湖海任東西，老健未甘與世違；準備廿年塵事了，一經一筆上桃溪。”（延福寺題壁）
今天人們能參觀的是建於一旁的孿生延福新寺，極目遠眺，那巋立於蔥蘢山林中的元代延福寺，它的雄姿，古態及神韻就更令人遐思神往了。
“浙江武義縣延福寺元構大殿”是父親1963年10月寫成於同濟大學，修改於1965年11月，刊於1966年4月《文物》，附有的照片及圖有十五張，是研究宋至明建築發展過渡例項的一手資料。1996年父親已是臥床難起了，當浙江來人告知他，這塊他數度親臨的浙江元代最古，結構最完整的木構大殿，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時，坐在輪椅上的父親，那種得償所願、莞爾而笑之態是唯有付出了艱辛勞作者才有的。
1954年7月，驕陽似火，熱風灼人，剛結束教課忙的父親，應浙江省文管會之邀，催赴浙江作一次初步全面的古建築勘查，為重點修繕專案提供信而可證的資料。起程前，母親顧不得懷中嗷嗷待哺的我，為他匆匆整裝備物，恰前之江大學老師，浙江師範學院任銘善教授光臨寒舍，他們誼皆師友，暢談中父親得到不少有關浙江古建築方面的資訊，特別提到形制古老的金華天寧寺正殿，可能是元構，眾說不足為憑，希望父親能去看一下。然文管會原定計劃中未提到天寧寺正殿，既然聞知它有元建可能性，愛古建若痴的父親，定要窮追不捨，究個水落石出了。
到了金華，與佔用該殿的某機關打了招呼，由胡不歸先生導引，攜文管會黃湧泉前往，在驟雨傾盆中，父親穿行於殿內寺外，登級攀梁，尋證覓據，終於完成了這不期而然的調查，考證出確切的建造年代，為：“元延祐五年（1318）重建，是我國古代建築重要例項。”詳細記錄了“金華天寧寺正殿”，附上了“金華天寧寺正殿平面圖”，及五張天寧寺背面，後尾，柱頭，柱礎等黑白照片，載《文物》1954年12期。
金華是一處四山合抱的山城，建築物依地勢高低而築，天寧寺位於城南很低的山坡上，環城馬路邊，面蜿蜒流淌的金華江，江面波光粼粼，從來只聽說過“一江春水向東流”，卻未曾見過金華江乃“一江春水向西流”之海內奇觀，為天寧寺的對景頗添幾分神秘莫測之感。
呈現在父親眼前的天寧寺正殿，南向略偏西，殿面闊有五間，進深顯五間，長度與寬度相等，約15米。父親以柱的排列，及其他結構綜合觀察，考證出原係為面闊三間，進深亦三間，二者即長與寬皆為12.8米，殿呈正方形，它符合父親見到過的宋元以來小型佛殿常見做法，足以想見：現東西稍間及南北前後兩間是後增的，正面重簷已拆除，殿內佛像移入他處，沒有了佛臺；臺基的邊緣上砌了一道磚牆，上刻“大禮堂”三字，父親見而言之：此係民國“英士大學”作禮堂改建。
此殿為重簷歇山頂，兩際挑出甚深，外施博風板。於父親好感的是：那尚存古法的簷端輪廓，曲線柔和。父親觀殿周圍簷柱用的是方型石柱，四角刻海棠曲線，柱礎形制中部略大，上部微傾而下部斜殺，柱礎與蘇州羅漢院雙塔內部倚柱下部，宣平延福寺及洞庭東山楊灣廟正殿簷柱柱礎同出一轍，父親雲：“足證為元時舊物。”
天寧寺
上簷闌額又窄又高，無普柏枋，父親對照已毀宋代吳縣甪直保聖寺正殿，元代宣平延福寺正殿，及蘇州靈巖寺二山門等處無不如此做法，言：“可說沿用唐代舊法。”
此殿的建造年代於樑架下題記之多，實屬罕見。東首三椽袱下“大元祐五年歲（1318）在戊午六月庚申吉旦重建恭祝”的題記與父親讀過的文獻所載符合，他說：“ 這是此殿建造年月的明證。”又云還有其他諸條“ 都是充分說明建於元代無疑。”這些題記全用雙鉤填墨，也是父親熟悉的元代記年通用方式。在當時江南發現的元代木構建築中，其年代之古除蘇州玄妙三清殿建於南宋1175年，宣平延福寺正殿建於1317年，此殿當推較早，父親認為金華天寧寺“ 是值得重視的古建築。”
當父親看到樑柱間白蟻蛀蝕日日嚴重，梁向東微側的現象後，馬上提出：“希望能及時整修。”他的建議引起了文管會的重視， 當他再次重遊名寺時，見殿已修葺一新，古色生香，欣喜以詩記之：
“一橋一塔鎮金華，塔去橋留尚足誇；修得天寧名古殿，鐘聲已絕好藏鴉。”（金華閒吟）
“舊遊如夢話年時，此殿盛名海外知；未了柔情心一片，又添餘勇續相思。”（金華天寧寺）
“三十年來幾度遊，每過江畔此淹留；衰顏已是驚秋狀，誰說當年八詠樓。”（為八詠樓擬修理方案）
1988年金華天寧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是父親1954年在淋得落湯雞般的大雨中，所做的不厭求詳之勘察鑑定，於蚊叮蟲咬，汗滴溼紙之伏夜，寫出的“金華天寧寺正殿”，及時刊於《文物》張之，遂為世所重吧。
廣州懷聖寺（唐）
1978年5月的羊城，百花盛開的花市已過，是綠肥紅瘦，午陰嘉樹時了，廣州市文化局催父親上道，為修復六榕寺花塔，勘查懷聖寺及考證建寺塔之年代，又是一身多任；晨起，他卸去薄襖，初著春裝，偕大弟子路秉傑一路柔風細雨，浙山贛水，列車南下。
廣州懷聖寺是世界現存最古老的伊斯蘭教清真寺之一，與東南沿海的泉州清淨寺，杭州鳳凰寺，揚州仙鶴寺齊名並價，為我國四大歷史悠久清真古剎，懷聖寺中的光塔以其獨特的造型為國內孤例，父親說：“ 該寺為研究我國海外交通史，建築史與伊斯蘭宗教史的重要例項。”
懷聖寺
寺南向，落於廣州市懷聖路，入門是一條伸來的幽靜甬道，大門書“清真寺”，二門額“懷聖寺”，款雲：“清同治辛未十年（1871）仲秋重修，鄧廷楨書 ”。經三門是重簷翬飛，面闊三間的看月樓，立於中軸線上，形體古樸雅健，精緻小巧，四面石壁，闢四拱門，正面題“懷聖光塔寺”。兩旁廊廡周接，花木扶疏，禮拜殿位於正中石欄臺基上，斗拱角科用插拱，頗存古制；天花板滿書阿拉伯文，龍飛鳳舞。殿東西列方形對亭，殿後有小院，東面小軒放可蘭經，供教徒誦讀；看月樓東廊有門入小院，客廳朝南，前配花壇，
終年鮮花盛開，芬芳溢香。
光塔在寺的西南隅，渾然聳立於蒼天白雲中，如一老叟終年守護著仙山樓閣，南國明珠，父親仰而視之，不捨離去，得靜觀之妙。
對懷聖寺及光塔的建立，言人人殊，傳說初唐，世傳李唐，有揚隋造，可能宋建，筆舌紛紜，迄無定論，今唯待父親這位老兵出馬，旁求博考，可真相大白。
據南宋岳珂《程史》卷十一：“後有窣堵波（塔），高入雲表……，絕頂有金雞甚巨，以意度己，今番塔（光塔）或是蒲姓窣堵波之遺物，進一步言，懷聖寺似可雲宋代蒲姓所建也。” 然父親矢口否認此塔為宋物，雲：“ 岳珂所言光塔的形制，與今日光塔極為相似，是否是同一建築，論據尚感不足，即1192年前，南宋所建之說未能成立。” 因為岳珂只說“後有”，那就不是家塔，如為蒲姓自建，為什麼不書“後建有窣堵波？” 如光塔建於宋，距今僅百餘年，傳聞證據可能更清楚，他駁詞在理，一字之差，謬以千里。
清金天柱《天方聖教序》記為隋文帝開皇七年創寺，中外歷史無不通曉的父親雲：“顯然是錯誤的，那時伊斯蘭教尚未興起。” 那年始祖穆罕默德十七歲，尚少不更事，如何聖命使臣？但懷聖寺作為較早清真寺，父親以為“似可無疑。”
光塔最早的記載是南宋方信儒《南海百詠》：“番塔，始於唐時，曰懷聖塔……其穎標一金雞，隨風南北，每歲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絕頂，叫佛號，以祁風信……。”因歷史沿革記載懷聖將軍建，光塔亦稱懷聖塔。父親以為岳珂是童年的記憶，方信儒之書有據可靠。
又據後元《重建懷聖寺記》碑：“白雲之麓，坡山之隈，有浮圖，其制則西域，礫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傳自李唐迄今。”此記以光塔效仿自西域，中土素未謀面，是出自外來匠師建的，父親說：“當為可信，至於建造年代僅是李唐而已。”
父親又就所存實物，除金雞因颶風吹墜，送京師存庫外，換成的是銅鑄葫蘆，他與秉傑未來得及測算塔之高度，查今知古，千百年來塔的形制沒什麼變化，此塔無遭火燒的痕跡，父親說：“從文獻表面記載到實物現狀，兩相印證，似乎光塔建於唐代無可非議。”又云：“人言建於隋，肯定錯誤，建於初唐，亦未近史實，無論就文獻，實物，除去否定‘初唐’建塔之說，若統言‘始建於唐’目前尚無堅論推翻之。”老父之論言簡意賅，清楚明瞭。
父親復以皆建於九世紀中之產物的西亞，北非相似的光塔作參考，覺有不少相似處，非唐初所建物。此塔為圓形，中有塔心柱，梯級在柱與外壁間盤旋而上，這與我國唐代塔結構形式迥異，可見伊斯蘭教是經過了一個歷史時期，逐漸對中國古塔起到了影響。入塔須下降，再拾級而進，故光塔的下沉，塔周後世文化的積累，都比當地的光孝寺及南漢兩塔深厚得多，父親比之，自認又多了幾分可信度：“足證其建造年代在前，懷聖寺與光塔，建於唐時一說，似難非議。” 至於元明清三代之重修記錄，都是有證有據可查的。
父親將游履所至是處，成《臨江仙》勘查廣州花塔：
不信我來花市過，畫堂猶自芳芬。午陰嘉樹覆濃陰。蟬鳴門外柳，人倚水邊亭。
漫道此生還似夢，老懷未必堪驚。名園勝幾重經。浮圖高百尺，健步上青雲。
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的廣州懷聖寺及光塔的建造年代終於得以分曉了，這座屹立於羊城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曆史，形制古樸奇特的石塔，與相依相隨，翠蓋紅牆的寺院，有了自己確切的建造年代，彷彿為浪跡海外的孤兒尋回了生母祖國，父親帶著欣慰愜意之感，踏上了北上隆隆列車，母親倚窗以待，滿桌清心爽口的菜擺上了；由父親執筆，與路秉傑共同署名的“廣州懷聖寺”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
2021年5月27日 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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