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年,6000期節目,竇文濤這輩子幹的事都與聊天有關。
這是他所務的「實」,鏡頭之前的他,節目中的他,在這些「他」之外,或許才是真正的竇文濤。
他說「我是個閒人」。他與工作做鬥爭,與節目做鬥爭,最後根源是在與那個追求完美的自己做鬥爭。他用務虛來對抗務實的那部分自己。
在大寒的這一天,這個一年裡最冷也是最後的節氣裡進行訪談,他說這是一種緣分,也是一種命運。似乎有什麼種子埋藏在地裡,來年將會發芽,那是將要發生的更好之物。
他有這種篤定的感覺。
文|臨安
編輯|楚明
「我是個閒人」
竇文濤在北京常去的那家畫室要搬遷了。
畫室是收藏家、畫家好友的,位於北京東北五環外的一處平房區,從首都機場下飛機,開車不到半小時就能到。20多年來,這裡成了竇文濤在北京除了家之外,待得最多的地方。人們所熟知的,通常是那個30年做了6000期聊天節目的竇文濤,但在畫室時的他,更務虛、更放鬆、更自由。畫室一角有張長條木桌,桌上擺著茶具,七八個人圍坐著剛好,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有時候一聊就聊到後半夜,甚至還會吹拉彈唱。就像竇文濤常說的,「我是個閒人」,老喜歡「跟沒用的朋友做著沒用的事情」,這裡可以說是他的第二個家。
在2025年1月份的北京,58歲的竇文濤又重回了一次畫室。大寒將至,氣溫零下7度,屋外的樹木已經凋零,但畫室內的盆景還是綠的,文竹長了兩三米高,剛好爬過了一面窗戶,茉莉花盛開過後的花瓣還掛在枝上。竇文濤到處走走看看,時而駐足停留。為了這次對談的拍攝,他特意把地點選在了這裡,也是跟畫室做一個最後的道別。
身邊熟悉竇文濤的人知道,如果工作外要找他,大機率能在家裡找到。談話節目中那種高強度的聊天,與在家裡獨處時的沉默,共同構成了竇文濤的兩個截然相反的側面。他說,「我其實是個很自閉的人,我的生活如果你來看是很無聊的,絕大部分時間就是自己待著。」與人們想象的相反,他不擅交際,「朋友很少,社交就更少了」。
所以有這樣一間可以容納他和朋友的畫室,他非常感恩。如果說30年間的6000期節目是「務實」的話,那麼這間畫室則構成了另一個「務虛」的空間。「這些朋友都是『虛』的朋友,他們都是我喜歡的人,我們的感情也特別好,也許半年不聯絡,但是一抓起電話,一聽到熟悉的聲音,一下子心裡都暖乎乎的,但這些真心的朋友我發現都有一個重要的特質,就是沒用,不是為了有用交的朋友,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的說要一起做個買賣、掙個錢,從沒有這些事,也沒有任何目的,所有友情才能這麼久,才能不醉無歸。」他說。
作為閒人的竇文濤,許多愛好也都與務虛有關。他不喜歡工作,喜歡看書、看畫、看花、看鳥、看展、看天……這些事都有個共同點,基本上一個人就能幹。他腦海中另有一個虛的世界,哪怕是背詩,光想象著「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場景,也能入迷,「一行白鷺在天上飛,好自在」。
近些年,他重點做了兩檔節目。除了延續了之前《鏘鏘三人行》風格的《圓桌派》之外,另一檔《鏘鏘行天下》,則是與嘉賓一起進行文化體驗旅行。竇文濤喜歡一切大自然的美的地方,某種程度上,這檔節目也是他務虛愛好的一種延伸,尤其在《鏘鏘行天下》第三季裡,本來與投資方籤的合同是出12集,但儘管工作強度極大,他還是堅持拍出了第13集,相當於免費贈送了一集,這多出來的番外篇是《太湖心》,講的是他所喜愛的太湖石。
在這一期節目中,可以看到竇文濤肉眼可見的快樂。尤其是當逛到了蘇州的獅子林,見到了那5塊元代石頭時,他連連稱呼它們都是神仙,說這裡是「神仙洞府」。他時而舉著手機從各個角度給石頭拍照,時而像孩子一樣在洞裡鑽進鑽出。
哪怕至今回想起來,這些太湖石那種包含「虛」的美依然震撼著他。「你目光循著太湖石,循著它每一個孔洞結構看,你都覺得鑽進去找不清東南西北了,但是它的孔洞之間都是婉轉連通,你從不同的角度看,每換一個角度,它就是一幅新的畫,每一個角度都不一樣,它不是一塊不開竅的頑石……你覺不覺得這裡面透著靈氣?它實際是沒有相,但是隻有從這個裡面才能生出無窮的永珍,如果沒有了這些孔洞,那麼也就沒有了太湖石。」他說。
「太湖石也許是我們對於理想中希望達到的心態的一個意象。」竇文濤說。某種意義上,孔洞造就了太湖石,對務虛的熱愛,也造就了閒人竇文濤。

靈光一現
在竇文濤的另一個側面,他其實相當務實,尤其是在與聊天有關的訪談工作中。
與竇文濤訪談是一種愉快的體驗,但這種愉快需要建立在高度專注的前提下。對於你的問題,他會非常仔細地傾聽,並且給出極為詳細的回答。有時候光一個問題,他就會回答一個小時甚至更久。而在這長達一個小時的回答裡,往往還包括了後續你想問的三四個問題的答案。
如果傾聽足夠專注,你會發現他的大腦思維非常活躍,回答像是多米諾骨牌一樣,能從A過渡到B,然後又到C,不斷傳遞。他上一刻說的某一個詞、某句話,都可以成為下一刻的一段話的論點。他可以自己啟發自己,於是回答就可以源源不斷。而在這之中,還會穿插某一段他曾經看過的書,或者經歷過的事,讓整個回答變得生動。說到興起時,他也會動手比劃,表情生動且真實。有時候你甚至會忘了這是在訪談,而更像是在聽一個人有趣地聊天。
他是在全力以赴地聊天,某種程度上,這相當務實。「因為每一個當下都是唯一的,每一個當下都需要拿出現場直播的心情,全力以赴……我現在跟你談,你就是我的一切。」
對於聊天,竇文濤始終心懷感恩。這一切的機緣,始於20多年前幾乎走投無路時的一次「靈光一現」。他說,這種程度的靈光一現,這輩子只有這一次。
那是1998年,竇文濤在鳳凰衛視發現自己並不適應,「已經待了兩年了,幹什麼都不行」,已經到了每天都擔心被裁員的程度。當時發工資是用寄信的方式,每次開啟信的時候他都很緊張,生怕收到的是被炒的信。
後來,他偶然得到一個機會,公司要辦一個新節目,叫《鏘鏘三人行》,但要求很嚴,週一到週五每天都要出一集,聊當天的新聞,並且只給配兩個固定嘉賓。這在30年前幾乎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談話節目,肯定得請不同的專家來談,如果固定三個人,不可能什麼新聞都能談,「這就沒法做」。
竇文濤當時幾乎走投無路,就像一位面壁者,腦子裡茶飯不思地始終想著這事。有一天想到了後半夜,在自己租的房子裡,他偶然抬頭看到牆上掛著的房東母親的遺像,突然火花一閃,「我當時發現了『聊天』,我想到了,每天飯堂裡都是固定的幾個朋友,三個老朋友可以聊一輩子,每天聊的也是新聞,我們不是什麼專家和權威,但我們總有話講,可以永遠談下去」。
那之後,他們把聊天搬上了電視,這才有了《鏘鏘三人行》。如今回看,當時同時代的許多節目都消失了,但這一類茶餘飯後閒話聊天般的節目,卻保持了驚人的長壽,延續至今。這也印證了竇文濤的判斷,「因為聊天是人類最普遍的精神生活」。
當時一同參與制作《鏘鏘三人行》的J,對於竇文濤的聊天能力印象深刻。每期節目之前,他們都會開一個選題會,會針對最近的新聞,提前模擬嘉賓來聊一下選題。但她發現,竇文濤有特別神奇的一點,「比如我剛剛順著文濤老師提出的角度往下想,結果突然會發現他又變了,他又站在了一個對立方,講述另一個方面的東西,我說不對啊,您剛才不是那麼說,他說是的,但他說覺得還可以從這個角度講。」
「他好像可以站在任何立場上,所以在正式錄的時候,我能感到他其實對於兩方嘉賓的觀點,其實已經非常瞭解了,而且他自己都是能掌握的。」這種「善於自相矛盾」的聊天能力,給J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後來,J還跟著竇文濤繼續做了《圓桌派》和《鏘鏘行天下》,一起合作多年到了現在。最讓她覺得難以想象的一點,是竇文濤這些年的所有聊天節目都沒有指令碼,都是即興的。有時候,就連同行也不信。有一次,一位同行跑過來問她,說也希望做一檔類似於《鏘鏘三人行》的節目,大家關係也不錯,希望能把指令碼發給他們做一個參考。
這確實把J難住了。她只能照實回答說,我們沒有指令碼。對方說,不可能啊。她說,我們是真的沒有指令碼。結果對方完全不相信,還說「不願意就算了」。
這種聊天的能力,近乎於一種執念。就像竇文濤兩個月前在武漢大學131年的校慶演講裡講的,「其實我不會演講,因為我只會聊天,我對聊天的執念到了,我甚至覺得我複述自己準備的腹稿都是一種不真實。我必須讓我自己現在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我當時腦子裡想的,我說這句話的時候,都不知道我下句話在哪裡」。
「你們等於是在看我的大腦活動的即時現場直播。」竇文濤說。

虛實之間
不過,對竇文濤來說,這種大腦活動的高度興奮狀態,既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代價。
他這種工作中的極度務實狀態,換一個說法則是完美主義工作狂。最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發生在第三季的《鏘鏘行天下》中。他自編、自導、自演、自剪輯、自校對,在長達180天的時間裡,他沒有在天黑的時候睡過覺,都是在日夜不停地剪片子,進入了一種近乎瘋狂的狀態。
有時候,哪怕是為了一秒鐘的鏡頭,為了達到完美,竇文濤可以連續折騰四五個小時。《鏘鏘行天下》每集接近兩個小時,一共13集,海量的字幕,最後他要挨個字地看。單從節目呈現出來的結果看,鏡頭裡他更多的只是一個主持人,「但對於鏘鏘行天下來說,主持人只佔我工作的1%,比如說我作為主持人有7小時,實際上我作為編導和剪輯的幕後工作有1700個小時」。
J親身感受到了竇文濤對細節的要求。節目中有一幕需要呈現夕陽的顏色,為此竇文濤把所有能找到的夕陽的照片都下載了下來,然後讓後期調了一遍顏色,J說:「我當時說這顏色不錯了,但文濤老師又調了一版偏橘的,然後還不行,接著又調了一版發紅的,最後篩選出兩張夕陽讓我來選,然後隔了半小時,又把兩張夕陽悄悄換了位置讓我再選。」
後來竇文濤說,他當時不斷調整,是因為覺得「沒有找到心目中夕陽的顏色」。
結果到了《鏘鏘行天下》最後一集上線的當天,他的頭皮像是過電一樣,「嚇壞了,專門去腦科做了核磁共振,這已經不是累不累的問題,而是在那種瘋狂的狀態下你已經不知道累了,被自己嚇著了。」
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狀態,多年來一直伴隨著竇文濤,某種程度上是他的人生底色。這種認真也體現在聊天中,J記得,在做《圓桌派》時,竇文濤有時候要給他們說點事,說之前說,準備用15分鐘說完,結果一看,說了兩個小時,「文濤老師就特別後悔,說怎麼浪費這麼長時間了,然後又陷入一種痛苦」,而且《圓桌派》的強度也很高,一下午要連續錄3集,每集都要聊兩個小時,等於一個人連續6個小時以上都在高強度聊天。
那次頭皮過電的經歷,也讓竇文濤開始反思自己,他覺得這種完美強迫症,「是一種病態,不管是從健康上,還是從價效比上,我都不想再這樣工作了」。
他努力地從務實和務虛中找出一條道路。
竇文濤把整個大腦想象成一片大陸,大陸之上有虛、實兩個王國。「如果我們的大腦充斥了這些太多實際的事務,充斥了種種繁瑣的需要費腦筋、費情緒的事情,那麼實的部分,就像是一個強國,如果虛閒的空間太少了,它在大腦裡就像一個弱國,這樣的話,強國就會壓迫弱國,使得人一直處於這種高速運轉的狀態中。」
而且,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會讓大腦持續處於亢奮狀態。有時候,越是重要的工作,比如去主持一臺大型晚會,可能當天夜裡他都睡不著覺,「成功和失敗一樣折磨大腦,腦子裡就會不斷地去想這件事情」。
竇文濤用務虛的方法,來對抗自己身體裡這些過於完美和強迫的部分。他讀書、看畫,喜歡逛各種博物館。大英博物館裡收藏著《女史箴圖》的唐摹本,畫上有句話,「人鹹知修其容,莫知飾其性」,他看到了印象很深,「我覺得一個人是否能自洽,全取決於治心的程度,你的心本來給你帶來很多煩惱和痛苦,但是好在它是可改變的,這個過程一輩子都在發生」。
他也從許多「無用的閱讀」中發現了這種「虛」的力量。他喜歡讀閒書,有時候看起來跟做節目沒有任何關係,但也恰恰是這些看似無用的閱讀,反而成為聊天節目源源不斷的素材。「就像陸游說,功夫在詩外……《道德經》里老子也寫,車輪子的輻條三十根,這是『實』的部分,但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是那個『空』。」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畫室和朋友,對竇文濤來說很重要。這裡承載著竇文濤的另一個「虛」的世界,是他「實」的世界的出口。20年來,他與「沒用」的朋友們,在這裡講著「沒用」的笑話,看著「沒用」的藝術品,這裡有他20年裡最寶貴的「虛」的時光。

神志內藏
竇文濤很喜歡每天早晨醒來的第一秒鐘。
「剛睜開眼的第一秒,甚至還沒睜開眼的時候,如果仔細捕捉一下,那個時候是什麼都沒有,也沒有任何擔心的,甚至就是許多人追求的那種人跟宇宙同一的狀態。」竇文濤說,但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個時間又相當短暫,因為馬上大腦開始啟動,「會去掃描危險資訊,比如昨天老闆罵了我,最近股票跌了,我的房子怎麼辦,我的父母治病怎麼辦之類的問題」。
竇文濤也一樣會想這些令人焦慮的事。有一次,他跟陳魯豫聊天時還說:「這個人的大腦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每天早上一起來就在搜尋有什麼擔心的事情,你知道嗎?簡直是找不開心。」陳魯豫也很有同感。
後來他也釋然了,因為這是一種演化出的本能。他拿兔子舉例,看似在大草原上自由奔跑、無憂無慮,但實際上是非常焦慮的,「你仔細觀察,一隻兔子除了吃和睡,剩下的就是警惕,要觀察周圍環境和天敵」,而人類也擁有這種本能,或許也是這一能力,讓人類生存到了今天。
虛與實永遠在不斷轉化之中。過去讓他焦慮的部分,如今也可以成為讓他安心的部分。之前他會想,「自己這樣焦慮的人生什麼時候是個頭?」但現在,他想的是,這很正常,「既然我命裡註定是一種焦慮動物,那麼就不用再為了焦慮而焦慮了」。
他也在現實裡親身體驗過這種務實與務虛的切換。他很明確地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喜歡工作的人,「老是一干活兒就幹得這麼苦,巴不得永遠不用幹活兒才好」,於是有一次,他有了機會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裡不用幹活兒,專心「務虛」。結果那段時間,他開始大吃大喝,人也變得有些胖,「就比較討厭自己」,而且睡眠也不好,以前覺得睡不著就喝點酒,讓自己昏睡過去,結果那段時間過得日夜顛倒,甚至變成早上睡覺,晚上不睡,最後健康都受到影響,頭腦稀裡糊塗。
經歷這件事後,竇文濤找到了一個平衡點,兩週之內不管有錢沒錢,必須得找個活兒幹,「我發現說還是要工作,每天有一個工作在前方的話,相反對於身心是有益的,這樣一舉兩得,由於要上鏡,也得堅持鍛鍊,白天要工作,晚上也不能太晚睡覺」。
務虛和務實,就像兩端,竇文濤這兩端都體驗過,最後他發現,虛實的平衡點在中間一個微妙的位置,「中國老祖宗的審美已經給了我答案,就是虛實相生,任何東西如果只是一端,很快就會變成僵死的狀態」。
不光如此,虛實之間還是可以互相轉化的。
有一次,竇文濤在讀書時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如果他為了做節目,提前一天翻一本書的時候,會覺得有些累,因為這是一種務實性質的讀書。他同時也發現,如果不做節目的時候翻看這同一本書,那個時候反而覺得一點都不累,那麼這就是基於務虛性質的讀書。
明明讀同一本書,竟然會有完全不同的閱讀體驗。
這給了竇文濤啟發。「後來我有了一個新的讀書法,我現在實際上不管是哪一類書,我們總體閱讀的時間都是越來越少了,如果不是為了做節目,我可能一天什麼書都不讀,之前老說讀書不要抱有目的,現在我不這麼想,我就是要有目的地讀書,因為有目的,我才會給閱讀留出時間來,我要感謝這個目的。」
想明白了這個理兒,竇文濤發現自己為了節目而讀書的時候,那些不快的情緒都消失了。務虛和務實的狀態沒有那麼涇渭分明,而是可以互相轉化。
最近大寒將至,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他要做一個青銅器的直播,有一本青銅器的書早都買了,但一直放在那裡,永遠沒時間去看。如今,過幾天就要直播,「我抓起來嘩嘩譁三天,把書看完了,我好開心」。
在畫室裡,聊到這裡的時候,竇文濤整個人精神煥發,顯得特別高興,不光因為他與自己和解,不再那麼完美和強迫內耗,也源於他找到了駕馭虛實轉化的一種關隘,這也是一種「更好」。
如今的竇文濤,還有兩年就要60歲。他總說別人都喜歡爭先恐後,而他是恐先爭後,幹什麼都喜歡最後一個。在人人追求務實的現代社會,他後退一步,培養自己務虛的另一個世界。就像他很喜歡的大寒節氣,他總覺得,隨著這些年經歷的許多事和內外的壓力,似乎心中有一顆種子埋在泥土底下,「現在還被大雪埋藏著,好像正在慢慢綻裂那種感覺,好像有一種東西從我心裡在生長出來,我還不知道它長出來一棵什麼樣的苗,但我覺得更好的改變已經開始了」。
對竇文濤來說,這種更好的改變背後,根源是虛實之間的轉化。它不是某一兩個時刻發生的偶然,而是時時刻刻發生的必然。「我每天發現自己有缺點,然後想辦法改正,有時候改起來也很難,但是一點一點地改,我們當然不是藝術家,但是實際我們也都是藝術家,你一輩子的作品就是你自己,一輩子都在雕琢自己,想讓自己好一點。好一點也不是為了展示給別人看的,而是為了自己。」
而對於務虛來說,這種更好,也是一種方向。在過去,他腦海中實的王國太強大, 因此常常不受控制地運轉不停,但現在,透過務虛,他能夠從這種痛苦中抽離。「讓自己變得更好,是為了讓自己活得更心安,讓自己的苦少一些。比如說有些時候某件事讓你感到苦,那麼你就得想辦法,也是有辦法的,然後經過一段時間,慢慢地這件事情不讓你覺得苦了,目的就達到了。」
更好,同時是一種辯證哲學。在這個過程中,許多用功的地方其實在虛處。拿做聊天節目來說,要想讓節目更好,每次臨時準備的資料,用到的很少,「更多靠的是一輩子的生活積累,這不就是虛嗎?」而且聊天時,竇文濤並不關心他嘴裡說的詞句,他真正關心的是自己大腦裡傳達出的意思,「有形的語言,實際上是為了傳達無言的意思和感情」。從這個角度來說,更好,是一種虛實相生的哲學。
而一味地務實,則會阻礙這個「更好」。竇文濤見到了許多人在這個時代只把眼睛放在實的東西上。「沒錯,錢、房子、業績,這些都是實,但同時也是手段,如果把手段當成了目的,那麼有些人可能鑽到這些實的東西里出不來了,特別疲勞,因為他忘了那個『更好』的終極目的,比如人生的滿足或者尊嚴的滿足。」他說。
這種對「更好」的理解和確信,也正是特侖蘇一直以來所堅持的,它感悟更好、擁抱更好,也傳遞更好。如今,正值年末之際,在領悟了虛實相生後,不如好好休息,治心養心,保持身心的健康。就像竇文濤很喜歡的一個詞,神志內藏,在這一年中的最後一個節氣,他相信會有更好在等待著他。
畢竟,大寒之後,就是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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