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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到河北出差，有幸參觀了一下西柏坡。
展覽館看了一下，感覺一般，主要是我對這段歷史太熟悉了，但是參觀西柏坡舊址，卻讓我琢磨出意味深長的味道。
西柏坡舊址是1948年5月—1949年3月當時的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新華社的所在地。
參觀了幾個領導人舊居，感覺就是異常的簡樸。
臥室就是一張床，大多連像樣的衣櫃都沒有，甚至大多連基本的洗漱用品也缺，書房就是一張桌子一把凳子。
最為關鍵的是，沒有一個領導人有獨立的衛生間，也就是說領導人也得去公共廁所。
可能普通人參觀這些舊址得到的結論就是老一輩領導人堅持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但是我卻在琢磨，當時的中共中央是沒有條件過好一點的生活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哪怕是1946年內戰爆發的時候，中共也是擁有中國近1/3的地盤，9000多萬的人口，已經比歷史上最大的軍閥擁有的資源都豐富得多。
到了1948年，差不多已經是有了奪取天下的趨勢，甚至當時中共掌握的大城市不在少數。
就這樣的資源實力，讓首腦機關過上好一點的日子不在話下。
至少中央機關搬遷到大城市是輕而易舉的。
但是，當時這個首腦機關偏偏就選擇窩在這個一個小山村裡過著苦行僧一樣的日子。
對比一下，當時中共中央這個首腦機關的下屬機構駐地都在哪裡呢？
東北局在哈爾濱，華北局在石家莊，華東局在青州。
無論如何駐地在大城市的地方機構生活條件怎麼也比在西柏坡這個農村好得多吧！
當時情況就是如此反常，下屬機構紛紛入駐繁華的城市，中央首腦機構卻窩在一個貧瘠的山村裡，這正常嗎？
當然，我們也能理解這些下屬機構為什麼駐紮在城市。
畢竟，城市無論是資源動員還是資訊傳遞，都比農村條件好得多。
這些下屬機構面臨著戰爭的壓力，確實也需要待在城市進行資源的廣泛動員。
但是為什麼中央機構偏偏卻要待在農村？
只要中央機構願意，換一個縣城也比農村條件好得多啊。
我琢磨著有兩個原因。
其1，給全黨做表率，要全黨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中央都窩在農村吃糠咽菜，下屬機構即使在城市怎麼也不好鋪張浪費吧，這就是上行下效。
其2，要鞏固精兵簡政的效果，防止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最大的特點就是機構不受控制的膨脹。
中央機構待在西柏坡這個小村子，一共就二十幾個院落，除了幾個領導有獨立房間，其餘工作人員都是幾個人擠在一個房間。
大名鼎鼎的中央軍委作戰室就一個房間，房間裡就三張桌子，一個桌子就是一個科，其餘警衛人員都是8個人擠一間房。
這樣的條件就是想官僚主義想機構膨脹也沒有條件，這就導致中央與中央軍委機構非常簡潔而高效。
中央機構都精兵簡政做到了極致，那麼下屬機構無論如何也不好搞一堆無用的行政機構與編制。
這同樣是上行下效。
為了做到這些，當時的中共領導人就不得不忍受這種苦行僧一樣的簡樸生活。
那麼這樣做有意義嗎？
有。
1946年蔣介石撕毀和平協議，國共對決。
撇開謀略不論，本質還是拼資源的消耗。
中共掌握的資源本來就遠遜色於國民黨，如果再不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投放到軍事領域，可能就沒有勝利的機會。
當時來西柏坡打前站的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委。
這個中央工委在西柏坡乾的首要大事就是推動徹底的土地改革。
為什麼要推動徹底的土改？
在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搞的是減租減息運動——
也就是讓地主讓一點，農民多一點，政府再收一點的分配模式。
這種模式目的就是儘可能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抗日。
但是到了1947年，隨著解放區的縮小，戰爭壓力變大，這種模式所獲取的資源已經無法滿足戰爭的需要。
為什麼孟良崮戰役勝利之後，華野還要7月分兵向外線出擊？
為什麼劉鄧大軍要離開根據地千里躍進大別山？
本質上就是根據地已經承擔不了繁重的經濟壓力。
所以，才會有劉少奇主持的徹底土地改革。
這就是徹底打倒地主富農，將根據地最後的經濟潛力挖掘出來，竭盡全力支撐戰爭的消耗——
這就是毛為什麼說解放戰爭拖不得的重要原因。
現在我們都知道國民黨在1948年金圓券改革導致物價飛漲，經濟崩潰。
實際上當時解放區承受的經濟壓力並不比國統區小多少。
以山東根據地為例，從1946年—1948年，山東根據地發行的邊票貶值幅度高達500%。
所以，1948年山東根據地就有人說怪話，大致是華野將山東的水都快要喝光了。
由此可見，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根據地全面土地改革的緊迫性。
既然是將根據地資源徹底挖掘出來，那麼這個挖掘的資源就要最大程度使用到軍事領域。
這就是當時的中央明明有條件轉移到大城市，卻偏偏要窩在窮苦的農村給全黨全軍做表率的根本原因。
過去我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曾經看到一組資料，這個陣列是當時山東根據地經濟負責人黎玉公佈的：
山東根據地財政收入90%用於軍事開支。
當時我覺得很不可思議，財政收入90%用於軍事領域這是不可能的，行政開支怎麼可能只佔10%？
但是我參觀了西柏坡之後，才大致明白了這個行政開支為什麼只佔10%的原因。
中共當時從上到下確實是全黨上下保持著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將每一粒糧食每一粒布匹都投放到軍事領域。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能在建國之後一窮二白的條件下，靠自己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我也算是熟讀歷史，歷史上農民起義者稍微有點局面就避免不了腐化。
即便個別領導人能做到自律，也管不住手下一幫人腐化。
畢竟人性就是如此，誰都希望住寬敞的房子、穿乾淨的衣服，睡舒適的床。
太平天國起義，剛剛佔領永安，軍隊也就幾千人的規模，洪秀全就迫不及待分封諸王，自己也搞了36個小老婆。
佔領南京之後，在城外還有清朝江南大營巨大的軍事壓力下，依然大修天王府，廣選美女。
明末李自成起義，前期領導層還能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但是進入北京城之後就開始放飛自我。
從上到下快速腐化墮落，郭沫若為此專門寫了《甲申三百年祭》。
按：李自成的失敗政治因素是決定性的，自身腐化是次要因素，這個問題就不展開了。
中共領導人在掌握巨大的資源之後，卻依然能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
這不是某一個，而是中央機關高階領導的集體行為，這就太難得了。
看看那段歷史的照片，老一輩領導人哪一個不是蓬頭垢面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洗澡理髮的樣子？
寫到這裡，本來文章就該結束了，但是我徘徊在西柏坡舊址，突然又想到一個問題：
1948年後期，三大戰役陸續結束，中共奪取天下已經沒有多大的懸念，為什麼中央機關卻遲遲沒有搬到大城市？
說實話，在這個時候中央機關搬到大城市生活條件就算是舒適一點，也不大可能影響中共奪取政權的趨勢。
直到我看到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會址。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會址以前是老百姓家的一個伙房，大致只有現在小學生教室的一半大小，但是就這樣的房子已經是當時西柏坡最大的房子。
這個只有半個小學生教室大小的房子因為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竟然滿滿當當塞了七十幾個中央委員。
就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向全黨提出著名的兩個務必：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
大家想一想，參加七屆二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基本都是地方的軍政一把手。
考慮到地方黨政機關基本駐地都在大城市，各方面條件都好得多。
這些地方大員來到中央，耳聞目睹中央機關生活條件這樣艱苦，然後毛澤東同志再提出兩個務必，誰不心生感慨凜然聽命？
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人著眼的已經不是解放戰爭的勝利，而是未來新中國的建設。
當時中國一窮二白，基礎條件甚至還不如殖民地的印度。
要在如此艱難的局面上率領這個國家從農業國走向工業國，談何容易？
所以，奪取全國政權只是第一步，未來讓中國從農業國走向工業國才是更大的挑戰。
所以，中共中央必須以身作則，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將國家資源更多更集中地投到工業化建設中。
所以，一直到1949年3月，中共中央才搬遷到北京。
這一次去北京，毛澤東率領的中共中央是以趕考的心態的去的。
行難事必有所得。
能夠克服人性的弱點，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不忘初心，這才是新中國能夠開創一個大局面大格局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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