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有一個政黨最能夠體現什麼叫做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那無疑非21世紀的民主黨莫屬，佔上風的時候惶惶不可終日，生怕玩兒砸，一旦落入下風，哪怕是暫時的不利局面，能直接集體哀嚎，無限度輸出負面情緒。在過去的十幾年裡，類似的劇情不斷上演，即便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常年在各類選舉中也就是五五開。而6月末的一場總統大選辯論，因為己方高齡候選人的糟糕表現，讓整個民主黨上下精英階層集體恐慌，什麼不換人選舉必敗的喪氣話都說了出來。

拋開這些事後的應激反應來看，倘若靜下心來仔細分析這場總統辯論的結果和潛在的後續發展，必然會發現，這種對於當下過度解析的極端情感反應，並不能夠有效全面的代表未來選舉事態的變化和發展。一方面是總統大選辯論僅是一屆大選中的諸多關鍵節點之一，在過去的多次選舉中都無法對最後的選舉結果產生決定結果走向的實質性作用。另一方面則是當前距離11月大選還有4個月的時間，雖然4個月的時光轉瞬即逝，但在兩黨黨代會尚未召開，九月勞動節後大選衝刺階段尚未開啟的情況下，盲目的因為一次糟糕的辯論表現而對近年以來選舉結果僅以數萬票決定最終勝者的美國大選做出一個絕對性的判斷，顯然並不明智，也很容易被打臉。

話又說回來，毫無疑問的是，自己團隊定好辯論時間和規則的拜登，在2024年總統大選正式開賽的第一場雙方交鋒中，無疑是交出了一份不及格的答卷。本身只需要證明自己身體和精神狀態尚佳，超過選民本身對他就不高的預期，就能把選民審視的目光轉嫁到同樣面臨各種政治問題的特朗普身上，把選舉從簡單的對拜登過去四年執政結果的考核，變為在特朗普和拜登這兩個人之間二選一抉擇這樣相對對拜登贏面更大的政治局面。最終卻因為自身嗓音沙啞，表情肢體語言僵硬，口吃老問題頻發等一系列低迷表現，拱手把辯論的勝利讓給了在具體政策問題上回答一塌糊塗，近乎是在從一個離譜的陰謀論跳到另一個讓人瞠目結舌陰謀論，卻儀容儀表嗓音相對正常的特朗普。

這種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行為，無疑是拜登本人和競選團隊一系列決策失誤和表現不佳導致的自我傷害，同時也不能夠起到辯論前拜登和民主黨一方希望透過提前辯論來改變當前對民主黨不利的民調形勢的作用。

但最終，還是不能過度高估一場總統辯論的實際影響。民主黨上下在辯論之後出現的集體性恐慌和末日焦慮，除了能夠最大程度反映他們的“小資產階級軟弱性“外，並不代表拜登和特朗普的二番戰就此塵埃落定。即便是辯論會的民調反映出選情的重大變化，這種短期的民調波動能否在四個月之後，經歷大選前兩黨遲疑選民各自歸隊等常規現象發生後還維持在橫定的水平，現在都還難以準確判斷。

拜登的表現，無疑是引爆了驚雷

至於在一個半月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換馬拜登這種未來幾天甚至幾周都少不了的話題，只能說，精英階層和現實政治脫節著實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即便是在第一次辯論後，民主黨或許真的有很好的理由勸退拜登另請高明，但民主黨的政治生態和當前黨內外的政治形勢決定了，任何換馬的提議，都只能是精英階層的一種集體迷思。除非拜登主動引退，或者黨內支援率在未來數週內真的全面崩盤，拜登依然只能是民主黨唯一的總統候選人。

不同於往年由無黨派組織總統辯論委員會（Committee on Presidential Debate）組織策劃三正一副的總統副總統辯論，今年的兩場6月和9月的總統辯論是由兩位總統候選人的陣營直接溝通商議得出的妥協結果。過去三十多年一直在組織總統辯論的CPD這次被兩黨一腳踢開，既有許多2020年前就存在的歷史積怨和種種矛盾（比如兩黨普遍認為過去九月初才開始舉行的總統辯論在提前投票機制已經出現的當今已經太晚），也有2020年兩場辯論中雙方各自對CPD之間積累的新仇。

民主黨一方覺得CPD沒有組織發現得新冠的特朗普參加辯論，共和黨一方則覺得辯論機制和主持人選擇導致本方候選人被不公對待。所以，夾在中間，不受待見的CPD，在四年之後被兩黨一腳踢開，兩位候選人的團隊直接對接，談論出來了這麼一個黨代會前就進行第一場辯論，9月初勞動節假期剛結束時早早舉行最後一次辯論的非常規時間表，打破了過去三十多年形成的傳統和慣例，為未來的總統大選提供了一個新的模仿藍圖。

規矩是人定的，說改也就改了

2024年總統辯論出現重大變革，雖然看上去可能是一個美國政治秩序繼續崩壞的最新證據，但實際上只能說明總統辯論這項競選活動，本身就存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和調整空間。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的著名辯論發生之後，曾經有長達16年時間內，歷經三次總統大選，卻沒有一次舉辦了大選辯論，直到1976年卡特和福特之戰時才被重新撿起來。當前民眾所熟知的3正1副辯論機制真正敲定，都已經是1988年的事情。具體辯論怎麼辦，應該有多少，又在什麼時間舉行，其實一直都是兩黨能夠自我決定，自我調整的事情。所以，之前一直操辦大選辯論的CPD這次被兩黨直接取代，也談不上是什麼稀奇之事。

只是，這次大選辯論雖說是兩黨協商之後得出的妥協結果，實際上的章程規則形式卻幾乎是完全按照民主黨和拜登一方要求所展開的。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特朗普陣營對己方選手辯論能力的自信，讓他們之前誇下海口，表示願意與拜登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以任何形式進行辯論。雖然最終的結果似乎證明，特朗普陣營的自信並非空穴來風，但在辯論發生之前卻因為大話被拜登陣營就此卡住了脖子，強行定下來了六月早早辯論，九月早早收官，只有兩場辯論這樣拜登一方樂意看到的辯論格局。

拜登團隊之所以謀求在黨代會開始之前就安排第一場總統辯論，顯然是有自己的目的和特殊考量。目前起碼在民調中處於明顯（但是僅是微弱）劣勢的拜登，位元朗普陣營更需要透過辯論來證明自己，改變當前大選的基調，進而扭轉勝負局勢。透過安排一場6月的辯論，拜登陣營的算盤是透過將兩位候選人早早放到同一舞臺之上進行對比，向選民突顯這場選舉只能是拜登和特朗普之間二選一，迫使許多之前不願相信特朗普還有機會迴歸，或者民主黨還有其他非拜登候選人出現可能的選民接受今年大選的政治現實，最終把大選的性質從一場針對現任總統過去四年執政表現評估的 “稽核式選舉” 轉化為兩位候選人之間選最不糟糕一位的選擇式選舉，透過更替選舉性質的辦法提振拜登的選情。

算盤打得很精，但是表現不好就沒得說了

與此同時，拜登團隊也清楚民眾對於拜登最大的不滿，其實還不是他的政績表現，而是他81歲高齡所必然導致的選民對其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態的顧慮。而辯論作為一個大選中難得的大舞臺，是一個拜登可以透過良好辯論表現，緩解選民對其年齡顧慮，然後又完成選民對候選人應該辯論的基本預期，展現出總統風度和分寸的機會。當然，把第一場總統辯論大幅提前還有一個隱藏的考量——給予拜登辯論表現不佳一個緩衝調整的機會和空間，用兩次辯論之間兩個月時間來減少任何可能因為選舉產生的負面影響。

可惜的是，即便事先是最悲觀的民主黨人，也沒能意料到拜登真的會在關鍵的24年大選第一考中交出一個完全不合格的答卷。與數月前上個重要公開演講場合——國情諮文中那個富有鬥爭精神，語言神情充滿侵略性的拜登截然不同，出現在與特朗普辯論舞臺上的他，不僅是聲音嘶啞，精神頭和肢體語言也都充滿了消極色彩。雖然拜登的回答大體上邏輯清晰，所提出的政策和見解大多都很合理，和在具體問題回答上完全偏離主題，從一個話題蹦到另一個話題的特朗普形成鮮明對比，但拜登所說的任何話，都遠沒有他在辯論臺上呈現的姿態和說話的嗓音來得重要。或許光讀文字稿的選民會覺得拜登贏了這場辯論，但絕大多數只會看電視和其他剪輯片段的選民，毫無疑問看到的是磕磕巴巴，有氣無力的拜登，和一個滿嘴跑火車但和往常沒啥區別的特朗普，而絕大多數人，只會是順其自然的認為沒犯更大錯誤的特朗普是輕鬆獲勝的一方。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和1960年尼克松和肯尼迪的第一次總統辯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具體辯論的內容，其實到並不重要。在一場長達九十分鐘的電視直播中，你很難指望選民記住或者關注多少關於具體問題和政策的討論，絕大部分選民都是隻來看印象分的。拜登除了在自己本應該得分的墮胎問題上含糊其辭，沒能取得應得的優勢外，在其他己方有利的話題上，比如1月6日事件，還是把該交代的話都按部就班的的交代了出來。特朗普也是一樣，在有力的經濟，移民話題上也都展露了自己的特點，提醒了選民這些拜登執政期間存在嚴重短板之問題的存在。兩者都錯失了不少在內容上打擊對方的機會，最終反倒是兩人有關互相誰是歷史上最爛的美國總統，以及二者之間高爾夫差點和水平差距的爭論更讓外界印象深刻。

改明兒看看大選換成了高爾夫賽事，看看是誰全軍覆沒，是誰得勝回朝（手動滑稽)

不管怎麼說，拜登這一番糟糕的表現，不僅沒能夠實現辯論前團隊所希望改變大選主旨，減緩年齡擔憂的效果，反而是加劇了黨內黨外本就存在的對他年齡的隱憂，進而演變為了全黨範圍的集體恐慌和負面情緒輸出，讓本來處於非常邊緣的換馬意見一下子變成了主流媒體和政黨精英認真探討的話題，顯然說明了拜登團隊的策略因為執行環節出現的問題徹頭徹尾的宣告失敗。目前本就談不上多麼樂觀的選情（不管民調是不是真的合理），只會在未來一段時間變的更加糟糕，只能是期待其他突發事件或者特朗普一方犯錯來度過這個極其艱難的新聞週期和選情階段。

理性的辯論分析講完了，下面開始抨擊謬論環節。首先先來談談所謂未來幾週一定會少不了的“換馬”一事。

隨著拜登在第一次辯論中遭遇歷史級別的滑鐵盧，原先被國情諮文表現壓下去的黨內外呼籲拜登退位讓賢，由其他民主黨新生代力量接替他來出戰2024的聲音一下子就如雨後春筍一般重新冒了出來。無論是和拜登有宿怨的紐約時報，還是其他原先對拜登還評價較高的一些自由派專欄作者，以及黨內各種擔憂大選和國會選情的匿名政客，都一致在辯論後開始討論起了勸退拜登，換馬出戰的可能。

理論上來說，這些人提出的換馬是可以實現的。距離原定八月舉辦的民主黨黨代會還有五週時間，雖然拜登已經透過橫掃初選鎖定了成為總統候選人的必要代表支援，但畢竟他還沒正式拿到民主黨的總統提名。倘若民主黨高層意見一致，強行透過暗箱操作逼退拜登，那確實還可以把黨代會轉化成一個完全開放式的民主推薦大會，讓一位全新的候選人取代拜登替民主黨披掛上陣。只是，這種《West Wing》和《紙牌屋》等政治劇中屢見不鮮的劇情，在現實中想要復刻，無疑是痴人說夢。

電視劇那始終只是電視劇罷了

不管怎麼說，拜登作為已贏得初選的現任總統，其獲得提名是符合黨內民主程式，也是反映了廣大民主黨選民意志的合理產物。儘管可能各方勢力會說了，如果拜登退位讓賢，或者有真的正經候選人跳出來初選挑戰拜登，那或許他早就被迫高風亮節了，但這種典型來自政治精英層的臆想忽略了一個基礎事實，即拜登能夠在2024年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和特朗普成為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遵循的是同一個邏輯——即兩位候選人各自的問題多多不假，但兩人始終是兩黨中各自的最大公約數。特朗普是因為他是一位宗教式的政黨領袖，有著穩定鐵盤支援，其他人無法撼動這個地位。而拜登則是作為現任總統，又是民主黨意識形態的中間派，還有民主黨黨內最重要的基本盤——黑人選民的鼎力支援，是其他挑戰者無論如何無法跨過的一座大山。因而，兩位政治老人雙雙成為政黨推出的候選人，完全符合兩黨各自的政治生態和當下的美國政治格局。

想要改變這種自然形成的結果，需要極大的內部政治協調和外部因素引導。而拜登本人，無論是出於盲目自信還是貪戀權力也罷，都沒有放棄的意願。更何況，哪怕是在週四的災難性辯論之後，拜登主動急流勇退，讓位於黨內有德之人，這個新產生的替代者，也不可能是許多民主黨精英心心念的那幾個”白騎士“（密歇根州張懷特梅，加州州長紐森之類的），而是另一個絕大多數民主黨人更沒信心，對特朗普民調錶現更差的副總統賀錦麗。

熟悉我過去寫作的朋友應該都知道，我本人對賀副帥的個人能力以及選舉資質都有過非常不客氣的評價。但真到了這個關頭，替代拜登的只能是賀錦麗。在民主黨這個依賴多個選民小群組，特別是少數裔黑人選民支援的鬆散政治聯盟中，黑人選民無疑是黨內政客需要著力團結，儘可能滿足需求的最關鍵少數。而賀錦麗作為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副總統的特殊身份，讓她成了任何試圖換馬拜登的人都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但如果拜登退位讓賢，民主黨又跳過哈里斯這個身份屬性拉滿，卻很可能不如拜登的問題候選人，民主黨最核心的黑人選民會怎麼想，怎麼看？目前已經在少數裔選民群體中出現支援率萎縮的民主黨，又怎麼能在選舉的關健關頭分裂自己黨，開罪最核心的黑人選民呢？

賀副帥是一切換馬計劃離不開的障礙

一言以蔽之，民主黨的政治現實決定，替換拜登的過程，不可能是政治精英集體所想的那般簡單替換，絕無可能在不進一步分裂黨，毫無損害的情況下走完整個過程。除非黨內的壓力突破零界點，黨內高層集體公開逼宮，短時間內無法被平息，拜登不可能被民主黨主動替換（就是換也只有一個更糟糕的賀副帥選項，除非把她也給弄退）。

與其浪費時間在這個政治精英的集體迷思上，民主黨還不如把精力放到幫助一個麻煩重重的拜登要想辦法彌補他各方面面臨的政治壓力，透過能做的事情來儘可能挽回當前的不利選情。至於做不做得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當然，另一個需要闡明的，則是總統辯論的真實政治影響力。儘管歷屆美國大選的總統辯論都備受外界的關注，但真正落到對選舉結果的影響之上，總統辯論的效果總是被外界過分高估。學界對辯論的普遍看法是絕大多數辯論對最終的選舉結果都起不了決定性作用，除了歷史上被再三傳送的尼克松肯尼迪1960年電視辯論外，絕大多數辯論都是持續一週熱烈討論，之後就從選民的集體記憶中消失。2012年奧巴馬和羅姆尼的第一場辯論，一向是辯論好手的奧巴馬疏於準備，被幹勁十足的羅姆尼按在地上摩擦，當時也像今日一樣引發了全民主黨範圍的大恐慌，但最終的選舉結果大家也都耳目共睹。12年的奧巴馬和24年的拜登當然可比性並不大（拜登的問題要比奧巴馬尖銳的多），但12年的教訓告訴我們不宜過度糾結於一場辯論對於整個漫長的總統大選週期的影響。

羅姆尼高光時刻

絕大多數選民對於辯論的反應或者印象，很難超過一兩週，9月份的辯論到了11月選舉時，往往已經是幾個新聞週期之前的舊聞，更何況今年這個還是個6月份的一辯。尤其是在當前這個政治高度極化的美國政壇，大部分短期事件導致的選民態度波動，其實最後都因為政黨選民迴歸自我陣營的原因被抹平證偽。最終，決定選舉的還是兩黨候選人的個人資質，相對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以及兩黨在當下週期裡的基本盤選民這些基礎要素。而辯論，除了關注度很高外，並不具備根本上調整這些關鍵基本點的能力。

今晚辯論之後CNN顯示67：33的觀眾認為特朗普取得了辯論勝利，但CNN組織的關鍵選民小組，這種對辯論的看法和投票之間的轉化率卻並不明顯。顯然具體的的民意變動，還需要幾天的時間和後續發展去沉澱觀察，但很明顯拜登帶著任務來完全失敗，肯定不會對他的選情造成正面的影響。但對特朗普來說，辯論取勝，也沒有徹底改變許多2020年反對他的選民因一系列歷史事件形成的負面情緒。兩個問題候選人，一個暫時佔優，一個一時之間四處漏風，卻無法改變這二位勢均力敵的低迷支援率。

而最終選舉的結果，還是要回歸到選舉的內生性和主旨因素上來，兩黨候選人的個人資質，相對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以及兩黨在當下週期裡的基本盤選民這些基礎要素，始終是決定選舉的最關鍵，而辯論，除去一時之間的高關注度和高曝光度，壓根沒有改變這些基本點的能力。

最終，回到一個我之前多次表達過的觀點上為這次的辯論評估收尾。

在當前高度政治極化，選民認知和行為高度部落化，負面黨派情緒大行其道，兩黨政治勢力勢均力敵的當下美國政壇，大選結果普遍是由6-7個搖擺州中可能不超過20萬人的真正搖擺選民所決定。而真正能夠左右這些政治敏感度並不高的搖擺選民選擇的事情，很可能就是一些無厘頭的緣由和對兩位候選人的刻板印象。

而在這次辯論中，拜登確實沒能擺脫選民覺得他老的問題，但特朗普撒謊成性，包袱過多的負面形象，也沒能得到緩解。過去兩個選舉週期出現的反對特朗普路線的反特朗普選民同盟，其本身對拜登和民主黨的態度可能就並不怎麼正面，卻在反特朗普的情緒之下選擇了拜登和民主黨人。

比領袖心理學還難的，是選民心理學

而這一現象，倘若沒有明確證據證偽，或許還將繼續作為2024年總統大選的“主宰“。

選舉分析，最忌諱的是感情用事。雲淡風輕，不卑不亢，客觀看待事實變化。與時俱進，但也要堅持自己的分析框架。最後，還是寄出一位知名教練的名言

“讓我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本來是配合美輪美換播客的，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