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立即反制是極為必要的?

清明假期第一天,共發生了兩件大新聞:其一是韓國最高法院裁定尹錫悅被罷免,韓國立即進入“大選模式”,其二是中國宣佈反制美方“對等關稅”,對所有美國產品加徵34%關稅。
尹錫悅案綿延了好幾個月,不得不說,韓國最高法院挑選的日子很不錯——由於全世界被前一天的關稅大戲打懵圈,所以最終的宣判並未引起太多輿論波瀾。
其實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講,韓國最高法院決定罷免尹錫悅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經歷過戒嚴和被拘留後,尹錫悅作為總統的權威早已蕩然無存,即使復職韓國政治也會進入“垃圾時間”,與其繼續蹉跎兩年,不如大破大立,直接選新總統出來重整舊山河。
至於第二件大事,中方宣佈反制美方“對等關稅”,同樣完全正確。

眾所周知,在此次宣佈“對等關稅”之前,Trump已經施加了許多“定點打擊關稅”,比如:對中國前後兩次額外加徵10%關稅,對加拿大、墨西哥加徵部分關稅,對鋼鋁、汽車進口加徵25%關稅。
這一過程中,除馬上要舉行大選的加拿大表現得比較強硬外,其他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都採取了忍讓態度。
以中國為例,僅僅對部分美國商品予以反制,金額並不對等,其實是表達了一種十分溫和、希望透過談判解決問題的態度。
但這次“對等關稅”的波及面之廣,力道之強,遠遠超出各方預期,而且根本不是像美方宣傳的那樣“對等”——對等是指我對你徵收什麼水平的關稅,你也對我徵收同等水平關稅。
美方所謂的“對等”是用了一種拙劣的小學生演算法,按照貿易逆差金額取了一半比率,讓全球輿論大跌眼鏡。
這種情況下,像新加坡、澳洲、紐西蘭、英國等遭加徵10%(最低)關稅的地區,以及受影響較輕的墨西哥,它們心理上有一種幸災樂禍的感覺,認為反正其他國家更高,我還不如不報復美國,以免惹火燒身。
中國臺灣省、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家,它們雖然被加徵了30%上下的關稅,可無奈自身實力與美國差距太大,目前採取了一種無可奈何的觀望態度,不敢貿然挑戰美國。
韓國國內亂成一團,略過不表。
歐盟和日本口頭說是要報復,但都希望讓對方先挑頭,自己坐山觀虎鬥。
這種局面恰恰落入了美國“膽小鬼博弈”的陷阱。
幕後軍師的大作》一篇中提到過,Trump關稅大戰起到效果的前提條件之一,是各國不報復美國,或報復程度遠遠不對等。
簡單來說,如果美國提高關稅,其他國家輸美商品被迫降價+貨幣對美元貶值,那麼美國將獲得明顯優勢,把大部分成本轉嫁給被徵收國。
因此美國需要在施加關稅的同時儘可能避免報復性關稅把貿易政策與安全政策及其他因素(比如援助烏克蘭)交織在一起,讓歐盟、日本等投鼠忌器。
作為完全不受美國安全保護,甚至具有競爭關係的中國來說,假如此時讓歐盟頂著前面去應對美國、反制美國,力道無疑將大大降低,如此正中美方下懷。
簡單來說,如果中方反制美國100分,歐盟、日本、韓國、東南亞等可能反制70分或50分,此時中國確實將承受最大的壓力。
可假如讓其他國家頂到前面,比如歐盟出面,它可能只會反制美國30分,日韓東南亞的力道只會更輕,到頭來美國聲勢大振,反過來定會對華施加更大壓力。
因此,當之前美國單獨對華徵收10%關稅時,中方兩次均予以忍讓,但這一次退無可退,只能硬剛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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