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澎湃新聞記者 龔思量
澎湃新聞：死亡一直是比較私人，甚至禁忌的問題，您在採訪中經歷過怎樣的情緒化時刻？受訪者為何願意與你分享他們的私人體驗？在您看來，人們是否也需要一個談談死亡與殯葬的契機？
夏農·李·道迪：是的，在採訪的過程中，我確實經歷了許多感人至深的時刻。當我經歷情緒波動時，眼淚也時常湧上眼眶。我在書的開頭就講述了這樣一個瞬間：當時我在街上採訪，一位身穿萬聖節服裝的年輕人回答了我的問題，他透露自己不久之前剛剛經歷了一場告別——他的朋友因癌症去世，而這位朋友曾請求大家為她舉辦一場“告別派對”。
在更長時間的採訪中，我認為坦誠分享自己的失去和脆弱是很重要的。我希望讓受訪者明白，儘管我是研究者，但在情感層面上，我們是平等的。令我驚訝的是，許多非專業人士都願意和我探討死亡，儘管他們經常表示，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我的兩個核心問題：“你希望在去世後如何處理自己的遺體？”以及“你認為人死後會發生什麼？”
我確實認為，能夠談論對死亡的恐懼以及悲傷的經歷是很重要的。如果無法表達，這些情感就會像傷口一樣化膿，並可能導致我們因恐慌或尷尬而做出讓自己後悔的決定。
澎湃新聞：書中寫道：殯葬公司在過去一百年裡發生的變化加起來，都不如近十年的變化多。其中許多人放棄“遺體防腐”的轉變讓人印象深刻。您提到11事件以及新冠讓美國人改變了過去對於死亡的“否定態度”，不再假裝“死這回事根本不存在”。能否請您深入談談這些事情如何改變了人們對於殯葬行為的觀念？
夏農·李·道迪：我認為這兩次大規模死亡事件對美國人來說都是巨大的震撼，同時也衝擊了我們在經歷死亡後過快恢復“正常”的方式。在第一種情況下，儘管 9·11 造成的死亡人數遠少於新冠疫情，但它的暴力性透過電視直播被展現出來，使幾乎所有目睹這一事件的人都受到了創傷。那天早晨，我們見證了數千人瞬間化為塵埃——等同於直接被焚化。在那之前，美國人仍然堅持需要找回遺體，以完成哀悼過程，並將遺體作為死亡儀式的核心。然而，在 9·11 事件中，許多遇難者的遺體根本無法找回。但與此同時，人們也無法否認死亡的發生——而這種否認在戰爭時期的失蹤士兵（MIA）身上卻時常發生。因此，大量的人不得不同時放棄對遺體的執念，而公眾哀悼也再次變得可以接受。這種轉變本質上逆轉了美國葬禮儀式的一個重大變革——1860 年代美國南北戰爭帶來的大規模創傷促使人們開始努力儲存和歸還戰死者的遺體，最終催生並普及了現代防腐技術。
新冠疫情則有所不同。其死亡人數在全美範圍內極為龐大（超過 100 萬人），但不同人的體驗卻有所不同，這取決於他們的家庭背景、居住地、醫療資源的可及性以及對疫苗的態度。在疫情初期，當屍體不斷堆積，嚴格的社交隔離仍然必要時，家庭和殯葬從業者最痛苦的經歷之一，就是無法透過公開的葬禮與社群一起完成治癒性的哀悼儀式。許多人將悼念活動轉移到了線上，或者選擇推遲儀式。而另一些人，尤其是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則直接目睹了這場疫情，並深刻體會到長壽從來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年輕的專業人士開始提前規劃和安排自己可能的早逝，這種情況前所未有地增加，推動了殯葬行業提供更多綠色葬禮的選擇——現在這是美國70歲以下人群的首選殯葬方式。
但也有一些人選擇逃避事實。在他們所在的小城鎮裡，沒有大規模的死亡場景，他們便否認疫情的嚴重性，甚至否認它的真實性。面對死亡的恐懼和焦慮，他們透過陰謀論來安慰自己。除了疫情初期流傳的幾張殯儀館和停屍房不堪重負的照片外，新冠死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種更私密、更少被電視轉播的事件，不像9/11那樣被公眾目睹。因此，人們更容易忽視、否認甚至歪曲它的影響。
《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海報
澎湃新聞：書中引用了英國記者傑西卡米特福德的觀點：過分講究地處理遺體是很不得體的。她也極力倡導低成本的直接火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美國殯葬業中諸如遺體防腐，昂貴棺材等處理方式，是否具有令人不安的資本主義特徵？
夏農·李·道迪：“令人不安的資本主義特徵”是理解米特福德批判的一種方式。她認為殯葬業者是貪婪、咄咄逼人的推銷員，甚至是不擇手段的騙子，他們利用人們情感上最脆弱的時刻，誘使他們購買華麗的棺材或其他“並不必要”的選項。儘管米特福德本人是英國人，但直到今天，許多美國人仍不假思索地重複她的觀點。然而，我發現她的論點存在幾個問題。
首先，她實際上採用了一種非常資本主義的方式來定義“必要性”——即只考慮物質和實用需求，而不考慮人的社會、情感或精神需求。這是一種“福特式”的思維方式。本質上，她認為滿足這些需求是“浪費金錢”，文化和個人差異都不應被納入考量。
其次，她誤解了美國殯葬業者的利潤和動機。實際上，他們的平均薪資低於教師，而教師的收入本就低於美國中產階級的中位收入。在我的採訪中，我發現幾乎所有的殯葬業者都是真心想在困難時期幫助他人。他們主要是護理者和儀式專家——換句話說，他們是治癒者。
第三，按照自由市場的運作邏輯，如果沒有人需要殯葬業者提供的服務，人們自然會尋找其他選擇。米特福德撰寫作品的20世紀中期，美國人希望對遺體進行防腐處理，用精美的棺材和個性化的墓碑表達對逝者的尊重，並舉辦莊重的告別儀式。而到了21世紀，人們的需求發生了變化，殯葬行業也在做出相應調整——這正是我在書中記錄的內容。殯葬業者從來無法決定客戶的需求，但如果客戶不確定，他們通常會被引導選擇最普遍的方案——即他們的鄰居們所選擇的方式。
第四，作為一名人類學家，我研究世界各地的文化，而儀式一直是這個領域中最持久的研究主題之一。每個社會都有所謂的“人生禮儀”，用於標誌個體與社會關係的重要轉變：出生、命名（或洗禮）、青春期、婚姻，有時還有更年期，最終是死亡。其中，出生和死亡是最普遍的儀式。在工業化之前，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社會會認為葬禮是不重要或浪費錢的。事實上，葬禮往往是最重要、最奢華的儀式，因為它們幫助修復因逝者離世而破裂的社會關係，同時也是對逝者的尊重，賦予生命以價值。在許多信仰體系中，儀式對於幫助逝者順利過渡到來世，或顯示祖先地位至關重要。奢侈品、宴席、特殊的工藝品以及支付儀式專家的費用，曾被認為是值得投入的支出，以滿足所有這些需求。
因此，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們竟然把葬禮視為金錢浪費或過度資本主義的象徵。相反，我們為什麼不質疑婚禮的花費？婚禮對社會結構的影響遠小於葬禮，而你一生只能死一次，卻可以結婚無數次。說到這裡，我也很好奇，我們為什麼沒有“離婚儀式”？畢竟，離婚同樣是一個標誌社會關係重大變化的時刻。
澎湃新聞：您提到，在遺體的處理問題上，長期處於支配地位的宗教傳統正在逐漸失去影響力。在您看來，這種轉變是否代表一種世俗化？您在研究過程中會詢問受訪者的一個問題是，你覺得我們去世後會發生什麼？你是否從人們的回答中發現某些共性？
夏農·李·道迪：世俗化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它是指政教分離的承諾嗎？還是反宗教？抑或是對宗教寬容的推廣？又或者是在個人層面上，一個人是無神論者或不可知論者？根據這些定義，我並未發現美國社會在世俗化方面有一致的轉變，儘管如今只有大約一半的美國人認同某種有組織的宗教。相反，美國人正變得更加“靈性化”，這與世俗化不同，我在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細解釋。
當我詢問人們希望如何處理自己的遺體，或者他們對來世的看法時，最常見的回答是：“我想變成一棵樹。” 這種回答表明，人們將死亡視為一種轉化，而非終結。同時也表達了一種渴望——希望在精神層面上得到治癒，並與大地重新連線。面對工業化和人口過剩對地球造成的嚴重破壞，人們越來越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修復人與自然的關係。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提到看不見的死亡，標誌著科學與工業對死亡的佔領。越來越多的死亡發生在醫院，由職業殯葬師負責。人們似乎距離處理死亡這一事件越來越遠，美國成為了一個假裝死亡根本不存在的社會。在您看來死亡是否與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著某種互斥性？
夏農·李·道迪：在我的書中，我實際上提出，我們正在迅速擺脫20世紀的“隱形死亡”時代。這一概念已不再準確地描述我們當前的狀況，我在書的最後一章對此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詮釋。相反，我們正朝著透過臨終關懷，在家中去世的方向發展（我的母親於2024年12月在家中去世，當時我和我的兄弟陪伴在她身旁），以及越來越多的 DIY（自己動手）葬禮和悼念儀式。死亡正在迴歸家庭，重新成為一種親密的家庭事務。
至於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個巨大的話題。從某種程度上說，資本主義依賴於將我們所有人視為可以被替代的勞動力，因此任何一個人的死亡似乎都無關緊要。這或許可以解釋，在高度資本化的世界體系中，無論是在民主還是專制政權下，人們對暴力的高容忍度以及威權主義的崛起。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也沒有時間去“浪費”在無法量化的人類需求上，比如哀傷。在美國，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政府保障的喪葬補助，甚至連喪假都沒有。所謂“慷慨”的僱主最多提供三天的假期，這段時間勉強夠人們去外州參加親人的葬禮。對於失去孩子的父母，或失去伴侶的配偶來說，社會並不認為他們的悲傷是一種需要時間恢復的情感創傷。
澎湃新聞：您提到在殯葬問題上，個人擁有選擇權，在您看來美國殯葬行業的轉變是否順應了這種思路？另一方面，人們的轉變是否也受到了社會事件對於死亡和殯葬的衝擊？選擇殯葬的方式，是否是個人意志與權利最後也是最終的體現？
夏農·李·道迪：我確實認為，美國的殯葬業正在回應個人為自己或親人做規劃時不斷變化的需求。這個行業相對保守，變革緩慢，但在過去十年間，各種形式多樣的新選擇迅速湧現，從人體城市堆肥到用火化遺骸製成的肖像畫。人們希望透過個性化的遺體處理方式和儀式，來彰顯逝者的獨特性，這也是一種強調他們不可替代性的方式。
澎湃新聞：書中的一個重要觀察是美國人希望保留自己的遺體，從物質主義的角度出發，身體具有唯一的確定性。似乎在死後，完整的身體也成為連線生者與死者的紐帶。在這個意義上，身體是否提供了某種撫慰，代表了逝者的精神，延長了告別的時間？
夏農·李·道迪：是的，這正是我在書中探討的內容——大多數美國人將身體視為個體獨特靈魂的象徵，這解釋了為何美國人在傳統上如此重視遺體，同時也促成了如今諸如紀念首飾等新興的做法，這些首飾通常會融入部分火化後的遺骸。人類基因組的發現以及我們獨特的DNA標記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念。
過去，對遺體進行防腐儲存的做法更多與基督教的字面復活信仰相關，特別是相信基督再臨時肉體將復活的教義。儘管這一觀念最初主要存在於某些基督教派別中，但它後來傳播到其他群體，包括部分非正統派猶太人。然而，這些神學理念已被爭論了幾個世紀，如今甚至連天主教會也允許火葬。
澎湃新聞：書中提到用逝者的骨灰做紀念品，以及美國人在過去對擁有一塊墓地的堅持。在您看來，這些行為是否都代表了一種對於永恆性的執念？
夏農·李·道迪：我不會將這些行為描述為對“永恆”的痴迷，而更像是一種維繫與逝者之間社會和情感聯絡的需求。永恆並不等同於來世。擁有一塊墓地意味著你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在那裡與逝者交流，給他們帶去禮物，提醒自己他們的生命以及對你的影響。
對於用火化遺骸製作的首飾或藝術品，這是一種讓他們的記憶長存，並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他們精神陪伴的方式。唯一可能例外的是那些選擇用火化遺骸製造人工鑽石的人。鑽石可以存在數十億年，這幾乎就像一種“來世”了！在這個意義上，人造鑽石的確會比我們所有人存續得更久。
《我想這樣被埋葬》；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作者: [美] 夏農·李·道迪 / [美] 丹尼爾·卓克斯 攝；2025年1月出版。
投稿郵箱：[email protected]
本文責編：龔思量。
本期微信編輯：龔思量。
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選“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