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記者｜段弄玉
2008年到2013年之間，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夏農·李·道迪（Shannon Lee Dawdy）經歷了四位親人的離世。在影片電話裡，道迪向我回憶起那段難熬的日子：往往尚未從上一場悲痛中恢復，新的重擊便接踵而至。然而，在極度的悲痛過後，作為考古學家的她逐漸察覺到美國人的葬禮正在悄然發生變化。儘管這些親人都選擇了火化，但他們的骨灰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歸宿：有的被埋葬，有的被拋撒，有的被製成紀念首飾，還有的被裝入可生物降解的容器，融入家鄉那條陪伴她成長的河流。
道迪熟悉喪葬考古學的那套傳統：透過觀察古老的墓穴和墓中的陪葬品，考古學家們得以推斷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但道迪從未想過，自己正在生活的當下，當肉體變成一具空殼時，會發生什麼。至親的葬禮讓道迪開始思考：美國殯葬業中出現的這些新變化意味著什麼？
芝加哥大學人類學教授夏農 · 李 · 道迪
從2015年到2020年，道迪走遍了美國各地，尋訪殯葬行業的從業者，瞭解他們正在目睹或是親自推動的變化；她也走上街頭，向普通人提出兩個幾乎算是觸犯禁忌的問題：你覺得我們去世後會發生什麼？你希望遺體被怎樣處理？
一位喪葬用品分銷商的一句話精準地概括了道迪的發現：“殯葬公司在過去100年裡發生的變化加起來，都不如近10年的變化多。”道迪在《我想這樣被埋葬》（American Afterlives）一書中記錄下了這些變化：首先是火葬變得流行，除了省錢，這種喪葬形式也使各種由骨灰製作而成的紀念品成為可能；氣候危機則讓“綠色殯葬”越來越受歡迎——人們不再為逝者做遺體防腐，而是用裹屍布或者可生物降解的棺材來埋葬他們；更具革命性的變化也許是，越來越多的人繞開傳統葬禮，轉而發明自己的儀式：有人決定在自家的後院舉行“家庭自辦葬禮”，有人選擇把自己的遺體制作成堆肥，也有人把家人的遺骸製作成鑽石戴在手上。專案進行到一半時，新冠疫情暴發。從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中，道迪看到人們的失控感如何加劇，也觀察到，許多年輕人開始思考自己的身後事，並主動規劃起自己的葬禮。
海葬逐漸被視為一種環保的喪葬方式
雖然描述的是發生在美國社會的殯葬實踐，道迪的發現也折射出不少全球性的趨勢和變化。2024年底，我在“預製生活”的封面主題下采訪了幾位為自己“預製”葬禮的年輕人。雖然他們創造出的“葬禮”各有特色，但有一個共同點令我印象深刻：他們不滿足於傳統的喪葬儀式，想要為親人或自己設計葬禮，作為情感的宣洩和個性的表達。當我把這些新現象講給道迪時，她表現得很驚喜，因為這些發生在大洋彼岸的事情似乎也驗證了她在書中的結論：雖然我們可能離傳統的儀式越來越遠，但這並不意味著已經不再需要儀式來紀念死亡。相反，人們擁有了新的空間，可以根據個人感受創造出對自己更有意義的做法，來彌合死亡留下的那個“坑洞”。
剛開始這個專案時，道迪也遭到過冷遇：一聽她在研究死亡，有人便懷疑她是什麼奇怪的“哥特公主”，要不就是有抑鬱傾向，也有人擔心參與她的研究會把自己搞得更鬱悶。但隨著研究的推進，道迪發現，擁抱死亡的現實，非但不會讓心情變得更沉重，反而會更輕盈。就在幾天前，她收到了一個朋友對這本書的反饋。對方是位學者，卻沒提任何和學術有關的事，只告訴她，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平靜的撫慰，緩解了他的生存危機。
在採訪接近尾聲時，我發現了道迪的手背上文著一隻蜻蜓。我記得道迪在書裡也提到了蜻蜓。那是一位殯葬師的故事：在朋友的葬禮之後，這位殯葬師也分到了一點骨灰。她一直把骨灰裝在一個小密封袋裡，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後來，在參加一次漂流活動時，她取出了密封袋。就在這時，一隻蜻蜓落在了她溼漉漉的手上，直到她把朋友的骨灰都撒進水裡之後，蜻蜓才飛走。這位殯葬師告訴道迪，根據美洲原住民的說法，蜻蜓落在你身上的話，就意味著有愛你的人來訪了。
《情書》劇照
我問道迪，她手背上的蜻蜓是否和書裡的那個故事有關。她點了點頭，“與其為每個逝去的摯愛文身，我更願意讓這隻蜻蜓代表我此刻心中所思念的那個人。他們雖然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但依然存在於我的記憶裡、我的心中，並融入了我的生命。而當有人問起這個文身的含義時，我就可以聊起這個故事。那一刻，就是我們放下禁忌，開始談論死亡的時候。”
以下是本刊對夏農·李·道迪的專訪。
三聯生活週刊：說到那四位親人的離世，他們的葬禮給你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夏農·李·道迪：我經歷過好的告別，也經歷過糟糕的告別。比如，雖然沒有精心策劃父親的葬禮，但它確實給家人們帶來了笑聲和慰藉。當時，我們帶著他的骨灰來到家鄉的一座橋上。我們將骨灰撒入水中，剎那間，河裡的鯉魚開始遊動，圍繞著那片灰燼轉了幾圈。水面泛起了氣泡。我爸是個非常健談的人。我們笑著說，爸爸一定是在給它們講關於大魚的故事，而魚群則專注地傾聽著。
但並非所有的葬禮都能帶來這樣的慰藉，有些反而讓我更加沮喪。我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我們親密無間，幾乎像姐妹一樣。然而，上大學後，我們漸漸疏遠，直到某一天，我得知她因癌症去世的訊息。那是一個傳統的美國葬禮，她的遺體經過修復，靜靜地躺在棺木裡供人瞻仰。她看起來完好無損，甚至不像一個癌症患者，反倒更像是一位模特。她的母親讓我有些不知所措——她微笑著，溫文爾雅，像是在盡力扮演一位得體的女主人，確保每個到場的人都感到舒適。她並沒有否認死亡的存在，但似乎在努力將死亡與悲傷隔離開來。在這樣的氛圍裡，我甚至不敢真正表達自己的哀傷，儘管那一刻，我只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離開時，我感到更加悲傷。
《奧斯汀小姐》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我曾經跟一些年輕人聊過，他們在傳統的葬禮後也有和你一樣的感覺。因為無法抒發悲傷，一些人甚至想為家人和自己策劃葬禮。
夏農·李·道迪：是的。我在書裡沒能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一般來說，儀式至少會承認我們的情感狀態，即使它也試圖以某種方式引導情緒。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有著各自的儀式，一些儀式甚至會刻意放大人們的情緒，讓悲傷得以釋放。比如，在某些葬禮上，女人會放聲哀號，人們會用力敲打棺材。在這種宣洩之後，悲傷似乎應該終止。但事實並非如此，哀傷不會因為一個儀式就消散，它仍會潛伏在心底，持續存在。我們也看到，儘管一些儀式旨在幫助人們應對悲痛，它們有時卻可能適得其反，讓人感到更加不滿足，甚至更孤獨。
三聯生活週刊：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中國討論死亡都是一種禁忌。在美國存在這種禁忌嗎？
夏農·李·道迪：美國文化對死亡有一種近乎痴迷的態度。看看好萊塢電影中那些充斥著血腥和暴力的場景，就能感受到這股對死亡的某種崇拜。但這種“崇拜”往往僅限於抽象的死亡，或者是他人的死亡。一旦話題轉向我們自己或至親的死亡，禁忌仍然存在。
或許，新冠疫情帶來的最大變化之一，是讓人們更願意討論自己的死亡。儘管死亡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但相比過去，人們開始願意麵對它，與它共存，甚至坦然地討論自己的死亡安排，包括如何處理自己的遺體、如何規劃葬禮。我認為這種開放的對話非常重要。
2020年5月4日，美國紐約，新冠疫情期間，親屬透過影片進行遺體告別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書裡描繪了各種各樣的喪葬方式。為什麼會有人這麼在意自己的葬禮？可能會有不少人覺得，一個人的去世就意味著他已經告別了這個世界，如何被埋葬並不重要。
夏農·李·道迪：這可能聽起來有些老生常談，但葬禮從來不是為死者而設，而是為仍然活著的人準備的。為自己的死亡做些安排，留下指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體貼的舉動。它甚至可以表達對你所愛之人的最後善意——它減輕了他們的一部分負擔，讓他們在悲痛之中不必做出那些艱難的決定。更重要的是，你留下的指示或許能給予他們一個空間，讓他們能夠透過儀式去感受、去表達對你的思念；同時，將關於你的記憶具象化，讓你在他們的世界裡繼續存在下去。
即使有人不相信宗教意義上的來世，但在我們的記憶中、在我們的社交關係裡，某種形式的“來世”始終存在。一個人去世後，並不會真的徹底消失。我們愛過的人，我們曾親手種下的樹，我們傳承下來的食譜，乃至我們分享過的思想，都構成了一種持續的遺產，一種延續在人與人、人與動物、人與自然之間的生命網路。這本身就是一種“來世”。而葬禮，正是對這一點的承認。它提醒我們，正是這種延續，使我們的生活真正有意義。
《走走停停》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為什麼說宗教已經無法填補死亡留下的“空洞”了？
夏農·李·道迪：教會和宗教社群之所以能在小城鎮長久存續，關鍵在於它們不僅是信仰的場所，更是社群中心，人們在其中彼此支援、互助共存。如果有人迎來新生兒，教會可能會提供嬰兒衣物和托育幫助。如果有人去世，教會也會幫忙籌措葬禮費用。在這些小鎮上，缺乏豐富的娛樂方式，去教堂唱詩、參加教會組織的電影放映或野餐，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然而，人口流動正在改變這一切，這種變化在中國或許也同樣顯著。人們不斷遷徙，離開家鄉，湧向全國各地的不同城市。過去，一個來自愛荷華州小鎮的年輕人或許會搬到芝加哥後立即尋找新的教會加入，但如今，這種情況已不再普遍，宗教的影響力逐漸削弱，原本穩固的社交紐帶也隨之瓦解。
三聯生活週刊：但是人們的精神需求確實存在？就像你在書裡說的一樣，美國人非但沒有變得更世俗，反而更“靈性”（spiritual）了。這種“靈性”和“宗教性”有什麼區別？
夏農·李·道迪：當我開始這個專案時，我原以為人們只是變得更加世俗，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的數量會持續增長。但事實並非如此。“靈性的，但非宗教的”正在成為一個獨立的類別。在約會軟體上，它甚至成為一個選項，與基督徒、佛教徒、無神論者並列。
我對“靈性”的理解是，它承認這個世界上存在某種神聖之物，認為個體的存在以及我們對時間、宇宙的體驗是獨特而深遠的。這種靈性的核心在於它激發敬畏和驚歎，並讓人感受到超越理性理解的聯絡。比方說，我們不僅在書本中學習生態學，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登上山峰，看到數百萬年間沉澱出的壯麗景觀時，我們會感受到一種敬畏，這正是靈性的體現。與之相比，傳統的宗教往往意味著一種制度化的信仰體系，它有經典、正統教義、理論框架，以及具體的儀式和建築。
《人生大事》劇照
三聯生活週刊：我們觀察到，近些年來，中國人的“情感消費”也在上升。人們不僅願意花錢去看心理諮詢師，也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到冥想、星盤和禪修之中。這是否是一種全球性的趨勢？
夏農·李·道迪：這些現象非常有趣，雖然我在書中沒有深入探討，但我認為可以追溯到馬克思關於異化的理論。通常，人們關注馬克思提出的勞動異化，但他同樣認為，消費也會導致異化。在資本主義體系下，我們幾乎可以獲得任何想要的商品，消費被塑造成一種滿足感的來源，彷彿它能讓我們更快樂、更完整，甚至成為自我表達的方式。但現實是，我們買了東西，卻仍然不開心。被物質包圍的我們，反而更渴望真實的體驗，試圖在某種程度上克服這種異化感。
我還觀察到，人們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尋找替代方式。比如DIY（自己動手）的流行。編織和自釀啤酒，都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享受用雙手製造事物的樂趣，而不僅僅是購買現成品，或許正是一種對消費異化的反抗。
有人也開始自辦葬禮，作為一種“精神自助運動”。自辦葬禮一般會持續3天。這種做法在許多文化中曾經廣泛存在——在歐洲及其殖民地，幾天不眠不休地守靈曾是常見的傳統，直到19世紀末期才沒落。對於生者來說，3天的時間讓他們可以悲傷、哭泣、接受事實，允許他們思考還有什麼想為逝者做的，比如為逝者換上特別的衣服，或是在遺體旁放置重要的物品或信件。如果人們有勇氣，也願意花時間去完成這樣的儀式，那無疑是一份珍貴的禮物。
三聯生活週刊：在美國，為什麼會發生從土葬到火葬的轉變？你提到，骨灰所製作的藝術品挑戰了我們對“‘人’到底是什麼”的傳統理解。這種變化背後有什麼深層原因？
夏農·李·道迪：很長一段時間內，遺體防腐、遺容瞻仰、混凝土套棺都是美國人葬禮的標配。但是從上世紀60年代末，就開始有人覺得，防腐處理和開放式棺材太貴了。但火化的普及還有精神層面的原因。“9·11”就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所有人都從電視上看到，生命可以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遇難者無法透過傳統的喪葬儀式得到安葬。與其讓這種遺憾給我們帶來更多創傷，不如放下這種執念。於是我們看到，火化在“9·11”之後變得愈發普遍。
與此同時，遺骸製作的紀念品則挑戰了我們對“‘人’到底是什麼”的理解。長期以來，美國人一直相信個體的人就等同於他們的身體，遺體藝術攝影以及後來的遺體防腐就是明證。但現在，遺體的完整性概念已經變得沒那麼重要了。一種模糊了科學與未知、物質與精神的世界觀正在興起，按照這種觀念，哪怕是最細小的碎片，也包含了一個人神秘而重要的部分。我們若是留下這個部分，逝者就會繼續陪在我們身邊。
2005年10月7日，美國LifeGem紀念品公司宣稱發明了一種技術，能把屍體焚化後的骨灰製作成鑽石
三聯生活週刊：近年來，樹葬、花葬、草坪葬等新的生態葬形式開始被中國社會所接收，並被政府所鼓勵。你在書裡也提到了逐漸在美國流行起來的“綠色殯葬”。這背後是怎樣的觀念轉變？
夏農·李·道迪：“綠色殯葬”確實代表著一種重要的轉變，也已成為一場全球性的運動——它不僅關乎個體的生死安排，更是人類對全球氣候危機的積極回應。近年來，人們開始探索更可持續的殯葬方式，其中包括人體堆肥，即透過自然分解過程將遺體轉化為富含養分的土壤，並將其重新用於生態環境。這一實踐不僅減少了傳統殯葬對環境的影響，也反映出人們對死亡的認知正在發生變化——人體不再僅僅是一個終結，而是可以迴圈再生的一部分。
三聯生活週刊：作為一位人類學家和考古學家，你怎樣定義儀式，什麼樣的殯葬實踐可以被稱作“儀式”？雖然嘗試用開放的心態理解書裡的各種葬禮，當我看到有人會把朋友的骨灰做成子彈時，還是吃了一驚。
夏農·李·道迪：我不想給出一個教科書式的解釋。在我看來，至少有兩種型別的儀式：一種是日常儀式，它們以可預測的方式重複出現，標記時間的流動。例如，每天早上5:30起床，煮咖啡，做瑜伽，然後做填字遊戲。你為自己設定規則，在特定的時間執行特定的行為，使其成為一種習慣化的儀式。但另一種儀式則完全不同。它們打破日常節奏，創造出一個短暫的、超越尋常時間的空間。這類儀式與轉化和治癒有關，它們透過不尋常的方式喚起對神聖的感知。
把朋友的遺骸製成子彈，然後用它獵豬或獵鹿，也是一種儀式。在某種意義上，這讓這位曾是獵人的朋友繼續參與狩獵。而當使用那顆特殊的子彈射中獵物時，他會想到是朋友幫助他完成了這次狩獵。
雖然很奇怪，但這些儀式的本質在於，它們迫使我們暫停日常生活，促使我們思考：我是誰？宇宙如何運作？生與死意味著什麼？未來的生活將如何繼續？在理想情況下，儀式的結束並不意味著一切歸於原樣，而是會在我們身上留下某種改變——可能是一段新的記憶、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甚至是身體上的某種轉變。而這，正是儀式的意義所在。
三聯生活週刊：最後，我們想問兩個你曾經不斷問出的問題：你覺得我們去世後會發生什麼？你希望遺體被怎樣處理？
夏農·李·道迪：我希望擁有一場“綠色葬禮”。把我和我的書一起埋葬，讓我成為一座未來的考古遺址，一個幾百年後能被髮掘的文化沉積層。
幾個月前，我的母親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開始在房間裡看到我已逝的父親和侄女，這從未發生過。儘管她臥床不起，身體虛弱，但在某個深夜，她突然想要起身。我問她：“媽媽，即使你能起來，你要去哪兒呢？”她回答：“走向光的地方。”
我不知道她到底經歷了什麼，但我確信，生命的終點並不意味著一切的徹底結束。或許，只有當我們真正抵達那裡時，才能理解死亡的本質。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週刊》2025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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