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會聲音看騎手社保，市場問題不能道德化

前不久，京東率先宣佈逐步實現全職騎手“五險一金”全覆蓋。所有京東外賣全職騎手五險一金的單位及個人繳納部分將全部由企業承擔，成為行業首個“全包”平臺。作為外賣行業的新入局者，京東此舉被視為重構市場格局的破局之舉。

京東這樣做當然是一件好事，這也是網際網路向其他行業外溢紅利的途徑。但是，應該看到的是，交社保與發更多的錢給騎手，是完全不一樣的。實際上情況更加複雜，還有社會進一步觀察。

今年兩會上，不少委員代表都關注到靈活就業者的社保問題。

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董事長翟美卿關注靈活就業群體社會保障，擬提出一份《關於進一步完善靈活就業群體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議》。建議降低靈活就業人員社保繳費負擔，探索“分檔繳費”等參保模式。

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人、董事長李東生，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意願低、繳費壓力大等問題，他建議降低靈活就業人員社保參保門檻，將更多靈活就業人員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則認為，“不是每一個人都那麼渴望社保，特別是一些收入不高的群體”，靈活就業群體應該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他建議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會保障，要先做好前置性改革，加快建設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最佳化外來人口變成本地市民的程序。

代表委員的建議並不高調，但進一步揭示了問題的複雜性。

一、

首先，是怎麼交，給誰交的問題。

京東現在的“外賣騎手”，是達達平臺的騎手，活躍數量約為130萬。如果按京東總部所在地北京的每月6821元的下限基數，交“五險一金”，且個人、企業部分，均為京東承擔，那麼，成本約在545億元以上，遠超京東2023年全年淨利潤242億。這不太可能。所以，到底怎麼認定全職騎手，規模多大，還有待落地。

京東外賣體量小，全職騎手必然也少，給小規模全職騎手交社保，這種“非對稱競爭”為新業務造勢，是聰明的策略，也獲得了成功。但長期來看，在一個龐大的系統中，一項措施，或許會因為其他措施或因素被抵消，甚至產生負面作用。

在這個問題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低工資制度。實際上，京東給騎手交社保，可以按照最低工資制度來分析。

按照稅負分攤彈性原理，沒有交社保的時候，騎手的工資中，實際上包含了一部分社保，已經給到騎手了。全面負擔騎手社保，某種程度上，相當於提升了行業最低工資。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裡德曼認為，最低工資是“好心辦壞事的典型案例。”張五常也是最低工資法的反對者，他指出，在有效或夠高的最低工資規限下，老弱殘兵的際遇會是最不幸的：他們會失去就業的機會。

這是因為在最低工資法之下，僱主會減少低技能工人的僱傭數量，降低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時間，僱傭相對高技能工人以代之，或者開發自動化機器以代之。

這個情況很可能在騎手社保中也會出現。

現在很多地方，都要求連續繳納社保，才能獲得公共服務資格，比如小孩讀書、購房、購車，所以，極越汽車暴雷後，那些員工最迫切的訴求就是繳納下一個月的社保。需要社保的騎手，往往都是在城市安家，有小孩讀書等公共服務需求的。繳納社保，會極大地增加他們對“連續工作”的依賴性。那麼，面對工作要求，他們的談判能力會降低，一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全職騎手的勞動量、勞動強度，會增加。

這很正常，全職必然會有考核。這種考核未必是單量，也會有很多其他形式。那天在百度直播訪談中，就和一個騎手聊到這個問題。騎手說，暴雨、大風天氣，全職騎手的壓力會大一些。這就恰好如交社保的白領：只有那個中年人，不管老闆怎麼訓，怎麼要求加班，他們都會乖乖聽話。

當全職騎手的工作量增加，靈活騎手的工作量就會下降，就業率會下降。某種程度上，打個比方就可能成了“一個兼職騎手失業，工作分給三個全職騎手做”。

如果把全職騎手視為工資更高的高技能勞動者，兼職騎手視為工資更低的低技能勞動者。這正是經濟學家分析的最低工資會導致的結果，僱主減少僱傭低技能勞動者。

華盛頓大學的葉卡捷琳娜·雅爾丁（Ekaterina Jardim）等人在201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發現，2015年和2016年西雅圖市最低工資的上漲導致僱主縮短了低薪部門的工作時長。一位低薪工人雖然沒有因最低時薪上漲而被解僱，但其工時被僱主削減，一天只工作五小時。這導致月收入下降了74美元。這種不飽和的工作狀態，在經濟學上被定義為隱性失業。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稱：“2016年，最低工資法使得低工資員工的月收入平均降低了125美元。”2018年，一個學術團隊繼續追蹤發現，低薪工人的周收入增加了8到12美元。但是，收入增加的人群是在中位數以上的低收入者。

這兩個報告恰好對應了一種可能出現的情況：數量有限的全職騎手工資增加，勞動力增加；而兼職騎手收入下降，勞動量下降，失業率增加。

當交社保成為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其他平臺也會跟進。騎手、快遞、網約車這些行業本身就是存在很大的流動性，很多人將這個行業當作一個過渡性的、救急性的行業。當這些行業因為社保，向全職化演變，這些行業的就業容量就會下降，其社會就業保障網的作用就會下降。

二、

華東師範大學調查顯示，超30%上海騎手月收入低於當地社保基數下限（7384元/月），若自行繳納社保，這意味著不論是對平臺還是對個人而言，月收入不到 7000 元的騎手繳納社保所需的金額佔實際收入的比重比法定繳費比例還要高。這實際上，是把本可以給騎手的，不該給社保的，都給了社保。當然，對於京東而言，騎手體量不大，這樣做，獲得好的企業聲譽，值得花錢。

但整個8400萬人靈活就業群體，未必是一件好事。他們的需求，是需要政策因他們而改變的。這也是此次這些代表委員所建議的。

實際上，政策制定者也在這麼做。2月22日，人社部副部長李忠在第十一屆全國社會保障學術大會上表示，目前一部分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業態從業人員，由於勞動關係不明確、工作方式靈活、收入不穩定等原因，難以直接參加傳統的以單位為依託的社會保險制度，“漏網”“脫網”“斷網”問題比較突出，參不起、不願參、不便捷並存，成為權益保障的重點，需要積極研究完善降低門檻，給予參保補貼等相關政策措施，儘可能地把他們納入社會保險覆蓋範圍。

這就意味，騎手的社保問題，本身就在不斷推進之中。這些過程中，靈活就業群體關於社保的城鄉差別，社保的異地轉移等訴求，都被納入了政策考量之中。靈活就業者也是以一種“經濟收入”的弱勢群體的身份被納入社保的，這也是符合實際的。

但是，當網路輿論有不切實際的道德期待，就會潛移默化的打斷這種政策演變，最終影響靈活就業市場的規模。從這個角度，京東全額覆蓋五險一金，實際上給正在探索中的新就業形態增加了不確定性。

最低工資政策也有這個困境。反對最低工資法的經濟學家，被打上為資本說話，對窮人缺乏同情心的標籤，專業的、理性的辯論環境被破壞。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也指出：“我不太看好京東外賣的全職員工模式”。他認為外賣有明顯的高峰和低峰，峰值差異大，但快遞一天的配送量是相對明確的。外賣時間要求嚴格，而快遞相對寬鬆。

正是聶輝華指出的這兩個特點，決定了外賣配送，需要一個高彈性的工作制，這與勞動力供給市場中要求高自由度的人契合，由此形成供需適配。所以，靈活就業、零工經濟，這不是一個道德問題，而是一個市場問題。市場問題道德化，正是當下中國市場經濟中的一個困擾。這個問題也困擾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戴維·卡德。

戴維·卡德研究最低工資，並得到了有利於最低工資的結論。但他對政治家利用其研究結果，鼓吹最低工資，感到沮喪，他說：“我並沒有到處說應該提高最低工資——不過這些倡導者常常引用我的研究成果，說應該提高最低工資。這也是我不再開展這方面研究的原因之一，因為大家都認為我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的，我（在此方面）所做的一切都將導致我名譽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