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切割術》第二季
你好啊，週五準時出現在工位上的朋友。勤勞的你，也許早已出現了以下症狀而不自知：
對工作強烈的義務感；惜時如金，爭分奪秒的緊迫感；閒不下來，非要做些什麼才能心安理得的焦慮感。
你已經成功被工作馴化了。在資本看來，只有勤勞的勞動力才是優質的勞動力。而從歷史來看，對於剛剛進入現代工作制度的人來說，這種品質不是很快就能習得的，要經過漫長的改造過程。
為了培養勤勞的勞動力，資本及其代言人可以說是軟硬兼施、煞費苦心。今天的文章，一起回溯人如何淪為“又窮又忙”的職場老黃牛。
講述｜王行坤
來源｜看理想音訊節目《反思現代工作》
01.
向懶惰開戰
先從英國打工人說起。15世紀開始，因為圈地運動，英國的城市出現了大量的流民。這些人有的進入手工工場，有的因為找不到工作，或者無法適應工場的工作節奏而選擇流浪或乞討。
後者給城市管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也給當時的資本家制造了難題：勞動力不願意進場，是對生產的破壞。於是，就產生了對不合格勞動力進行改造的要求，讓他們從懶惰的習慣中走出來，成為勤勞的打工人。部分學者把這段歷史稱為“向懶惰開戰”。
實際上，懶惰是相對的概念，需要外部標準進行衡量。說失地農民或者說一般農民懶惰，採用的外部標準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工業勞動或工業社會的要求。當農民的勞動習慣無法適應或者無法滿足工業勞動的要求時，就被認為是懶惰的。
15世紀以前的英國農村，農業勞動雖然艱辛，但遵守自然節律，最典型的就是農忙和農閒的劃分。哪怕在農忙時期，農民的勞動也是任務導向的，只要完成當天的任務就萬事大吉，除非下雨天搶收麥子等極端情況，沒有必要加班加點。
因此，農業勞動沒有分秒必爭的緊迫感和緊張感。在農業社會的英國，人們的計時方式非常粗略，對時間的感覺是遲鈍的。因為農民遵守的是自然的時間，而不是鐘錶所規定的時間。
鐘錶規定的時間隨著現代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而出現，也就是現代人所瞭解的時間。如今，每個人都會透過手機來監測時間，並且把這種鐘錶時間內化為我們生活和工作的準則。
再者，農民下田和工人進廠的感覺也不一樣。當工人走進工廠，工作與生活截然分開。工廠裡的工作讓人感到明顯的壓力和焦慮，因為工作流程緊張，工人還會受到老闆或監工的嚴格管控。
《大都會》
農民下田勞動雖然艱辛，但是可以自主地幹活，說說笑笑，與平常的生活沒有明顯差別，不會感覺到勞動的壓力和焦慮。
更不用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節日和假期大大減少。
2024年英格蘭地區除了雙休週末之外，只有8個法定節假日，但在15世紀之前的英國農村，宗教節日和筵席非常多。阿倫特曾經有些誇張地說，在中世紀，人們的法定假期有141天，一年中有將近半年不勞動。
現代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之後，對宗教節日發起進攻，導致法定節假日大大減少。背後的原因，是為了讓人馬不停蹄地工作，滿足資本主義不斷攫取剩餘勞動的要求。
由於上述原因，15世紀之前英國農民的勞動習慣和生活習慣是鬆弛的，但在工業資本主義出現之前，沒有人認為他們是懶惰的。
雖然基督教的“七宗罪”也包括懶惰，但主要意思是對上帝所規定的任務無所用心、麻木不仁。它的對立面不是工作的狂熱或勤勞，而是積極履行基督徒的職責，比如祈禱、沉思等等。
勤於勞動也不是中世紀基督徒的美德，工作狂熱甚至也被認為是懶惰，因為這意味著工作狂遺忘了上帝所賦予的職責。
當失地農民被迫進入城市時，因為新出現的資本主義工業勞動這個外來標準，才被認為是懶惰的。這些人在當時也被稱為“勞動窮人（working poor）”，因為他們必須要勞動才能活下去，但是再怎麼勞動，也不可能富起來。
近年來有社會學家用“working poor”，來描述賣命工作或者說打好幾份工才能餬口的群體，一般翻譯為“窮忙族”。和15世紀英國“勞動窮人”相比，唯一的區別可能是很少有人認為他們懶惰。
02.
向打工窮人開戰
在原始基督教或中世紀的基督教看來，窮人或貧窮具有一定的道德優越性。
耶穌在《聖經》裡說過，“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針眼還要難”。窮人和失敗者才是真正受上帝眷顧的人。勞動或勤勞不是值得稱道的品質，乞討或接受救濟也不是丟臉的事，關鍵的品質是虔誠或積極地侍奉上帝。
但在15世紀之後，隨著宗教改革的發生和清教觀念的普及，窮人不再具有道德優越性，反而成為唾棄的物件。因為辛勤工作發家致富的新興資本家成為道德楷模，也成為上帝所眷顧的物件。
勤勞成為了社會和宗教的重要美德，而懶惰則成為了嚴重的罪惡。懶惰進而被認為是“勞動窮人”的本性，是他們貧窮的根源，也是他們品性低劣的表現。
這裡的懶惰指不願意接受工場的工作紀律，不願意辛勤勞作，以改變自己的貧窮地位。這裡的勤勞是工場主所希望的勤勞，比如任勞任怨，一天工作14乃至16個小時。工場主認為，懶惰的人多了，輕則干擾社會秩序，重則導致社會暴亂。
如此一來，懶惰不僅被視為萬惡之首，也被視為萬惡之源，因此必須向懶惰開戰。這也就意味著向窮人開戰，因為窮人和懶惰完全捆綁在一起。
15世紀末和整個16世紀，整個西歐都頒佈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例如當眾鞭笞、用燒紅的鐵器在身上烙印、強制勞動、監禁等，目的是馴化勞動者，同時恐嚇那些已經進入工場的工人，讓他們趕緊習得工業資本主義勞動所需要的勞動紀律，養成勤勞的習慣。
除了監獄之外，對打工窮人進行改造的機構還有16世紀所設立的懲戒所（houses of correction）和17世紀所設立的貧民習藝所（workhouse）。懲戒所顧名思義是懲罰性的，而貧民習藝所是慈善救濟性的。
不過在貧民習藝所，窮人不僅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食物，還得幹活，而這些活都是重複枯燥、繁重無聊的，就像驢拉磨一樣。狄更斯《霧都孤兒》的主人公奧利弗·特威斯特，就出生在貧民習藝所，9歲就被迫開始勞動。
《霧都孤兒》
貧民習藝所的真正目的不是救濟窮人，也不是教授技藝，而是生產人——生產遵守勞動紀律、吃苦耐勞的人。就這個功能而言，監禁機構的目的其實是改造人性。
除了上述提及的懲罰和規訓措施，還有意識形態層面對窮人的動員。當時宣揚清教思想的牧師和自由主義思想家，都會向窮人鼓吹勤勞的重要意義，警告他們不要陷入懶惰的泥潭。
這些人一方面宣揚自由獨立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宣揚“服從工廠、學校、貧民習藝所和監獄的管理”。例如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洛克，提議窮人的孩子3歲離開父母，轉移到“勞動學校”，在勞動的過程中養成勤勞的習慣。
從洛克的提議中，可以看到現代自由主義的兩副面孔。一面反抗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追求政治領域內的自由，另一面服務於資本主義工業化，因為馴服勤勞的勞動力恰恰是資本主義工業化所需要的。
03.
工業革命前的勤勞革命
工業的英文是industry，在現代工業革命之前，industry的基本意思是勤勞，這也是15世紀以來出現頻率非常高的詞彙。
從某種意義上說，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是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前提，沒有勞動者社會性格的改造，就很難有現代的工業革命。
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牧師和知識分子試圖從身體和思想方面改造打工窮人，讓他們習得現代的勞動紀律，懂得“時間就是金錢”的道理，成為勤勞的打工人。
但是直到18世紀，這種改造勞動者的努力並不是非常成功。17和18世紀英格蘭資本家就抱怨過打工人太過“奢侈、驕傲、懶惰”：
只想掙到能夠餬口的錢就拉倒，一點也不想多幹；工資越高，就越把更多的錢拿去喝酒；因此，商品價格高並不是壞事，而是好事，這能迫使勞工更加勤奮；但是高工資卻不是好事，而是壞事，因為這隻會導致酗酒狂歡。
他們認為，打工人的這種態度就是沒有被改造好的農民的態度，馬克斯·韋伯把這種態度稱為“傳統主義的”勞動態度。
在西方，勤勞革命基本取得成功時是19世紀，基督教新教的宗派衛斯理宗在這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該教派強調，勞動本身就意味著上帝的恩典，因此是“一種純粹的美德之舉”。打工人只要勤勤懇懇地工作，就可以獲得幸福和拯救。
這也是阿倫特所說的西方版本的“勞動光榮”。正如英國史學家愛德華·湯普森所說，19世紀左右，一般的英國工人變得更守紀律，更為謹慎，也更加循規蹈矩；他們不那麼粗暴，也不那麼隨心所欲反覆無常了。
此外，手錶變成了生活必需品。很多英國打工人都佩戴了手錶，習慣了工廠的鐘表時間，也懂得了時間就是金錢、爭分奪秒、努力工作的道理。他們不再像傳統的農民那樣，白白地消磨時間。
《革命之路》
也就是說，到了19世紀，英國打工人基本被馴化，習得了打工人所必備的社會性格，成為了老闆基本滿意的打工人。這場“勤勞革命”不僅在英國取得了基本勝利，也在其他主要的工業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勝利。
法國思想家保爾·拉法格在1880年發表了《懶惰權》，在文章開頭就明確地指出，一種奇怪的狂熱支配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而這種狂熱就是對勞動的熱愛，勤勞的品質。
但是拉法格認為，在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勤勞造成了智力的衰退和身體的畸形。拉法格認為，我們不應該讚美勤勞，而應該追求懶惰，追求每天三小時的工作制度。
所謂勤勞的“美德”在西方是一系列規訓、懲罰和意識形態宣傳所造成的後果，是15世紀以來漫長曆史的產物。
04.
中國人的勤勞與懶惰
中國直到建國以前，都是農業佔據主導地位的國家。
在大規模的工業化之前，農業中國的勞動者與中世紀英國的勞動者沒有太大差別，都根據自然時間來安排生活和勞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無所謂勤勞不勤勞。農民只要按時按量上交地租、賦稅，就是良民。
另外一方面，因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思想，對於古代中國人來說，勤於讀書或勤於政務是值得讚賞的品質，但勤於勞動也不是什麼美德，因此很少看到讚美農民勤勞的論述。
《論語》中，樊遲向孔子請教種莊稼和種菜的問題，但是孔子拒絕回答，還在樊遲走後還罵他是“小人”。所謂小人就是不懂得大道理的低賤的人。這種鄙視生產勞動的觀點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觀點。
在建國以後的工業化程序中，中國也面臨著農業人口轉化為工業人口、適應工業生產節奏的問題，需要原本的農民去習得工業生產所需要的紀律。但是，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有所不同，並不存在對勞動者嚴酷的規訓和懲罰。
在當時的中國，勞動紀律的確立主要是透過職業教育和意識形態宣傳與動員，比如對於勞模、勞動光榮理念和勤勞美德的宣傳。
《年會不能停！》
1952年一部電影的主題曲《勞動最光榮》裡唱：“勞動的快樂說不盡，勞動的創造最光榮。”歌詞中還有其他關於勤勞和懶惰的對比：小喜鵲造新房，小蜜蜂採蜜忙，值得學習；但是小蝴蝶貪玩耍，不愛勞動不學習，不能向它學習。
當時還有好多小說來表現勞動者的勞動熱情，尤其是體力勞動，最能展現主人公勤於勞動的激情。無論是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這種激情是普遍存在的。
有學者說，“愛勞動”觀念的普遍確立，實際上成為了“新社會”的重要內涵之一。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集體化的背景下，中國人變得勤勞了。
新中國的工人可以被稱為“被束縛的主人翁”，大部分人都能夠做到以廠為家，勤勞工作。除了意識形態宣傳和動員之外，還有很多原因。
比如，主人翁的自豪感讓工人認同工廠，自然有動力去努力工作；同事之間會相互比較、相互監督，讓人不好意思偷懶；有些人想透過積極勞動爭取先進、獲得晉升。這些都促進了工人的勞動熱情。
在農村的人民公社，“大鍋飯養懶漢”並非普遍現象，而是個別現象。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能夠激發農民的勞動熱情：
農民在集體勞動時會相互較勁，而不是比誰更會偷懶；集體歸屬感和共同利益對農民造成團體壓力，讓他們不好意思偷懶；在評定工分時，幹部會對勞動成果進行監督、驗收等，這也讓勞動者不能夠輕易地矇混過關。
關於中國人的懶惰，還有過一個版本，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當港資、臺資、韓資等外資湧入內地，外來的老闆們認為中國人懶惰。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勞動者不符合外來老闆們的要求和標準。
公有制時期，勞動者是主人翁，享有各種福利和權利，不可能一下子就適應外資工廠的工作紀律和工作節奏。他們被認為是懶惰的，與17、18世紀英國打工人被英國資本家認為是懶惰的一樣，需要再度接受資本主義工廠制度的規訓和意識形態動員。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觀念深入人心，勞動光榮、愛崗敬業、以廠為家依然是宣傳的重點。宣傳者也不會分辨到底是為誰而勞動，為了什麼目的而勞動。
《年會不能停！》
在工廠制度方面，20世紀80年代在華外資工廠的管理制度，與19世紀的英國工廠基本沒有差別。這些工廠普遍採用的管理措施有：體罰；罰款；強制加班；嚴格管控上廁所的時間，因為這會影響流水線的生產速度；強制員工交押金，防止員工說走就走等等。
當我們說中國人勤勞的時候要搞清楚，這種勤勞並不是自古就有的美德，也不是中國人獨有的民族性格，而是現代工廠制度所塑造出來的社會性格，因為這樣的社會性格是現代工作制度所必需的。
與農業社會的勞動不同，現代社會的生產是沒有盡頭的，它需要打工人把儘可能多的生活時間都投入工作之中，勤勞自然也就成為了所謂的美德。
當下網上有很多嘲笑其他國家的人懶惰的言論，前提都是中國人是勤勞的，而勤勞是好的、值得驕傲的。
因此，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勤勞到底是不是一種美德？在什麼意義上是美德？到底是誰在定義什麼樣的打工人是“優質打工人”？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訊節目《反思現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尋獲自由》第2期，有編輯刪減，完整內容請移步"看理想"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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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訊編輯：Roc、ZY
封面圖：《架空OL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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