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佛大學為帶頭先鋒，美國頂尖大學們燃起來了！
11日，聯邦政府致信哈佛提出10項改革要求，包括減少那些“更專注於激進主義而非學術研究”的教師、職員和學生的影響力，允許政府監督學校招生和招聘，乃至學生和教職員的意識形態。
14日，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伯發公開信拒絕“整改”，表示：“無論哪個政黨執政，政府都不應決定私立大學可以教授什麼、可以錄取和僱傭誰，以及可以研究哪些領域。”
14日，特朗普政府宣佈將凍結對哈佛總額為22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以及6000萬美元的多年期合同款項。
15日，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威脅將剝奪哈佛大學的“免稅地位”。
16日，國土安全部威脅取消哈佛招生國際生的資質。
18日，特朗普政府表示已要求哈佛大學提供過去十年來的外國資金及部分外國關係的記錄。
20日，有媒體披露川普政府計劃進一步凍結哈佛大學約10億美元資金。
21日，哈佛對特朗普政府提起聯邦訴訟。
哈佛並不是唯一“受害者”，特朗普政府近一個月來頻頻拿大學開刀，目前為止已經凍結或取消了至少7所大學總計超110億美元的資助，哥大、康奈爾、西北、布朗、普林斯頓、賓大都在被威脅之列。
有媒體認為，特朗普的“清除反猶主義”只是由頭，其實質是右翼政府和左翼高校的鬥爭，強勢試探權力能觸達的地方，以達到最終改革高校的目的。實際上相當一部分美國猶太人力挺哈佛大學並向其捐款。
而在特朗普引發的高校動盪中，首當其衝遭殃的就是國際生，近期有超600名國際學生的F-1簽證遭吊銷或永久居留身份遭取消。
在MIT，僅一週內就有九名學生被撤銷簽證，校長Sally Kornbluth指出這樣的行為會對全球“頂尖人才”造成寒蟬效應。
哈佛的公開硬剛顯然是十分重要的訊號。
同樣遭遇威脅的哥大上個月滑跪答應整改，而哈佛公開信一齣，哥大又站起來了，原校長辭職，代理校長希普曼釋出新宣告，表示不會接受“強行干預”。
普林斯頓和斯坦福大學校長都表態支援哈佛，耶魯大學超過800名教職員工發表聯署信，呼籲學校“與其他高校積極主動合作，共同捍衛教育自由”。
在“言論自由運動”的發起地——加州伯克利大學，退休教授Robert Reich重返校園公開演講，呼籲團結與勇氣，不畏強權，保護國際學生。這段演講影片已經獲得2.4萬點贊。
大學能撐多久？
哈佛為什麼有底氣硬剛？一大部分源於其雄厚的財力。截至2024年，哈佛大學捐贈基金高達532億，為全美第一。
從哈佛的收入比例來看，捐贈佔45%，基金回報32%，政府撥款11%。如果政府資金凍結，雖然肉痛，但還不至於致命。
在哈佛公開硬剛後不到48小時內，就收到了近四千筆線上捐款，總額達到1400萬美元。
來自哈佛校報的統計
頂級富豪吉姆·埃爾曼一口氣捐贈的數額是過去十年總數的2倍。超半數捐款來自小額捐贈者，其中包括從未捐款過的校友甚至是其他大學的畢業生，他們知道作為普通人自己的捐贈數額杯水車薪，但都想用這種方式表達對哈佛的支援。
當然，在複雜的環境中不可能全是支援的聲音，哈佛大學共和黨俱樂部在一份宣告中譴責校方拒絕配合聯邦要求。特朗普政府中的很多人已明確表示，包括哈佛大學這樣的機構如果無法從內部改革，就要徹底摧毀並從邊緣開始重建。
事實上，哈佛大學並非遊刃有餘。儘管坐擁天文數字的捐贈基金，但其中80%為限制性用途，可靈活支配的僅96億美元。遭凍結的22億美元相當於三年研究預算。如果真的失去免稅資格，每年更將新增數百萬美元的支出。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哈佛大學計劃向華爾街發行最多7.5億美元的應稅債券。普林斯頓大學也在4月初宣佈正考慮在本月晚些時候出售約3.2億美元應稅債券。
從1950年代以來，美國頂尖大學形成以私募股權為核心的資產配置模式。哈佛近四成的捐贈基金配置於私募股權，耶魯更是全球排名第27的大型私募股權投資者。
原本大學的捐贈基金是“長期投資”的典範：缺乏流動性、享有稅收優惠、免受政治干擾。然而如今後兩者正遭遇打擊。
在資金壓力下，有報道稱耶魯開始被迫出售高達60億美元的私募股權投資組合，相當於其414億美元捐贈基金的15%。哈佛也正在考慮出售投資組合中的流動性資產例如股票。
有分析稱，這麼大規模的出售在教育捐贈基金史上極為罕見。資料顯示全美大學捐贈基金共持有約5000億美元私募股權資產，兩所頂尖大學的拋售可能引發連鎖反應，糟糕的情況下，甚至成為“新次貸危機”的潛在爆點。
美國人才流失潮來臨？
金融市場風雲莫測暫且不提，大學或許還能靠財力繼續支撐，但個人就不一定了。
目前哈佛公共衛生學院（也是該校最依賴聯邦資金的機構，預算46%來自政府撥款）已暫停部分專案、退出兩棟大樓租約、縮減博士專案招生規模；哈佛醫學院宣佈裁員計劃，多名教授收到了來自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的停止工作令。
裁員、專案停止、招聘暫停、offer撤回……這些情況越來越普遍。
面對充滿未知數的局面，布朗、康奈爾等名校都明確告訴持有簽證或永居的學生——不建議出國旅行。
入境審查上，甚至出現了多起“獵巫”般荒謬的拘押案例。持有美國綠卡的德國公民Fabian Schmidt3月返回美國時被扣留，被審問了“數小時”；一名赴美開會的法國空間科學家因入境時被美國邊檢人員發現手機內有批評特朗普政府政策的聊天資訊，便被沒收裝置、禁止入境、遭驅逐。
這種氛圍下，有人惶惶不安，也有人選擇憤然離去。
歐洲多地高校表示，近期收到越來越多來自美國的科研人員求職申請。
多名耶魯大學教授宣佈離開美國，前往多倫多大學任教，其中包括學術重量級人物、《法西斯主義如何運作》的作者Jason Stanley。他3月時於《衛報》撰文稱：“特朗普正在讓美國走向教育極權主義。”
《自然》雜誌3月底釋出一項調查，1600多名參與調查的美國科研人員中，75%正考慮離開美國，歐洲和加拿大是他們的首選目的地。
歐洲、澳洲、加拿大也都摩拳擦掌，試圖開啟挖人模式。
法國負責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部長級代表菲利普·巴蒂斯特致信該國研究機構及大學，希望為考慮離開美國的科研人員提供接納方案，並要求相關機構就優先引進的技術和研究領域提出建議。
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表示，已有對遷移感興趣的美國頂尖科學家與他們取得聯絡，該學會正在研究各種可能性。
二戰期間，美國憑藉相對安全的地緣政治、開放的氛圍、大力的扶持，吸引歐洲許多知識分子、科學家、藝術家逃到美國、留在美國。人才匯聚、高等學府迅速壯大所帶來的影響力也持續到了今天。
那麼現在，會局勢顛倒，開啟人才流失的閘門麼？
哈佛這所見證過數次歷史動盪、成立時間比美國還早的大學，在這次對抗中的結局也將預示著美國頂尖大學的方向，儘管我們最樸素的願望只是——希望所有留學生、國際生都能有學上，依然能安心地追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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