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我國需要加大經濟改革力度，用發展和改革的確定性對沖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二是完善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暢通的產權制度；三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使經濟在法治軌道上執行；四是增強動力激發活力的宏觀經濟治理；五是與人民群眾充分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六是激勵創新，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七是同國際通行規則相融相通，全面開放。
——楊偉民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 本文根據作者在2024年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的演講整理，刊載於《國際金融》2024年第12期，由中國銀行研究院劉佩忠整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機構立場。
加大經濟改革力度
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文 | 楊偉民
面對當前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需要辦好自己的事，用國內發展和改革的確定性來對沖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當前我國經濟執行出現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需要加大宏觀調控力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經作了相關政策部署，有關部門也正在陸續出臺具體措施。
在加強逆週期宏觀調控政策力度的同時，還需要加大經濟改革力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部署，這些增量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的落地將有力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短期回升和長期向好。未來，無論是從目標導向，即建立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從問題導向，即促進當前經濟回升，都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首先要堅持市場決定資源配置。
當前需要解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提出過的三大問題：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一是要加快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在加快商品要素市場建設的同時，還要聚焦新質生產力發展，加快培育全國一體化的技術市場和資料市場。
二是減少政府幹預。政府要在宏觀調控、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保護環境等領域切實負起責任，減少對企業生產經營和消費者行為的干預，減少對商品和要素市場價格的干預，減少對市場準入的限制，減少對投資專案的審批等。
三是要科學有效地監管。市場監管作為政府的重要職責，近年來已經明顯加強。政府是監管的主體，也是推動發展的主體，要把握好監管與發展的平衡。在當前新情況下，要按照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切實增強做好經濟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既要抓監管更要抓發展，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前提是有清楚、明晰、可交易的商品和要素產權。當年，我國在實行了承包制改革後才出現了農產品市場。如果無法辨明交易產品到底是集體勞動的成果還是個人勞動的成果，那麼就不可能有市場。承包制之所以能極大地解放生產力，一方面是因為其調動了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是因為其促進了市場的形成，使得按勞分配製度能夠真正實現。當前要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建立技術和資料的市場，更要加快完善技術和資料的產權制度，使市場能在配置技術、資料過程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完善產權制度，依法保護各種所有權，並保護所有權派生的各類權利，例如，承包權、使用權、經營權、智慧財產權、特許經營權等。對國有經濟而言，要完善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對集體經濟而言，要推動農村“三塊地”改革，即承包地、宅基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產權制度改革；對民營經濟而言，要加強對民營經濟的產權保護和對企業家精神的保護。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原則之一就是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在法治軌道上深化改革。二十屆三中全會還提出了兩個重要保障，即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和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這表明市場經濟和法治對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必須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加大力度、加快改革。
就當下中國經濟而言，信心勝過黃金，增強信心既要加大宏觀政策力度，更要全面地推進法治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規範涉民營企業行政檢查。2024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進一步規範涉企執法、監管行為。10月8日，李強總理提出要堅決治理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同日，國家發改委負責人在國新辦釋出會上強調不能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執法。治理“三亂”根本在於堅持依法，包括強化對政府幹預民營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法治化監督。
當前經濟執行面臨的一些新情況和問題，有些可以透過加大財政貨幣政策力度予以應對，但是有些是無能為力的。例如，某些領域和某些地方存在“一刀切”“單打一”“層層加碼”“合成謬誤”等問題。
近年來，我國始終強調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要求從系統論出發，最佳化經濟治理方式，加強全域性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把握好時、度、效等。2023年以來，我國強調要增強宏觀政策的一致性，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由此可見，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也是一項亟待加大力度、加快推進的改革領域。
如何完善宏觀經濟治理？
一是要堅持市場原則。我國經過40多年改革開放建立起來的市場機制具備解決一些市場問題的能力。當市場出現一點問題時，可以讓市場自我修復、自我調節。有些問題要急，有些事情要緩。
二是要把握好多目標平衡。在治理目標上要把握好經濟發展、環保、安全、防風險等目標之間的平衡，在治理方式上要把握好時、度、效，防止方向相左以及用力不均、顧此失彼。
三是完善分解落實機制。重視每一專案標、每一項工作，並不是就要設立一套指標再層層分解，有些指標不宜透過層層分解的方式來落實。
四是科學精準地問責。任何工作都要抓落實，要實行工作責任制。但抓落實、責任制不等於問責，因為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精準地責任到人。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把改革推向前進，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的必然要求。我們的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在發展中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不斷增加居民收入、不斷擴大居民消費。居民收入及其所決定的居民消費也會反作用於增長，居民消費的持續擴大是決定未來我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需求側的引擎。
一是要更新觀念。需求與供給的同步擴大才是發展的完整內涵，發展不等同於擴大投資、擴大生產。要轉變擴大內需就是擴大投資的觀念，切實落實中央已經確定的以擴大消費為著力點的基本方向，擴大內需政策要更多面向擴大居民消費。
二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近年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在下降，居民人均消費率在下降，居民消費難以成為拉動增長的主動力。因此要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
三是要努力擴大就業。居民收入的背後是就業，而民營經濟是擴大就業的主體，必須更加積極地支援民營經濟發展壯大，促進收入、就業、增長、消費之間的良性迴圈。
四是增加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2023年，我國城鄉收入之差是2.4倍，而城鄉財產性收入之差是10倍，要加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有關改革措施。
五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20年來，我國的國內總供給一直大於國內總需求，但相當一部分消費品，包括生活性服務業依靠大量進口。因此需要積極倡導支援消費品產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發展，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支援消費品領域的技術創新以及新質生產力成果轉化。
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提高職務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中央“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完善科研人員職務發明成果分享機制。中央有關檔案也提出，要探索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我國新修訂的《專利法》規定了國家鼓勵對授予專利權的單位實行產權激勵，採取股權、期權、分紅等方式，使發明人或者設計人合理分享創新的收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更是提出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
未來需要對大學、科研機構、醫院、國有企業的存量職務科技成果進行確權，讓發明人依法享有部分股權、期權，將更多沉睡在保險櫃中的發明專利轉化為現實的新質生產力。推動這項改革還需要加快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消除改革過程中對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擔憂。
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未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都離不開擴大對外開放。當前國際環境複雜，我國擴大開放的國際環境並不是很友好，但是不能因此裹足不前，要在日益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學會擴大開放的本領，在矛盾挑戰增多的環境中提升擴大開放的能力。
一是要著力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採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相融相通。
二是擴大自主開放，有序擴大我國商品市場、服務市場、資本市場、勞務市場開放。
三是積極主動地營造有利於擴大開放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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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潘潘｜責任編輯：潘潘
視覺：李盼 東子
來源：國際金融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