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成剛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教授
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
今年2月，京東、美團等先後宣佈將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一時間“騎手入社保”話題引起廣泛關注。
一直以來，作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外賣騎手與平臺之間的勞動關係複雜模糊，普遍面臨社會保障缺失的問題。京東、美團的表態，似乎給出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社保問題的解決之道。
筆者在此之後的多家媒體採訪中表達了“聽其言、觀其行”的觀點，即平臺企業所宣傳的“為騎手繳納社保”，是否要採用與外賣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建立勞動關係的方式，如果採用了究竟能覆蓋多少勞動者群體，以及社保成本如何分擔，是接下來要進一步觀察的。
4月3日，美團給出了落地方案最終答案。在此之前，京東也已經給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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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外賣騎手社保落地的模式
京東的模式是企業和外賣騎手建立勞動關係，將外賣員轉化為全職員工，由京東平臺全面負擔外賣員社保費用。
這種模式屬於傳統的社保繳納方式，即根據《社會保險法》的要求，用人單位應當為其建立勞動關係的職工繳納社會保險，企業和員工按照國家規定的比例共同承擔社保費用，其中企業承擔較大部分。
這種與行業整體用工模式不同的做法在京東快遞體系中已執行多年。京東僱傭人數中，快遞員人數達到36萬，這使得京東成為了我國人員規模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2025年更是有1200名一線員工（包括快遞員、分揀員、司機等）從京東順利退休，領取到了養老金，且平均每月可領取5350元養老金，甚至高於城市企業退休人員平均水平。
2024年2月28日，京東正式落地外賣騎手繳納社會保險的模式，首批38名騎手現場簽約成為京東外賣的全職員工，正式享受京東全額繳納“五險一金”。
根據該實施方案，自3月1日起，所有新入職的京東外賣全職騎手均需與京東物流子公司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同時，京東也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根據京東公佈的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3月，京東外賣全職騎手規模穩定在約1萬人。
4月3日，美團平臺公佈了外賣騎手社保落地的方案，其率先在福建泉州、江蘇南通兩個城區啟動騎手養老保險試點，向區域內所有騎手開放，未來計劃逐步推廣至全國。
該試點方案是外賣騎手以靈活就業者身份參加職工社會保險，達到門檻標準的騎手自由選擇是否參加，自由選擇在就業地或在戶籍地參保，平臺均給予50%的費用補貼。美團解釋其方案對騎手無前置資格限制、無參保地點限制、無時長單量限制、無跑單型別限制。
這一方案與美團2月公佈的為騎手繳納社保所產生的社會預期有較大差異。美團在2月19日宣佈的社保計劃中，提出2025年第二季度開始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這一表述被普遍解讀為平臺承擔社保繳納責任，按照現行法律只能是建立勞動關係後傳統的社保繳納方式。
然而，4月3日公佈的試點方案轉向了“靈活就業者自願參保+平臺補貼”模式，僅覆蓋養老保險，繳費基數與參保地繳費基數下限掛鉤。這一調整弱化了企業的直接責任，轉而以經濟激勵引導騎手自主參保，大幅度降低了企業的固定成本壓力。
美團的方案利用了靈活就業者可自願參加居民養老保險，也可自願參保職工社會保險（只是自己承擔由用人單位負擔的那部分費用）的政策設定。該方案符合靈活就業的實際特點，尊重了勞動力市場的多樣性和靈活性，給予了騎手選擇自由，避免了強制扣薪引發的騎手牴觸。
但美團平臺所承擔的成本相比京東而言大幅下降。
以試點地區為例，根據美團方案的測算，泉州市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的最低月繳費基數為4433元，按繳費比例20%計算金額為886.6元，騎手可獲得443.3元的美團現金補貼。南通市最低月繳費基數為4879元，繳費金額為975.8元，騎手可獲得487.9元的美團現金補貼。
而根據京東方案的測算，如果按照五險一金總費率約為30.5%（養老保險16%、醫療保險8%、失業保險0.5%、工傷保險0.2%、生育保險0.8%、住房公積金5%），則泉州市每月總繳費金額為1352.07元，全部由京東支付。京東方案的單人社保成本約為美團試點補貼金額的3.05倍。
此外，目前京東還承擔了騎手個人繳費部分約687.12元（養老保險8%、醫療保險2%、失業保險0.5%、住房公積金5%），企業和個人承擔總成本達到2039.2元，是美團試點補貼金額的4.6倍。如果僅考慮養老保險，美團的方案相當於承擔了10%的繳費，也低於職工社保企業承擔16%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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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就業社保落地的四種“兩難”選擇
從勞動者層面看，社保落地模式的選擇存在兩難困境：
如果不繳納職工社保，外賣騎手退休後缺乏保障或保障水平較低。例如退休後依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待遇水平僅為職工養老金的1/3至1/5（如佛山市職工養老金最低1300元/月，居民養老金僅361元/月），難以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但如果強制繳納職工社保，要麼平臺企業人力成本飆升40%導致其減少就業崗位，收縮業務，使部分勞動者失業風險增加；要麼工資待遇下降，外賣騎手當前生活受到影響。例如泉州的騎手每月需自付443.3元，且平臺出於轉嫁成本需要可能會降低單價或減少派單，導致騎手收入水平下降或被迫離開。
從企業層面看，同樣面臨兩難選擇：
採用職工社保的方式，龐大的騎手數量使得企業用工成本大幅度提升。公開資料顯示，2023年美團年活躍騎手超過82萬人，如果全面繳納職工社保，企業人力成本將增加近百億元，相當於美團淨利潤的70%-80%。京東的全職騎手方案成本高出美團試點補貼的3.05-4.6倍，成本負擔可能會限制平臺業務的進一步擴張。
但如果採取當前的靈活就業自願參保模式，一方面未能滿足社會公眾對企業承擔責任的預期，平臺仍將面臨保障不全面的輿論壓力，另一方面騎手對長期保障效果預期不高或參保意願不足，也不能夠起到激勵勞動者參保以及穩定勞動者隊伍的作用。
從社會層面看，要求平臺企業選擇職工社保模式可能影響新就業形態發揮就業“蓄水池”的作用，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可能引發更大的就業壓力。
而放寬對平臺企業的社保要求，又可能形成對傳統企業的不公平競爭，引發社會公平性爭議。平臺經濟將因較低的用工成本而獲得相對其他遵守傳統勞動關係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模式可能引發傳統企業效仿，造成平臺商業模式濫用，降低社會整體保障水平。
此外，從可持續性來看，社保體系自身也存在兩難：
一方面，擴大繳費群體有助於增加社保基金收入，緩解老齡化帶來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另一方面，如果制度設計不合理或執行過於激進，可能導致灰色就業增加，反而減少社保覆蓋面和收入，損害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的長期健康發展。
除了這四種兩難選擇外，外賣騎手自身的偏好、制度設計中的技術性難題，也困擾著騎手社保落地的實踐路徑。
首先，騎手可能不願意因為負擔個人社保繳納部分而降低收入。在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此前的調研中，外賣騎手對社保的需求排序比較靠後，他們首先是以獲得收入為主要目標。
與傳統的正規就業群體相比，很多外賣騎手不完全符合正規的全日制就業特徵，這決定了他們可能對某一項或幾項權益有需求，例如，一些短期兼職騎手，更看中疾病險和意外險保障，而非養老保險。此外，部分騎手對養老保險基金的長期信心不足，對強制繳納社保持牴觸情緒。
繳納社保後能否達到享受相關待遇的標準，中間斷繳或換了工作地點怎麼辦等問題，也讓許多騎手有所顧慮。有騎手錶示，城鎮職工保險養老保險繳費年限要調整到20年，靈活就業人員難以達到門檻。對流動性強的外賣騎手來說，在同一個城市連續不間斷地繳納社保，也存在諸多不確定。
社保制度設計本身的技術壁壘也不容忽視。有專家表示，目前居民不能轉移到職工保險，基本的考慮是居民保險統籌層次比較低，享受政府補貼比較高。
另外，職工保險跨省轉移，其實是將一些地區的補貼帶到另一個地區，如何平衡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是一個難題。從勞動者的角度看，打通保險體系的性質和地區壁壘是一個現實所需。
此外，社保體系的分散化管理也增加了轉移接續的複雜性。不同地區社保政策存在差異，資訊系統不完全互通，行政程式繁瑣，這些都增加了靈活就業者參保的實際障礙。對許多騎手來說，這些看似技術性的問題卻直接關係到他們的切身利益。
當然，平臺企業也可以在整個外賣生態系統內分散成本壓力，向消費者、商戶、服務商轉嫁成本。但現實的情況是，消費者是整個外賣生態系統的資金來源，如果將社保成本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導致點餐成本提升，可能會極大地影響到需求。
此外，各類合作商每單的毛利非常有限，每單隻掙幾毛錢，在這種情況下再由他們承擔部分社保成本也有壓力。而商戶一直在抱怨平臺抽成比較高。因此，平臺企業轉嫁成本也面臨著不小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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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就業社保落地的本質問題
社保權益本質上是勞動者自身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只是企業根據法律要求強制將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個人價值轉移到了未來（養老保險）或其他類別保險中，以防範可能的風險。
因此，靈活就業社保落地的本質問題其實在於勞動者價值創造的多少。只有當勞動者創造的價值足夠高，以支援社保成本時，這種轉移才具有經濟上的可持續性。反之，若勞動者創造的價值相對有限，而強制高比例繳納社保，則可能導致就業機會減少甚至流失，進而損害勞動者自身的長遠利益。
相較於靈活就業，能夠建立勞動關係且繳納職工社保的企業中，勞動生產率往往較高，其創造的價值能夠有效覆蓋社會保險成本。企業再依法強制將部分價值轉移到社會保險中。如果勞動者生產率並不高，僅略高於當前工資水平但不足以負擔社保成本，我們究竟是應該堅持企業嚴格按職工社保標準繳費，還是應允許企業採取非全日制、人力外包或勞務派遣等用工方式，適當降低社保繳費負擔？
記得曾經參加過一次學術會議上，就有學者認為，類似外賣騎手這樣的新就業形態，平臺企業不給勞動者繳納社保，就應該全面取締。這種觀點在社會中也不乏擁護者。
然而，現實中，靈活的用工方式為企業提供了“先發展後規範”的空間。這裡存在著一種假設，即認為對於新發展的業態或勞動生產率暫時不高的業態，先放寬對其管制，等到發展到一定階段，勞動生產率和利潤率上升到一定水平後，再按照正規就業模式繳納社保。
但這裡就有一個更加本質問題浮現出來，如果勞動力市場就是存在著一些業態或工作，無法達到有效覆蓋社會保險成本所要求的勞動生產率或利潤率，但是可以給低技能的勞動者提供一份餬口的工作，那麼是否還要求社保合規？
這一問題觸及了社會保障與就業機會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實際上，這不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共同挑戰。
在發達國家，嚴格的勞動保障往往導致部分低技能崗位外流至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區，或促使企業加速自動化替代。而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過於寬鬆的勞動標準雖然創造了就業機會，卻可能陷入“低端鎖定”困境，阻礙產業升級和工人福利改善。
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要維護就業這一民生之本，又要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這種平衡尤為關鍵。
一方面，對低生產率崗位強制實施高標準社保義務，可能導致這些崗位消失或轉入地下經濟，反而使弱勢群體失去賴以生存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長期允許大量就業崗位遊離於社保體系之外，不僅不利於國家長遠發展，也可能造成階層固化，使低收入群體陷入“無保障—低工資—低消費—低人力資本投入”的惡性迴圈。
最終，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或政策問題，也是一個關乎社會價值取向的問題：我們是追求形式上的制度完美，還是注重實質上的民生改善？是接受暫時的不完美換取更多就業崗位，還是堅持高標準但可能犧牲部分就業機會？在這些問題上，需要社會各界進行開放而理性的討論，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平衡點。
還有一個本質的問題不可忽略，在市場中合同的形式是千差萬別的，例如不同的用工形式就可以視作不同的合同形式，勞動者、用人方以及其他參與方承擔著各自不同的責任和義務，成本和收益的模式和水平也千差萬別。
但是，如果將社會保險視作一種“合同”，卻只有少數的幾個類別。這意味著千差萬別的用工形式，在社會保障方面要收斂到個別幾種社會保障模式上。這種“多元到單一”的收斂過程必然是緩慢而複雜的，需要各種新型用工形式對其運營模式、成本結構、收入分配等核心要素進行全方位調整。
更深層次的困境在於，我們正處於一個數字化與智慧化快速發展的時代，新就業形態層出不窮且持續演變，短期內無法收斂到工業時代形成的社會保險模式上。
工業時代的社保體系是建立在穩定、單一、長期的僱傭關係基礎上的，而數智時代的就業特徵則是靈活、多元、短期和碎片化的。這種時代差異導致了制度設計與現實需求之間的脫節，使得現有社保模式難以直接嫁接到新型就業形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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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業形態社保落地的拐點出現了嗎？
前面提到的，“先發展後規範”的發展思路在中國改革開放歷程中並不少見。
早期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甚至外資企業進入中國時，都曾享受過一定的政策寬鬆期。這種做法本質上是承認了經濟發展階段性的現實，在發展與規範之間尋找平衡點。對於平臺經濟這一新興業態而言，是否應當享有類似的政策考量，成為了爭論的焦點：
支持者認為，平臺經濟發展尚處於早期階段，其商業模式和盈利能力仍在探索中。過早施加全面的社保義務可能扼殺創新活力，減少就業機會。反對者則指出，與早期改革不同，今天的平臺企業多已是市值數千億的巨頭，完全有能力承擔社會責任，不應再以發展為由規避義務。
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是：如何判斷一個行業或企業已經度過了需要政策呵護的“幼年期”？更具體一點說，如何判斷早期政策寬鬆，允許先發展的企業或業態是否已經進入了勞動生產率達到一定水平，可以進行社保規範的階段。這一判斷不僅關乎政策時序安排，更涉及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的深層博弈。
將時間線拉回到2025年2月，京東、美團等先後宣佈將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這一舉動本身就是市場發出的訊號——至少部分平臺企業認為自身已具備承擔更多社會責任的能力。從這一時刻起，我們不僅要問：是否對於外賣平臺而言，已經到了從低利潤率到高利潤率的階段，可以開始進行規範了。
京東創始人劉強東直言不諱地呼籲，平臺企業應為所有快遞員和外賣騎手提供完整的“五險一金”。他的理由直截了當：今天中國幾大平臺的利潤和市值完全可以支撐所有快遞員和騎手的五險一金待遇。
劉強東的呼籲具有重要的標杆意義。它不僅挑戰了平臺企業長期以來的用工邏輯，更引發了我們對產業發展階段的重新思考：
外賣行業是否已經從高速擴張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成熟期？平臺企業的利潤結構是否已從薄利多銷轉向良性可持續？是否已經進入了可以為騎手繳納社保的拐點階段。
當然，京東的外賣業務剛剛開始，騎手規模有限，而美團、餓了麼作為行業巨頭，擁有數百萬騎手，因此規模的不同也決定了企業可能採取不同的策略。但這並不影響我們追問這一問題，畢竟美團平臺的表態直接說明了企業願意為旗下的全職或穩定兼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表明行業已經意識到規範化發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當然，“美團模式”的實踐是一條更加務實且靈活的路徑：試點先行、靈活推進。從政策角度，這種漸進路線更容易控制風險，既避免企業迅速提升成本後的就業壓縮，又逐步培養靈活就業群體對於社保體系的認可與參與積極性。
這裡還涉及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那就是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形態工作者的勞動生產率究竟如何科學評估？儘管我們可以肯定平臺經濟透過最佳化資源配置提高了整體效率，但與傳統業態不同，平臺經濟的價值創造是多方主體協同作用的結果，它將多種生產要素集合在一個平臺上，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
以外賣平臺為例，消費者、商家、外賣騎手、技術服務商、平臺運營企業這些主體缺一不可，每個環節都對最終價值的實現貢獻了自己的份額。在這種多元參與的價值創造網路中，很難用傳統的勞動生產率概念來精確衡量單一要素的貢獻。騎手送達的每一單外賣，其價值創造既包含騎手的體力勞動，也包含平臺演算法的效率最佳化、商家的食品製作、消費者的及時評價等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
這種價值創造的交織性導致我們難以確定單個騎手的邊際貢獻率。傳統制造業中，我們可以相對容易地計算出每個工人每小時生產的產品數量及其價值，但在平臺經濟中，騎手完成一單配送的價值遠不止配送費本身。它還包括維繫平臺生態的網路效應、對消費者體驗的貢獻、對商家銷售的促進等難以量化的價值。
更具挑戰性的是，不同區域、不同時段、不同天氣條件下，騎手勞動的價值貢獻差異巨大。在高峰期或惡劣天氣時，騎手的邊際價值可能大幅提升，而在淡季則可能相對較低。這種波動性使得任何靜態的生產率評估都顯得蒼白無力。
社會保險制度設計的主要參照指標之一正是勞動生產率，但面對平臺經濟這種新型生產組織方式，我們缺乏成熟的評估框架和標準。這直接影響了社保繳費基數的確定以及制度覆蓋範圍的合理性判斷。如果我們無法準確評估騎手創造的價值，就很難科學確定其應享有的社會保障水平。
平臺企業往往強調自身在價值鏈中的核心地位，認為技術和資本是主要的價值創造源泉，而騎手等一線從業者更多承擔的是可替代性較高的執行性工作。但這種觀點低估了人力資源在平臺運營中的重要性——沒有數百萬騎手的辛勤奔波，再先進的演算法也無法實現“最後一公里”的價值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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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保落地作為構建競爭優勢的護城河
京東和美團為外賣騎手繳納社保，喚醒了公眾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關注，對於整個新就業形態以及靈活就業群體將有巨大的示範作用。
對於京東模式而言，其做法既體現了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也是其差異化競爭策略的一部分。透過建立穩定的勞動關係，騎手的工作滿意度相應提升，整個行業的服務水平也會改善。
外賣行業是一個流動性非常大的行業，50%的騎手是不會超過三個月的，部分的原因是由於沒有長期保障。如果繳納社保，可能會有一部分騎手願意留下來長期從業，這對於平臺自身的業務也有好處，可以幫助平臺穩定勞動力隊伍，減少招聘成本、培訓成本等流動成本。
由於之前該行業預設是沒有社保的，所以騎手就沒有繳納社保方面預期。隨著平臺給騎手繳納社保，可能會改變勞動者預期，反過來促使更多平臺企業考慮是否增加這一部分的支出。
上述所有討論圍繞的核心還是就業需求。但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問題也可以從這次外賣騎手社保落地的兩種模式爭論中找到線索，那就是收入分配。
平臺經濟是否能夠在中國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本質上還是要考慮平臺經濟是否能夠改善和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業是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另一個重要來源就是在就業中，勞動者所獲得的價值分配到底怎樣？
眾所周知，收入分配失衡是國內消費不足的核心癥結。如果大部分的利潤都被平臺企業獲得，那麼平臺經濟的快速發展並不必然帶來普惠性的社會福利提升。
京東模式強調全職僱傭關係下的完整社保覆蓋，本質上是將平臺創造的部分價值透過社會保險這一間接途徑回饋給勞動者。而美團模式則更強調靈活性，在維持就業規模的同時，漸進式地提升勞動者的福利水平。無論採用哪種模式，都將影響平臺經濟的收入分配格局。
目前，許多平臺企業表現出“輕資產、高估值、高利潤”的特徵，資本回報率顯著高於勞動回報率。如果主要平臺企業的淨利潤率逐步提升，而騎手的實際收入卻面臨下行壓力，兩者之間的剪刀差不斷擴大，這種趨勢不僅會影響勞動者的生活質量，也限制了內需的釋放潛力。
從宏觀經濟視角看，平臺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平衡三個關鍵目標：持續創造就業、提升勞動收入佔比、維持企業創新活力。如果社保全覆蓋導致大量靈活就業機會消失，雖然留存的工作崗位福利更好，但總體社會福利可能反而下降。反之，如果為了保住就業規模而犧牲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發展方向。
因此，無論是京東模式還是美團模式，都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如何確保數字經濟創造的價值能夠更加公平地在平臺、消費者與勞動者之間分配？社保制度只是收入再分配的一種機制，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初次分配環節的合理性。平臺企業的演算法定價模式、抽成比例、激勵機制等直接影響著騎手的實際收入水平。如果平臺在市場競爭格局穩定後，騎手的單均收入呈現下降趨勢，而平臺方的利潤率卻穩步提升，這意味著平臺經濟發展的紅利並未充分惠及一線勞動者。
結 語
我們應該看到，在中國這樣一個體量龐大、發展不平衡的國家，社保普及不可能一蹴而就。外賣平臺社保落地的模式之爭，本質上並非道德高低或善意多少的問題，而是如何在保障勞動者權益與保持就業活力之間找到平衡。
我們希望，就像是京東2025年退休的1200名一線員工一樣，所有的勞動者在退休之後都可以獲得體面的養老金水平。同時我們也希望，社保體系能夠持續覆蓋，能夠覆蓋更廣泛的群體，且不對當前的就業崗位需求產生衝擊。但似乎這兩種期望之間依然存在著彼此的矛盾。
更進一步，這場討論也揭示了數字經濟時代收入分配格局重塑的重要性。平臺經濟創造的價值應當更加公平地在各參與方之間分配，讓勞動者能夠分享到數字化發展的紅利。這不僅關乎社會公平，也是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的關鍵所在。無論採用哪種社保模式，都應當以提升勞動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為根本目標，使平臺經濟成為縮小收入差距而非擴大不平等的積極力量。
當前中國參與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3.02億人，已是全球最大的社會保障系統之一，但距離覆蓋全部勞動人口仍有巨大差距，尤其是規模龐大的靈活就業群體。
京東模式提出了一種理想化的前進方向，美團模式指向了一種穩步推進的現實路徑。對於一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靈活就業群體的國家來說，理想與現實的妥協與協調，或許才是實現廣泛社會保障覆蓋的最優選擇。
或許，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選擇京東模式還是美團模式，而在於如何根據中國國情，打造一套既保障權益、又不阻礙就業、還能可持續執行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確保該體系能夠促進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最終目標是讓所有參與經濟活動的人都能獲得與其貢獻相匹配的回報，享有體面勞動和有尊嚴退休的機會，真正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發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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