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最近，一條“垃圾不夠燒了”的影片廣泛傳播，多位朋友轉發給我。影片展示了一組資料，近年來，我國建了超過1000座垃圾焚燒發電廠，每天處理垃圾超百萬噸，每噸垃圾大約可以發電280度，因此部分地區開始出現搶垃圾的情況。

這組資料是真實的，但這個資料代表的現象是怎麼產生的，對普通人來說，其意義又是什麼？

文｜陳立雯

編輯｜王海燕

垃圾處理的三個階段

關於垃圾焚燒，要從2009年說起，那一年也被稱為中國垃圾焚燒的元年。

2009年，北京、南京和廣州，以及河北秦皇島等地，不少公眾反對在自家居住地附近建設垃圾焚燒專案。為了回應公眾疑惑，北京市文明辦開通了“垃圾文明一日遊”活動，每週四組織公眾參觀北京的垃圾處理設施，包括轉運站、分揀中心，再到堆肥廠、垃圾填埋場，和垃圾焚燒廠等。我工作的機構也成立了“垃圾之旅”專案，每隔一週組織一次，帶領志願報名的公眾參觀北京的各類垃圾處理設施，這個活動後來一直持續到2015年。

透過這些活動，我慢慢了解到，1980年代之後，中國城市垃圾處理，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較為隨意地堆放在城市郊外；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左右，垃圾基本都是填埋處理；2010年之後，垃圾處理快速進入垃圾焚燒階段。當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區，進入垃圾焚燒的階段時間略有區別，比如浙江、江蘇等地，2000年初期就開始建設垃圾焚燒廠。

《焚城》劇照

在機械分選站和堆肥廠，我們看到已經分選完成的廚餘垃圾裡，還有大量塑膠垃圾，它們最終全都出現在堆肥廠的堆肥產品裡，這些有雜質的堆肥產品，最後去了哪裡，堆肥廠的人也說不清楚。

但可以確定的是，相對純淨的廚餘垃圾產生的堆肥產品，是可以直接用於農業種植的。所以分選站和堆肥廠的工作人員，每次都強調，如果垃圾在源頭就分好類的話，就不需要機械分選了，也能節省大量執行費用。

沒有做垃圾分類的情況下，不同種類的垃圾最後都被混合填埋。我從小在平原長大，每次參觀垃圾填埋場時，總是會被平地而起的幾十米高的垃圾山衝擊到。2009年到2013年之間，我每隔幾個月就會去北京的幾個大型垃圾填埋場，通常是幾個月前還是大片空地，下次再去，就成了小山包。

但填埋場最讓人無法忍受的，還是讓人嘔吐的酸臭。這種酸臭會侵蝕到衣服裡，回到住處，不換洗衣服，味道始終留在身上。而這種臭味，就正是來自廚餘垃圾在填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揮發性氣體。此外，垃圾填埋產生的廢水，也叫垃圾滲瀝液，是垃圾填埋場最難處理的問題之一，2010年到2015年，北京市垃圾處理的汙染醜聞，幾乎都是偷排滲濾液。

紀錄片《垃圾圍城》劇照

位於北京昌平的阿蘇衛垃圾填埋場的講解員說，他們很努力地減少垃圾填埋場的汙染了，但是臭氣、汙水處理的壓力太大。以阿蘇衛垃圾填埋場為例，1994年投入執行時，這裡每日的垃圾填埋量只有800噸，到2013年，每日填埋量超過4000噸，臭氣、汙水、沼氣等配套設施的處理能力卻沒有同等跟上。

每次垃圾之旅中，比較特別的是參觀垃圾焚燒廠。因為在分選廠、堆肥廠、填埋場，大眾可以現場看到垃圾的處理全過程，但在焚燒廠，參觀者一般進的是中央控制室，透過大螢幕就能直接觀看垃圾焚燒。解說員的風格也大為不同，在分選廠、填埋場，講解員總是呼籲公眾做好垃圾分類，減少汙染和經濟支出；但在垃圾焚燒廠，講解則會強調垃圾焚燒廠“完美”的處理能力，解釋焚燒廠的燃燒爐溫在800度以上，可以焚燒燒廚餘垃圾，還不會出現公眾擔心的一級致癌物二噁英。

公眾參觀垃圾焚燒廠，印象總是非常“好”，因為整個過程，一點垃圾也看不到。

中國垃圾焚燒廠執行的真實狀況

隨著垃圾焚燒廠開始運行，我們機構曾對全國三十多家垃圾焚燒廠進行了實地調研，同時向當地環保局申請了解垃圾焚燒廠的排放資訊，大部分煙氣排放資訊可以得到回覆，後來又實地調研了北京幾十個垃圾分類試點小區，我漸漸瞭解到垃圾焚燒飛速發展背後的更多現實情況。

隨著垃圾焚燒廠逐漸增多，2015年左右開始，深圳、上海、廣州和北京，以及一些省會城市，以及浙江等地區，進入垃圾全量焚燒的時代。進入垃圾焚燒廠的垃圾，是包括廚餘垃圾在內的混合垃圾。不過，2017年之後，因為國務院對46個城市開展垃圾分類的要求，如上海這樣全市範圍開展垃圾分類的少部分地方，部分廚餘垃圾開始被分流出來，其他垃圾才會進入焚燒廠。

2018年之後，隨著環境衛生城鄉一體化的管理方式推行，以及縣級城市垃圾焚燒廠的落成執行，農村地區收集的垃圾，也開始逐步進入到垃圾焚燒廠。當然，在西北和東北一些偏遠地區，以及居住比較分散的鄉村，因為收運成本較高，垃圾處理仍然是隨意丟棄，或者衛生填埋。

前面提到，我國絕大多數垃圾焚燒廠焚燒的都是混合垃圾，其中就包括廚餘垃圾，各種含氯塑膠，以及工業發達地區的大量工業垃圾。這些混合垃圾不可避免會在煙氣中產生一級致癌物二噁英和重金屬汙染。這也是為什麼大眾對垃圾焚燒廠，最關注的就是煙氣排放問題。

在參觀焚燒廠時，講解員會提到，800度以上的高溫可以解決二噁英問題，這並不是說，800度以上的高溫就不產生二噁英了，而是說當煙氣淨化做得好，90%以上的二惡性會透過淨化系統，最終進入飛灰。除了二噁英，飛灰裡也含有大量重金屬，所以垃圾焚燒廠產生的飛灰，是被列為危險廢棄物的。國內現在主要流行的焚燒爐工藝有兩種，一是爐排爐，另一種是流化床鍋爐。前者每焚燒一噸垃圾，產生1%到3%的飛灰，後者在10%左右。垃圾焚燒還會產生固體廢棄物，也就是爐渣，每焚燒一噸垃圾，會產生15%左右的爐渣。儘管爐渣裡也含有大量重金屬，但是和飛灰不同，它們被列入一般固體廢棄物的管理。

圖源：央視新聞報道截圖

那麼，垃圾焚燒廠產生飛灰和爐渣是怎麼處理的呢？早在2006年，生態環境部（當時的環境保護總局）就釋出過《環境資訊公開管理條例》，按照該條例的要求，垃圾焚燒廠產生的煙氣、飛灰、爐渣的產生、監測和處理，都應該向公眾公佈。2014年，生態環境部（當時的環境保護總局）對《生活垃圾焚燒汙染控制標準》進行修訂，提高了垃圾焚燒煙氣排放的管理，要求垃圾焚燒廠的排放線上監測，可以實施線上監測的煙氣排放指標，要從日均值提升到時均值。

但在實際操作中，飛灰和爐渣的處理監管，公眾一直很難獲得相關資訊。從2010年到2015年，我們曾向北京、南通、天津、廣州、武漢、成都、杭州、蘇州等地的環保局申請，公開當地垃圾焚燒的煙氣資訊，爐渣和飛灰處理的報告，獲得的排放資訊裡，大多數焚燒廠都沒有檢測二噁英的排放，重金屬排放資訊也缺乏，還有的檢測了，但超標（超標資訊集中在重金屬、氯化氫、二氧化硫等指標上）。2015年，我們也收集檢測了江蘇等地的10家垃圾焚燒廠產生的爐渣，做了汞、鎘、鉛等重金屬的檢測，均發現嚴重超標。

《人民的名義》劇照

而在實際的調研中，從2012年到2017年，我們在廣州、南京、濟南、武漢、蘇州等不同的地方，都看到過垃圾燃燒後的產生飛灰，被隨意而混亂地丟棄在填埋場裡。在浙江、海南、江蘇和廣東等地，我們看到部分垃圾焚燒廠的爐渣，直接堆放在農田旁，被農戶拉到村裡鋪路；還有很多焚燒廠將爐渣篩選後，製成建築使用的磚。有的飛灰被送進了危險廢物處理中心，但同樣是用大號尼龍袋隨意存放，並沒有按照危險廢物處理暫存的要求管理。

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調研的這些垃圾焚燒廠的爐渣裡，發現大量沒有燒盡的塑膠。眾所周知，塑膠熔點是比較低的，不可能在800度以上的焚燒過後仍然燒不盡。

當然，我們看到的主要是2017年以前的案例。更值得注意的是，到2024年，中國垃圾平均焚燒量已經達到80%，最早發展垃圾焚燒產業的地方，已基本達到全量焚燒。但對於垃圾焚燒廠帶來的重金屬、二噁英等，如何實施迴圈監測，如何監督其排放，相關機制到現在也沒有建立。

垃圾焚燒的經濟問題

垃圾焚燒的廢棄物管理，實際上也是一筆經濟賬。按照今年北京環衛集團公佈的資料，標準的危險廢物處理流程，每噸飛灰的處理費用在1050元左右。如前所述，按照目前國內的焚燒爐工藝，垃圾飛灰產生比例在1%到10%之間，也就是說每處理一噸垃圾，光飛灰處理這一項，就需要10.5至105元。但為了佔領更多垃圾焚燒區域，在縣級城市的垃圾焚燒廠投標中，我們甚至看到，2017年有的垃圾焚燒企業，曾以60元每噸的垃圾焚燒處理費用中標。如此低的費用，煙氣、爐渣、飛灰和廢水的排放管理是怎麼做的，可想而知。

當然，除了政府補貼，垃圾焚燒廠還能產生其他收益。對於垃圾焚燒產生的熱能，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利用方式不一樣，在我國，政府出臺過一系列政策，鼓勵垃圾焚燒廠燒垃圾發電，來增加收入，一噸垃圾平均能發電280度，但每度電0.52元的價格計算，一噸垃圾的收益在145.6元。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垃圾焚燒專案的建設成本是非常高的。2014年，北京市在昌平區阿蘇衛建設了一個垃圾焚燒專案，日處理量3000噸，費用投入超30億。

在當下，一個更迫切的問題是，在2017年垃圾分類政策提出之前，深圳和浙江等地，已經提出了全量焚燒理念，並且按照這個思路，建設了當時當地等量的垃圾焚燒廠。這些專案跟政府簽訂的垃圾焚燒合同，基本都在25年到30年之間。

但隨著人口出生率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消費結構變化，如果垃圾焚燒廠產能過剩怎麼辦，各地的垃圾焚燒規劃都未提及。而在實際的發展中，我們也看到，中央在2017年提出垃圾分類，深圳、浙江、上海和北京都快速響應，但直到如今，都沒有構建出可持續發展的相應機制和體系。

實際上，20世紀80年代之後，我們國家的垃圾填埋也好，焚燒也好，採取的思路都是將混合垃圾從產生的地方，拉到一個集中的地方統一處理。2017年中央提出垃圾分類政策是一個轉變，其根本思路跟國際上3R原則也是相符的。所謂3R原則，指的是：reduce，源頭控制垃圾的產生；reuse，迴圈使用； recycle，分類再利用。

《江河日上》劇照

從這個角度，垃圾的產生和處理，從來不是燒與不燒，怎麼燒，夠不夠燒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人類如何開採和使用資源，進而如何管理廢棄物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在2017年以後，我們機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垃圾分類上。

2019年到2022年，我們在江西省東陽鄉，跟當地政府、環衛企業，以及每個村的村兩委，村民，開展了全鄉區域的垃圾分類實踐，先是構建了一個乾溼垃圾分類體系，以村為單位，做了廚餘垃圾堆肥處理的實踐，也和當地鄉政府一起，構建了一個垃圾分類的考核管理體系。

經過實踐，東陽鄉運往垃圾焚燒廠的垃圾量，連續四年，年均減少56%，80%左右的村民持續參與垃圾分類，得到了可以用的堆肥資源。而政府在垃圾處理的方面，也沒有額外增加支出，如果按照這個思路，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和執行費用也直接省下來了。在城市垃圾焚燒的主流思路以外，我們相信，這樣的實踐和摸索也同樣重要。（三聯曾報道過東陽鄉的垃圾分類實踐案例，點選連結可閱讀曾經的貧困鄉鎮，如何成為“農村垃圾分類第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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