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底,王付強拔掉兩把冬小麥。他種的冬小麥根鬚比旁邊小農戶的小麥根鬚短。他說,這種沒有“地中莖”的小麥,可以把能量節省在土壤上面的部分,從而增產。這是他的新播種機產生的效果之一。(本文圖片均由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郭玉潔/攝)
“這個土地是最忠誠嘞,你對它好,它會給你豐厚的回報,但是你交個朋友,有時候不慎還搉(河南方言,指欺騙——記者注)你嘞。”王付強說。
河南省安陽市滑縣的冬小麥長到十幾釐米高了,看上去青青一片。兩塊麥地挨著,一塊是小農戶的地,一塊是王付強承包的地。一個顯而易見的不同點是,他的地裡沒有壟。
壟被中國農民使用了幾千年,在豫北平原的麥田裡,它的主要作用是“擋水”“過人”。小農戶澆地是用大水漫灌,水在一片土裡滲透了才能往前“走”,要壟來“攏住水”。2024年,王付強承包的土地使用水肥一體化滴灌方法,壟的作用不大了——機器可以將滴灌帶鋪得細密,挨著麥苗,水透過小孔流出來。沒有了壟,能“多種兩行麥”,而且,大型機械也更能在田地裡施展開。
王付強是滑縣的一名種糧大戶,承包了1000多畝土地,合作社有幾十名社員。滑縣被稱為“中國小麥第一縣”,地勢平坦,耕地面積廣闊。據新華社報道,滑縣年產糧超30億斤,曾連續28年糧食總產量居河南省第一,年產糧食夠全國人民吃一個星期。
王付強主要種小麥和玉米。他承包的這片土地位於衛河蓄滯洪區,2021年河南鄭州“7·20”特大暴雨後,水在他的部分田地上淹到了三四米高,顆粒無收。剛受災時,有其他種地的朋友說“不幹了”“這有啥幹頭”。他說:“你們不干我還得幹,我是越戰越勇”“我認準的事業都得好好幹”。
他說自己“就是一根筋”。他喜歡種地的自由,以前他是個包工頭,幹過鋼筋工、木工,但最受不了常被拖欠工錢。
2024年是他承包土地的第10年了,這一年算是風調雨順,因為採用最新的農機和灌溉技術,王付強的土地上,小麥和玉米的最高產量有所突破。但這一年種糧的總收入不算高。糧價降了,土地流轉價格卻漲了。
根據滑縣多名種糧大戶的說法,兩年內,自家小麥、玉米的正常收購價格下降大約3角錢。而承包土地的租金,近兩年從一年每畝800元,陸續漲到1000-1400元不等。
滑縣萬古鎮的種糧大戶杜煥永說,2023年合作社的糧食作物,每畝淨收入能達到500多元,2024年每畝淨收入200元。王付強這一年種糧的每畝淨收入也是兩三百元。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分析說,在全球農業規模化經營的座標系中,糧食每畝地200元的淨收入屬於正常水平,500元屬於較高水平。他說,農業規模化經營不是靠提高單位面積利潤來維持的,而是靠規模,利潤受多個因素影響,總會波動。

1月底,王付強站在他承包的土地前。身後的冬小麥正處在越冬期。這片土地使用“減壟增地”的種植方法。
而承包土地的租金升高,原因是複雜的。李國祥說,據他在全國多地農村調研後的估計,目前全國平均的土地流轉地價是一年每畝600元,北方一些土地耕種條件好的地區會偏高,但一年每畝1400元屬於“嚴重的高”。
價格是由供需關係決定的。滑縣多名農民普遍的感受是,這兩年選擇種地的人正在變多。
王付強說,過去他包地相對容易,“這兩年不中(容易),就因為(前幾年)糧食漲價,包地家兒多了”。他這麼理解。
李國祥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糧價波動受國內外大市場影響,會影響到土地流轉價格。國家會制定最低糧價標準,近兩年,最低糧價由1年一調改為兩年一調,其中就有穩定土地流轉價格的考慮——用收購市場影響土地流轉市場。
滑縣四間房鎮的種糧大戶位義法覺得,地價升高,也與打工行情不如從前,而農業機械化程度上來了、水利設施更好了有關。“打工不辦事(方言,指不容易——記者注),都好往這個地上拱。”10多年前他們剛剛開始包地時,是完全不同的光景。“誰說是種地大戶,都是一個賠錢的概念。”種糧大戶杜煥永說,當時想種地的人很少。
現在,因為包地者多,位義法發現,在附近找不到太多可以承包的地了,他又去隔壁市包了幾十畝地。但隔壁市的地價也高了,從800元漲到1000元以上。“滑縣人去哪,哪就高。”位義法說。
在李國祥看來,土地流轉價格較高是個普遍問題。2024年中央一號檔案就提出要健全農村土地流轉價格形成機制。2024年1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研究員張雲華在《農村工作通訊》上撰文指出:“近些年來,我國土地流轉面積增長、流轉價格上漲;農村土地流轉價格高、流轉費用不合理上漲已影響了農業生產與收益。”
文章根據調研初步提出設想,未來農村土地流轉用於種植糧食的調節指導價格上限應不得高於農業生產成本的1/4、農業產值的1/5。
在李國祥看來,這只是理論化的理想說法,要調控土地流轉價格,有很長的路要走。杜煥永說,2024年他的合作社全年支出中,土地流轉的費用大約佔到一半。
2024年前半年,因為地價高了、糧價低了,杜煥永在想種糧大戶以後怎麼辦。但這一年,他的合作社透過滴灌結合水肥一體化、二次施肥等,讓實驗田中的玉米畝產達到1900斤。他因此有了信心。
他的理念是,他覺得農業的未來在這些地方:新技術、規模化經營、提高畝產量、社會化服務。經過十幾年發展,他的合作社有136臺農機,除了服務合作社耕地外,還租賃給其他農戶,僅在這方面年收入有幾十萬元。
李國祥說,目前土地流轉價格確實較高,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歷史的耐心”,也需要尊重市場。目前江浙地區在嘗試讓農民自願有償退出承包經營權,或讓農民承包經營權入股。土地經營權有償收回集體手裡,便於以較低價格流轉給種糧大戶,促進適度規模化經營。
眼下,對滑縣很多種糧大戶來說,單靠種糧食,單位面積的利潤很難有突破。有人還是很難走出當地農民“落一季兒秋(指農民一年主要落下秋收玉米的收入——記者注)”的盈利模式。要把種地變成職業,並以此謀生,規模化和機械化很重要。
杜煥永現在承包著2000多畝土地。他2012年開始包地,起初幾年很難,機械化水平上不去,也不懂技術。有一年,光是播種小麥就用了22天,工人一來就是一二百人,中午吃飯時都找不夠碗。現在杜煥永是當地有名的種糧大戶,經常給其他農戶講課。講課時他會說,有些機器有錢了要買,沒錢借錢買,貸款也要買。這是他的經驗。2017年,他的合作社光是購買農機就花了300多萬元,當年的年收入也達到400萬元。
王付強感覺到“越幹越需要資金”,農機更新換代快,幾乎一兩年就要買新的,現在他個人加合作社共有53臺農機。這幾年他的收入幾乎都投資在上面,存不住錢。
不僅購買機器花錢,2024年,杜煥永的合作社在農機燃油上花費至少60多萬元。今年2月,作為市人大代表,他要在安陽市兩會上提出建議,對農業機械的農業生產作業用燃油安排財政補貼。位義法提到,他租賃收割機收割一畝小麥收費50-60元,光燃油要花掉二三十元。
王付強還想提出建議,幫助種糧大戶進行糧食晾曬和儲存。因為找不到那麼大的晾曬場地,當地不少種糧大戶會等小麥變幹再收割,出粒後無需晾曬直接入倉。這其實會損失產量。

1月底,杜煥永的養殖場中。他種植的小麥玉米秸稈回收後,可在養殖場中迴圈利用。
他一直考慮用風乾倉立體晾曬,但是這種設施需要幾十萬元。他在想,政府能否統一建設非營利性的倉儲晾曬場所,準備風乾倉或者烘乾倉,僅收取較低管理費,向農戶們開放。
十餘年中,透過種地,王付強和杜煥永也在接近一種現代化的生活。他們的合作社裡建起了辦公室、實驗室,有長期員工。他們能說出精確的農業生產資料。而過去自己家種地時,“誰算賬啊”,王付強說。
2024年5月,王付強加入鄉村志願服務社,常被諮詢電話叫過去解決問題。他發現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戶“還是老一套”,甚至有人把小麥、玉米、花生等作物的除草劑混用,“有的不認得字”。他說,很多人覺得種地沒什麼技術含量,“其實這會兒跟那會兒真不一樣了”。
承包著300多畝地的位義法記得,2024年,村裡曾通知組織農戶們去縣裡學習半個月,沒什麼人去。“種植上你有啥講啊,基本上還是那一套,也不用咋學。有的不現實,講了也用不上。”他說。作為家庭農場經營者,他仍保留著作為小農戶的觀念,他不想擴大規模投資買昂貴的農機,當地租賃常用機器很方便,他甚至感覺機器多到有點兒過剩了。
2024年當地辣椒價格高,他沒種。有人問他後悔嗎?“你光說後悔不當事兒。”他覺得當農民還是靠運氣。“不定誰種點啥嘞,看碰上了,就發個財。”他說起那句“老百姓嘞老俗語”:莊稼不收(不收,指收成不好——記者注)年年種,總有一年好收成。
以前在外打過工的位義法更喜歡種地這種“不受約束”的生活。杜煥永也打過工,每次坐上外出的車,有的人像“出去翱翔一樣”,但他總有種想哭的感覺。後來他決定回鄉。
這些曾在城市裡做過鋼筋工、木工,抹過灰,鋪過地板磚的人,在十幾年前種地不被看好的時候,選擇回到土地。
現在,王付強鼓勵自己的兄弟、妹夫等也開始承包土地耕種。除了糧食,他還種植有機蔬菜,申請了3個農產品商標,農副產品最遠銷往廣東。
2023年,他說服在山東從事教育培訓行業的女兒回鄉,幫他做農產品銷售。2024年,兒子考大學,又被他勸說報考了農學院。總結下來,他的論據包括:國家會越來越重視種地;現在人們都重視吃得健康;“肯定啥時候都不會失業嘞”。
“這個土地是最忠誠嘞,你對它好,它會給你豐厚的回報,但是你交個朋友,有時候不慎還搉(河南方言,指欺騙——記者注)你嘞。”王付強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