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寫作養活自己是許多人的夢想。袁凌41歲成為作家，46歲從職場抽身、全職寫作。
和妻子生活在北京，袁凌沒有北京戶口、單位社保和固定工作，在北京也沒有房產。寫作，是他支撐起生活的方式。但今年，出版業的萎靡讓他更明顯地感受到自由職業的艱難。他感覺生存根基正在動搖，日常生活中，他愈發頻繁地與不安全感對峙。
51歲這年，袁凌考慮重新開始找工作。
一個作家的生存憂慮
2024年7月的北京浸在高溫和雨水中。一個週四清晨，51歲的袁凌早起，牽著小狗“滾滾”到溫榆河畔散步。回到家還不到9點，妻子羅蘭還沒醒，“滾滾”進門後默默在客廳一角趴了下來。袁凌則坐到長桌前，打開了電腦。
他又一次置身憂慮的炙烤之中。安靜的客廳裡，袁凌腦袋空空，一如面前空白的文件遲遲擠不出一句話。
兩個月前，袁凌的新書《我的皮村兄妹》出版，這本書聚焦於北京皮村文學小組成員們的人生故事。此後這幾個月，袁凌一邊忙著配合書店和出版社宣發，一邊著手新題材的寫作。
開頭總是最難的，但是，靈感缺失的茫然和挫敗，還是很快翻出了袁凌內心對未來的焦慮和不安。
袁凌想起，前兩天羅蘭聽相熟的出版行業人員說，“按照書的口碑、認可度，如果（一本書）放在頭一年可以賣五本，今年只能賣一本。”《我的皮村兄妹》的銷售資料也印證了這一點。這本書即便接連入選各類圖書榜單，蟬聯豆瓣社會紀實類圖書一週熱門榜，卻銷量低迷——前兩年，同樣聲量和口碑的書，兩個月能賣到一萬多冊，今年一個半月的時間才售出了千冊。
這是袁凌全職寫作的第五年。出版行業的萎靡，正動搖著他的生存根基。寫作出版，是袁凌主要的收入來源。今年，靠著往年籤的出版合同、雜誌刊發稿費，加上一些講座、活動的費用，他起碼能有十多萬元收入。但按照如今的市場走勢，他不確定明年是否還會有出版社和他籤合同，即便有，他猜測合同金額也不會太大。
袁凌坐在桌前想了一會兒，決定未雨綢繆。他拿起桌上的手機，發了一條朋友圈。
“出版市場極度萎縮，對於沒有體制養的本人來說，意味著持續了數年的‘職業’碼字生涯難以為繼，尋找一份生計成為必須。想找一份時間自由些的兼職編輯工作，不知哪家媒體需要。”
當晚，袁凌又發了一條同樣的動態在豆瓣上，只是多了一句，“心頭竟然湧起莫名的失敗感，雖然知道這是不必要的。” 之後的一個多星期，袁凌的豆瓣賬號新增了七百多個粉絲。這是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評論區有人說：“來美國跟我開貨車。”袁凌覺得有趣，還留言詢問了需要滿足的資質條件。
圖 | 袁凌跟著皮村的王海軍去打零工
袁凌不是家喻戶曉的作家。普利策獎得主張彥（Ian Johnson）曾評價他是中國的“非虛構寫作大師”。不過，“非虛構寫作”和其他文學品類相比，在中國相對小眾，近兩年才收穫更多關注。袁凌的書時常關注“被忽視的群體”，像是一個隱喻，很多時候，他的作品和他書中關注的群體一樣，大部分時間被置於角落，難以暢銷。賣得最好的，是2017年出版的《青苔不會消失》，但也未突破5萬冊。
他也不是那種早早得到出版界青睞的作家。1999年，袁凌從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畢業後，輾轉在新京報、財新等多家媒體做了十幾年記者、編輯。期間，他堅持寫作，作品一直沒能得到發表。2014年，袁凌41歲，才迎來第一部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問世，2015年，他憑藉此書獲得“騰訊書院文學獎年度非虛構作家”獎項，頭銜也逐漸從“媒體人”轉變為“作家”。
成為一名作家，不意味著步入體面的生存處境，甚至躋身上流社會，衣食無憂。
生存的憂慮始終纏繞著他。袁凌在2023年出版的作品《冷淡》的序言中寫道：“我時常擔心自己的生存憑據在一夜間化為烏有，像開春的殘雪流入下水道。”作為一名北漂，他形容自己是“沒有北京戶口、沒有單位社保、沒有固定工作、沒有房子的外人”。
在《我的皮村兄妹》裡，袁凌記錄的幾位作家，沒有因為寫作徹底走出生存的困境。範雨素走紅後，名氣沒能真正改善她的經濟。陳年喜在寫作出版外，也在靠銷售農產品改善生活。曝光並未給他們的生活帶來顛覆性的改造。和範雨素、陳年喜一樣，袁凌的生活，也沒有因為終於成為作家而一躍千里。很長一段時間，他仍舊租住在北京邊緣，窩在沒有書架的狹小房間裡。
2014年出版《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時，理想國曾邀請袁凌和作家蔣方舟在中國人民大學以“真實，文學，語言”為主題開展一場對談。至今，袁凌仍記得，活動結束後，蔣方舟面前大排長龍，幾百名讀者拿著書找她簽名，自己面前只有零星幾個人。在現場時，他還慶幸“好歹還有幾個人”，可活動結束後，他看到網上有人發帖，“大意是，這個人看起來也沒什麼能力，也沒什麼影響力，為什麼要把他和蔣方舟放在一起。”袁凌明白，不能把這種評論放在心上，但當時還是忍不住感到鬱悶。
2018年，首部中篇小說集《世界》出版後，銷售成績不好，但有喜歡這本書的讀者篤定地說：“袁老師，這本書兩百年後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作品。”袁凌嘴上調侃：“你這到底是在誇我，還是在損我？”心裡，他卻思索出了一個想法：“可能生前我享受不了什麼好處，但作品本身有它的生命，這也算是一個好事。”
他評價自己，不是一個多偉大的作家，但起碼每一個作品都是認真寫出來的，“比我靠坑蒙拐騙弄個大獎，還是要強一點。”
始終沒有“爆款書”，出版社的壓力有時也會傳導到他身上，“有些人會說你怎麼總差口氣，怎麼總是沒有爆的”。
袁凌深知什麼樣的書才能在當下賣出好成績。“一個是重大的議題，一個就是心靈按摩”，但他排斥這兩者。他不想讓一個個具體的人，變成議題裡的一個程式碼，“爆款背後，其實是對人的個體性、豐富性和複雜性越來越粗暴、簡單的認識。”他也不願意提供無意義的“雞湯”。書寫人類個體的真實處境，豐富對人性的理解，才是袁凌認為自己該努力去做的事。
圖 | 袁凌在皮村做現場籤售
無法依靠一本書持久獲利，袁凌便以幾乎一年一本書的速度，平衡著內心和生活的安穩。
直到今年夏天，市場變動搖晃他對未來的信心。
朋友圈發出的當天，就有一些人聯絡上他，推介工作機會。大部分是出版社的審稿和編輯工作，也有小部分媒體公司的邀約。聊過一圈，袁凌覺得，還不到做決定的時候。完全理想的工作不好找，他不希望兼職佔用過多的時間，耽擱寫作的進度。不過，他仍覺得這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至少，他了解到了市場的情況，“你還會不會被需要，或者說需要你的方向在哪裡。”
擰緊的螺絲
今年從北京東四環搬到五環外，51歲的袁凌才終於在北京擁有了佔據一面牆的書架。從前一本疊一本擠在箱子裡的書，第一次伸展著將脊背上的名字露出來，豎立在架子上。
與多數人對作家的想象不同，袁凌沒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書房。他時常坐在不同場景不同大小的桌子前寫作。過去十餘年，他不斷地更換住所，徘徊在城市的邊緣，一箱箱書也跟著流轉、離散，有的寄存在朋友那兒，有的不知流落何處。沈從文的小說和保羅·策蘭的詩集，他買過很多次，因為在搬家過程中，這幾本書多次失蹤。
前兩年，袁凌和妻子羅蘭帶著小狗“滾滾”住在東四環的十里堡附近，一套由一居室改造的小兩居。房屋結構彎繞緊湊，陽光沒法繞過曲折的牆體，照進客廳。到了冬天，陰冷的房間裡，暖氣聊勝於無，只能再放上一臺取暖器。住到後期，牆皮不斷剝落，下水道也老化，許多小蟲從隱秘的縫隙裡鑽進來，四處留下它們的屍體。頭頂的燈搖搖欲墜，衣櫃的門也瀕臨崩潰，似乎隨時會倒下。
“那個房子就是到年紀了。”羅蘭形容。
長期流連在城中村的袁凌，已經習慣了住所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但考慮到妻子的舒適，袁凌還是決定搬去一個面積更大、採光更好的房子。像無數北漂一族一樣，為了升級房屋條件、節省預算，他只能往更靠近城郊的方向尋找。今年，在通州，他找到了現在這套一百平方米的正規兩居室。
對於沒車、沒房，也不打算要孩子的袁凌來說，搬家要考慮的因素不多。沒有固定資產要處理，也不用考慮學區，唯一難以割捨和處理的就是一箱箱書籍。因此，在看到陳列在客廳的書架時，他已經對這套房子滿意。
這是袁凌第一次租這麼大的房子。剛搬來時，他還覺得不習慣。住在十里堡時，客廳放不下“滾滾”的狗窩，就只能把狗窩擺在臥室床側。袁凌每晚要踩著狗窩才能上床，睡前也時常摸摸“滾滾”的頭。新的房子有充裕的空間，卻拉遠了他和“滾滾”以及妻子的關係，也削弱了他的存在。
圖 | 袁凌和小狗“滾滾”
物質生活的過剩令他感到罪惡。
在物質稀缺的時代長大，他秉持著 “一個人活在世界上，他不應該佔有太多”的倫理觀念。
早些年，即使是月薪過萬的時候，袁凌出差也只住30元以下的賓館。有一次去城裡找同學玩，同學幫忙訂了一間100元的賓館，他覺得震驚，“我怎麼可以住這樣的。”他習慣性地讓自己過較為艱苦的生活，有時也是為寫作做積累。他曾遺憾沒在北京住過地下室，就和朋友在城中村合租了一段時間，感受那裡的煙火氣。
不買房、不買車、不生小孩，不給生活增加槓桿，袁凌夫妻選擇過一種輕體量的生活。
袁凌清楚地知道，自己追求的人生路徑“沒有那麼靠譜，沒有那麼正常、主流”，收入也不穩定，“這就意味著你可能有一天掙不到很多錢，享受不了很好的待遇，如果那個時候你已經習慣了很浮華的生活，你可能就因為落差太大適應不了，不得不放棄寫作，換別的容易掙錢的工作來幹。”
他希望能夠透過降低預期的方式，換取自己長久地走在寫作這條路上。
開始出版作品後，袁凌起初沒想過全職寫作。
2016年，結束在多家媒體間的輾轉，袁凌進入非虛構內容平臺“真實故事計劃”擔任總主筆。之後三年，他在穩定的收入之外，也擁有了自由創作的時間。像是一段天賜的過渡期。除了擔任“真實故事大賽”評委，其餘時間他都在按照自己的規劃寫作，只偶爾將作品釋出在“真實故事計劃”公眾號上。那是袁凌少有的一段平靜、安穩的時期。
2019年冬天，袁凌在隱隱的不安預感裡，接到了CEO雷磊的電話。由於經營上的壓力，真故沒法再和他繼續簽約，袁凌的創作失去了穩固收入的支援。
又一次失業，袁凌感覺到，“時代好像變了，以後機會會越來越少，生活會越來越不容易。”想到無處掛靠、斷繳的社保，和以後只能依賴市場、賣字為生的不穩定收入，他感到不安。當天，他寫下了一首詩：
“又到歲末敘飄零，三度失業愧世情，兩肘清風華蓋運，一生輾轉驛馬星。
斯人自古唯寂寞，儒冠從來多誤身。虛名實惠復何計，窮文敗筆安此心。”
“窮文敗筆安此心”成為袁凌此後幾年的生活寫照。當時他已46歲，沒再找工作。失去安全口岸的他，將寫作當作安放自己的礁石。他始終遊走在社會的角落，去關注、記錄那些被人忽視的群體，寫一些難以被關注到的故事。
當時，袁凌才重新步入婚姻不到半年，和妻子羅蘭住在西安。羅蘭曾經是一名公務員，那時也因不喜歡一直以來的工作，剛辭職沒幾個月。夫妻二人同時失去了穩定的收入。
剛結婚時，袁凌在岳母看來，是一個完全飄著、沒有保障的人，沒什麼錢、沒房子、也沒有一份正經的工作。袁凌聽說，岳母曾對羅蘭說，“袁凌快50歲的人了，還一無所有。”作家的“虛名”，難以讓岳母放下心來。在當地，有許多人自己花錢出書，有的追求名利，有的則是騙術的一環。當岳母聽說袁凌靠寫書賺取收入時，還很驚訝：“寫書還能掙錢的？寫書不是要花錢嗎？”
岳母後來才知道羅蘭辭了職。她經常問羅蘭，還有沒有可能再回去考個公。羅蘭回答：“我已經超齡了。”
辭職時，羅蘭剛好36歲。2019年冬天，西安的霧霾很大，濃重地籠罩著城市。家中的氛圍也陷入低沉。時隔十幾年重新找工作的羅蘭，在脫離熟悉的環境後陷入了茫然，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她嘗試過和朋友一起做音樂節目，也先後找到兩家媒體，還給一個小公司寫過一些軟稿，但都離她最初預想的“自己想要做的、有價值的工作”相去甚遠。
袁凌安撫羅蘭低落的情緒，也支援羅蘭做不同的嘗試，“一個人沒事幹，整個人都會很頹廢。”他清楚地意識到羅蘭有文字上的天賦，“我很少遇到和我對飛花令，能對到十幾句的人。”恰巧有雜誌的編輯找他約稿，正在寫長篇的袁凌便推薦了羅蘭。稿件成功發表後，羅蘭開始做自由撰稿人，為各類媒體供稿。
2021年，為了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袁凌和羅蘭一起搬回了北京。
圖 | 袁凌在溫榆河裡游泳
長久地在生活的浪潮中撲騰，袁凌逐漸習慣了生活在危機狀態中。他靠不斷寫作來克服時不時冒頭的不安全感。有事可幹能讓他覺得“實在”，躺平休息令他心虛，他儘量不讓自己處在無事可做的狀態裡。出第一本書時，他還體會過短暫的喜悅，等到後來，寫完一本書讓他精疲力盡，沒過多久就會感到空虛。
緊繃的姿態是自幼年起形成的慣性。袁凌在山裡成長，從小父母就教育他要爭氣，不能吃乾飯，躺平是邪惡的。大人在種的地旁邊，闢了一小塊田給他，他要學著種莊稼。冬天糧食不夠吃，就到田裡把可能殘留的土豆挖出來。“一直是要勞動的，勞動像天職一樣。”袁凌回憶。
走出大山後，他仍喜歡攀越山嶺的感覺，“（山）隨時有變化，它會有一些困難需要你去走，有很多變化是你可以參與的。”他不習慣海，不習慣無所事事地躺在沙灘上，也想不到在海邊可以做些什麼。他覺得深不可測、帶有鹹味的海是拒斥人的，少數人可能可以潛入其中，但他不熟悉也無法探索它的變化。
隨著年紀的增長，生活日漸平靜。
年過五十，除了額頭和眼角日漸明顯的紋路，袁凌的身軀在規律的日常中保持精瘦挺拔。每天早晚在固定的時間點遛狗，和羅蘭分工做飯、做家務，剩餘的空閒時間，他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就依據自己的狀態進行寫作。偶爾，他應邀去外地參加活動，他會多待兩天，在當地逛一逛。他也會不定期自費出差，做社會調研。
那些曾經激盪的情緒、長久的執念漸漸平復。他不太做夢了。曾令他惶惑的、與故鄉有關的夢很少再出現。他漸漸接受讓自己過得舒服一些，寫出的文字也較過去更鬆弛。
這種鬆弛一直持續到兩年前。那年他49歲，臨時掛靠社保的機構通知他，超過49歲之後，機構不能再接受他掛靠在那裡自費交社保了。那之後，袁凌不得不開始憂心社保和養老的問題。自己交社保，每個月的費用都很高，戶口不在北京交不了居民險，他也擔心自己交了多年的社保，最後卻不能正常退休。
從那時起，他考慮過要不要再找一份工作。羅蘭也勸過他，找份工作可以多與社會接觸，也能分攤生存的壓力，寫作不再是唯一的生存手段後，或許也能變得輕鬆些。
不過，袁凌手頭上總有急切要寫作的題材，找工作的想法被擱置至今。
有時候，袁凌覺得過度憂慮未來也沒什麼意義。社會瞬息萬變，“說不定到時候退休延遲到65歲了，我們也活不了幾年了。”他覺得靠勞動活到死也沒什麼關係，他見過這樣的老去方式，家鄉的老人沒有社保，就一直在田裡勞作。“可能有一天你發現他不在田裡了，不到一週，他就已經死了。”老人們總會幹到幹不動為止。
他讚許這種生活方式。“人的老年都是沒有質量的，這是任何人都逃不了。”與其沒有尊嚴地等待死亡，他希望能一直寫到寫不動為止，在七十多歲、還不至於成為家人負擔的時候，適時離去。
他將自己的生存狀態比喻為“無腳鳥”，因為沒有腳，所以只能一直在空中飛，始終缺少一個可以長久坐臥之地，沒有一刻安閒。
自由的價碼
知道袁凌成為自由作家後，曾有同學評價，“你走上了賣文為生的可悲道路。”但這條路，袁凌從初中時就開始夢想。
袁凌出生在陝西南部一個叫筲箕凹的村子。回憶起童年，秦嶺、巴山起伏的山脈似乎就是世界的邊際。袁凌感覺自己處在一個密封的甕中，離外面的世界很遠。在他目之所及的生活裡，是始終彎著腰在勞作、為生計發愁的母親，和吞噬掉同鄉人的黑色礦洞。
他還記得有一年發課本，他將封面鮮豔的語文書抱在手裡，興奮地小跑著回家，一不小心被絆了一跤，他硬撐著用手肘著地。語文書仍然鮮亮，他的兩條手臂沾滿了地上黑色的煤渣。
父親是小鎮醫院的醫生。袁凌在小學三四年級過後，下山搬到了醫院裡和父親一起生活。上世紀80年代文學熱，醫院裡好幾個青年都訂了一線的文學雜誌，新的舊的雜誌疊在一起，堆成高高一垛。放學了，袁凌就從書堆裡抽一本，躲在窗臺和樹下面看。
在吸收營養、拔高個子的年紀，袁凌身形清瘦，大量攝取的是文學上的養料。“那幾年使勁填鴨似的，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反正就囫圇吞棗，但是是有作用的。”袁凌說。
曾有文學夢的初中語文老師，將期望寄託在了袁凌身上。老師在他的作文字上寫下“如線串珠”“如珠落玉盤”的評語，還囑咐袁凌的父親，一定要讓他去讀北大中文系。
文學的夢，在十幾歲的袁凌心裡生根，始終纏繞著他的心志，將他引向一條偏離世俗成功標準的路。
袁凌沒有考上北大中文系，但作為村裡唯一的大學生，1990年進入了西北大學中文系就讀，1996年又考上了復旦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雖然在研究生導師的幫助下，他曾在省級刊物上發表過一些作品，但他知道，僅憑這樣的成績當不了作家，因此去當了記者：“至少能生活，至少也是寫作。”
想要記錄，想要寫作的衝動，推著袁凌做了一個又一個與主流浪潮相悖的決定。
2003年，袁凌考上了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同年，加入正在籌辦階段的《新京報》，在兩頭奔忙了半年，無法繼續兼顧之際，他選擇了退學。幾年間，從新京報創刊號核心報道《北京非典患者骨壞死調查》的成功到北京新聞部副主編，袁凌職位迅速攀升，似乎印證了所做決定的正確性。隨著門戶網站出現、發展，袁凌作為第一批進入“大廠”工作的媒體人，在32歲這年晉升管理層，成為新浪網新聞中心的副總監。
但是，不過七八個月後，2006年，袁凌就放棄了高薪、股票期權和去美國的機會，辭職回了老家寫作。
對袁凌來說，這是在一次短暫的出神過後，重新迴歸自己的軌道。
在新浪工作的那段時間，是他少有的“上班”體驗。記者時期，凌晨電話一響，就要起身奔赴現場，沒有上下班的時間。但在新浪，他需要每天按時到辦公室，卻不一定能準點下班。他不再需要前往現場和採訪物件交流，也很少抬頭和同事溝通，只坐在座位上盯著電腦螢幕排列程式碼，抓取最新的資訊。晚上回家也難有自己的時間寫作，他需要將一絲心神始終掛在手機上，及時接收訊息，調整出現亂碼的頁面、更新突發新聞。
一行行無趣的程式碼，和日復一日重複的打卡聲，絲絲縷縷結成繭，緊緊裹著袁凌的生活。時間久了，袁凌感到憋悶，他覺得自己的思想變得臃腫而遲鈍，身體也隨之膨脹。他胖到了140斤，肚子慢慢鼓了起來，頭髮也漸漸稀疏。
“思維變得不敏銳，沒什麼語言感覺，自己覺得自己很可恥，變得很腐朽，行屍走肉一樣掙錢。”這樣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早在2004年11月，袁凌就想從新京報離開，回老家寫作。一次偶然的回鄉探親，他發現老家正在斷裂衰落。以前農民住的土房子消失不見，沒什麼裝飾、冷硬的水泥樓房，像是卡夫卡的城堡矗立在農田。梯級水電站大壩截流，從前承載著不少童年記憶的河流正逐漸乾涸。他迫切地想要記錄下鄉村的劇變。可在新機會到來後，這個想法前前後後耽擱了一年多的時間，2006年，他才再度回到家鄉。
“我始終不願意走那種正規的，就是大家主流的道路，但是我卻也沒有說很堅決地走上我自己的道路。”袁凌有時候會想，如果2004年秋天就回老家，鄉村的變化還沒有開始太久，有足夠的時間讓他融入，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圖 | 2017年，袁凌在老家的山野裡
回到老家的袁凌，仍舊像一個寄居此地的外鄉人，與周遭格格不入。起初，他住在廢棄的糧管所，和一個老道士同住。那是一棟瓦頂長著狗尾巴草的老屋，腐朽的木地板踩上去會發出“咚咚”的空響。沒有空調、熱水器這類現代設施，空蕩蕩的屋子裡只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大部分時間，袁凌都躲在房間裡寫作，偶爾遇上有人來找道士算命，他也會湊上去聽一聽。有時寫累了還會跟著道士出去看墳地和風水，在鄉間轉一轉。
沒有經濟來源、成日在鄉間遊蕩的袁凌，被異樣的眼光和議論包圍。當地人不理解袁凌年紀輕輕為什麼不做事，也不理解他為什麼要從大城市回到閉塞的農村，覺得他一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人看不下去，勸袁凌：“你住在糧管所裡，成天和陰陽先生混在一起，你不想想別人會怎麼看你？”
幾個月後，袁凌搬進了當時的岳母開的商店，在商店二層的房間裡寫作。議論聲不停歇地鑽進袁凌的耳朵。有人會問岳母：“你女婿老待在這兒幹什麼？”聽到他是在搞寫作，他們更加疑惑：“也沒見發什麼。”
比他人的眼光更讓袁凌感到壓力的，是作品不見天日。他不斷地寫作和投稿，卻一直沒有發表的機會。“哪怕你發表一篇都會對你有很大的鼓勵，但那時候就完全發不了。”
挫敗感和社會壓力壓垮了袁凌。多年後再回看那時的相片，袁凌發現三十多歲的自己憔悴到像有五十歲，當時寫的詩也都極度黑暗。
在家鄉前後待了兩年，無望之下，他又一次離開家鄉，回到了北京。結束的不僅是一段失敗的全職寫作嘗試，還有一段破裂的婚姻關係。他孑然一身，剩下的只有一個揹包和4000元積蓄。他將對自己的期望降到了最低——以後再也不做管理，哪怕就做普通的編輯、記者，只要是跟文字打交道就行。
反覆地脫軌，不斷地歸零。趕不上社會時鐘的進度，袁凌淪為社會評價體系裡的失敗者。在老家，“成功”有直觀的標誌：駛進鄉鎮街道的小轎車、麻將桌上百元一把的賭注和宴席“上位”的座椅。袁凌沾不上邊。他搭乘公交回家，打不了百元一把的麻將，還總坐在宴席桌的邊緣。
賺不來錢的袁凌，在同鄉人眼中不如學修車的表哥。有一次他和表哥一起搭煤車，司機讓表哥坐駕駛廂，袁凌只能坐到貨廂，遇到下雨，袁凌被染成了黑色。還有親戚當著父親的面說：“別看你讓你兒子上了那麼多學，還研究生，這個沒用，啥戲也沒有，他就不會成器。”哥哥也勸過袁凌：“別幹這個了，再幹一輩子都要投在裡面了。”袁凌只沉默地聽著，不多辯解。
最給他帶來打擊的是父親對他的放棄。36歲那年，袁凌回鄉和父親見了一面。在袁凌住的賓館裡，父親宣佈了他的三大失敗：“婚姻失敗、經濟失敗、工作失敗。”說完這句話，兩人陷入了沉默，過了一會兒，袁凌送父親出了賓館。
像咂摸一口烈酒，挫敗和悲痛是在回味中湧上來的。他不斷地品味父親的語氣和情緒，從中解讀出父親的失望：“可能以前對你憤怒、斥責你的時候，他都對你還有希望。這個時候他是一個很平靜的說法，就意味著他認為你這一輩子不會有希望了。”
很長一段時間裡，袁凌覺得自己可能一輩子都會這樣，不會發表一篇作品，沒有好的家，沒有名聲，沒有好的收入，什麼都不會有。他強迫自己消化掉這樣的情緒，決定即使一輩子沒有作品發表，也要一直寫下去。
下了決定，就得迴避其他人的目光和評判，“這些東西必然會誤導你，（讓你覺得自己）沒有按正路走，沒有按大家合適的道路走，沒有在合適的時間點站到大家覺得應該站到的位置。”
生活反覆歸零，也使袁凌不斷被置於生存危機之中。
2011年，在鳳凰週刊做了兩年編輯的袁凌，覺得編輯的工作始終和文字隔了一層，決定辭職重新尋找記者的工作。接近40歲重新投入就業市場，年齡成為門檻。他聯絡過一些以前熟悉的媒體，但給出的待遇都不高。在年齡的顧慮面前，以前的工作經驗好像被清空了。市場總是更需要年輕力強，能適應高強度節奏、不斷奔波在現場的記者。有半年的時間，袁凌都處於失業狀態。
自我懷疑的時候，袁凌只有憑本能生活下去。無事的時候，他就靠寫長散文度日，回憶自己的漂泊歷程，記錄下與故鄉深刻相關的夢。
最後是新京報的前同事，為袁凌提供了一個機會。他進了財經雜誌做記者，以前帶過的記者成了他的主管編輯。角色倒轉也曾挫傷袁凌的自尊心，但抱著一定要寫出來的念頭，他決定忽視內心難免的不平衡，“在寫作的前提下，其他都是可以克服的。”
發了第一篇特稿《血煤上的青苔》後，袁凌陸陸續續有了自己的成名作，接連獲得騰訊網“年度特稿寫作獎”和“年度調查報道獎”。出版的機會也找上門來，袁凌逐漸走上自己盼望已久的道路。
如今，隨著作品不斷出版，袁凌在老家有了一些聲名，加上2019年他重新步入婚姻，妻子羅蘭當時還是公務員，在老鄉們眼裡，他的生活終於重新迴歸正軌。
父親某天對他說：“你是個聰明人。”沒有更多解釋。
但這句話，已經讓袁凌時隔多年如釋重負：“雖然這不是蓋棺定論，但至少意味著他對你的看法有了改變，當初那個話的陰影才算消散。”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