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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譯 | 王英俊
審校 | 曹聰
近年來，中國的科研崛起已引起了全球的關注，中國發表的論文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多，在諸多科研領域也取得了顯著進步。但中國政府仍在應對各國都面臨的一個基本問題——如何在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研究和由學術好奇心驅動的研究之間取得平衡。
近日，《科學》雜誌發表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克勞福德經濟與政府學院安德魯·肯尼迪（Andrew Kennedy）教授的政策論文，解釋中國的政策制定者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肯尼迪教授研究中美印等國家的科技發展，並著有《衝突的超級大國：美國與中國和印度在全球創新中的合作》一書。
文中，肯尼迪教授分析了中國在國家需求和學者好奇心之間尋找平衡的這套科研管理體系的形成過程，描述了在今天的中國受好奇心驅動的研究現狀，並分析了這一趨勢可能會帶來的風險。文章的最後，作者指出：中國這種以國家需求為導向的科研模式正在影響全球科研模式。知識分子對其文章內容進行了摘編見下。
01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支援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科學研究專案。1950年代的第一個國家級的科研計劃，以原子彈和導彈技術的研究為核心，這些研究為國家的核武器計劃提供了支援。然而，這種模式的出現和存在，也意味著國家對科學家個人好奇心驅動的研究專案的支援非常有限。
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開始加強對好奇心驅動的科研的支援。在這方面，1986 年成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標誌。NSFC開始支援由科學家興趣驅動的一些研究專案，為這些研究提供了發展空間。基金會最大的資金用來支援“面上專案”。截至 2012 年，對面上專案的支援約佔 NSFC 所有研究支出的一半。
過去十年，由於中美“科技戰”日趨白熱化以及中國更加強調自主創新，中國政府重新將注意力集中到實現國家重大戰略的研究計劃上。
同時，中國政府也加強了對基礎研究的支援，並且這一趨勢仍然很明顯：最新的五年計劃提出將國家基礎研究支出佔國家研發支出的比重從 2020 年的 6% 提高到 2025 的 8%。這與支援國家戰略需求的研究並不矛盾。中國政府認為，基礎研究既有可能是由學術好奇心驅動的，也可以是國家實際戰略應用驅動的，並敦促中國科學家將兩者結合起來——這種導向與斯托克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的研究異曲同工。2018 年，中國國務院釋出《關於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呼籲科研需要“自由探索與目標導向有機結合”。
之後，這些聲音變成了對科學研究更具體的指導。2018 年，國務院機構改革，重新組建的科學技術部管理NSFC，但後者保持獨立運作和單獨的預算。3個月後，新任命的科技部部長王志剛發表講話，強調了改革的幾個重點，包括“改進專案選題機制，以更突出地反映國家意願和戰略需求”。
自那時起，NSFC資助模式開始顯著變化。2016 年至 2023 年期間，面上專案的總支出從 NSFC 研究經費的 45% 下降到 35%（見圖1）。相比之下，NSFC與其他組織聯合開展的面向應用的專案的資金份額有所增加。這些專案使NSFC能夠與中央政府部門、企業和地方合作，將他們的需求轉化為科學問題。新的合作計劃包括區域創新發展聯合基金（與地方政府合作）和企業創新發展聯合基金，比如：與中國核工業集團、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航空工業集團等建立了聯合基金。總體而言，2016 年至 2023 年期間，NSFC用於聯合專案的支出幾乎增加了兩倍，比例從 5% 上升到 10%。
圖1：2016 年至 2023 年期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NSFC） 最大的資金來源——面上專案 （GP） 的總支出從 NSFC 研究經費的 45% 下降到 35%。
教育部也在支援這些改革。例如，自 2019 年以來，教育部建立了至少 30 個“關鍵核心技術整合攻關大平臺”（IRP），涉及碳中和、人工智慧（AI）和醫療裝置等，鼓勵大學參加專注國家戰略需求的研究。例如，四川大學資源碳中和整合攻關大平臺就集中攻克生物質資源、廢棄高分子、二氧化碳等廢棄碳資源轉化為高階綠色大宗材料/燃料/化學品關鍵技術。從 2022 年開始，教育部開始使用“有組織的科研”一詞，旨在推動高校科研與國家高技術重點戰略需求對接。
近年來，中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在鼓勵成立“創新聯合體”，其成員包括企業、大學、科研院所和國家實驗室，通常透過合同明確技術攻關的目標和利益分配機制，從而促進了學術和非學術實體圍繞重點技術領域開展協同攻關。例如，3C 智慧製造創新聯合體就是2022年由小米公司和清華大學在內的40 多個組織建立的。近年來，隨著地方政府普遍設立科技創新目標，這些聯合體的數量也在迅速增長。廈門市的目標是到 2025 年建立 10 個，北京的目標是 20 個，浙江省希望建立 50 個。目前中國可能已經有數百個活躍的創新聯合體。
為了具體實施這一系列改革，中國政府也建立了新的組織架構。2023 年 3 月，中國宣佈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CSTC），以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統籌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和科技體制改革，研究審議國家科技發展重大戰略、重大規劃、重大政策，統籌解決科技領域戰略性、方向性、全域性性重大問題，研究確定國家戰略科技任務和重大科研專案，統籌佈局國家實驗室等戰略科技力量，統籌協調軍民科技融合發展等，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
02
中國政府在鼓勵研究立足於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同時也認識到好奇心驅動的研究的重要性。2016 年，政府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強調中國需要追求“原始創新”，而不是簡單地追隨他人的腳步。為此，該檔案明確既要支援國家戰略需要的研究，也要支援滿足科學家興趣的研究，必須“兩條腿走路”，在目標導向的研究和好奇心驅動的研究之間取得某種平衡。
中國政府也採取措施，支援好奇心驅動的研究。2020 年，科技部和其他四個部委釋出了一項權威的“工作方案”，鼓勵從事基礎研究的中國科學家出更多“原創性成果”。該計劃特別呼籲“鼓勵自由探索並賦予科學研究人員更多的學術自主權”，還呼籲“擴大大學和研究機構在學科重點和研究主題選擇方面的自主權。”
這種政策導向尤其體現在支援向青年科學精英傾斜，中國政府認為他們特別有可能取得重大突破。2020 年工作計劃不僅要求“抓住中青年高峰，實現原始性突破”，還要求“鼓勵青年科學家選擇自己的課題”。因此，NSFC近年來加大了對年輕科學家的支援力度。總體而言，在 2016 年至 2023 年期間，專注於青年科學家的 NSFC 專案在基金會支出中的比重從 19% 增加到 26%，而專案的絕對數量幾乎翻了一番。與面上專案一樣，這些基金專案為研究人員自主選擇的專案提供資金，為好奇心驅動的研究創造機會。
同時，在 2019 年，NSFC發起的一項“原創探索計劃專案”，強調了對好奇心驅動的研究的支援，以促進新突破。原創專案分為專家推薦類和指南引導類兩種型別，其中“專家推薦”類申請不受學術領域或研究方向限制，只需獲得2名資深專家或2名自然科學基金委工作人員推薦隨時可以申請。2020 年至 2022 年期間，基金會透過該類別資助了 142 個專案。
原創探索計劃專案中的指南引導類則更有針對性，由自然科學基金委各科學部透過徵集科學家建議、學術論壇討論或專家論證等形式，形成專案指南並適時釋出。專案指南包括研究領域或方向、擬解決的科學問題等。這個類別主要為特定領域的好奇心驅動的研究提供機會。2020 年至 2022 年期間，基金會透過該類別資助了 171 個專案。
儘管中國政府努力促進“原始創新”，但其對好奇心驅動研究的熱情並沒有特別大。上文提到的 2020 年工作方案中鼓勵學術自主，同時也強調了國家需求，並呼籲“堅持需求導向”和“引導科學家將個人科研活動興趣與國家戰略需求緊密結合”。因此，好奇心驅動的研究可能被忽視了。
這樣的擔憂曾被公開提出過。有中國科學院的學者曾表示，中國的基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政府指導”和“任務導向”，而非由科學家個人的自主探索主導，這阻礙了原創性成果產出和科學人才的成長。
03
中國的成功引人矚目，許多西方國家的政府也在嘗試更積極地指導科學、技術和創新（STI）。正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所言，面對從氣候變化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各種挑戰，政府正在尋求“變革性改革”，這“要求指導政策更具方向性”。政府需要對“創新鏈”的許多不同部分（包括大學的科研）進行指導。
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顯然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將產業政策作為與中國競爭的一部分。這種轉變對科學政策具有重要影響。例如，2022 年，按照《晶片與科學法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設立了技術、創新、夥伴關係部（TIP），這是 30 年來NSF第一個新部門。TIP 在AI、生物技術、先進通訊技術和資料儲存等領域，持續支援需求導向型研究與轉化研究協同發展。但這個法案未來會如何執行尚不清晰，因為特朗普總統再次上任，給美國的科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和不確定性。顯然，新政府有自己的高技術支援計劃，其優先領域包括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
當然，無論未來美國的政策如何變化，中、美、歐主要創新體推動科研與國家戰略需求、社會公共利益相銜接已成趨勢。這種趨勢有可能在各個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但也可能帶來嚴重的風險。
風險之一是：隨著科學研究與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更深度的繫結，跨境合作將變得更加困難。事實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已經對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科學思想和人才流動產生了寒蟬效應。儘管 2024 年底兩國續簽了《中美科技合作協議》，但地緣政治的影響很明顯：該協議不支援關鍵和新興技術的合作開發，美國機構將審查專案是否存在國家安全風險。更可怕的是，地緣政治的影響在未來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特別是中美關係在特朗普第二次上臺後會變得更緊張。
第二個風險則是好奇心驅動的研究可能會被進一步忽視。NSFC對面上專案支援的下降已經很明顯，其未來仍不明朗。而在美國，儘管《晶片和科學法案》承諾將 NSF 支出翻倍，但國會在 2024 年將該機構的預算削減了 8%，同時對其他的聯邦科學機構也進行了削減。 2025 年，特朗普政府實施的裁員和限制聯邦支出的行動中，嚴重打擊了好奇心驅動的科學以及所有學術研究。
上述兩個風險是在科研方向以國家需求為主導改革的過程中必須要注意的。雖然有必要對跨境合作進行審查，但應該警惕這不意味著要互相隔絕。此外，政府必須確保對好奇心驅動的研究保持強有力的支援。此類研究對於發展和維持廣泛的知識儲備至關重要，沒有這些知識，許多創新（從 mRNA 疫苗到量子計算機）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忽視此類研究，盲目擴大對國家近期優先事項的支援，是短視行為。總而言之，我們都應努力避免這樣一種局面：科學研究淪為工具，而科學探索精神則日益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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