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市場|服務業：待開採的“金礦”

服務業，經濟增長

對於疫情後經濟增速的放緩，市場討論頗多。分產業來看，三產增長放緩是疫後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在談及提高經濟潛在增速時，人們多將目光投向製造業而非服務業。“產業空心化”、“鮑莫爾病”等使人們在歡迎服務業發展的同時，又難免懷有一絲“警惕”。

不過，站在當下，重新審視服務業重要地位的時機似乎已經到來：一方面，從與全球技術前沿的差距來看，我國新興服務業生產率相比製造業有更大的提升空間。IT等技術的發展已經逐漸治癒“鮑莫爾病”，AI的突破或許將為服務業生產率提升開啟一條通途，服務業新質生產力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另一方面，未來我國將逐步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轉變，勞動者就業也需要更多地依靠生活性服務業吸納，服務業拉動內需的作用將更加凸顯。

在加入WTO後，製造業為我國經濟騰飛提供了強勁動能。與製造業相比，生產率距技術前沿差距更大、准入限制更多、開放程度更低的服務業猶如待開採的金礦。在製造業面臨貿易不確定性、產能利用率下降等挑戰的當下，服務業有望在驅動經濟增長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增長呈現出放緩的態勢，這也反映出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中仍存在堵點，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服務業部門存在一些准入限制，市場化程度有提升空間，尤其是一些供給緊缺的服務業需要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二是服務業對外開放程度可以進一步深化，在開放中透過競爭與學習提高生產效率；三是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加快推進，以促進人口集聚和城市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

對於疫情後經濟增速的放緩，市場討論頗多。與2019年第四季度相比，2023年第一季度GDP同比降低了0.5個百分點，第一、二、三產業GDP同比分別變化了-0.1、1.0和-1.9個百分點。可見，三產增長放緩是疫後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

在談及提高經濟潛在增速時，人們多將目光投向製造業而非服務業。“產業空心化”、“鮑莫爾病”（製造業生產率進步快而服務業生產率進步慢）等使人們在歡迎服務業發展的同時，又難免懷有一絲“警惕”。不過，站在當下，重新審視服務業重要地位的時機似乎已經到來：首先，工業產能利用率下降，且我國製造業技術較服務業更加接近技術前沿，服務業生產率有更大的提升空間；其次，IT等技術進步一定程度上“治癒”了“鮑莫爾病”，AI技術的突破或許將為服務業技術進步開啟另一條通途；最後，我國正處於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轉變的節點，勞動者就業也將更多地依靠生活性服務業吸納，未來服務業拉動內需的作用將更加凸顯。

一、服務業“接棒”經濟增長潛力充分

1.1 服務業新質生產力前景廣闊

2024年《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文章《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文章指出，“概括地說，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物件及其最佳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當前我國服務業的生產率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從國際比較的視角來看，我國服務業生產率同發達經濟體之間有一定的差距。從各主要經濟體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來看，美國具有較為明顯的領先優勢，其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在2021年達到了12.78萬美元/人。此外，法國和德國也具有較高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水平，在2022年分別達到8.28和7.39萬美元/人。亞洲發達經濟體中，日本和韓國2022年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分別為6.44和4.96萬美元/人。雖然中國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呈現穩步提高的態勢，但絕對水平仍和發達經濟體有一定的差距。2022年中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錄得2.56萬美元/人（本文的中國特指中國大陸），是美國2021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20.0%，同2022年德國、日本和韓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之比分別為20.0%、34.6%、39.7%和51.6%。而從時間縱向維度來看，我國同發達經濟體間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差距還存在著擴大的情況。我國2021年同美國、德國和韓國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之比分別較2015年下降了1.9、0.9和6.1個百分點。

進一步從不同型別的服務業行業來看，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同發達經濟體間的差距主要體現在新興服務業上。郭凱明（2023）將公共服務、房地產業、建築業、教育、衛生、文化娛樂歸類為傳統服務業，金融業、商業服務、批發零售、交運倉儲、資訊通訊等行業歸類為新興服務業，並測算了全球不同經濟體分行業的勞動生產率。結果顯示，2017年中國傳統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和高收入經濟體相當，並已高於美國和G7經濟體。但在新興服務業上，我國同發達經濟體差距顯著，僅為美國和G7經濟體平均水平的32.3%和40.1%。

從產業間比較的視角來看，儘管我國的製造業與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都在向技術前沿水平靠近，但與製造業相比，服務業與技術前沿水平的差異相對更大。根據Sasaki et al.(2021)的估算，到2035年，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與技術前沿的差距，較製造業高出10個百分點以上。可見，我國服務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空間更大。

由於服務業難以實現自動化、標準化的產出方式，因此在生產技術進步的過程中，服務業生產率的增長相比製造業要相對滯後。而製造業對勞動力需求的降低會使得勞動力持續流向服務業，而服務業比重的增加會拉低整體經濟的生產率增長水平，這一現象被稱為“鮑莫爾病”（Baumol,1967）。由於“鮑莫爾病”現象的存在，一些觀點仍對服務業發展懷有顧慮，認為發展經濟應更加註重製造業。但同時，亦有許多學者指出“鮑莫爾病”並不需要被過度擔憂。陸銘（2024）指出，“鮑莫爾病”所刻畫的只不過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特性差異，本質上不是因為服務業阻礙了技術進步，而是因為服務工作難以被資本替代，只能投入更多的勞動來進行生產來滿足增長的服務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在數字經濟時代，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或將使“鮑莫爾病”被逐漸“治癒”。 Triplett & Bosworth（2003）的研究發現，隨著1995年後IT技術被廣泛應用，美國服務業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和整體增速相當，且資訊服務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要快於商品生產部門。魏作磊和劉海燕（2019）使用我國的資料也指出，服務業比重上升並不必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服務業中人力資本水平的上升會使其對經濟增長髮揮更為積極的作用。近年來，隨著人工智慧取得突破性進展，未來人工智慧在服務業領域也將被更廣泛地應用，服務業的生產效率或將迎來更大幅度的提升，對拉動整體生產率增長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在數字技術發展的加持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不僅會帶來服務業自身效率的提升，也有利於我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隨著現代產業發展中生產和服務融合的重要性不斷加強，高技術服務業的發展也有利於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已有較多的研究表明，以商務服務、科學技術服務、資訊服務、交運倉儲等行業為代表的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會促進我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劉奕等，2017；韓峰和陽立高，2020）。此外，我國製造業向全球價值鏈高階攀升也離不開服務業的支援。研發、設計、品牌、銷售等服務環節是產品附加值的重要來源，科技與資訊服務業的發展則是我國製造業向數智化轉型升級的基礎。

1.2 服務業拉動內需作用凸顯

在強調數字經濟時代中現代服務業發展前景和重要性的同時，也需要對傳統的生活性服務業發展予以重視。隨著經濟增長水平的提高，生活性服務業在消費增長中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從美國消費支出結構的變化路徑來看，當以不變價計算的美國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之後，美國的個人消費支出中的服務佔比呈現快速上升的趨勢，並逐漸超越非耐用品消費成為個人消費中支出佔比最大的部分。美國的經驗表明，隨著人們的物質消費需求被逐漸滿足，商品消費在個人消費支出的比重會逐步下降，人們的消費需求會逐漸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轉變。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2022年我國按不變價計算的人均GDP為1.16萬美元，我國或將迎來服務消費需求快速增長的時期。截至2022年第三季度，服務消費在我國居民消費中的佔比為52.3%，距離美國2023年66.7%的水平仍有一定差距，或表明我國居民服務消費仍有較大的增長空間。

同時，生活性服務業是吸納就業的主要蓄水池。根據我國人口普查中的就業人口資料，2020年生活性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占比為29.4%，而高技術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就業佔比則分別為7.2%和18.1%[1]。2010-2020年間，生活性服務業就業佔比的提升也最為顯著，生活性服務業、高技術服務業和製造業在此期間就業佔比的提升幅度分別為11.5、3.0和1.2個百分點。而在未來人工智慧等數字技術進一步發展的背景下，高技術服務或將經歷同製造業相似的勞動力需求下降過程，此時傳統服務業在吸納就業中的重要性將進一步凸顯。

在加入WTO之後，製造業的快速發展為我國經濟騰飛提供了強勁動能。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經濟增速穩中有降。當前，受貿易摩擦風險、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影響，我國製造業面臨的挑戰較多，製造業作為增長引擎面臨一定的挑戰。而服務業作為國民經濟中的另一大支柱產業，其對於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不容忽視。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國服務業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一方面，我國新興服務業生產率相比製造業較全球前沿有更大的提升空間，AI技術的突破或許將為服務業克服“鮑莫爾病”開啟一條通途，服務業新質生產力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另一方面，未來我國將逐步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轉變，勞動者就業也將更多地依靠生活性服務業吸納，未來服務業拉動內需的作用將更加凸顯。與製造業相比，生產率距技術前沿差距更大、准入限制更多、開放程度更低的服務業猶如待開採的金礦。在製造業面臨較多增長挑戰的當下，服務業有著“接棒”製造業成為未來我國經濟增長重要引擎的空間和潛力。

二、服務業發展有放緩跡象

服務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發達經濟體普遍的發展規律來看，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重要性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漸上升。我國服務業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發展壯大，2011年服務業成為吸納就業佔比最高的產業部門，2012年服務業增加值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5 年增加值佔GDP比重超過 50%。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對推動我國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規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出現增長放緩的現象。我國第三產業GDP在經歷了2000-2009年均11.2%的高速增長後，增速逐步下臺階。2010-2019年的年均增速為8.4%，2020-2023年則降至4.8%。從服務業佔比來看，2018年以來第三產業在我國GDP中的比重穩定在53.0%至55.0%之間。2018年後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佔比的提升速度也較為緩慢，2023年錄得48.1%，僅較2018年提升2個百分點。發改委曾在2017年釋出的《服務業創新發展大綱（2017—2025年）》中設定了我國服務業的發展目標：到2025年服務業增加值佔GDP 比重提高到60%，就業人口占全社會就業人口比重提高到55%[2]。但從當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狀況來看，增長進度較規劃目標仍有一定差距，我國服務業規模增長有待提速。

與國際水平相比，我國服務業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從發展規模來看，我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不及發達經濟體歷史同期水平。鍾粵俊等（2020）將10個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和服務業增加值佔GDP比重的歷史資料進行擬合，並將其同我國的資料進行比較，發現同發達國家歷史上同等人均收入水平時期相比，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在GDP中的佔比顯著偏低，且這一差距達到了10個百分點以上。

從中美主要服務業行業的增加值佔比對比來看，我國高技術服務業的GDP佔比有提升空間。2021年美國科學和技術服務、商務服務和租賃行業的GDP佔比達到了12.2%，而中國該行業的佔比為5.8%，同美國相差6.4個百分點，是所有服務業行業中兩國GDP佔比差距最大的行業。此外，雖然我國近年來在資訊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上取得了較快的增長，該行業GDP佔比從2015年的2.5%增長至2021年的3.9%，但仍較美國相差3.5個百分點。

近年來我國服務業增長的放緩也反映出我國服務業在當前發展過程中仍存在著一些制約因素。若要充分發揮服務業“接棒”經濟增長的潛能，需要政策加大對服務業發展的關注，破解服務業發展中的堵點，推動我國服務業加速發展。

三、加快服務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當前我國服務業的發展主要存在兩方面堵點：一是服務業部門存在一些准入限制，市場化程度有提升空間，尤其是一些供給緊缺的服務業需要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二是對外開放程度可以進一步深化，在開放中透過競爭與學習提高生產效率。三是我國流動人口規模較大，如果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有助於挖掘流動人口服務消費潛力。

從市場化來看，相較於製造業，我國服務業存在更多准入限制。根據國家發改委釋出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製造業中需要許可准入的專案為20項，而服務業相關的需要許可准入的專案則為62項。此外，在社會資本實際進入服務業的過程中還存在著“明放暗不放、虛放實不放”等隱性壁壘[3]，從而進一步削弱了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的積極性。2021年前我國民間投資在第三產業中的佔比提升速度較為緩慢，而2021年後則出現了明顯的下滑。考慮到房地產業的影響，我們進一步從教育、衛生和文體娛樂三個細分服務業來看。雖然近年來政府已出臺多項政策支援和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醫療領域，但教育和衛生行業的民間投資佔比也並未增長，且2023年分別較2021年下降了2.7和3.1個百分點。而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文體娛樂行業，近年民間投資佔比的增長也較為緩慢，2023年僅較2018年增長1個百分點。可見，社會資本進入服務業的程度仍然不足，社會資本參與服務業發展的潛能有待釋放。為此，建議提升服務業的市場化程度，尤其是一些供給緊缺的服務業，如醫療、養老等需要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加強對社會資本進入供給緊缺服務業的政策支援力度，加大對服務設施用地供給和稅收優惠力度，透過財政貼息、風險補償、投資補助等方式對進入企業給予支援。進一步降低社會組織進入服務業的門檻，允許民辦非企業組織的投資人在經營中獲取一定收益，並允許其透過開設分支機構擴大收入範圍。

從對外開放來看，我國服務業對外資的准入限制也相對更多。根據《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1年版）》，製造業已基本實現完全開放，但在批零、醫療、商務、電信、教育、文化體育等多個領域仍存在23項對外資的特別管制措施，其中多數為禁止措施。為進一步降低服務業對社會資本的限制，建議對標CPTPP對服務業的准入要求和制度規則，提升我國服務業的開放水平和市場化程度。在擴大制度型開放推動服務業營商環境改善的同時，也能為我國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奠定基礎。從當前我國服務業對接CPTPP規則的差距來看，未來我國服務業需要在降低准入限制、規範和細化負面清單格內容、提升行業監管的公平性和透明性、推進服務業市場化等方面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全毅，2021；李計廣和張娟，2023）。

從服務業需求來看，流動人口難以均等化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影響了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服務業依賴於人和人之間近距離的互動，因此人口集聚對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影響了居民的服務業消費（鍾粵俊等，2020）。但是，城市公共服務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不均等的現象，一方面影響了人口長期在城市定居的意願，不利於人口集聚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使得外來人口需要將更多的收入進行儲蓄，降低外來人口進行服務消費的意願。因此，為加快我國服務業發展，需要進一步提升居民享受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為此，建議將公共服務的提供依據從戶籍向常住地登記制度轉變，未落戶常住人口有權享受和本地戶籍人口均等的公共服務；將公共服務的投入規模與常住人口規模相掛鉤，對於外來人口流入較大的地區，相應擴大保障房、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規模，保障外來務工人口也能夠便利地享有公共服務資源。

參考文獻

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 Anatomy of[J]. 1967.

Triplett J E, Bosworth B.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ssues in services industries: Baumol's disease has been cured[J]. Economic Policy Review, 2003, 9(3).

Sasaki T, Sakata T, Mukoyama Y, et al. China's Long-term Growth Potential: Can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be Sustained?[R]. Bank of Japan, 2021.

鍾粵俊、陸銘、奚錫燦，集聚與服務業發展——基於人口空間分佈的視角，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35-49。

郭凱明、羅章權、杭靜，中國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與遠景展望(1992—2035)，經濟學(季刊)，2023年第6期:2194-2212。

劉奕、夏傑長、李垚，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製造業升級，中國工業經濟，2017年第7期，24-42。

韓峰、陽立高，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如何影響製造業結構升級?——一個集聚經濟與熊彼特內生增長理論的綜合框架，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72-94。

全毅，CPTPP與RCEP服務貿易規則比較及中國服務業開放策略，世界經濟研究，2021年第12期，30-41。

陸銘，迎接後工業化社會，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

李計廣、張娟，我國負面清單開放水平評估及提升對策——與RCEP、CPTPP的比較研究，開放導報，2023年第4期，73-86。

魏作磊,劉海燕，服務業比重上升降低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嗎，經濟學家，2019年第11期，55-63。

注：

[1]注：此處生活性服務業行業包括：批發和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衛生和社會工作、文體娛樂；高技術服務業行業包括：資訊傳輸、軟體和資訊科技服務、金融業、租賃和商業服務、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

[2]資料來源：發展改革委關於印發《服務業創新發展大綱（2017—2025年）》的通知，發改委[EB/OL]，2017/06/21[2024/06/13], https://www.gov.cn/xinwen/2017-06/21/content_5204377.htm

[3]資料來源：破壁壘優服務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經濟日報[EB/OL]，2023/06/18[2024/06/12], http://paper.ce.cn/pc/content/202306/18/content_2759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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