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上週日，歐洲上演了一場堪比美國“超級星期二”的政治大戲——葡萄牙議會選舉、波蘭總統初選、羅馬尼亞總統決選三大重磅選舉同日開票，從伊比利亞半島到巴爾幹半島，從波羅的海沿岸到黑海之濱，整個歐洲大陸都被投票箱牽動著神經。不少歐洲媒體戲稱：這哪是週日，分明是歐洲版的超級星期日。

葡萄牙的選舉結果基本符合專家預測。極右翼政黨“切加黨”得票率飆升，席位較上屆猛增12席，成為議會第三大黨；而現任中右翼政府雖小幅擴大優勢，卻仍維持少數政府地位。葡萄牙政壇大機率將繼續陷入“碎片化”困局。

羅馬尼亞的結果則出人意料，在投票率飆升至65%的熱潮中，親歐洲的中間派候選人尼庫紹爾·達恩以54%的得票率強勢勝出，打破了極右翼染指總統府的幻想。

尼庫紹爾·達恩

波蘭的情況則反過來讓親歐派非常不安。現任政府支援的總統候選人僅以31.4%險勝，而第二名到第四名竟全被右翼或極右翼派系包攬，三人合計斬獲超50%選票。民眾對圖斯克政府的強烈不滿，極有可能促使總統和總理雙頭政治的矛盾格局延續下去。

從更深層的角度看，這三場選舉是歐洲近年來政治生態日益動盪的寫照——

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紅利耗盡，高通脹、低增長、移民潮等經濟社會矛盾持續發酵；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同溫層效應”不斷放大對立，政治極化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加劇。可以預見，未來十年的歐羅巴或將陷入“選舉頻繁化+政治僵局化”的惡性迴圈中。

各國民眾對主流政黨的信任持續流失，激進勢力不斷蠶食政治舞臺；碎片化的議會格局讓政策難產成為常態，進而導致治理能力空心化。在地緣政治博弈日益激烈的當下，這樣的內耗無疑將加速歐洲從世界中心走向邊緣地帶。

政治極化的催化劑

政治極化是一個尚未被精確定義的概念，它大體上指的是民眾日益向政治光譜兩端靠攏，且不斷激進化的現象。在08年經濟危機之後，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這一現象，政治學研究者往往傾向制度主義視角，強調民主制度的設計缺陷；經濟決定論者則將新自由主義生產方式視為罪魁禍首。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看，今日的政治極化更有可能是啟蒙運動以來人類社會現代性危機日益顯現的結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乃至千禧年時代，政治極化已展現出自己的面貌，老勒龐在2002年的法國總統選舉中獲得16.86%的選票就是例證。只不過當時的主流輿論將這些政治極化表現都視為螳臂當車，畢竟那時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正和民主制度一起在全世界高歌猛進。

老勒龐和瑪麗娜勒龐

正如筆者以前文章所指出的那樣，啟蒙運動的原初理想是透過理性實現人的解放，但它所釋放出的計算理性則導致了人的不斷還原。男人與女人的區別不存在了，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區別也不存在了。在這場永無止境的還原運動中，計算理性正在源源不斷地製造“多餘的人”，或者更準確地說，可替代的廉價零件。

這是人所面臨的最直接的現代性存在危機。換句話說，即便今天不採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反而採用凱恩斯主義，即便今天的社交媒體時代也沒有出現，政治極化依舊存在。在這一意義上，歐洲政治極化現象揭示的不僅是選舉結果的波動，更是現代性文明範式的深層裂痕。

強調現代性危機視角並非否定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對此的重要影響。恰恰相反，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是今日政治極化最重要的兩個催化劑之一。自亞當·斯密撰寫《國富論》以來，提高整體生產效率是經濟學孜孜不倦的追求，這使得經濟學天然與某種功利主義理論聯絡在一起。

現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高度依賴弗裡德曼所倡導的“市場自發秩序最優論”。這套模式認為充分的市場競爭最有利於生產要素的適配，從而實現人類整體效率的最大化。站在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立場上，這套理論認為這種以效率為導向的最佳化配置可以在人類社會的所有領域適用。（經濟學帝國主義，指用經濟學的思想和分析方法研究和解釋其他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問題）

在福利經濟學領域，這種正規化以“卡爾多-希克斯效率”為倫理辯護，主張用整體福利增量抵消個體損失。這種將功利主義計算凌駕於人的主體性的做法，成為20世紀中後葉以來各種“解放”理論的功利主義辯護詞。如果套用賽博空間最流行的性別議題爭議，男性所遭受的痛苦已經被女性權益增長所帶來的更多快樂所填補，所以男性權益受損在道德上是正當的。

問題是，透過“結構性調整”、“競爭力提升”、“供給側改革” 等技術化敘事，將產業轉移、福利削減等政策引發的具體苦難抽象為不可抗拒的市場規律，無法消除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受害者的痛苦。當希臘青年的“受教育能力”無法轉化為就業能力，當英國工人的“社會參與能力”被制度性邊緣化，受害者的痛苦就轉化為源源不斷的憤怒，推動政治極化急速前行。

社交媒體時代的同溫層效應則為政治極化加速帶來了另一個面向。社交媒體時代的演算法邏輯，進一步將人轉化為“資料主體”。透過行為標籤的演算法建模，政治參與被解構為“資料畫像 -情緒刺激-行為操控”的流水線作業。為了更有效地完成實現這一運作模式，演算法推薦透過選擇性的資訊傳播進一步將人歸類為某種“偏好向量的集合”，並讓這些具有相似經歷的人將自己的個體經驗轉化為群體認同的燃料。

由此，無數被演算法有意割裂的“認知共同體”形成了強烈的同溫層效應。哈貝馬斯曾經心心念唸的交往理性完全讓位於由計算理性所主導的情緒動員。無論是在美國已經興起的政治播客類YTB，還是國內賽博鍵政圈的粉絲化，都是這種邏輯的淺層表現。賽博空間大為流行的“贏學”更是這種轉變的最新表現。

可以說，當計算理性將人解構為經濟單元與資料節點，政治領域便成為現代性自我裂變的試驗場。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和社交媒體如同齒輪般相互咬合，加速推動著政治極化駛向深水區。新自由主義以“效率”之名加速了人的抽象原子化，社交媒體借技術之力迅速將每個人型別化。

動盪的歐洲

在政治哲學的座標系中，歐洲政治生態的劇烈震盪本質上是現代性危機在制度層面的具象化表達。當啟蒙理性構築的共識政治大廈遭遇計算理性的侵蝕，政治極化便不再是簡單的民意波動，而是代議制民主與全球化秩序深層矛盾的總爆發。這種動盪遵循著清晰的理論邏輯，共識政治的合法性消解和權力結構的碎片化演進是兩個最重要的特徵。

第一，共識政治的消解。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揭示的敵我劃分本質，在當代歐洲獲得了極具現實感的理論印證。二戰後形成的共識政治依賴於主流政黨對常識政治狀態的維持——中左與中右翼政黨在經濟全球化、歐盟一體化等議題上共享羅爾斯所言的“重疊共識”，透過制度性妥協維持政治穩定。

然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導致歐盟基尼係數大幅上升，演算法繭房使不同群體的政治認知差異不斷擴大，重疊共識的社會經濟基礎被徹底消解。以民粹主義為載體，“這些“共識政治”的失語者和受害者沒有興趣與建制派進行深度妥協。極右翼將移民問題建構為文明存續危機，極左翼將資本流動定義為階級戰爭，雙方共同將政治還原為施米特意義上的“敵-我”對抗。

第二，權力結構碎片化。共識政治的消解極大減少了傳統政黨的利益整合能力。這導致歐洲政治格局總體上呈現出一種中間派萎縮，而反建制民粹主義不斷壯大的特點；反建制民粹主義又同時分為左右兩翼，歐洲政治普遍出現“多數派匱乏”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實施比例代表制的議會制國家中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於缺乏穩定多數，少數派政府往往難以透過重大議程（比如年度預算），只能宣佈重新選舉；重新選舉後依舊難以形成穩定的政治多數，缺乏多數導致重新陷入少數派政府僵局。選舉頻繁化就是典型的表現。比如義大利在在2018-2022年中就舉行了四次選舉；葡萄牙也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舉行了三次選舉。

更為糟糕的是，這種不穩定性正在向歐洲最主要的國家擴散。無論是去年法國議會選舉導致的三足鼎立，還是德國新任總理在第一輪議會選舉中落敗，都顯示出碎片化所造成的普遍政治影響。曾經以穩定著稱的德國政局，其中左中右兩個主要政黨也僅能在議會中保持微弱多數。在採取其他代表制度的歐洲國家中，類似的問題同樣存在。

德國選擇黨黨首魏德爾

碎片化也意味著領導人民意授權合法性的減弱。他們往往難以承擔重大法案所帶來的民意反彈，作為中左翼上臺的英國首相斯塔默在部分政策上右滿舵顯然與英國民意的整體變化密切相關。馮德萊恩在第一任期力主以環保為核心的綠色轉型政策，但在第二任期實現了180度大掉頭，將重點讓位於移民和安全。

歐洲政客的政策轉向也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歐洲普遍右轉的真正含義。歐洲的普遍右轉是建立在現在民意與過去民意的對比上，而不是單純的議會席位多少或者總統選舉勝負。

比如斯塔默在去年的大選中雖然帶領工黨獲得壓倒性議會多數，但這是由英國簡單多數制的選舉制度產生的結果，從實際投票群體的支援率變化上，英國民意的整體右移非常明顯。事實上如果今天英國就舉行議會選舉的話，法拉奇的改革黨同樣可以憑藉自己31%的支援率獲得英國議會過半席位。

羅馬尼亞的選舉同樣如此。極右翼候選人雖然在第二輪的總統決選中敗北，但他也獲得45%的支援率，達到了羅馬尼亞極右翼從未達到的高度。對歐洲政客而言，這種民意的整體右轉是無法忽視的事實，其本質是民粹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敘事替代。

也許有讀者會好奇歐洲左翼民粹主義者的表現。德國的左翼黨、法國的不屈法國等左翼民粹主義代表顯然也在各國站穩了腳跟，加劇了中間派的政治少數困境。但總體上而言，右翼民粹主義比左翼民粹主義更為興盛。其中的深層次原因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經論述，這與右翼民粹主義更好地回應當代民眾的訴求關係密切。

需要額外指出的是，左翼民粹主義的全球主義傾向是其天然的不利之處。新自由主義同樣支援全球主義，這導致左翼往往只能將重點放在全球主義之下的再分配問題上。問題是，從羅爾斯開始，左翼學界和政客在過去的數十年中都沒有提出具有真正實踐性的再分配替代方案。這導致在今日這場以反全球化作為初始出發點的民粹主義運動中，左翼民粹主義處於更為不利的結構性位置。

歐洲何去何從

歐洲何去何從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隨著政治極化的加速，歐洲政治勢力的碎片化將進一步加劇。德國的建制派也很難保證自己在下次議會選舉中還能保持總體的微弱多數。

至於其他國家，早就開始習慣依賴極左和極右勢力提供信任供給。在西班牙，中左翼的社會黨必須依賴極左翼提供支援；在瑞典的中右翼政府依賴極右翼提供支援；在荷蘭和奧地利，極右翼乾脆自己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所謂的建制派防火牆策略更像是一種心裡安慰。在殘酷的議會算術面前，這些建制派放下自己的面子只是時間問題。

與美國不同的是，或者說與美國相比更糟的是，以右翼民粹主義為主導的政治極化加速，也意味著歐洲一體化程序的實質性死亡。歐洲各國皆開始傾向從布魯塞爾手中收回自己的權力，歐盟的大量補貼成為絕大部分財政淨收入國家留在歐盟的最後動力。

對德國這樣的歐盟財政淨支出國而言，它們也愈發將自己的意志施加在歐盟之上。這不僅表現為德國毫不在意自己的5000億國內投資計劃對歐洲共同市場其他國家的影響；也意味著法國可以將自己特別關心的漁業問題塞入英國脫歐談判中損害共同市場的完整性。

歐洲一體化死亡的直接結果就是歐洲難以發出統一的聲音。歐洲各國對特朗普關稅的不同態度已明示了歐洲的內部分歧。在烏克蘭問題上，英法德波甚至無法將西班牙和義大利拉入自己的陣營，只能單獨發表聯合宣告。歐洲的聲音即便不是無足輕重，也力量愈發薄弱，其他地緣政治實體開始忽視歐洲的聲音，將其降格為地緣政治上的二等公民。從馬裡到布吉納法索再到尼日，法國在西非的潰散是歐洲地緣政治衰落的象徵之一。

或許沒有什麼比歐洲的烏克蘭維和計劃更能顯示出這種衰弱的諷刺性。自特朗普上臺以來，歐洲人開始探討出兵維和烏克蘭的計劃。在2024年12月，歐盟官員向路透社吹風，指出歐洲正在探討多達十萬人的出兵維和計劃。受到歐洲的鼓舞，澤連斯基在2025年1月更是公開要求歐洲至少派兵20萬。然而到了2024年3月，計劃就縮水為8.9萬人。

2024年4月29日，英國總參謀長拉斯金進一步將人數縮減到6.4萬人。然而義大利、波蘭和德國在會後都拒絕同意出兵，預計人數進一步被降低至2.5萬人。更糟糕的是，這2.5萬人也只是可能達到的上限，其中法國和英國各自出兵5000-10000人。

到了2024年5月，法國總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維和部隊的人數可能僅僅只有幾千人。“重要的不是人數，而是我們在那裡提供支援，作為第二道防線，無論是在空中還是在遠離前線的戰略要地。最重要的是，我們在那裡展現團結。”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已分析過法國的結構性困境，在此無意反覆批評馬克龍幹啥啥不行的問題，畢竟只要是正常人就不可能看不出馬克龍外強中乾的實質，但不得不說馬克龍的最新表態確實充滿了對歐洲命運的諷刺性象徵。從歐洲人自己的伽利略計劃再到烏克蘭維和計劃，歐洲人提出了無數雄心勃勃的計劃，然而幾乎沒有一個計劃獲得成功。歐洲也徹底被中美甩到了身後，以至於現在幾乎沒有人相信歐洲還可以成為未來地緣政治中的獨立一極。

站在21世紀中葉的門檻回望，歐洲這場“超級星期日”選舉或許只是文明轉型的序曲。它警示我們：任何忽視人的主體性的制度設計，任何背離公共性的技術演進，終將引發反噬。而歐洲能否在撕裂中完成重構，不僅關乎自身命運，更將為所有現代社會提供鏡鑑。但毫無疑問的是，啟蒙普世主義已隨著歐洲一體化的腦死亡而慘淡謝幕。比起完成重構，歐洲更有可能留給我們的關於現代性危機的失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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